郝貴生：人民群眾是社會正義的根本標準

　　人民群眾是社會正義的根本標準

　　—再評環球時報4月13日社評

　　郝貴生

　　4月13日，《環球時報》發表了《畢福劍風波再接著炒就變味了》，主觀武斷人民群眾對畢福劍言行的批判聲討是“炒作”，且已經“變味”。筆者14日寫了一篇批駁該文的文章《是“炒作”，還是正義與邪惡的斗爭》。近幾天仍然十分關注這場斗爭的發展。同時對《環球日報》社評又反復看了幾遍。越看其問題越多和越嚴重。該文雖僅1000字左右，但涉及重大理論問題卻很多，同時也感覺到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下屬的一份重要報刊發表如此之多荒謬錯誤的重要社評，也從中窺見主流媒體從業人員的基本素質尤其是政治素質低到何種程度。今就文中提到的社會正義標準問題談談其中的根本錯誤。

　　筆者上篇文章已經指出該社評的要害是對爭論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且指責雙方“上綱上線”。文中指責雙方有這樣一句話：“大多數輿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誰也不能將自己的主張視為社會正義的標準。”實際是說，爭論雙方盡管各說各的理，但都不能將其主張作為社會正義的標準。請問《環球時報》，你們否定爭論雙方都不是社會正義的標準，那么究竟有沒有社會正義的客觀標準呢?當你否定了爭論雙方都不是正義標準時，你作為雙方的譴責者是否是社會正義的標準呢?你盡管沒有直接說是自己，文章的本意就是說，我《環球時報》給這場爭論定性“炒作”且已“變味”的性質就是社會正義的標準，就要求爭論雙方實際是要求整個社會立即“剎車”，按照我《環球時報》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果真《環球時報》就是社會正義的標準嗎?這就涉及到一個極其重大的理論問題，究竟誰才是社會正義的根本標準?

　　我們首先看“正義”這個概念的含義?！冬F代漢語詞典》第6版中解釋“義”字即“公正合宜的道理”，解釋“正義”即“公正的有益于人民的道理”。搜狗百科中解釋“正義”是“指公正的、正當的道理”，或“對政治、法律、道德等領域中的是非、善惡作出的肯定判斷。”這里所說的是非判斷就是真理與錯誤判斷，善惡判斷就是價值判斷。因此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解讀“正義”實際就是真理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統一。“真理”概念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回答是不同的?？陀^唯心主義把上帝或客觀精神看作真理，也把是否符合《圣經》或客觀精神看作真理的標準，主觀唯心主義把一切主觀認識特別是對我有用的認識看作真理，因而也把主觀精神、認識特別是權力者的認識當作真理的標準。這兩種真理觀都否定真理的客觀性即否定真理內容的客觀性，也否定檢驗真理標準的客觀性。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真理是客觀的，是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同時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也是客觀的。因此對事物的是非或真理與謬誤的判斷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馬克思主義者這里所說的“實踐”，不是單指個人的一般生活的實踐，最主要是指絕大多數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用毛澤東的話就是生產實踐、階級斗爭實踐和科學實驗。“價值”是反映客體對主體的需要的有用性或滿足程度的概念。“善”或“好”是對客體肯定的判斷，“惡”或“不好”是對客體否定的判斷。這一判斷首先取決于對事物“真”或“真理”的判斷。其次取決于主體自身的需要和滿足。不同主體需要和滿足是不同的，因而對客體的“善”或“惡”的判斷也根本不同。黑格爾就談到，面對著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社會的發展趨勢。封建貴族的判斷就是“惡”，資產階級的判斷就是“善”。毛澤東談到湖南農民運動的客觀事實的價值判斷時，地主階級就說“糟得很”，農民階級就說“好得很”。真理與價值這兩種判斷不同但又相互聯系。實用主義的真理觀是用價值判斷取代真理判斷，實質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判斷。歷史上的反動統治階級代表少數人的根本利益，雖然他們中的一些人能夠對自然現象及其規律做出正確的真理性判斷和價值性判斷，但對社會生活現象及其規律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客觀真理判斷和價值判斷來。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些原理我們可以得出科學的結論：以勞動者為主體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也是判斷善惡的根本標準，兩者相輔相成。而“社會正義”是講的是人民群眾的“道理”也即人民群眾的真理判斷和價值判斷的統一。因此，只有人民群眾及其實踐活動才是社會正義的根本標準。

　　任何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20世紀中華民族最重要最偉大的事件就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人民群眾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華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東方。無論用任何語言都不能完全概括這一事件的極其偉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不能概括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這是絕大多數炎黃子孫都能夠從自己的切實經歷中真切體會出來的。而家喻戶曉的《智取威虎山》就是這一翻天覆地事件的縮影和真實寫照。劇中正面人物的言論正是人民群眾對共產黨、毛主席，對翻身解放和打威虎山的最真實的情感、反映和力量。畢福劍冒天下之不瑋，在酒桌上如此戲謔、侮辱、攻擊和根本否定毛澤東、共產黨、解放軍，就別說一個共產黨員，就是連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不配。畢說人民解放軍打得過反對派嗎?事實上人民解放軍已經打敗了全副美式裝備的武裝到牙齒的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打敗了世界最強大又有最先進武器裝備的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是中華民族自1840年以來第一次以自己的力量打敗了外國侵略者。畢說，地主招你惹你了。民主革命時期，人民解放軍和解放區人民無數次的憶苦控訴大會以及《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不是最真實地反映了地主階級對農民和勞動者殘酷地剝削和壓迫的客觀事實嗎?不是由此才激發了無數貧苦農民跟共產黨、毛主席鬧革命，才有社會主義新生政權嗎?畢福劍置這些最基本的事實于不顧，顯然是一個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者，不正表現出其如此仇恨毛主席、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階級立場嗎?這種與中國絕大多數人對社會正義完全背離的標準恰恰就是畢福劍邪惡的具體表現。畢福劍不僅用極其惡毒的語言攻擊、咒罵毛主席和共產黨，甚至惡毒地說，他把我們害苦了。畢福劍的話也說對了一半真理，毛主席、共產黨確實把一部分人害苦了。但這部分人不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絕大多數人民，而是舊社會的地主、資本家及國民黨反動勢力，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座山雕、南霸天、黃世仁、劉文采……，以及解放以后任何幻想變天的把中國重新拉回萬惡舊社會的那些人物。這就是少數人的根本利益。畢福劍這里實際是不打自招地把自己劃在座山雕、南霸天、黃世仁、劉文采一類人物一邊，實際也代表了這些人的根本利益，就是企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就是西方國家在中國的“第五縱隊”。如果中國有戈爾巴喬夫或葉利欽那樣的人物把五星紅旗從天安門廣場撤下之時，畢福劍一類的黨內黨外大大小小人物一定會歡呼雀躍。

　　因此，畢福劍的惡劣言行及其追隨者、辯護者，以及視頻曝光之后人民群眾表現出來的極大憤慨和聲討正是當代中國兩種根本對立的社會是非、善惡觀念的典型表現，也是評價和衡量社會正義的兩種根本對立的立場、認識方法和根本標準。我們年輕或幼小時，常常對人或“事”做出是“好”還是“壞”的評價，固然由于種種原因，這種評價有時有簡單化傾向，但絕不是說，對社會的任何事情或人做出“好”、“壞”的基本評價都是錯誤的。是非、善惡、美丑是任何社會永恒對立的基本范疇，這種對立是具體的、歷史的，同時也是人民群眾評價人物、事件的最基本的認識和判斷。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社會也同樣如此。人民群眾在這次畢事件中表現出來的立場和態度恰恰就是人民群眾是非清晰、愛憎分明的典型表現。正如筆者上篇文中指出的：“其整個批判實質是已經覺悟的人民群眾自發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利用黨章、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對中國當代一切反對和根本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中國革命及其歷史、對中國當代復辟資本主義的錯誤思潮和行為發起的一次反擊戰，是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無產階級專政、捍衛共產黨領導、捍衛無數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換來的革命成果的保衛戰，是響應和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近兩年來一再強調的在意識形態領域里批判歷史虛無主義號召的具體表現，是中國當今正義、進步勢力與邪惡、倒退勢力的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前兩年，習近平同志談到蘇聯解體問題時痛感當時蘇聯沒有男兒站出來。中國當今由對畢個人言行的批判而引發的對整個錯誤思潮實質是復辟資本主義思想基礎的批判正是中國男兒勇敢站出來的具體表現。”面對著是非、善惡、美丑如此鮮明的大是大非面前，作為國家最高級的《人民日報》的子報《環球時報》表面是站在中立的裁判立場指責爭論雙方，特別是指責爭論雙方都不是社會正義的標準，也就是說都不是判斷社會是非、善惡的標準，實際是把自己打扮成社會正義的標準。但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夠看出，其立場和屁股實際已徹頭徹尾坐到畢福劍及其維護者的一邊去了，也就是站在刻苦仇恨毛澤東、共產黨、解放軍、中國革命的一邊去了?！董h球時報》的是非善惡觀念、愛憎態度如此鮮明，是“社會正義”嗎?完全不是，是“社會邪惡”的突出表現。《環球時報》及某些主流媒體最害怕從“政治”上“上綱上線”，也就是從階級斗爭的觀點、方法認識畢事件。其實，不僅畢事件本身是階級斗爭的表現，而且《環球時報》如此拐彎抹角為畢辯護、包庇本身也是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重要表現。這不是人民群眾給你們扣上的帽子，而是你們自己的所作所為表明的代表少數人根本利益的鮮明立場所決定的。

　　筆者是搞哲學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個別與一般的關系，任何個別中都有一般。許多群眾批判畢的文章中已經指出，畢福劍現象已經不是純粹的個別，畢福劍現象發生絕不是偶然的，一定意義上已經折射和反映出他所生活和工作的中央電視臺的社會生態環境中的扭曲的是非善惡觀念，以及其它媒體類似的狀況?！董h球時報》所扮演的角色恰恰為人民群眾的這種判斷提供了最好的注腳。同時也說明，社會主義的輿論陣地和話語權相當大程度已經不掌握在真正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手中。毛澤東上世紀60年代多次講話中說，一些經濟部門和工廠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了，后來又有公檢法系統的部分權力也不在無產階級手中了，當毛澤東意識到姚文元文章不能在北京的媒體發表時，感嘆社會主義的輿論陣地也部分喪失了。今天中國大地發生的所有社會問題不也是如此嗎?那么多的中央到地方的領導及國有企業負責人腐敗了，也就是人民的權力喪失了。周永康及各地方的主管政法系統的權力者知法犯法、執法犯法以及作為專政機構的公檢法系統成為鎮壓和殘害人民的專政機關，表明作為執政的上層建筑權力也喪失了。周秀云事件以及全國各地多年發生的鎮壓群眾罷工、阻截人民群眾上訪和破壞對毛主席的紀念活動等等就是社會主義公檢法權力變質變色的典型表現。此次畢福劍事件、柴靜事件、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對周秀云事件的歪曲報道，以及《環球時報》的這幾篇文章和多數媒體的對畢事件的置若罔聞的態度等都說明這些部門的權力已經不完全掌握在真正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手里了。再加上中國當代如此大面積、大范圍的社會腐敗現象、貧富差距拉大現象、新三座大山的出現等所有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的出現，再次證明了一個千真萬確的真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筆者根據畢福劍現象以及由此引發的《環球時報》等主流媒體的如此錯誤的立場、觀點、方法的客觀事實做出社會主義輿論陣地的權力已經喪失或變質變色了，不等于說，所有這些部門的人員的立場都站到人民的對立面了。應該承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熱愛共產黨、毛主席、解放軍的，是高度肯定和贊揚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的。畢福劍一類人物中央電視臺可能還有，《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內部也可能會有，但畢竟是極少數人。但這部分人能夠在作為黨和國家最重要的輿論陣地工作甚至直接間接表明他們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立場，說明其整個部門、單位、系統存在這種思想及其泛濫的社會生態環境和氛圍，表明其主管和部門領導是非、善惡、美丑觀念標準的混亂、顛倒，表明其領導者喪失了其揚善抑惡的功能，由此導致其整個組織和機構高揚社會正能量功能的喪失。這些部門、單位也受到整個社會幾十年來反毛非毛現象的嚴重影響，特別是給毛澤東晚年定性為“犯嚴重錯誤”的那個《決議》的影響。同時根本否定毛澤東關于共產黨員和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的一系列論述，也導致這些部門的幾乎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放松甚至完全放棄了世界觀改造，由此導致社會上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觀念、思潮嚴重侵蝕到這些同志身上而不加以抵制和批判。因此他們不可能如處在社會最低層的人民群眾對毛主席、共產黨和解放軍的如此深厚的情感和鮮明的階級立場。這就是這些部門人員一些人對畢態度曖昧甚至同情的重要原因。因此筆者認為，一方面要求中央電視臺對畢福劍個人必須做組織上的嚴肅處理，否則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另一方面包含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在內的所有主流媒體都必須自查自糾本單位、系統是否還有類似畢人物及言行，如果發現也必須做組織上的處理，絕不能讓這些對共產黨和毛主席刻苦仇恨的人員繼續留在社會主義輿論陣地上。三是必須強化共產黨人和知識分子自身世界觀改造的自覺性，強化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理論的學習，強化是非、善惡、美丑的辨別的標準和能力，自覺向工農群眾學習。第四，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不是其單位所有的電視臺和報社，而是全中國人民的電視臺和人民日報。改變其狀況也必須走群眾路線。筆者建議，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也必須體現習近平群眾路線教育思想，首先帶頭開門整臺，開門整社。電視臺和報社開辟網上專門通道，主動要求全國人民提批評和整改建議 。同時，《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必須對其發表的錯誤文章公開向全國人民道歉。各項部門只有建立在人民群眾的自覺監督基礎上，才能保障其真正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和根本利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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