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毛化”常見手法剖析

　　近年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大搞歷史虛無主義，利用一些人的獵奇心理，從個人道德品質、生活作風、工作能力等方面大肆展開對毛澤東的惡意人身攻擊，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惡意丑化、詆毀和謾罵毛澤東的思潮。其中一些荒謬論調通過網絡、非法紙質出版物等方式傳播，流毒頗廣。對于這些謬論，國內外有正義感的學者和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都曾進行過嚴正駁斥。非毛論者為了達成他們抹黑毛澤東的目的，甚至于罔顧基本的歷史研究方法，為此筆者擬對他們采取的常見手法作一初步清理，讓人們能夠更加清楚的認識到非毛論者之真實面貌。

　　一、采取當下標準不注意歷史環(huán)境

　　在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當中，堅持什么樣的評價標準是科學評價人物的首要問題，對毛澤東的評價也當如此。但國內外的非毛論者從政治目的出發(fā)，往往使用當下標準來苛求前人。事實上，熟悉歷史的人都會知道，在不同的歷史發(fā)展階段人們的認知水平是受到具體環(huán)境制約的，極少有人能夠超越歷史發(fā)展的階段來進行科學預見，即便是歷史上的偉人，也不可能永遠正確。對此，列寧在《評經濟浪漫主義》中指出：“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fā)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yè)績來。”

　　很多非毛論者在評價毛澤東時，卻并不認同和堅守這一原則，在他們的研究當中經常采用當下標準對毛澤東進行評判。他們認為毛澤東在一些特定歷史時期做出的某些決策是極端錯誤和非常可笑的，并將其視為毛澤東極端自私、道德品質低下、無知與能力缺乏的表現，自以為如此就揭示了毛澤東的本來面目，并為此洋洋自得。但是如果我們將歷史事實置于具體的歷史背景當中來分析，卻發(fā)現很多事情遠沒有他們想象的那樣簡單。

　　“大躍進”是非毛論者非議毛澤東的重點之一，非毛論者認為毛澤東的無知傲慢、頭腦發(fā)熱才導致了“大躍進”的發(fā)生，從而造成了三年經濟困難，毛澤東是“禍首”。誠然，我們不否認“大躍進”是有著重大歷史局限的運動，毛澤東也毋庸置疑要為“大躍進”的錯誤負責，不過如果聯系到中國近兩百年來屢屢受到列強欺凌的歷史，就能夠發(fā)現其實“大躍進”也有著偶然中的必然性。

　　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迭遭列強欺凌，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等歷次重大歷史變革前后相續(xù)，無論是地主階級改革派、資產階級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派都曾試圖改變舊中國貧窮、落后、挨打的命運。不過在一次次的失敗過后，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改革者和革命者們改變現狀的心理更加迫切，這種情緒無論是在資產階級的革命者還是在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體現。在中華民族歷史地位的巨大反差和焦慮情緒的雙重影響下，革命領導者形成了強烈的民族自尊，在民族自尊心的驅使下，中國人民迸發(fā)了急于改變現實、趕超先進國家的強烈愿望。因此“大躍進”一經發(fā)動就在全國人民當中形成了浩大聲勢，不僅得到了普通群眾的大力擁護，也得到了當時中央很多領導同志的支持。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決定大力發(fā)展民兵武器，并確定了以民兵武器和尖端武器帶動常規(guī)武器發(fā)展的思路，一些人對此不認同，認為這種軍工建設思路是錯誤的，導致了我國常規(guī)武器發(fā)展滯后，延緩了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步伐。乍一看，這種論調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從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歷史長河來看，毛澤東重點發(fā)展民兵武器的思路卻又是有其具體歷史條件的。新中國建立之初，因外交上采取了一邊倒的政策，從西方發(fā)達國家進口武器裝備和獲取軍工技術的渠道就此中斷。20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中蘇間關系的變化，中國已經不可能從蘇聯方面獲得軍工設備和技術來升級本國的軍工體系。而國民政府建立的德式軍工體系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德國被解除武裝而無從繼續(xù)。由于中國近代工業(yè)的落后，本身工業(yè)基礎不足以支撐現代化的軍工生產體系，因此在外來的威脅與日俱增的情況下，大力組織民兵，發(fā)展民兵武器，并以此來武裝廣大人民群眾，成為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事實上，也因為毛澤東大力武裝民兵的思路，中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建成了強大的國防防御體系，有效遏制了他國侵略中國的企圖，保衛(wèi)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

　　因此在評價“大躍進”這類重大事件之時，我們不僅需要厘清事實真相，更要將其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當中來進行解讀，如果離開歷史環(huán)境來談問題，顯然將陷入唯心主義泥潭，不可能得出客觀公允的結論。

　　二、斷章取義不注重歷史完整性

　　在歷史研究當中，斷章取義是一種歪曲歷史事實的“有效”辦法。從字面意義上看，它似乎沒有改變歷史事實，只是采取截取片段、移花接木等方式來對歷史事實進行重組和解構，使用的是一葉障目或管中窺豹的辦法，通過引導和暗示來誤導讀者，因而這種方法的欺騙性最強。斷章取義向來是歷史研究的大忌，周谷城曾經在其著作《歷史完形論》中對此大加鞭撻。

　　非毛論者的諸多論述當中，卻經常采用斷章取義的辦法來抹黑毛澤東。如周恩來的晚年治病問題，一些非毛論著如《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晚年周恩來》等將其描繪成一場毛澤東針對周恩來的陰謀。他們極力想表述，毛澤東對周恩來治病不但不予以支持，還多方指使汪東興暗中阻撓周恩來手術開刀，而似乎周恩來對于開刀治療是極為渴求的。如果按照他們斷章取義的描述，那么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不僅沒有絲毫革命戰(zhàn)友的情誼，甚至連封建君臣之間的關系都不如，其目的就是將反對周恩來治病的毛澤東貼上惡毒陰險的標簽。

　　不過事實卻與之相去甚遠。的確，毛澤東是有不讓周恩來開刀的意圖，也曾多次指示不要手術治療。獨立將其割裂而論，好像是毛澤東有“謀害”周恩來的企圖，其目的是讓疾病將周恩來拖垮，以除掉這個潛在的可能挑戰(zhàn)其地位的對手。

　　但如果我們聯系到毛澤東對醫(yī)生的態(tài)度和周恩來生病前后的一些事情來看，卻可以發(fā)現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tài)度并非如此。事實上，毛澤東曾多次批示要醫(yī)療組積極為周恩來提供治療。毛澤東所反對的并非為周恩來治病，而是對西醫(yī)以開刀手術為主要治療手段的治療方式心存疑慮。這與毛澤東一生對生老病死的態(tài)度有很大關系。首先，毛澤東天然對醫(yī)生有著抵觸情緒，更傾向于通過體育鍛煉的方式來強健體魄，抵御疾病。因此他有病也不太愿意看醫(yī)生，尤其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即便是政治局作出決策要求其聽從醫(yī)生的安排，他也置之不理，甚至有拔掉身體上插管的經歷。其次是毛澤東對于西醫(yī)開刀手術的抵觸情緒非常強烈。他的眼睛白內障本是一個小問題，早就可以通過手術摘除的辦法來解決，但他卻遲遲拖延，直至其嚴重影響視力后才在多方勸說之下由中醫(yī)進行清除白內障的手術。而周恩來治病期間，陳毅和謝富治兩人都先后因為手術開刀后效果不佳而辭世，這對毛澤東的影響很大。由此他認為，西醫(yī)開刀開一個死一個，為此他才不同意進行手術治療，更加傾向于中醫(yī)。從這個事情我們可以看出將歷史事實放在歷史整體當中理解是多么重要，如果不注意事情的前因后果，不注意當事者本人一以貫之的態(tài)度，孤立的進行判斷將會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晚年周恩來》在論及“伍豪事件”時，曾對1967年5月毛澤東對周恩來報送的材料所做的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后，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尤其是毛澤東在“存”下劃了兩道粗杠一事大肆渲染，進行所謂的深入解讀，但是對1968年1月16日毛澤東的再度批示的“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卻視若未見，這就從主觀上破壞了歷史的完整性。如果這兩個批示不連起來看，而又對“存”字著重意味進行有傾向性的解讀，無疑將會引導讀者誤解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tài)度，認為毛澤東是在刻意“整”周恩來。而一旦將兩者聯系起來，則可以發(fā)現事實遠不是非毛論者所渲染的那樣。

　　在對待核戰(zhàn)爭的問題上，有人將毛澤東1957年1 1月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的幾句話單獨拿出來，指責毛澤東不惜上億人口的傷亡也要打仗，以此來譴責他是如何漠視生命，是一個戰(zhàn)爭狂人。但實際上毛澤東的這番話是為鼓舞世界愛好和平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國家核戰(zhàn)爭而說出來的，其前提條件是帝國主義戰(zhàn)爭狂人的核戰(zhàn)爭威脅，目的是為了鼓舞革命群眾的斗爭士氣，與毛澤東是否漠視生命與好戰(zhàn)完全無關。

　　斷章取義盡管在表面上沒有改變歷史資料的真實性，但是卻使得歷史完整性遭受破壞，通過重新組裝歷史材料實際上改變了人們對歷史的認知，欺騙性極強，危害性極大，是非毛論者運用的最為隱蔽和有效的抹黑毛澤東的手法，因此也最需要引起我們的警惕。

　　開國大典上的毛澤東，胸前綢條上可見“主席”兩個字

　　三、預設立場后尋找相關論據

　　在對毛澤東的評價當中，很多人不是從大量的歷史事實出發(fā)，進行理性分析并最終得出客觀結論。在大多數時候，他們是在已經確定好結論之后，再刻意去尋求所謂的證據。思想史的研究是非常復雜的：首先，一個人的思想在其人生路途當中會隨著環(huán)境的變化和時間的推延而發(fā)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根據人類思想史發(fā)展規(guī)律和人的思維成長規(guī)律來看，每個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在不同的環(huán)境影響之下其思想都會發(fā)生變化，或者由感性走向理性，或者由幼稚走向成熟，甚至某些人思想發(fā)生倒退的事例也屢見不鮮。因此很難講某個人有一以貫之的思想，從這個層面來說，先對某個人的思想進行定性，爾后從其言行當中尋找符合其觀點的材料的這種研究方法并不科學嚴謹，得出的結論自然也只是研究者本身的觀點。其次是一個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的思想是非常復雜的。在很多場合之下，他的言論并不代表他真實的思想，其表態(tài)只不過是當時政治環(huán)境需求下的一種表態(tài)，與其內心的想法并不一致，有時候甚至南轅北轍。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政治人物的思想開展研究無疑要非常慎重，需要對掌握的人物言論和行動進行仔細的甄別和辨?zhèn)危绱瞬拍馨盐掌渌枷氚l(fā)展變化的準確脈絡，而非僅僅根據某些言論就匆忙對所研究的對象下結論。

　　在當前非毛論者作品當中，很多人一開始就對毛澤東的人格給予了定論，然后再從他一生的言行當中尋找證據材料，對那些符合他們意圖的所謂材料，他們并不會注重其真實性，而對那些與他們預設立場相矛盾的材料，則避而不談。如《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等書，就在寫作之初就給毛澤東下了一個定義。如張戎首先就將毛澤東定義為“獨裁者”，然后循著這個思路到毛澤東一生的經歷當中尋找所謂的論據，為描繪出一個所謂的真實毛澤東，張戎采訪了美國前總統福特、前國務卿基辛格等數十位各國政要以及所謂的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并踏遍二十八國檔案館，似乎是做了大量基礎扎實的工作。但是在汗牛充棟的資料面前，她只青睞那些能夠證明毛澤東有所謂獨裁和專制傾向的材料，而那些關于毛英明睿智、才能卓著、公正無私的材料卻被有意地拋棄了，中國國內的大量第一手檔案資料和真正的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意見被忽略了。盡管這本書的資料部分達72頁之多，但引用的材料都是為其觀點服務的，與其意見相左的事實她都置若罔聞，所謂的眾多材料不夠是用來證明她最先提出的那個結論，即：毛澤東的成功充滿了僥幸和偶然，毛澤東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暴君和獨裁者。當然這很顯然并非通過對眾多歷史資料的客觀分析之后才得出的客觀公正的結論。

　　《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也是如此，盡管他因為工作原因接觸了黨內大量第一手檔案資料，但是在材料取舍方面他就受到其傾向和潛意識的影響，選取材料時同樣有所偏好，導致以偏概全、斷章取義的現象在其書中屢見不鮮。

　　如果采取上述治學方法和治史態(tài)度，那么即便是中國傳統文化竭力推崇的歷代圣賢也經不住推敲。反之按照上述邏輯，假如先設定毛澤東是一位英明領袖，同樣可以從瀚如煙海的歷史事實當中找出各種佐證材料，也完全可以將其論證為千古完人。

　　事實上，對人物的研究不應當先預設立場，而應當根據其思想發(fā)展變化和時代發(fā)展來進行理性評判，只有科學把握其思想發(fā)展的脈絡，考察影響其思想發(fā)展演變的各種因素，對人物的評價才可能客觀準確，經得起歷史考驗。因此如果帶有對人物的定見或者偏見，那么作者即使在表面上是公正的，在潛意識層次也會對材料的取舍缺少客觀性，得出的結論自然是他自己預先的邏輯設定，當然談不上公正和客觀了。

　　四、虛構編造事實來肆意污蔑

　　歷史的真相是唯一的，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無限接近歷史的真實，歷史學研究不同于文學創(chuàng)作，其中并沒有多少供人發(fā)揮和想象的空間。歷史學家工作的過程就是去偽存真的過程，如果離開了求真這一基本原則，那么他就不是歷史研究者，而是小說家。

　　一些非毛論者的作品，很明顯可以看出編造和臆測的痕跡。如在海外有著很壞影響的《李志綏回憶錄》就是虛構和編造歷史事實的典型作品。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描述了毛澤東很多歷史細節(jié)和重大歷史決策，似乎毛澤東在做出每一個重大決策時，他都在場，毛澤東的每段心路歷程，他都了如指掌。

　　但事實是否如此，很容易得到證明。甚至還不需要求證于歷史檔案和當事人，僅僅從情理上我們就可以發(fā)現其中的重大漏洞。首先是毛澤東對西醫(yī)的天然反感。上文已經提及毛澤東對醫(yī)生尤其是西醫(yī)存在著很深的誤解，僅從這一點上來說，就可以斷言一個醫(yī)生尤其是西醫(yī)根本沒有深度進入毛澤東私生活的機會。其次是黨內制度的限制。盡管在毛澤東晚年，有個別人因為其個人的信任得以知悉某些重要決策的內幕，但這也僅僅限于大家所熟知的那幾個人，其中并沒有李志綏。即便是深得毛澤東信任的那幾個人，也不能公然破壞黨內制度，列席或旁聽黨內高層會議，尤其是事關重要機密的會議，更不用說一個保健醫(yī)生了。且這類會議的參加者和記錄人都已在會議紀要中載明，一查紀要即可知曉李志綏所說真?zhèn)巍６鴵恍v史當事人的回憶和會議紀要，則可以發(fā)現李志綏描述的很多場合他顯然并不在現場。其三《李志綏回憶錄》本身充滿著邏輯矛盾。李志綏一方面說毛澤東是深諳權謀之道的封建君王，另一方面卻說毛澤東對其吐露心曲，試想一個權謀如此之深的人又怎會讓一個并不熟悉的人走進其內心世界呢?又怎么可能對這么一個陌生人毫無戒備呢?兩者無疑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從中共黨內制度和歷史邏輯來推斷，李志綏顯然沒有機會知道那么多的核心機密，那么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李志綏對讀者說了謊。這些所謂的秘聞是他自己虛構的，至少也是道聽途說的，沒有多少真實性可言。

　　有些非毛作品為了敗壞毛澤東的道德形象，不惜在作風問題上大費周章，將與毛澤東有過交往的很多女性列為與其有不正當男女關系的嫌疑對象，并繪聲繪色的描寫這些女性與毛澤東的交往。如《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這類誨淫誨盜的作品，大肆對毛澤東的所謂男女關系問題進行攻擊，尤其是在沒有第三者在場，沒有當事人相關回憶和訪談，更無留聲留影和談話記錄的情況下，這些非毛論者也描寫得活靈活現，仿佛毛澤東生活在他們的監(jiān)控下一樣，而事實上他們做不到。

　　不過他們的虛構編造卻相對來說比較容易識破，但凡稍有政治閱歷和頭腦的人都會知道，這些事發(fā)生的是不可能的。作為一位管理六億人口國家的大國領袖，毛澤東在每天處理大量的重大事務之余，沒有多少時間風花雪月，更不用說毛澤東這么一位愛好閱讀之人，讀書占用了他大量時間，如此一來他的閑暇時間則更少。而作為國家領導人，毛澤東的私人空間非常有限，他有一整套的警衛(wèi)和秘書班子，并與其近在咫尺。據戚本禹回憶：毛澤東居所門外就是警衛(wèi)、秘書、護士、服務員的值班室，這個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時都有人，一切活動都有記錄，毛澤東很難避開他們行事。更加重要的是謠傳當中與毛澤東有染的這些女人，并無一人出來證實她們與毛澤東之間有著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瓜葛，也就證明了這些非毛紀實文學的荒謬。

　　又如稿費的問題，有的非毛論者也是胡編亂造，丁遠在香港《大公報》一度聲稱毛澤東的稿費高達一億多元人民幣，甚至有的報刊不負責任的將其精確為1. 3121億元人民幣。不過經過與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汪東興和吳連登的查證核實，毛澤東國內出版的著作是沒有稿費的，僅在國外出版的著作才有稿費，數量也沒有外人揣度那么多，金額僅有120多萬。且毛澤東并不輕易動用這些稿費，主要是用于補貼當年資助過革命的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如對章士釗、王季范等人的補貼，其中毛澤東家庭內部較大的一筆開支是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八千元的生活補貼，毛澤東去世后還剩余有124萬元。很明顯，這些人虛構所謂的稿酬是按照當年稿費乘以毛澤東著作出版數量而得出來的想當然的結論，他們完全沒有想到對于國內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毛澤東并沒有領取過任何稿酬，通過當事人的訪談和考證，謊言就不攻自破了。

　　其實就虛構編造這種手法而言，從本質上來看并不高明，因為其虛構的事實并不存在，也不太符合人們行事的常規(guī)邏輯，只要人們拋卻獵奇的陰暗心理，并通過理性思維進行推敲和辨?zhèn)危涂梢砸慌e識破這些謊言。可怕的是某些人從不可告人的目的出發(fā)，從自己內心的陰暗面出發(fā)，不愿意去進行理性思考，不愿意去進行甄別辨?zhèn)危鴮幵高x擇去相信這些謊言，這才是謊言存在的土壤。

　　五、混淆個人責任與群體責任

　　在對毛澤東的評價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其歷史功過的責任劃分問題。功歸諸己，過諉之于人是一般評論者容易犯的錯誤。然而在對毛澤東的評價中，非毛論者卻屢屢產生“過”皆歸之于毛澤東的趨向。其實，毛澤東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因其特殊的歷史貢獻和地位，無疑在重大歷史決策當中發(fā)揮著主導作用，也需要對歷史失誤承擔主要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其他人就對這些重大歷史失誤毫無干系。

　　其實“文革”結束后，鄧小平有段非常中肯的話，他曾經說到：“建國后十七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面還是對的。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大躍進”發(fā)動之初，大多數中央領導都是持贊成和支持態(tài)度的，即便是那些個別頭腦清醒的領導人，也是在“大躍進”進行了一段時間之后，通過基層調研發(fā)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體制的弊端后才開始逐步認識到這一運動的缺點的，也沒法先知先覺。

　　即便是“文革”這樣的十年浩劫，能夠將錯誤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毛澤東個人身上嗎?恐怕也不能完全如此。誠然，毛澤東作為“文革”的發(fā)動者，無疑要對此承擔主要責任。不過事實上，對于“文革”當中發(fā)生在各地的很多具體事件，毛澤東并不完全知情。

　　筆者認為，“文革”是毛澤東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但“文革”是一種群體性惡的釋放，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借著魔盒所放出的惡魔旗號的掩護實現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后則歸咎于魔盒的打開者。如“文革”初期如火如荼的武斗問題，毛澤東對此非常反對，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曾多次批示不要進行武斗。即便是對于那些毛澤東認為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他也不主張剝奪其生命。但在武斗過程中，一些人因為個人恩怨，往往將武斗視為絕佳機會，借此打擊乃至從肉體上消滅自己的競爭對手或者仇敵。

　　又如在上山下鄉(xiāng)的過程中，一些基層干部利用手中權力，在招工、推薦上大學、回城等問題上與知識青年進行交易，肆意侵害知識青年的合法權利，這總不能說成是毛澤東教導的吧?一些過激學生去采取激進手段凌辱師長，恐怕也與毛澤東的指示大相徑庭!實際上他們是借著“文革”旗號來實現其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對于毛澤東“文革”期間所犯錯誤的歷史責任，該屬于毛澤東本人的理所當然由他來負，但是那些打著擁護毛澤東旗號，達成自身目的的人干出的劣跡，也應當由他們自己來承擔，不能簡單將責任推到毛澤東的身上。畢竟即使在“文革”洪流當中，潔身自好者亦大有人在。

　　六、結語

　　從非毛化研究方法的缺陷我們可以看出，之所以產生如此多的缺陷，并非是他們不懂基本的方法論，翻閱這些人的簡歷可以看出，其中很多人也曾經受過完整的史學專業(yè)訓練，但是對毛澤東的研究當中，他們卻并未能秉持這些基本歷史研究原則。這只能更加確切的證明，他們之所以產生這樣那樣的缺陷，完全是因為他們政治立場的問題，在非毛化錯誤政治立場的指導下，他們才會罔顧事實，采取種種不為學術研究規(guī)范所容，不為歷史真相所容，不為人民群眾所容的方法來抹黑毛澤東，充分暴露了他們的虛偽、陰險與奸詐。

　　(作者簡介：王安中，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注釋略。 原標題：“非毛化”常見手法剖析，載于《毛澤東研究》2015年第1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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