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
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
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
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話說1968年4月3日，中央農業部經毛澤東批準，印發了《全國學大寨勞動管理經驗現場會議紀要》。《紀要》中總結大寨的勞動管理經驗主要有7條：
1、以“一心為公勞動，自報公議工分”為特點的大寨勞動管理經驗，是在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斗爭中產生的，是在批判繁瑣復雜的定額包工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結果，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物。
2、大寨勞動管理經驗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突出人的因素，做好教育人的工作。狠抓教育的核心仍然是破私立公，狠狠批判“為工分種田”的思想。
3、大寨勞動管理制度體現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它最相信群眾，最依靠群眾，最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
4、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是大寨大隊的一條根本制度。
5、合理安排農活，合理組織勞動力，是大寨勞動管理的一個重要內容。
6、正確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7、高舉革命的大批判旗幟，大破大立。高舉革命的批判大旗，徹底批判以“工分掛帥”、“物質刺激”為核心的修正主義管理制度，肅清其流毒，改革不利于鞏固和發展人民公社經濟、不利于社員思想革命化的制度，大力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的新制度。
4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批示稿上寫道：
“建議在這個文件上，楊成武、張平化均不點名，留有余地，將來要點也不遲。”
接下來，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起草的關于幫助外國人員進行訓練的文件時，將其中“主要是宣傳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和戰無不勝的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和戰無不勝的”21字刪去，并批示道：
“這些空話，以后不要再用。”
4月10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祝賀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社論《芙蓉國里盡朝暉》。社論中用黑體字刊出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斗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繼續。”
4月16日，毛澤東發表主持美國黑人抗暴斗爭的聲明。
原來在4月4日，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槍殺了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美國黑人掀起了全國性的抗暴斗爭，美國一些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亂，美國當局出動軍隊進行了鎮壓。
毛澤東在這份聲明中說：
“馬丁.路德.金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但美帝國主義并沒有因此對他寬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對他進行血腥的鎮壓。”“美國黑人的斗爭，不僅是被剝削、被壓迫的黑人爭取自由解放的斗爭，而且是整個被剝削、被壓迫的美國人民反對壟斷資產階級殘暴統治的新號角。他對于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對于越南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是一個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的正義斗爭表示堅決的支持。”
1968年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重要通訊，報道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萬軍民歡慶“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消息。報道中說，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中央領導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朱德、李富春、陳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董必武、陳毅、劉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此時，江青在中央領導人的排名中已經躍到了第9位。
據1967年10月調到江青身邊的機要秘書楊銀祿回憶說：“她有一頭烏黑錚亮、厚厚的頭發，男式背頭發行，梳理得很利落，還不時地用小木梳理幾下。她五官端正，眼睛雖不是雙眼皮，但大小適度，并不難看。臉上的皮膚細潤光滑，沒有一絲皺紋，只是鼻尖右側長有個褐色小痣。身材細長(后來聽醫生說她身高一米六六)，54歲的人了，腰不彎，背不駝，身子挺拔，走起路來也比較好看。她當時穿一身綠色軍裝，看上去很得體?？傊嗟拿婷搀w態比較標致，并不像剛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社會上傳說的那樣丑陋，什么都是假的。”
5月7日，是毛澤東發出《五.七指示》兩周年紀念日。這一天，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開始組織大批機關干部下放勞動，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干校”。
5月8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說：
“整出來的劉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說他1946年冬季和美國勾結，組織反共同盟軍，要美國大規模出兵打共產黨，并且要沈其震(地下黨員，醫務工作者——筆者注)經過司徒雷登介紹去見杜魯門、艾奇遜。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虛，是騙我們的，是耍我們的。”
周恩來接著說：
“說劉少奇當時去南京，見過孫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毛澤東說：
“還是一個不殺好，留下來的人總有用處嘛，一可以勞動，二可以當證人。例如劉少奇在東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當時審訊他的人。如果都殺了，這些征人也就沒有了。”
“我們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隨便殺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是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抓一個人來審，這時一般的心理狀態，就是希望他供出來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會供，供了你就會相信，又會要許多人這樣去供。這樣做也不好。”
毛澤東在講到一個實例時，說道：
“投降過國民黨就永遠忠實于國民黨，投降過共產黨就永遠忠實于共產黨，這個規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敵人抓住了，放出來了，登報了，但不一定永遠依靠敵人。他還參加了長征，參加了抗日嘛，沒有做過大壞事。一抓歷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講投降是好事。”
爾后，毛澤東和林彪接見了在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解放軍代表和各地黨政干部及群眾代表。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等人。
5月11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
“整頓隊伍，把壞人抓出來，基本上是對的。自從我說了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戰爭的繼續后，抓了一批國民黨壞人。抓壞人還是要搞，但是要有條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時候，就要煞車。”
“十六條規定，現行反革命就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國家財產。貼了幾張反動標語，也不一定要抓嘛!總之，現在現行反革命的范圍相當擴大。”“只要不是真特務、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無出路。”
“對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分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分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分別。”
5月16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工業軍管小組關于請毛澤東接見參加第七機械工業部一個會議的代表的請示報告時，在報告中的“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一句下面劃了雙線，并批示道：
“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這就是所謂‘以我為核心’的錯誤思想，要予以指正。”
5月16日這一天，從湖北省黃州市各地趕往林彪的故鄉林家大灣的各界代表人物，及當地群眾3萬余人，在灣里舉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最熱烈慶祝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巨幅畫像落成暨最熱烈歡呼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發表2周年”大會。
5月1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劃時代的文獻》一文，文章中寫道：
“革命的大批判使無產階級在思想上取得了統治地位，使無產階級革命派不僅在組織上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派，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他們徹底打倒，從而鞏固了在政治上、經濟上取得的統治地位。”
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重要通知》，《通知》中寫道：
“最近毛主席批評了在一個文件中‘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這種提法。毛主席一再指出：‘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這就是所謂以我為核心的錯誤思想’。毛主席的批評，引起各級黨、政、軍、群及駐外使館的注意。今后，不論在報刊上(包括各種小報)，在內部文件中，在各種講話中，特別在接待外賓時，一律不再使用‘世界革命中心’這種說法。”
5月19日，毛澤東在姚文元5月13日呈報的《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上，作了批示。
姚文元在呈交報告中寫道：“此件總結了清理階級隊伍中的一些政策性問題。”
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基本經驗是：
“放手發動群眾，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牢牢掌握斗爭大方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
毛澤東在批示中寫道：
文元同志：
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先印若干份，分發有關同志，然后在碰頭會上宣讀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語發出。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此廠情況，我已從個別同志那里聽過兩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問一問?
毛澤東
5月20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毛澤東和林彪接見來自全國各地兩萬多名人民解放軍戰士的消息，報道中說：
“偉大導師、偉大領袖毛主席神采奕奕，滿面笑容，健步來到接見會場，同大家親切見面。這時全場一片歡騰。毛主席十分高興地從接見會場主席臺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向大家頻頻招手，熱烈鼓掌。”
報道中又說，受到毛澤東和林彪接見和陪同的人有：
“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和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粟裕、李作鵬、邱會作、劉賢全、王樹聲、李天佑、王新亭、溫玉成、張池明、張令彬、譚甫仁、蕭力、羅舜初。
中國人民解放軍各軍種各兵種的負責同志蕭勁光、王宏坤、張秀川、羅元發、鄺任農、王輝球、曹懷里、陳仁麒、吳烈、陳士榘……”
報道中還說，大家一致表示：
“我們永遠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無限忠于毛主席，無限忠于毛澤東思想，無限忠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堅決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5月20日下午，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說：
“劉少奇這個案子，現在差不多了。”
5月29日，毛澤東在外交部“關于加強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支持西歐、北美革命群眾斗爭的建議”上批示道：
“第一，要注意不要強加于人;第二，不要宣傳外國的人民運動是由中國影響的，這樣的宣傳易為反動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運動。”
5月間，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提議，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以便為召開九大做準備。毛澤東問道：
“八屆中央委員里，還有多少能夠參加會議?有問題的有多少?夠不夠半數?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審干運動，把許多的叛徒、特務、走資派都清查出來了，成績是主要的。但是，也要使這次全會開得合法呀。”
周恩來說：
“中央文革小組可以就八屆中央委員的情況，向政治局做個調查報告，然后政治局審查通過。由于康生同志對情況比較了解，在延安的時候就做過這方面的工作，現在又是文革小組的顧問，可以由他負責全面。”
常委會一致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
1968年6月3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南京軍區、沈陽軍區、各總部、各軍兵種團以上干部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成員2萬余人。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還有李富春、董必武、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
接見結束后，毛澤東在與陪同接見的領導干部談話中說：
“廣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寧。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人在柳州，搶了1800多萬發子彈。”
6月21日下午，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于18日第二次來華訪問的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毛澤東先問坦桑尼亞駐華大使說：
“你來了多久?”
大使回答說：
“不到兩年。”
尼雷爾插話說：
“他對你們的文化大革命比較了解。”
“比較了解?” 毛澤東感到很詫異，兀自又搖搖頭，說：“有些外國記者宣傳紅衛兵壞得很。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嘛，他們想鬧嘛!有些人就著急了，他們是不反對你們的。”
尼雷爾沒有完全聽懂毛澤東的話，臉上不悅，他說：
“我們也沒說他們反對我們，我們從來不對紅衛兵表示不滿。”
毛澤東解釋說：
“中國派到外國去的人也有不好的，有些是不知道怎么做，有些就是干壞事的。”
周恩來說，中國在坦桑尼亞的紡織專家組有一個翻譯，背著使館非法組織綠衛兵，被坦方保安部隊發現后，由使館押送回國處理。毛澤東立刻顯出怒意，他說：
“他們搞大國沙文主義，欺負駐在國，不尊重駐在國領導。背著當地的領導，也背著我們干壞事。遇到這樣的事情就應該提出來，我們把他撤回來。”
尼雷爾再三解釋說：
“這是一件小事，我說老實話，在中國專家中總的是好的，壞的只有一兩個。”
毛澤東慢慢平靜了下來，他說：
“希望你們警惕這樣的人。”
毛澤東又談到了國內的情況，他說：
“過去我們留下了一些表現比較好的國民黨人，這是我們的政策。我們沒有教授、教師，沒有辦報的，沒有藝術家，也沒有會講外國話的，只好收羅國民黨的一些人或者比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國民黨有計劃的隱蔽在我們的工廠、政府機關和軍隊里。”“當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師、技術人員一個也不好，不是這樣，但有一部分很不好。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們，加以清理，好的繼續留下來工作，壞的踢開。”
爾后，毛澤東饒有興趣地問起坦桑尼亞的天文地理：
“你們那里有很高的山嗎?”
尼雷爾回答說：“有。”
“山上有雪嗎?”
周恩來插話說：
“乞力馬扎羅是非洲最高的山，坐落在赤道附近，山上有雪。”
毛澤東頗為驚訝，他說：
“赤道與雪山，就像火與水，是不相容的，可是它們卻在一起相映成趣，真是不可思議!”
毛澤東又發奇想，問道：
“山上有老虎嗎?”
尼雷爾笑了，說：
“沒有。非洲沒有老虎，因為老虎是亞洲的動物。所以，您講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我們沒有辦法翻譯成本地語言。”
翻譯將此話一譯出，客廳里頓時響起了輕輕地笑聲。周恩來待笑聲過后，說道：
“我們已從外電獲知，坦桑尼亞新聞報刊，已經報道了我在歡迎尼雷爾總統的宴會上譴責新殖民主義的時候蘇聯等一些國家使節退席的消息。”
尼雷爾吃驚地說：
“總理，你了解消息比我們還快。”
毛澤東一舉香煙，笑道：
“他是一個消息靈通人士!”
6月30日，毛澤東、林彪接見人民解放軍濟南、廣州、蘭州軍區部隊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成員2萬余人。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張春橋，參加接見的還有董必武、陳毅、劉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為解決武斗問題，發出了一份《布告》，即“七三布告”。
7月5日，鄧小平將他從6月20日開始動筆寫的約3萬字的《我的自述》，遞交給了中共中央。
鄧小平在這份自述中，對他在1931年初擔任紅7軍政委期間離開紅7軍的問題是這樣寫的：
“我同許卓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后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于1931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報了到。關于我離開紅7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1933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羅明路線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面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后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F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系的兩部分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況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鄧小平就他在建國后被調到北京工作后的問題寫道：
“1952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別是‘八大’選為總書記10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之一。
1955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么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思想是有的。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贊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于黨和人民，對于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做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后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做特殊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背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的人，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贊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
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1940年12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于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10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1958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斗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后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斗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方面，或者在黨內斗爭(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1961年我參與制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70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1962年刮單干風的時候，我贊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干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端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窘ㄔO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制定的前10條，明確地以階級斗爭、兩條道路的斗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地、正確地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10條。第二個10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10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對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1965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只能有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后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聯的，結果我自己最后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分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里，我過分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斗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面。”
鄧小平在自述中最后寫道：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以后，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面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面教員，進行持久深入地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于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40多年，由于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面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么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愿做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再說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河南省靈寶縣“革命委員會”精兵簡政的通訊報道。靈寶縣革命委員會僅僅設立了辦公室、宣傳部、組織部和生產指揮部，機關工作人員也僅有47人。自此，靈寶縣革命委員會做為“精兵簡政”的典型樹立起來。
7月12日，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到陜西問題時說：
“這些省所謂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掃就解放了。東北裝了個口袋，一個也沒有跑掉。沒有這次文化大革命，這些壞人搞不出來。至于鉆進我們隊伍里的壞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個工廠需要幾個月。”“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會主義革命之氣，是群眾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
7月20日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新疆部隊和群眾組織代表，周恩來對新疆造反派“紅二司”頭頭、新疆大學學生吳巨輪說：
“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我給中央的同志介紹你叫‘胡亂闖’。”
康生接著說：
“你是數學專業，頭腦應該清醒，邏輯性強，更不能胡亂闖。”
7月21日，毛澤東在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關于廣州地區敵情的報告》上作了一個批示。這個報告中說：“國民黨的殘渣余孽一直在進行著變天活動。據統計，全省光是軍、政、警、憲、特5個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漢奸、反動會道門中小道首即達42萬人，占全省人口總數的1%。這些人是翻案復辟的急先鋒。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打進了我們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事業單位和各種文化界。”毛澤東在批示中寫道：
“各地大都如此，不獨廣東一處。”
這一天，毛澤東還在《人民日報》關于《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的編者按清樣中，加上了一段文字，他寫道：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毛澤東的這一段話，后來被稱為“七.二一指示”。
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對發出《布告》，既“七二四布告”，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震懾作用，基本解決了武斗問題。
7月27日，經毛澤東批準，北京市組織了由60多個工廠、近3萬多名工人組成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整頓秩序，制止武斗。
清華大學紅衛兵頭頭蒯大富說宣傳隊幕后有黑手。于是，學生們便以武力“還擊”，造成了5名工人死亡，不少工人受傷。毛澤東聞報，十分震怒。
7月28日凌晨3時半，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召見北京市紅衛兵組織的5大頭頭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參加接見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
蒯大富因為學校里打死了人，還遲遲沒有到。有人提議要韓愛晶勸一下蒯大富，韓愛晶說：
“他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權的是運動初期造反的那一派。武斗以后，他以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殲滅，實際上殲滅不了。他的力量達不到控制這個程度，老蒯控制不了啦。我對他說，這對你不利，對全國的紅衛兵也不利，給咱們垮臺創造了條件。實際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經騎在老虎背上，下不來。”
毛澤東立刻插話說：
“先把這個老虎打死。”
蒯大富來到會場以后，毛澤東開始正式談話，他指著蒯大富說：
“他要抓黑手，說是誰指揮這么多工人，在那里圍著他學校，壓迫紅衛兵啦。黑手就是我。”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穩定了一下情緒，轉向眾人說：
“今天是找你們來商量制止大學武斗的問題。你們看怎么辦?這個大學武斗，總要解決嘛!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了，你們現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們少數大專院校是在搞武斗?，F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興。有些學校搞了些斗黑幫，但很不夠，就是因為分了兩派，忙于武斗?，F在逍遙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說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沒有講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現在提出4個辦法：第一、實行軍管。第二、一分為二。大學要那么大干啥呀?你們一派住一個城市，不要在一個城市。第三、統統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學生講了嗎?斗批走，斗批散。就照他們的意見辦。第四、工人統統撤出去，學生也不要鬧。也可以讓你們鬧，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它十年八年，打它一萬年，地球還是照樣轉動。這個問題也不逼著你們就在這里答復，回去你們也可以開點會，討論討論，考慮考慮。希望你們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兩派?
這些都是社會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料得到又這么打起來呀?開頭，我們說嘛，停課半年，登了報的。后頭說不行，一年。后頭說又不行，兩年。后來，我索性放長一點。3年嘛。我說現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時候給你多少時候。”
毛澤東又說：
“今天我特別搞了錄音，因為你們回去呀，各取所需。你們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這個東西。第一條我是講你們脫離群眾。這個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有些人講，廣西布告只適用于廣西，不適用北京。那好啊，現在我們又發了一個陜西的。又會有人講，只適用陜西。那么就發一個全國的通告。無論什么地方，凡有所列舉的罪行之一者，都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個別的捉起來。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軍啦，破壞交通啦，我看消滅他!這是土匪、國民黨!”“如果堅持不改，堅持要這么搞，那么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壞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他圍剿!”
江青插話說：
“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訪的，逃來的，你們藏起他們來。我們也有委托，你們都做了，這個是好的。但是現在呢?變了，就得認識了。我們一直是心疼你們的，怎么辦?你們后頭那個東西我們也搞不清楚。你們當面聽我的話，背后也不聽。有的呢，也聽一些。”
毛澤東繼續說：
“現在我們采取了一個辦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們再搞，就是用工人來干涉。無產階級專政!”
他還說：
“現在是輪到一些小將犯錯誤的時候。”
林彪見毛澤東說得差不多了，就說：
“今天是毛主席親自關心你們，親自找你們來談，最主要的、最明確的、最正確的、最及時的表態。假若你們這次還是置若罔聞啦，不在話下呀，那么繼續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錯誤。
去年，前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們這些學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是現在的情況看呢?在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實行大聯合的方面，你們的學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沒有看到這個全國的形勢，運動發展的階段，現在應該做什么，看不到這個需要，還在老搞那一套。”“被壞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減少，開始走上反面。”
江青對韓愛晶說：
“我有錯誤，寵了你。”“寵壞了，就是寵壞了。現在我看還是主席這個辦法好。”
韓愛晶說：
“別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對我們幾個不要了。”
江青說：
“你們不要搞得我們愛莫能助了。”
毛澤東最后說：
“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么地方呢?學生最重要、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群眾，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這次談話整整進行了5個小時，一直到8點半才結束。
據紀登奎后來回憶說：“毛主席對蒯大富、聶元梓這樣的學生領袖最后很失望，他說：‘這些青年人最后發展到誰的話都不聽的地步，哪還有什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他們最后只會搞小動作，小道消息，聽王力、關鋒、戚本禹那樣的人的話。對張春橋和江青他們的材料，他們也要整，要反對總理這些人。這就決定了他們最終走向自己的反面。’ 這下我們才清楚了，這些學生領袖最后是要反對江青這些人的。這也是他們滅亡的一個原因。”
再說7月28日，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在毛澤東談話結束后，整理印發了一份《毛主席關于制止武斗問題的指示(傳達要點)》。
7月30日，北京市紅代會(在大聯合時期成立的統一的紅衛兵機構——筆者注)出面召集44個大專院校的代表，傳達了《毛主席關于制止武斗問題的指示(傳達要點)》。聶元梓、蒯大富等人在會議上都作了檢討。
與此同時，有武斗的6所院校立即停止了武斗，拆除工事，收繳武器。
1968年8月5日，毛澤東將外國朋友贈送的芒果轉送給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為此，北京和全國各地都舉行了慶祝活動。
8月8日，毛澤東接見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吳德，他在談到高等學校問題時說：
“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只有鬧一鬧。”“所謂‘五大領袖’群眾不信任他，工人、農民、士兵不信任他，學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只有幾百人勉強控制，怎么行呢?學生為人民沒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呀?要20年、30年做了點好事，才能取得群眾信任。”
8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準云南成立革命委員會。
8月11日，毛澤東、林彪接見福州、武漢、成都、昆明、新疆、西藏6地區陸?？詹筷牳刹繉W習班的全體成員。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吳法憲、葉群、汪東興，參加接見的還有董必武、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8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準福建成立革命委員會。
8月1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了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的社論：《熱烈歡呼云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毛澤東在這篇社論里加寫了不少重要的文字，他寫道：
“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斗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
他還寫道：
“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并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關于目前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和進程，毛澤東寫道：
“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里的斗、批、改，大體經歷這么幾個階段。”
毛澤東又在社論中“工人宣傳隊進入教育陣地，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這一段之后，寫了一段文字：
“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由于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較好，或教師比較好，或受了家庭、親戚、朋友的影響，而主要的是受社會的影響)，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
毛澤東還針對學校中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有所抬頭的現象寫道：
“有些人又暗地活動起來，挑動群眾斗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斗批改，破壞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破壞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和整黨的工作。這種情況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
他針對知識分子和造反派對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輕視態度嚴肅地寫道：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8月15日下午，毛澤東、林彪接見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代表和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及北京衛戍區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所有人員。參加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董必武、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也參加了接見。
毛澤東在接見中對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格平說：
“你們有希望嗎?還在大打嗎?你們要組織大量宣傳隊，要宣傳嘛。”
后來在8月21日，太原市兩大派簽訂了《大聯合協議》，聲明解散跨行業組織。
8月17日，首都衛戍區司令員溫玉成向毛澤東匯報工人宣傳隊問題，他說：
“現在北京的學生不怕解放軍，就是怕工人。因為他們摸到解放軍的底，有5不政策。解放軍對學生沒有辦法，工人硬一些。”
8月19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高校問題，他說：
“要依靠教員、學生、工人中的積極分子，但光依靠他們還不行。有的學校就是不搞斗批改，專打內戰，所以要派解放軍和工人進去，或者解放軍少一點，工人多點，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遙派的動向，逍遙派是多數。他們之所以逍遙，就是他們反對打內戰，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說對方是國民黨，這個我也是罪魁禍首，說是國民黨同共產黨斗爭的繼續。但是說人家是國民黨要查明有據。所謂國民黨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毛澤東還說：
“今年下半年，整頓、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時候了。”“9月或10月要開個會，”，“叫做工作會議或全會，全會到半數以上就可以。”
姚文元問道：
“要準備什么?”
毛澤東說：
“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階級隊伍，三是整黨，四是減薪，科室人員下放。廠長、副廠長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
8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準廣西成立革命委員會。
8月22日，毛澤東批示在《紅旗》雜志上發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原來的題目是《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斗批改》，毛澤東把它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他又文章中加寫了兩句話：
“首先的任務是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體上清理階級隊伍兩項任務結合起來做的。”
毛澤東還把稱頌文化大革命的慣用詞語“史無前例的”幾個字刪了去，旁批道：
“以后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
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澤東批示“照發”的《關于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锻ㄖ分袑懙溃?/p>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國有7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該在斗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對于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
“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到了。各地應該按照北京的辦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校逐步管起來。在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工人中已經實行革命大聯合、清理階級隊伍工作已經有了顯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批分期，進駐各學校。先搞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普及。先進大學，后進中、小學。沒有兩派組織，也沒有武斗的學校，也要進入。抽調工人的人數，大體上可占當地產業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點，不會妨礙生產。可以輪換。宣傳隊不要帶武器。”
8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社論。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
8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準西藏成立革命委員會。
1968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準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
9月2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的《關于工人進軍事院校及尚未聯合起來的軍事院校實行軍管的通知》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如工人條件成熟，所有軍事院校應派工人隨同軍管人員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
9月5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關于選調和派遣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幾條規定》?！兑幎ā分械闹饕獌热菔牵?/p>
1、選調工人，必須從那些實現了革命大聯合，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工廠。2、選調工人，必須是從那些清理了階級隊伍，并取得了顯著成效的工廠。3、工宣隊隊員，必須是優秀的產業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現好的。一般年齡在25歲至60歲左右。4、凡原來同所去的學?；蚱渌鼏挝坏母髋山M織保持聯系尚未脫鉤的，不能派到那個單位去，已派去的應加以調整。5、要以優秀的革命的產業工人負責領隊，并參加聯合指揮部的領導。6、派出宣傳隊的單位、隊員和領隊人，都要經過審查批準。
9月5日這一天，西藏革命委員會和新疆革命委員會同時宣告成立。
從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5日，歷時1年零8個月，全國除臺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標志著奪權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人民群眾歡天喜地地稱之為“全國山河一片紅”。
欲知毛澤東下一步的工作中心進行得是否順利，請繼續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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