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神州大地多處發生了把牛奶倒掉的事情。
其實，倒奶早就不是新鮮事了，連“社會主義倒奶”和“資本主義倒奶”之間有沒有區別也算不得新話題了，2006年的研究生考試就出過這道題。這不是開玩笑，確有其事。
我小時候放過奶牛，幫著大人擠過牛奶(那時還沒有擠奶器，都是手工擠)，所以看到白花花的牛奶流入下水道，特別有感觸。但轉念一想，何止是牛奶，蔬菜、水果、家禽，有哪一樣不曾周期性地過剩呢?不管養什么種什么，只要“多收了三五斗”，隨之而來的一般都不會是啥好結果。農民賣這個難，賣那個也難，打開電視翻開報紙，這簡直是“釘子戶”一般的新聞題材。“增產不增收”算好的了，搞不好還得賠錢。
用經濟學的道理解釋倒奶現象并不難：上一輪倒奶賣牛風潮過后，牛奶產量下降，價格隨之上升，于是有大量資源流向奶牛養殖，牛奶產量回升，供過于求，奶價于是又開始下跌。加上牛奶大量進口的因素，國內奶源即便便宜了，奶企也不愿意收購。于是，奶牛養殖戶就只能倒奶賣牛了。過一段時間，供求關系會再次顛倒，新的循環隨之上演。
這是市場發揮資源配置功能的過程。市場波動就像潮汐漲落，說起來輕松，甚至有些許詩意，但對身處市場潮汐之中的人，可能意味著切骨之痛。那些倒奶賣牛的養殖戶，面對鏡頭都眼淚汪汪的，令人心酸。他們明知只要堅持下去，遲早會有轉機，可是拿什么堅持呢，他們已經差不多破產了。
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每一次市場波動也不是歷史的簡單重復。觀察這一輪倒奶潮，可以看到與之前的不同：被倒掉的牛奶不是以桶(數十斤)為單位計，而是以噸為單位計，這說明養奶牛的散戶不見了(也意味著作為家庭副業的奶牛養殖消失了)，奶牛養殖的主體已經變成了合作社或者家庭牧場。在市場中，他們的身份已經不是小農，而是小型資本，他們與牛奶加工企業之間訂立合同，在形式上獲得了銷路的保障。
推動奶牛養殖方式的這一嬗變的動力是提升奶業安全，應該說，這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確的，政府在其間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面對市場波動，小型資本的抵御能力并不比小農強多少，占強勢地位的是大資本，奶企平時可以要求養殖戶做這做那，一旦奶源無法消化，就找借口退奶，甚至干脆撕毀合約停止收奶。養殖戶對此毫無辦法。
政府在做什么呢?在奶牛養殖發達的地區，地方政府忙于協調，求著奶企盡可能多地收購，減少養殖戶的損失。農業部也出面與大型奶企約談，敦促企業履行收購合同?？傊?ldquo;守本分”，充當了裁判員或者旁觀者的角色。
有人在市場波動中受損，就有人從中受益，有些波動就是人為制造的，在農產品各種滯銷危機的同時，還有各種價格暴漲，比如“姜你軍”、“蒜你狠”什么的。有能力制造市場波動從中獲益或者能抵御市場波動至少不遭受重大損失的，只有各類大資本，而小型資本和小農戶就只能像韭菜一樣，被動地被一茬茬地收割。這仍然是靠天吃飯，只不過“天”不再是大自然，而成了市場。
這種時候，政府的角色是耐人尋味的。當旁觀者還算好的，很多時候還起了反面作用，比如在農產品滯銷、農民遭受重大損失之即，卻將大把的補貼給了流通企業，這無異于火上澆油。
農民抗風險能力差，主要是因為處于產業鏈的最底端，角色定位僅限于原材料供應，因而處處受制于加工和銷售環節的大資本。不改變農民在產業鏈中的位置，只是把小農變成小農的聯合體或家庭農場，是不能改變結構性的問題的。
具體到奶業市場，全球較為成功的經驗是，奶農聯合組成合作社，打通牛奶生產、加工和銷售環節。在這種模式下，即便銷售市場有所波動，奶農也可以調整生產方向消化原奶，不至于走到倒奶賣牛、血本無歸的境地。
其他農產品市場的道理也大體如此。把農民組織起來，打造穩定的農業合作組織，并給予資金和政策上的傾斜，幫助他們向產業鏈上端延伸，走上產供銷一體的道路，讓廣大農民在市場中能夠掌控自己的命運，這才是政府應該采取的政策方向。即便政府想恪守裁判員的角色的話，也應當在合格的市場主體培育完成之后再當，億萬農戶還在市場大潮中嗆水，政府就想當“太平紳士”了，這是不合時宜的。
政府不能忘記自己的使命，市場經濟是實現人民福祉的手段，不是終極目的;政府要帶領群眾戰勝市場上出現的自發的和人為的起伏，維護老百姓的利益。
歸根到底，是跟誰站在一起的問題，是跟誰一條心的問題?；鶎尤罕娛屈h執政的基礎，領導他們組織起來，在市場中乘風破浪，才是對群眾路線的真正貫徹。這也正是我們呼吁的“底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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