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繼東：思想建黨原則與黨的意識形態能力建設

　　今年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古田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發揮政治工作對強軍興軍的生命線作用，把理想信念、黨性原則、戰斗力標準、政治工作威信在全軍牢固樹立起來，為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而奮斗。這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大力倡導和弘揚古田會議精神指明了正確方向。

　　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建設史上，85年前召開的古田會議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次會議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和正式確立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的原則，對于中國在新時期應對意識形態斗爭的復雜局面、搞好黨員干部的意識形態能力建設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認真總結和分析古田會議為何、如何提出思想建黨原則，特別是這一思想在此后80多年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經過了怎樣的發展、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不僅可以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直面和應對“去意識形態化”、“普世價值”論、“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思潮的挑戰，也對搞好黨的純潔性、先進性建設意義重大。

　　一、古田會議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和確立思想建黨的原則

　　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以思想政治工作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工作，但思想上建黨真正引起全黨重視并成為共識卻是在古田會議上，這也被認為是古田會議最突出的歷史貢獻。毛澤東在為大會寫的決議中的第一部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指出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辦法，并號召同志們一起努力徹底地加以肅清。這不僅體現了毛澤東對清除非無產階級思想、建立革命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重要性的認識，也體現了我們黨一貫重視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和作風。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被迫離開城市到廣大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導致黨員的主要成分由工人出身變成農民出身，隨之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當時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共產黨普遍認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應該大量發展工人黨員、提拔工人干部。面對這一理論和現實的矛盾，在古田會議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為，黨雖然無法選擇自己所處的環境，但卻可以通過加強思想教育來處理好黨員社會成分與黨的性質之間的矛盾。會議明確指出：“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這標志著我們黨把農民的定位從無產階級同盟軍變成了中國革命主力軍。會議抓住黨內存在的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之間的矛盾這一最關鍵性的問題，提出了著重從思想上建黨的重要原則和正確方法，并突出了堅持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指導原則，把黨的思想建設放在了第一位。

　　為了處理好無產階級思想同非無產階級思想之間的矛盾，古田會議決議提出，首先必須加強對廣大黨員的馬列主義和正確路線的教育，通過加強思想建設和加強對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的思想改造，提高黨員的政治素質，保證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和黨組織的無產階級性質，從而達到擔負重大斗爭任務的目的。會議提出了“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等重要思想。并規定了閱讀黨報、政治簡報、編寫印發各種開展教育的小冊子、開辦訓練班、個別談話、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召開各級黨組織的會議等加強黨內教育的方法，提倡廣泛地進行調查研究，科學地分析和估量政治形勢，真正形成濃厚的政治空氣，從而把思想上建黨落在了實處。

　　由于紅四軍官兵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而來的，舊式軍隊的思想對他們影響很大，普遍存在著軍事不受政治節制等錯誤認識。古田會議批判了“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司令部對外”以及把政治機關隸屬于軍事機關等單純軍事思想的錯誤，并在決議中明確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這就明確了紅軍必須堅決服從黨的絕對領導，明確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紅軍隊伍建設的根本原則，明確了政治工作在紅軍隊伍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強調了要在紅軍中健全黨的各級組織。決議指出：“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不僅規定了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也確立了紅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從此，從思想上建黨到思想上建軍，“黨指揮槍”的重要原則在黨的歷史上得到確立。

　　針對黨內當時存在的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潮，古田會議旗幟鮮明地進行了批判，并指出了其嚴重錯誤和危害：“在于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斗力，使黨擔負不起斗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在此基礎上，會議著重強調了如下糾正方法：一是開會時要使到會的人盡量發表意見。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一次不能解決的，二次再議，以期得到明晰的結論。二是黨的紀律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后，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會議還強調了通過建立黨委領導制實行集體領導，通過實行無產階級民主堅持官兵平等，通過正確開展黨內批評解決黨內矛盾，并把少數服從多數作為黨的紀律之一確定了下來。會議提倡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指出：“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強黨的戰斗力的武器”。這些舉措不僅使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真正確立和進一步健全，也為思想上建黨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障，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極大豐富和發展。通過這一系列努力，古田會議實現了“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

　　二、思想建黨原則成為黨在意識形態工作中最重要的指導思想

　　從古田會議開始，毛澤東和黨中央始終堅持思想建黨原則，特別重視思想理論建設，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武裝全黨，并把這種思想不斷地發展和豐富。1932年7月，中共中央在給中區中央局及蘇區閩贛兩省委的信中強調指出：“政治工作在紅軍中有決定的意義……政治工作不是附帶的，而是紅軍的生命線。”1937年9月，面對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爆發，毛澤東發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再次提出和號召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提出：“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斗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于戰斗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強調：“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斗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群眾的聯系;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得一個共產黨員。”這些話在當時鼓舞和激勵了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為奪取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事業的勝利而奮不顧身地去流血犧牲，直到今天讀來仍讓人倍感責任和力量。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又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強調革命的理論對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重要性，這是我們黨對思想建黨原則的堅持和深化。

　　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我們黨思想建黨原則的又一次成功實踐，是對古田會議精神的繼承和升華。會議提出了對犯錯誤的同志要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強調處理違犯黨的紀律的黨組織和黨員應執行懲戒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目的。“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尤其是延安整風運動創造的在全黨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教育的整風形式，成為中國共產黨寶貴的精神財富。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強調：“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兩個務必”提倡的宗旨意識和執政理念成為思想建黨原則的重要內容，對于進一步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更好地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是一直高度重視思想上建黨，并進行了深入思考。1954年4月，毛澤東在審定即將頒布實施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時，親筆修改恢復了總則中“中國共產黨在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等重要內容。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再次強調必須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澤東在會上特別提出要打造一支強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人才隊伍。他強調提出：“我們要作出計劃，組成這么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1963年5月，他在著名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中再次指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這段論述，系統地闡明了一個正確的認識的形成常常需要經過從物質到精神、再從精神到物質，即從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到實踐這樣反復多次的過程，從哲學等理論層面對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給予了科學指導。正是在他的領導下，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堅持思想上建黨成為我們黨的一大優良傳統，也是我們黨重要的政治優勢和動力源泉。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同志都創造性地繼承了我們黨思想上建黨的優良傳統，并根據當代中國的實際國情進行了發展。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同志一方面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地位不動搖，堅持“老祖宗不能丟”，繼續堅持思想上建黨;另一方面鼓勵大家要敢于講出老祖宗沒有說過的新話來，鼓勵在新形勢下創新思想上建黨的方式、方法。1989年12月，到古田視察的江澤民同志指出：“我們抓黨的建設，抓軍隊的建設，抓思想政治工作，就要按古田會議精神去做。古田會議決議是個寶，至今還有強大生命力，要溫故知新，學而時習之。”1999年6月，胡錦濤同志在參觀古田會議紀念館后指出，古田會議強調要重視加強思想政治建設，這個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古田會議精神，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這個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確保黨的政治任務的順利完成。

　　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就7次到古田會議會址參觀，大力倡導弘揚古田會議精神。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同志更是特別重視思想上建黨，不僅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更強調從嚴治黨要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2012年12月5日，他在接見第二炮兵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代表時諄諄告誡大家“要堅持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部隊”。今年10月8日，他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特別指出：“現在，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輕視思想政治工作，以為定了制度、有了規章就萬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經不會或不大習慣于做認真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認為組織找自己談話是多此一舉。正是這樣的簡單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來可以落實的制度得不到落實、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問題不斷發生。”他進一步提出：“思想教育要結合落實制度規定來進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對空。要使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成為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也要使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成為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這些講話為今后進一步堅持、加強和改善思想上建黨指明了方向，是思想建黨原則這一優良傳統在新形勢下的新發展，是應對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和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必由之路。

　　三、意識形態能力建設是當前思想建黨原則的核心

　　雖然古田會議已經過去80多年了，但思想建黨這個優良傳統一直沒有丟，并且對黨在新時期面對新挑戰、經受新考驗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全球化、市場化、網絡化等大潮沖擊，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建設面臨著嚴峻挑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形態在制度架構、理想信念、價值取向上的異質性，決定了二者之間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等各方面的交往、碰撞和斗爭在所難免，并且無法回避。在全球化、市場化、網絡化大潮的沖擊下，我們正處在一個思想多元、多變的時代，“去意識形態化”、“非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多元化”等錯誤思潮蔓延，傳統的意識形態傳播手段和方式遭遇嚴峻挑戰，也對我們每一名黨員干部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能力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要求每一位黨員干部都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立場堅定、明辨是非、敢于亮劍、善于發聲。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思想建黨原則再次提高到一個特別重要的位置，每一位黨員干部都必須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以高度負責任的精神努力抓好意識形態能力建設。

　　抓好意識形態能力建設要求我們必須直面現實，用理論解答好群眾心中的疑問。由于多年來一部分領導干部輕視意識形態能力建設，再加上西方不斷加大意識形態滲透力度，一大批西方意識形態的觀念，從“憲政民主”、“公民社會”、“軍隊國家化”到其所謂的自由、人權等，借助“普世價值”的外衣登堂入室，搶占各種思想陣地并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在這種背景下，不少理論工作者乃至部分領導干部有意無意地把一些意識形態問題學術化，遠離政治、脫離現實去搞所謂的理論研究，大量“正確的廢話”讓我們的理論工作越來越脫離群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回答新形勢下中國的實踐新課題，在繼承和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破新題、說新話、講新理，廓清國內外一些人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散布的層層迷霧，從而引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沿著正確道路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抓好意識形態能力建設要求我們必須堅持真理，不計較個人得失并敢于亮劍。近些年來，黨內和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就是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誰發表支持黨和政府的正面言論，誰駁斥那些攻擊、污蔑黨和政府的言論，誰就會受到謾罵、圍攻甚至打擊，而我們自己的陣營常常是鴉雀無聲或者聲音不大。有人對大是大非問題繞著走、對錯誤思潮態度曖昧，還有人對堅持發出正面聲音的同志冷嘲熱諷甚至進行打壓!在這種復雜的背景下，加強意識形態能力建設必須勇于發聲、敢于亮劍，這就要求我們的領導干部必須有很大的勇氣和很強的責任感，旗幟鮮明地站在意識形態工作第一線，責無旁貸承擔起政治責任。對正面聲音要堅決支持、大力保護、大力倡導，對敢于碰硬、敢于批評、做得正確的同志，黨委首先要支持，而且要公開支持。

　　抓好意識形態能力建設要求我們必須甘于奉獻，不計較個人得失并有犧牲精神。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領域之所以錯誤思潮泛濫，就是有些領導干部熱衷于做“開明紳士”，把自己的崗位視為升“官”發財的私產，或者害怕因為態度鮮明受到圍攻，影響自己的進步，或者害怕因為主動發聲后引起關注，影響自己發財，面對國內外錯誤思潮不僅是非標準不清、態度模糊曖昧，并且常常用“不爭論”、“不炒熱”等理由為自己的不作為開脫，甚至還有人對錯誤言論隨聲附和來表明自己的“思想解放”，受到敵對勢力追捧竟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近年來，黨中央嚴格落實“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堅決反對“四風”，一些干部竟然發出“為官不易”、“當官沒好處”等牢騷，這種既想當“官”又想發財的思想，哪有一點共產黨人應有的奉獻精神、犧牲精神?因此，在黨的意識形態能力建設的過程中，既要繼續堅持思想建黨原則、大力弘揚焦裕祿精神，又要保持高壓態勢、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把那些既想當“官”又想發財的干部清除出去，把人民對我們黨的“考試”、把我們黨正在經受和將要經受各種考驗的“考試”考好，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本文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網絡時代的領導干部意識形態能力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3KDB046]和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一等獎>《全面深化改革時代的領導干部意識形態能力研究》[項目編號2014M55007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清華大學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理論博士后流動站博士后，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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