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共產黨從誕生的時候起就向全世界宣告了要“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是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和最終任務。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危難之時誕生了。從此，在中國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的任務就由中國共產黨人來承擔。
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斗，犧牲了成千上萬的革命先烈，中國共產黨人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帶領全中國人民，抗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蔣家王朝，最后把國民黨反動派趕到一座小島上去了，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對資產階級私有制進行了改造，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全中國人民團結一致，投入到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運動中。在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國家的重重封鎖和經濟制裁下，全中國人民緊緊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勒緊褲帶，自力更生，憤發圖強，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化規模的社會主義強國。“兩彈一星”的成功樹立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威望，大慶油田免掉了中國“油荒”的帽子，雜交水稻解決了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衛星上天，航母下海，人民生活水平遠比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帝國主義藐視中國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這些偉大的成就都是來源于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投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功勞，來源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優越性。
曾幾何時，一些人借改革開放為名，大肆在中國推行私有制經濟，從最早的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轉為分田到戶，有的地方幾十年沒有調整過土地，很多后來婚嫁的新人和出生的孩子至今沒有土地，連“耕者有其田”都實現不了。由于土地私有化了，有的人在耕地上建房，有的農田荒蕪，農村的年輕人大部份甚至中老年人都進城打工當雇傭工人。接著國營企業改革為國有企業，改變企業由全民所有為國家所有，走出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一步。后來在企業改制中，不少地方官商勾結，瓜分國有企業。許多國有工礦企業被一些人以經營虧損為名，借改革開放之機把國有企業賤賣給私人。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我認識了一個祖籍是福建當時從國外回來經商的老板，他在上海浦東一些工廠購買一些報廢的設備，用錢請上海當地的技術工人為這些設備維修好并噴上油漆便變了成新的設備，加上外文商標，然后在深圳招聘一批業務員到全國開展業務，把這些破爛的設備以進口設備的價錢出售。這些設備有的直接買給當時國內的國有企業，有的以合資的名義用這些破爛設備作為投資與內地一些為了招商引資政績的地方和當地的國有企業合作，騙取高額回報。象這種外商投機經營的事例在當時私有化經濟剛開始的時候并不少見，其結果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改革開放后，有的人根據憲法第十一條規定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他們用這一條作借口為“賤賣國企、瓜分國企來推行私有化”。我們來看憲法第十一條是究竟是怎么規定的：“第十一條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
憲法規定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監督和管理。可是幾十年來，隨著私有制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現在的億萬大戶是不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經營的?國家有沒有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監督和管理這才是真正的問題癥結所在，而且憲法規定非公有制經濟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織部份”，而不是全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條：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第十二條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
從憲法中我們可以知道：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憲法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并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有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中那些天天高喊著“依法治國”的法律黨精蠅們想要的“法治”并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法治，而是主張“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法治”。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研究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依法維護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決定還說：“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
十八大之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國務院的領導下進行，是由發改委統攬國家改革開放的全局。并沒有按照“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來管理中國，近幾屆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大多數是官員和資本家，工人和農民等普通勞動人民的代表基本上銷聲匿跡了。他們口頭上說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實際上是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不是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而是宣揚西方國家腐朽的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幾十年來，在國務院的領導下，中國的改革開放走的是什么樣的路呢?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胡趙當權的日子里，中國開始走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道路，并在美帝國主義的操縱下，配合前蘇聯解體的顏色革命，在中國進行了震驚天下的“六四”反革命動亂。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企改制，大批的工人下崗，擔負中國領導階級的工人變成了資本主義雇傭制下的雇傭工人，農民分田到戶，工農聯盟的基礎徹底垮塌，工人階級和農民進城務工者變成了資本家雇工的剝削的對象。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工人階級不再是國家的主人翁從而演變成資本家雇傭制下的雇工是中國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的悲劇。
新世紀以來，在社會矛盾堆積成山的情況下，國務院領導不是積極地解決民間因為推行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施行的各種不公平的政策而引發的各類矛盾，而是一再要求各地要“維穩”，“維穩”的實質就是政府派警察向底層勞動大眾對政府不公平政策不滿的反抗情緒實行鎮壓。于是弱勢群眾上訪被抓，房屋被強拆，農民進城求生被城管毆打，就連人民群眾舉行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活動都受到警察的阻撓和驅逐，許多暴力執法的事實就是新世紀“維穩”的真實記錄。
在推行私有化的進程中，在“維穩”政策的指導下，資本家為了資本利益可以胡作非為，出了事故完全可以用錢來擺平，連殺人都有人提出可以花錢免除死刑。企業安全事故頻繁，礦工死亡瞞報，黑磚窯，童工，超時間加班加點和拖欠勞務工工資等奴役勞工的事件頻發，富仕康13跳，青少年離家出走，自殺，強奸幼女等等罪惡真是罄竹難書。
資本家因為有錢，政府官員為了錢，則進行官商勾結。資本家為了開發房地產賺錢，勾結政府官員調動人民警察對阻撓強拆的老百姓進行鎮壓，為了錢和政績，政府和警察簡直成了資本家的看家護院。有了錢就可以擁有一切在中國如魚得水。為了錢，官員腐敗，資本家殘酷，男人做鴨，女子為娼，拐賣婦女兒童，走私販毒，黃賭毒黑泛濫成災。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曾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的講演中頗為自豪地說：“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解放后的中國大陸發揚延安精神，雖少有貪官但能發動群眾及時查辦，雖少有賭博但只能偷偷摸摸。土豪劣紳，娼妓，小老婆，叫化子和發國難財的人在毛澤東時代是絕對沒有的。可是，在私有化的進程中，現在的中國貪官污吏成堆，土豪遍地，賭博成風，娼妓滿街跑，小三小四甚至還有小五小六，乞討成了職業，結黨營私，萎靡不振之風氣和吃摩擦飯的人比比皆是。有的人借改革之名，瓜分國企，發國難之財。更有人不顧中國現在還有窮人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事實，把中國人民成千上萬億元的血汗錢奉送給美國人去消費。請問：國務院購買美國兩房債券和美國國債，救美國幫歐洲的所有經費有沒有通過全國人大會議集體討論批準?是在哪一次人大會議討論批準的?怎么沒見新聞報道?如果沒有經過人大會議集體討論通過，國務院的領導是不是涉嫌違法犯罪?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推行私有化惹的禍。如果政府能夠帶頭遵守憲法，遵循憲法中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就不會下崗，人民就不會失去當家作主的權利。如果中央十八屆四中全會能夠早日召開，“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就不會有這么多違憲的罪惡在中國泛濫。如果能夠按照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就不會有人利用權力，利用中央組織發號施令在中國全面推行私有化，甚至把鐵路、石油、銀行都私有化來進行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如果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會出現雇工等“人剝削人的制度”。如果能夠遵照憲法做到“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就不會有賤賣國企，瓜分國企等發國難財的事情出現。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結束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公布了，最近習近平總書記還主持召開了“文藝座談會”和“新古田會議”，都聲明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確立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改革開放所有領域的領導地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覺醒。一系列的利好消息讓中國人民非常高興，中國共產黨的這一系列行動宣告了那些妄圖在中國推行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式的“憲政”和“軍隊國家化”等一系列陰謀的徹底破產。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應該關心的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關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關心中國共產黨的政府是否仍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從決定中我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和決心。可是，積重難返啊!從中央到地方各類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勢力在中國依然囂張和最大的腐敗官員仍然安然無恙的現象來看，使我們又難免有些擔心。擔心的是中國能不能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不能繼續發揚革命傳統繼承革命先烈遺志，更擔心的是黨中央能不能堅決“依憲治國”，能不能從嚴從重打擊那些違反憲法的高層官僚、洋買辦、漢奸公知和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能不能停止資本主義私有化進程，能不能完成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消滅私有制”?
自從新中國實行私有化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便受到了嚴重的威脅，使中國老百姓感覺到了“亡黨亡國”在即，中國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私有化使中國人民道德淪喪，一盤散沙，勾心斗角，自私自利;私有化路線使黨的組織渙散，戰斗力消沉;私有化使中國貧富分化走向兩個極端，民族矛盾加深，分裂主義猖狂;私有化是國內外階級敵人在中國鑄就的一件軟武器，是刺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心中的尖刀利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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