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裁判與運動員“文獻”人一肩挑?
一問《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劇組并“中央文獻”
一清
《鄧》劇第6集：“鄧小平”在粉碎四人幫后首次出現于公眾面前是在北京“工體”看對香港隊的一場足球比賽，中場休息時“鄧小平”看望球員，期間看到了裁判與運動員在一起，“鄧小平”批評道：“裁判員不應該和運動員在一起啊，這犯規嘛”。“鄧”接著說，“我以為，這個球場上的裁判比運動員重要。為什么呢?球隊的水平不行，他可以慢慢地練，但是球場上一旦出現黑哨，那個足球再咋個踢，都踢臭了!”
“鄧小平”的這段話很值得把玩，特別是以中央文獻研究室為主體組成的《鄧》劇組諸同志。運動員是干嘛的，誰都知道。裁判員呢，那是吹哨的，小哨一吹，就那么一個示意，犯規的一個個乖溜溜的挨罰，稍有態度不悅表現的，加重處罰，罰你下場，甚至罰你個幾年不得“進入”。《鄧》劇中“鄧小平”將這種權威性說得很清楚：“本來香港一個必進的球，讓你給吹掉了”。可見裁判員的重要，裁判制度的重要。
裁判制度不僅在運動場上，在其它各個方面也執著地表現著。這是是人類社會的基本規矩。
但在《鄧》劇的戲里戲外，“中央文獻”卻不大想守這個規矩。權威資源全在他手上，還欽命發放著所有與之相關的文化產品的生死證明書，這是一種有著文化產品“生殺予奪”大權的好活兒。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從何開始，中央文獻室不滿足于這種權力了，有點像湖南衛視塑造的皇阿瑪，想與小燕子捉迷藏了，想與小德子下江南了，他們在影視商業大潮中，既入場且入戲，編造著活色生香的一些歷史故事，制造了很多令人莫衷一是的“新文獻”。
這里有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一個網站，做得很好，很大氣很陽光。大家不妨上去一讀(http://www.wxyjs.org.cn/zywxyjsjj_485/)——這個網址里介紹的就是他們的任務與遵循：“中央文獻研究室是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辦事機構，是黨中央的工作部門，同時又是具有研究機構性質的部門。其主要任務是：編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著作，研究他們的思想和生平，編輯、研究黨和國家及軍隊的當代文獻和歷史文獻。”——這是一個極其嚴肅的機構!我仔細地尋找著與此之外的“任務”，似乎沒有編戲、編劇和“新文獻”的指定任務。在他們所做下的各項成績單里也確實找不到一個與“戲”有關的記載。所羅列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文獻紀錄片，都是真正意義上的“文獻”。內中個別在字義上可能讓人產生誤解的，籠統而又明確注明是“大型電視文獻片”。是文獻片就好，這合乎中央文獻的法定任務，表明所從事的是嚴肅的“文獻”收集與整理的工作。
或者，中央文獻的同志認為，《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一劇，正是堂堂正正的“電視文獻片”。
我不知道在咱們中央文獻的語匯里，是否一旦于“文獻”二字前加上“電視”一詞，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加入“戲”份了?而且“戲”過后，其戲之內容就成了文獻本身?如果這樣，下面《鄧》劇里呈現的穿越或者挪移真可能就會成為由中央文獻研究室認定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正式“文獻”了：
★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幫的當天，北京陰風怒號，大雨傾盆。狂怒的閃電將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主席像差點撕裂。
★1976年，民眾為“鄧小平生死不明”而哭泣于街頭。
★1976年，北京還是實行的高中三年制。
★1976年，李先念和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的當晚，在參加玉泉山中央政治局臨時緊急會議時，兩人在前后時間里乘坐同一輛車號為03659的車。后人據此可以研究并得出結論：當時的中央領導是何等的節儉。
★1976年，中國的首都北京同時發生了“鄧小平，你在哪里”和“周總理，你在哪里”的市民和學生運動，并有大量市民和學生被捕。
★1976年，深圳寶安與香港接壤的地界上發生了大規模“樸網”逃港行動，2014年公映的有“中央文獻”參與的《鄧》劇事實上糾正了此前社會上各種出版物關于此類行動發生在1979年的記錄。而香港出版物認為1976年的逃港者主要是越南人，這是不準確的，應該以“中央文獻”的為準。
★1979年，中國農村的“公社”、“大隊”、“生產隊”的三級中，“生產隊”的職級大于“大隊”，生產隊可設“生產隊大隊部”。
這樣一來，文獻工作很快就出現了新局面。只要在“文獻”前加上個“電視”二字，革命的“文獻”就會五光十色活色生香。“文獻”中的主人公也可以穿越著說幾十年以后的話：
★“鄧小平”在1979年要求解放思想，引進技術時說：“我們今天引進汽車，這個根本算不得什么，今后汽車是我們中國老百姓最基本的消費品”(38集)。
★“鄧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準確地預見了自己的壽命和未來工作的年限(第2集)……
不但劇中的“鄧小平”可以穿越，連“一般人物”的都說著幾十年后才有的韓劇腔和公知調。
★“被侮辱過的”吳怡茹與田源、金鎖一起逃港撲網時，口中嬌音裊裊的卻是當時港人對大陸“警察來了”、“軍警來了，你們快跑呀!”人還未過“網”，用的詞兒也全是港腔。(在大陸，“警察”一詞一直是由“公安”占據的，這種情況的改變是新世紀以后的事。)
★1976年“公知”們就混入了解放軍隊伍：執行鄧小平處警衛任務的解放軍居然可以在荷槍實彈、千鈞一發的“歷史時刻”戲稱保衛毛澤東主席安全的8341部隊為“御林軍”：“喲，御林軍都出動了?”
中央“文獻”的工作真好玩。
好玩的不光在于這些歷史可以在一瞬間發生挪移穿越或改變，還可以使堂皇與荒唐互變，甚至可以讓趙高再世，指鹿為馬，指稻為麥：
★第4集：田源在夏建國因要求鄧小平出山而被派出所抓捕并放出來后，沖著北京片警喊的口號竟是：“消滅法西斯，自由屬于人民!”(當時的言論就這樣自由了?真好!)
★第35集：1958年“大躍進”中的口號“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原來是毛主席語錄：(好讓人吃驚啊!)
★第36集：北大優秀學子夏建國在一片成熟的稻子面前糾正其妹，認為那是麥子。這一說法而得到“中央文獻”《鄧》劇的認定，可能那個年代的稻子與麥子長得一個德性。
這樣的例子在《鄧》劇中太多了，舉不勝舉。
中央文獻室的主要任務其實在其網站里就表白和規定得十分清楚，是一個嚴肅的、特殊的機構，他們的工作任務是收集和整理一種可以稱之為“文獻”的東西。他們有權審閱國內各種著作，當然也包括電影、電視、戲劇、記事等各種文藝和非文藝著作中涉及的有關領袖人物的表述;他們有權威鑒定哪些東西有無文獻價值。就像當下的“鑒寶”節目，故宮博物院的專家說值100元就是100元，說值100萬就是100萬。中央文獻的工作是國家關乎中央領導人形象和話語準確性的最高、最權威的審查者，他們是這方面別無分店的裁判機構和裁判員。
但是裁判員現在入場了，正像故宮博物院的專家不搞研究樂于趕場子鑒寶了，他們在鑒寶的同時，將自己家里的真假古玩賣得一干二凈。那么，誰來裁判他們這種身份的運動員呢?如果有人裁判，還會有上面所列舉的這些挪移與穿越、修飾與篡改么?不要說裁判了，就《鄧》劇而言，便有個像樣一點的校對，哪怕是一個臨時工來當這“劇”的裁判，還會出現上述這樣式的“新文獻”現象么?
文藝創作、電影、電視、戲劇的拍攝與巡演，當下已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商業市場，大家都在搶與“文獻”有關的題材，都在最終報審的時候誠惶誠恐地等著中央文獻的生死文書：一句話可以讓你生，一句話可以讓你死，這多大的權威啊!所以，僅憑維護自己權威性的角度出發，“中央文獻”最好的作派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質工作，做個真正的裁判員，而不要去搶分戲劇市場的那塊蛋羹。或者不要入戲。便是入戲，也不要入得那么深。更不要產生沒有你們天地玩不轉了這樣的想法。從《鄧》細節上的各種錯漏來看，恰恰是因為你們的參與和入“戲”太深，將“戲說”做成了“事實上”的“新文獻”，這是要遺害后人的。
更為可慮的是，因為有“中央文獻”這樣元素的出現，《鄧》劇在黃金時段里由中央電視臺這樣的機構隆重播映，更加上各省、市、縣委的發文組織收看，以及將要來臨的各省衛視的第二輪輪播，會把你們的“新文獻”的水分傳得更遠、各種“新文獻”效果放得更大。當然，你們也可以一推了之，說我們從來就沒有說過《鄧》劇是“文獻片”，雖然電視宣傳方面廣告詞一直就是這樣說的。如果這樣的話，恕我說個有些沖撞你們尊嚴的話：偌大一個中國，難道除了你們就沒有一個可以編寫鄧公影視劇的人了么?你們生頂著個“中央文獻”的帽子，竟要去做戲、拍戲、演戲，這還與你們的本職工作有些什么關聯呢?因為有這樣的“戲”說成分在內，說實話，僅僅因為這樣的一部“戲”，我相信有很多人需得重新打量這么多年來他們所收藏的有著中央文獻元素的各種出版物和音像制品了。人們有理由懷疑，不知道哪些“文獻片”是摻了戲份的，哪些是“新文獻”的集合物，哪些是神劇一般信口開河的東西。
有一句忠藥之言相告：一旦你們由文獻人變成戲劇人，你們的形象就不可逆轉地坍塌了，人們會以一種新的眼光來審視你們曾經的產品和未來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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