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相對衰落已經開始

　　近期香港的“普選”之爭，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筆者認為，當前試圖用“占領中環”的手段來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的正常運作，進而來逼迫北京中央政府就范并同意泛民提議的普選提名程序，同時也在提升香港的政治風險，并影響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政治風險的飚升，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未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占領中環”運動將使一部分香港人和中央政府的對抗走向公開化。發起這一運動的目的是，如果特首人選最終不能由公民提名產生，將發動公民抗命。“占領中環”預演其實已經發生。如果北京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關于選舉方案的詮釋不能滿足或遷就泛民主派所提出的特首提名方案，泛民將發動更大規模和持久的“占中”運動。與此同時，“反占中，爭普選”游行和活動也此起彼伏，凸顯了香港社會中的政治割裂在加深。

　　其實，香港政治對峙的惡化已經影響到財政預算的通過，制約了政府實施緩減通脹的紓困政策執行以及相關基建撥款。若香港僅有的逆周期財政政策不能順利落實，香港的經濟將受到負面影響，加重貧富不均，加深社會矛盾。例如，立法會的“拉布”(即立法機關里少數派拖延法案的一種戰術)事件，推遲了政府2014-2015年度約390億港元的財政撥款，其相當于香港GDP的1.8%。

　　盡管香港的很多居民認為香港對大陸的開放影響了自身生活質量，但不可否認，香港與大陸關系的加深，對于香港的發展也至關重要。香港金管局在2007年做出的一項研究也表明，香港在很多傳統指標上，尤其是外匯和債券市場的深度上，與很多傳統金融中心差距很大，但依托于一個較大的經濟母體是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關鍵要素。此份報告表明，如果中國大陸的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和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達到美國的水平，香港通過金融產業對大陸的“出口”將比目前的水平提高數倍。事實上，在這項研究做出的2年后，人民幣離岸市場在香港開閘，在幾年的時間內高速發展，為香港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毋庸置疑，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需要依托大陸經濟的發展。但是如果一個民選的香港政府不斷挑戰中央政府的底線，不能與內地達成和諧的政治生態，未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也將受到嚴重削弱。這一過程中，作為香港最為關鍵的競爭對手，上海將是最大的贏家。

　　翻開兩座城市的歷史，都有著從小漁村向殖民地以及國際金融中心的涅槃歷史;但更加重要的是，兩座城市的發展與衰落都沒有離開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影響，也正是由于前3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政治穩定，才出現了兩座城市的迸發力量。

　　從海外投資者的角度來說，香港和上海各有優勢，但一個很明顯的共識是香港的相對優勢正在逐步喪失，上海正在迎頭趕上。

　　從人均GDP來看，上海的人均GDP從80年代初的1800美元，猛升至2013年的近15000美元，上漲了超過8倍，而香港的人均GDP也在這段時間增加了6.5倍，到2013年為3.8萬美元。從這一水平來看，上海的人均GDP僅為香港的40%，但考慮兩地的人口差異(上海人口幾乎是香港的3倍)，上海的經濟體量已經超過香港，而上海的年均經濟發展速度幾乎為香港的兩倍，這樣的趕超效應將十分明顯。即使香港引以為傲的金融業，上海也在快速地逼近香港。以銀行業總資產為例，香港的銀行業總資產到今年5月份達到了17.7萬億港幣，約合14萬億人民幣，而上海到2013年年底的銀行業總資產已經超過了12萬億元。考慮到香港銀行業的主要客戶來自于中國大陸，這樣的一個融資水平也表明上海在傳統金融能力上已經不相上下。

　　上海與香港的差距體現在其他的很多方面，比如說資本市場的深度，在股票市場的活躍度、籌資能力以及衍生品交易上，上海距離香港仍然有相當的距離，再比如在外匯市場方面，香港的交易量也要高出上海數倍，等等。這些差距既有市場參與者的成熟度問題，也存在監管跟進的問題。筆者相信伴隨著大陸相關改革的推進和資本市場的開放，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會很快超越香港。

　　回看香港，其最大優勢仍然在相對透明和成熟的法律制度上，這對于海外投資者來說是香港最獨特的優勢。上海也已經看到了這方面的問題，并已開始著手通過上海自貿區的建設和推進，來逐步拉近與香港之間的距離。事實上，這也正是香港需要擔憂的——如果上海更加熟悉國際金融環境與操作并與國際接軌，那么香港的比較優勢就會逐漸消失。

　　同時，如果香港出現更加復雜的政治環境，層出不窮的公民抗命，不斷地與中央政府對抗和對《基本法》的蔑視，其原有的司法制度的優勢將不可避免地消失殆盡。而“中國商業代理人”的身份一旦消失，那么未來香港的發展將面臨不可逾越的瓶頸。同時，由于成本的問題，香港制造業的重新崛起也已是天方夜譚，走向更加專業化和國際化的服務業，是必然的選擇。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相比，香港的相對衰落也許已經開始。

　　附：香港對中國重要嗎?

　　“占領中環”(Occupy Central，簡稱“占中”)與死對頭“反占中”運動在一件事上看法相同：對方勝利將對香港作為中國商業門戶的特殊地位構成威脅。

　　宣布香港特殊地位不復存在的“訃告”早就有人寫過。比如在1997年，有些唱衰者預言共產黨將管理不善，2003年SARS恐慌期間也出現過此類“訃告”。那兩次，舊的體制被證明頗具韌性。政府(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采取支持態度。香港秉持具有全球可信度的法律和商業標準。這種安排有利雙方。

　　但是，中國不再像以往那樣需要香港。深圳和上海已經發展成熟。經濟增長已使中國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因此，中國可以設定自己的條款，從跨國公司的定價政策，到中國企業選擇的商業合同適用法律。香港也許為其獨立性抗爭，但中國將決定業務應當流向哪里。

　　這種轉變可能給香港帶來痛苦的后果，正如企業行為所證明的。自2011年以來，長期盤踞香港、經營范圍涵蓋房地產、交通和食品的太古(Swire)，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剝離的資產超過收購的資產。就連李嘉誠(Li Ka-shing)也在對沖自己的賭注。同期，他的長江實業(Cheung Kong)集團公司——涉足房地產、電信和零售業——對發達市場公用事業的投資超過其它任何行業。

　　隨著內地官員收斂炫耀性支出，香港的吸引力已經下滑。隨著專業服務機構把員工遷往別處，商業和住宅開發商及業主可能失去更多營收。香港仍將是一個偉大的全球城市，具有自主確立的身份認同。但它作為中國商業門戶的角色無論如何都很可能變得次要。

　　英國《金融時報》 Lex專欄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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