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慮的種子
2010年07月13日 來源:《中國報道》第7期
策劃 李紅杰
執行 溫志宏 王新玲 董彥 孫玲
稻米、大豆被人為地植入有獨特功用的基因后,它們就成了轉基因種子。28年前,它還只是美國實驗室里的一個驚喜,今天,它已成為全球百姓餐桌上少有的不確定食品。太多的人對它有太多不同的態度,以至于我們只能自己揣度對它微笑還是怒目。
許多人將極力推廣轉基因的美國視為希望通過控制糧食來控制人類的野心家,在美國,食品中的轉基因成分甚至不需要被標注,只是它們不被用作主糧。而在其他國家,無論政府支持還是反對,百姓幾乎清一色的反對。
一貫最值得信賴的科學家被人們謹慎地以是否獨立來區分。當政府、企業、學術界混入了功利因素,選擇相信誰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許多年來,凡對轉基因食品說“不”的重量級科學家都無一例外地遭遇了各種厄運,這場較量中孰強孰弱似乎已在不言中。
轉基因食品發展的世界藍圖中,中國被希望成為轉基因水稻的生產大國。雖然農業部今年3月表明說,目前我國不允許任何轉基因主糧進行商業種植,但轉基因水稻和玉米依然被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發現種植和銷售。人們開始擔心它們在我國是否會像在巴西一樣,因為既成事實而無法阻擋?這個問題上,中國百姓實在太需要被說明一次了。
圍繞轉基因種子專利而發生的諸多官司,阿根廷、印度等國家因為轉基因種子而發生的巨變,使信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中國百姓們開始擔心,未來的某個年月里,中國的土地上是否會除了轉基因外再無種子?謎一樣的轉基因,真會把我們帶入一場空前絕后的種子危機嗎?
轉基因商業化應暫緩實施
2010年07月14日 來源:《中國報道》第7期
特約評論員 臧云鵬
中國成為第一個批準主糧商業化種植的國家,雖然令世人驚詫,卻在情理之中。其實早在2006年,轉基因的推進工作就已經從科學研究領域進入到了國家戰略層面。這一年,轉基因作為一種重大的前沿技術被寫進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以及“十一五規劃”。
兩年后的2008年,轉基因戰略進一步推進到戰術縱深階段,國務院通過常務會議的形式,審議并原則通過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撥款120億元人民幣、地方配套120億元人民共計240億元人民幣投入到轉基因新品種的開發。
2009年11月,中國農業部針對轉基因水稻種子頒發的安全證書,不僅與之前的國家戰略決策思路一脈相承,而且是水到渠成。
不過,疑問并沒有就此消失。
眾所周知,轉基因飽受爭議的兩大問題——食品安全問題和產業安全問題,在全球范圍內不僅沒有形成共識,而且分歧日益突出。然而正是在這樣的科學與政治經濟背景之下,轉基因革命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國的國策。
讓我們認真翻閱一下《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的原文,以及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的新華社報道,令人十分費解的是,在這些國家級文件中,對于眾所周知的轉基因可能存在的兩個方面的安全問題,均無任何表述。國務院常務會議甚至對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給予了高度肯定,“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對于增強農業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提升我國生物育種水平,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提高我國農業國際競爭力,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疑問就出在這里——國家級文件為什么對轉基因可能存在的危害避而不談?退一步講,即使決策者們不認為轉基因存在危害,那么是否也應該拿出有說服力的論述和證據,以示對人民的健康和國家的主權負責?
我們并不清楚這些決定國家戰略走向的文件出臺的具體程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決策者們未必是轉基因的技術專家,因此面對轉基因這樣高科技含量的問題,決策者也要聽取專家的意見,而且專家的意見往往可能成為主導。這并不鮮見,也并不可怕。但是問題是:決策者們聽取的是哪些專家的意見?
頒發安全證書的是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但只是一個管理部門,據農業部的介紹,證書發放是“經過嚴格的實驗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生產性試驗和申請生產應用安全證書等五個階段的多年安全評價,依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評價結果”作出的決定。
那么,這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又是由哪些人士組成的呢?網上一份帖子公布了2009年第三屆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名單共計41人,其中農業部8人,中國農科院10人,中國農業大學2人,國家質檢總局動植物檢疫實驗所2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1人,復旦大學、南京農業大學、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各1人,華中農業大學2人,吉林農科院2人,山東農科院、天津衛生防疫中心、中科院武漢病毒所、中國獸藥監察所、廣東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遼寧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技術中心、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各1人,中國疾控預防中心2人。
目前轉基因所可能危害到的方面包括衛生、環境、質檢、國家安全等,對比以上名單可以發現,該委員會缺乏環境、國家安全方面的專家,而衛生方面也缺乏中央級單位專家。
當然,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根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第一章第五條的規定,“農業部設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負責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工作”。這一歸口管理,實際上把專家委員會中非農業部系統專家的影響力大為削減。農業部的職能是保障糧食生產和產量。轉基因只要可以增產和降低農藥的費用,當然要支持,至于轉基因可能會帶來的生命安全、環境污染以及產業安全問題,并不在其管轄范圍之內,自然也就不會過于上心是可以猜測得到的。
也許飽受轉基因危害的印度的做法可以借鑒。
印度環境部長2010年2月10日宣布,無限期停止轉基因茄子在印度的種植,直至獨立的第三方研究確實證明轉基因茄子對人的健康、周圍環境以及生物多樣性沒有問題為止。值得玩味的是,否決轉基因的不是農業部長而是環境部長。環境部長顯然不是轉基因的專家,他的理由只有兩條:其一是轉基因產品目前科學界對其還缺乏公識,分歧很大,對安全與否沒有共識;其二,近期印度全國性的大規模有組織的抗議浪潮,有數十個州政府宣布拒絕轉基因產品。
就這樣,出于對科學與社會的責任,在印度,轉基因茄子商業化被取消了。
我們建議,1、取消2009年11月對兩種水稻、一種玉米種子頒發的安全證書,重新申報;2、改革審批制度,采取農業、衛生、質檢、環境、國家安全等部門聯合簽發轉基因種子安全證書的審批機制;3、在制定對人類、環境、國家安全有重大潛在影響的戰略時,采取多部門、多方面專家聯合提出方案的機制,而不是采取單方面技術專家+歸口管理的辦法,來處理如此重大的事項。
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回答了1994年美國人布朗“下個世紀誰來養活中國人”的拷問,而眼下,出于科學家的良心,為了驗證轉基因大米的危害,袁隆平開始以自己做實驗。如果我們也必須在未來五年開始以自己做實驗,那么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是通過科學的機制告訴我們必須這樣做。
轉基因真相
2010年07月14日 來源:《中國報道》第7期
引文:“中國目前仍是追求高質量食品文化的國家之一,其中包括天然生產的糧食。如果迷失了這種傳統而去追求轉基因食品,這將是民族經濟走向自殺的最簡單方式。”
當普通百姓因無意中吃到轉基因食品而驚詫時,很少有人意識到,這類食品已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更少有人察覺,這項新技術的背后,竟與權力的推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轉基因商業化“狂飆突進”
世界上關于轉基因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繼1983年全球第一例轉基因植物——一種含有抗生素藥類抗體的煙草在美國成功培植之后,洛克菲勒基金會1985年首先發起了對轉基因植物商業用途可能性的大規模研究。隨后的20年中,該基金會在促進世界范圍內基因工程的開發研究和生產應用的投入超過了數億美元,并將此宣稱為:基因革命。
在此背景下,美國大量的農業綜合企業開始投入轉基因作物和飼料等的狂熱研究熱潮中,孟山都公司等轉基因巨頭企業充當了這支隊伍中的領頭羊。
第一種大批量進入市場的轉基因食品是含有rBGH人工生長激素的牛奶,這項轉基因技術是孟山都公司的專利。隨后,權威科學家愛博斯坦博士一紙說明該牛奶有致癌危險的警告如重磅炸彈般激起了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警惕,繼而引起了整個科學界的爭論。但在當年老布什上任后的幾年中,政府并沒有頒布過任何管制生物技術和轉基因產品的新法律法規,轉基因在默許的環境中大行其道。在此過程中,企業利益仿佛與政府利益融合在一起,關系如麻,耐人尋味。
業界公認的全球首例轉基因農作物商業化始于1996年,離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品種在美國獲得商業化生產許可只用了兩年的時間。恰是這一年,世界轉基因種業巨頭孟山都對公司的業務做了分離,一個傳統的化學工業公司將業務轉向了種業市場。結果,該公司當年營業額達到12億美元,比1995年增加了8.23億美元,增幅超過200%,由此可見,這個行業擁有誘人的利潤增長機會。
也是在1996年,孟山都在阿根廷農民陷入通貨膨脹的困難時期非常及時地伸出“信貸”援手,獲得了該國總統梅內姆頒發的獨家銷售轉基因種子許可證。阿根廷政策開禁之后,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成為了商業化大豆生產的基礎,而阿根廷的土地隨即成為一個龐大的轉基因種子實驗工廠。1997年,轉基因大豆達到阿根廷大豆種植面積的20%,1998年超過了60%,目前,這個比例已經接近100%。這樣的模式被孟山都以“慷慨的救援”方式復制到了巴西、伊拉克等國。2003年9月,巴西政府解除了在2003/2004年度播種和銷售轉基因大豆的禁令,使巴西農民種植轉基因大豆合法化,轉基因大豆的種植面積正在迅速擴大。如今,嘉吉、邦基等種業巨頭已在巴西等國扎營,以“向農民提供貸款(年利息13%)——用大豆收成償還”的方式和當地豆農達成了長期的依存合作關系。由此,轉基因農作物的商業化種植在全球范圍內快速推進。
根據中國農業部公布的數據,截至2009年底,全球已有25個國家批準了24種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應用。以轉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為代表的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由1996年的2550萬畝發展到2009年的20億畝,14年間增長了79倍。目前看來,美國仍然是最大的轉基因種植國,2009年種植面積達9.6億畝,其次是巴西和阿根廷,種植面積均達到了3.2億畝左右。
2010年6月22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加州地方法院的禁令,允許孟山都的抗農達轉基因紫花苜蓿種植。據了解,紫花苜蓿是美國最重要的牧草作物,種植面積2200萬公頃,美國農場主和環保團體對轉基因“超級種子”帶來危害的反抗卻因此終結。作為最高法院對轉基因作物問題的第一次裁決,禁令的取消似乎給市場發出了強烈的信號。
抽言:“‘轉基因作物能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只是美國孟山都公司為首的轉基因‘卡特爾’組織對外散布的美妙神話。”
慘痛的反思
中國學者周立對美國農業進行過獨立研究,在與筆者的交流中曾表示,美國式的大農場成為全球現代化農業的樣板,被其他國家不斷地模仿和復制,世界各國的農業生產模式和糧食體系,也從此走上了不可持續發展的不歸之路。“各國農業模式應允許不同的形式存在。轉基因農業的規模化種植,不可挽回地破壞了生物多樣性,原本可持續的農業模式,在政治利益和商業利益驅使下慢慢變成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為特征的自殺式農業模式。”
這一觀點在印度轉基因棉農的自殺潮中得到了印證。根據統計,1997年至今印度農民自殺已達到20萬人數,而其中大多數是棉農。當地棉農將這一切歸咎于轉基因棉花的規模化種植和全球化的沖擊。
上個世紀末,孟山都開發了專門抵御棉鈴蟲幼蟲的名為“保鈴棉”的轉基因棉花種子,并于2002年在印度上市,最初,“保鈴棉”產量翻番帶來的可觀收益讓印度棉農趨之若鶩,2005年,這種棉花的種植使殺蟲劑的使用量減少42%,種植轉基因棉花每英畝的收入比非轉基因棉花高出373美元。但好景不長,“保鈴棉”的收成由于水土不服開始減少,對轉基因棉花高產深信不疑的農民卻因前期貸款購買種子而債臺高筑,最終被逼上絕路。科學家曾經預測,經過10代棉花種植,棉鈴蟲就必將普遍獲得抗藥性。孟山都轉基因棉花的商業化擴張之路,竟灑滿了棉農憂傷的淚水和鮮血。
美國著名地緣政治專家恩道爾先生在與筆者的郵件交流中表示,“‘轉基因作物能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只是美國孟山都公司為首的轉基因‘卡特爾’組織對外散布的美妙神話。實際上恰恰相反,在美國,根據對占據絕對份額的轉基因大豆、玉米和其他基本作物的收成來看,結果并不如人意,而包括孟山都和美國農業部都在極力隱瞞轉基因作物在種植一兩季之后收成減產的事實。迄今為止,沒有一種轉基因種子能夠在長期的檢驗中體現出產量方面的優勢。”
2004年11月,澳大利亞一份轉基因芥花籽產量報告顯示,盡管孟山都聲稱抗農達芥花籽的產量能提高40%,但澳大利亞根據試驗結果揭露,它比全國平均產量降低了17%。英國土壤協會曾用6年的時間研究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情況,并在2002年發表了《疑慮的種子》的報告,其獨立的評估表明:轉基因大豆和玉米已使土壤情況惡化。根據我所了解的真實情況,土壤惡化的元兇在于,大多數的轉基因作物越來越依賴于孟山都的專利農藥,比如農達草甘膦除草劑。這些農藥已被實驗證明含有致命的劇毒性,使用此農藥的轉基因作物會對人類和動物的細胞及胎兒產生中毒的風險。”
法國醫學博士弗雷德里克•雅克瑪曾經表示,發展轉基因技術的同時要進行根本性反思,探索這項發明是否會對土壤和生物圈等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產生破壞,而不是陷入某種所謂新發明的狂熱之中。
在目前全球進行廣泛持續的轉基因研究氛圍中,歐洲對此表示強烈的反對,這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法國學者居伊卡斯•特勒認為,法國人對本地區生產的傳統食品情有獨鐘,法國美食和那些用轉基因產品生產的工業化的食品并不相容。他們熱愛擁有樹木蔥郁的森林和小片田地的風景。而轉基因的集約化種植,會破壞森林、籬笆和小溪來建造十幾公頃的大片田地。
“大部分的轉基因產品都是由某個美國公司進行商業化操作,而法國人不愿意依賴于外國公司。”恩道爾向筆者透露,“我經常周游全球各地,與不同的人群交流對轉基因及其他重要問題的看法。目前在土耳其了解到奧巴馬總統去年施壓埃爾多安政府取締轉基因禁令的相關內幕,但對于這些國家而言,包括德國、英國、俄羅斯等,我的感受幾乎一致——人們把轉基因當成非自然物種一樣抵制。”
目前,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1.34億公頃,其中歐盟種植面積僅10萬公頃,且大部分集中在西班牙。2010年7月13日,歐盟將討論修改目前歐盟轉基因作物種植批準體系的建議。根據該建議,歐委會可以加快轉基因種植品種的批準進程,但是,各成員國擁有是否允許在本國種植的最終決定權。
轉基因在中國
中國對轉基因項目的研究,從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的“863”計劃開始,就在國家的支持下持續投入,即使在90年代末國內外爭議較大時,研究也沒有停止。
在過去20年中,中國三分之一的轉基因研發資金集中在轉基因水稻的研發上。中國生物工程學會表示,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每年能給中國帶來40億美元的效益。90年代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人對轉基因生物科技持非常推崇的態度,該領域的研究也被視為中國高技術在世界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標志。但過去極少有人會談到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問題,一個原因是,目前在中國除轉基因抗蟲棉之外,還沒有大宗糧食、油料作物和其他食用的轉基因作物獲得生產許可。
創世紀轉基因技術有限公司極力推動抗蟲棉產業化發展,該企業高層向筆者介紹,美國孟山都的轉基因棉花早已在中國遭遇滑鐵盧。由國際作物生命協會數據得知,中國國產抗蟲棉占全國抗蟲棉面積由1999年的7%增長到目前的90%以上,美國抗蟲棉則由93%下降至不到10%。1996-2006年期間,中國已經從種植轉基因棉花中獲益58億美元,其中僅2006年的收益估計就達8.17億美元。
該高層表示,由于棉花生產工藝復雜的特殊屬性,美國式的機械化種植并不適合棉花生產,而是需要棉農通過人工一個個采摘完成,才能保證棉花的質量,對于人工成本的付出,中國市場具備優勢。他強調,轉基因和育種是不同的概念,轉基因技術可以說是育種的一種手段。“以抗蟲棉為例,只是在抗蟲方面使用轉基因技術,而種子可以在各種優質資源儲備中進行選擇,不一定要用轉基因種子。”
2000—2004年間,中國開始放慢了轉基因項目研究的步伐。主要原因在于,國內有關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爭論漸多,農業部開始慎重考慮轉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問題。正如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向筆者透露的那樣,“國家對轉基因的問題上,關于研究的態度較為開放,因為中國應該有自己的技術儲備;但相關法規對商業化管理較為保守,主要是考慮到安全問題和百姓的接受程度”。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焜也表示,“關于轉基因作物安全性問題管理需要通過反復的討論和驗證。”
然而,接下來幾年間,轉基因大米非法流通頻頻曝光。2005年4月,綠色和平組織經過兩個月調查發現,湖北武漢市、武漢周邊地區和松滋市等地方的種子市場、農技站和種子站,在非法售賣沒有通過安全審批的轉基因水稻,并很可能銷售到湖北以外的南方市場。根據種子公司和農民提供的數據估算,湖北2004年至少有950~1200噸轉基因大米已流入市場;2005年的種植面積至少為20000 ~25000畝。這兩年間,該區域農民一度因為“一種不用打藥又高產的種子”而興奮不已,那時他們并不知道,種植的就是轉基因的水稻種子,以為是政府推廣的另一種雜交水稻新品種。“聽說這個種子能抗蟲,大家都拿來試種,一開始是幾家種,后來都搶著種。”結果卻是,轉基因水稻稻種只能抗螟蟲,不能抗其它的蟲子,種了兩季之后的2007-2008年間,大片的稻谷都被稻飛虱吃掉了,農民顆粒無收。
2007年9月,在位于懷化市的湖南省中稻區域試驗田,綠色和平組織又發現,在農業部不知情的情況下,一種實為轉基因品種的水稻,冒充常規雜交水稻做了兩年田間實驗,并已進入最后的品種審定階段,試圖繞過轉基因生物安全審定,直接獲取商業化種植資格。2010年3月15日,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發現中國境內沃爾瑪超市出售非法轉基因大米。一時間,關于“轉基因”的爭論再度甚囂塵上。這個事件發生在一個微妙的日子:其一,查處當天為國際消費者權益日;其二,中國“兩會”剛剛落下帷幕。而在“兩會”期間,中國農業部官員明確表示,目前國內仍未允許轉基因大米的商業化生產和進入市場流通。事發之后,農業部再次澄清,“從未批準轉基因糧食作物種植”,言之鑿鑿,不容置疑。
抽言:“如果中國對轉基因作物不設任何障礙并放開市場,孟山都等外資轉基因巨頭將直接利用對種子的控制對貴國提出各種條件,而這背后真正操縱的施壓者極有可能來自于五角大樓。”
種子的“鴉片戰爭”?
而中國政府對轉基因農作物研究的真正發力在2008年,當年7月9日,國家投入資金240億元,啟動 “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此舉在當時曾掀起了軒然大波。筆者當年曾就此事多方調查,主要得出兩種結論:一、預言中國將成為商業種植轉基因水稻的國家;二、轉基因糧食商業化生產仍需謹慎,國家尚未開禁。
事隔一年,曾經的預言突然眉目清晰。2009年10月,中國農業部公布了兩種轉基因水稻和一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中國成為世界上首個批準主糧轉基因種植的國家。三個月后,中央一號文件明確強調 “加速實施轉基因主糧產業化”,這在一夜間成為全體國民關注的焦點。接下來更有百人上書反對,政協委員聯名上交提案,根本原因仍在于擔憂轉基因主糧商業推廣的安全性。
筆者曾就“中國是否應該放開轉基因市場”問題與恩道爾進行探討,他非常堅定地表示,“如果中國對轉基因作物不設任何障礙并放開市場,我可以坦白地推斷,在10年或最多20年的時間內,中國將受到糧食安全體系遭受破壞和人們健康受損的雙重威脅,甚至將變成不毛之地。正如老布什給轉基因打開綠燈的15年間,美國普通百姓已然成為這場實驗的小白鼠,平均健康水平每況愈下。屆時,孟山都等外資轉基因巨頭將直接利用對種子的控制對貴國提出各種條件,而這背后真正操縱的施壓者極有可能來自于五角大樓。這是我一直將轉基因工程看做新一輪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這毫不夸張。以我掌握的資料和經驗來看,中國目前仍是追求高質量食品文化的國家之一,其中包括天然生產的糧食。如果迷失了這種傳統而去追求轉基因食品,這將是民族經濟走向自殺的最簡單方式。我真誠地希望中國的決策者和普通百姓不要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事實上,在允許轉基因食品流到市場上之前,中國政府仍要做很多的準備,包括監管制度的完善和保障公眾的知情權。
對于轉基因話題的諸多看法和討論,從科學界到市場都存在巨大的爭議和對峙,但迄今還沒有出現針對一系列疑問的真正交鋒,而對于轉基因價值的界定和取舍,已成為政府決策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李國霖 北京安邦咨詢公司研究員
農業部:決策謹慎但缺乏透明
2010年07月13日 來源:《中國報道》第7期
本刊記者 董彥 綜合報道
轉基因的“權力地圖”
在隸屬于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的“中國生物安全網”上,記者看到目前我國轉基因管理方面的部際聯席會議的成員單位包括農業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科學技術部、衛生部、商務部、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以及環境保護部七家部委,其主要職責任務是“研究協調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審定主要轉基因作物準許商品化生產的政策”等。而各個部委的具體職責范圍,從在現有的公開資料看,轉基因產品的技術研發由科技部負責;安全管理的職責主要在農業部,負責對轉基因作物實行安全評價審批和標識申報;作為食品安全主管部門,衛生部曾出臺過《轉基因食品衛生管理辦法》,對轉基因產品的標識進行管理;轉基因產品的進出口管理權歸屬國家商務部;環保部主要涉及轉基因產品的安全評估和對環境污染的評估和管理。
此外,全國層面的轉基因事務管理部門還有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領導小組、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全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四家。其中,掌握發放轉基因安全證書“生殺大權”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承擔著在我國對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的重大職責:每一項轉基因技術的農業推廣,都必須經過實驗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生產性試驗和申請領取安全證書五個階段,前兩個階段由安委會實行報告制管理,后三個階段則必須報安委會審批,安委會一致通過后,報農業部批復。而后三家機構直接或間接地隸屬于農業部。
由此不難看出,我國的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方面,主要是以農業部牽頭進行行政管理的。
決策謹慎,但缺乏透明
作為中國轉基因安全問題的主要管理部門,1996年,農業部發布了《農業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實施辦法》。隨后,農業部根據國務院2001年5月頒布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陸續發布了與該《條例》配套的4個管理辦法。依據以上主要規則,作為“國務院農業行政主管部門”的農業部于1999年和2004年,先后受理了轉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安全評價申請,并于2009年10月公布了轉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
針對外界對主糧轉基因進入準商業化生產“門檻”所提出的質疑,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負責人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轉基因水稻和玉米分別經過了11年和6年的嚴格安全評估。農業部根據國內外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指南,制定了環境安全、食用安全、飼用安全等評價指標,部分指標甚至“比國際相關標準更加嚴格”。此后,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作出同意發放安全證書的建議后,農業部召開了由國務院11個有關部門組成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際聯席會議,對安全證書發放事宜進行了審議。
從程序來看,農業部等部門對于轉基因作物的安全審批的態度是“慎之又慎”的,但當前的主要問題在于,外界無法得知其是如何進行安全評價,及審批的過程等細節。此前報道轉基因水稻等獲得生產應用安全證書的記者這樣描繪了當時發現這則消息的情況:“它被擺放在一家幾乎很少更新的專業網站上,混雜在‘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準清單’中,連幾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眼的綠色和平組織工作人員都沒發覺。”
的確,目前關于轉基因作物安全評價的信息公開方面,是缺乏透明度的。以掌握轉基因食品能否端上廣大公眾餐桌“生殺大權”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為例。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工作人員沒有向記者答復委員會的具體組成人員,在農業部官方網站以及生物安全網上也不能找到相應信息,只有網絡論壇的一份帖子“非權威”地公布了文件編號為“農科教發[2009]6號”的“2009年第三屆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但對于內容的準確性我們卻無處核實。
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中一位的中國農科院專家的博士研究生還向記者表示,在擔任安全委員會委員后,關于轉基因安全審批問題導師從來都是只字不提,就連他平時的行程也不得而知,看得出來農業部對相關專家有明確的“紀律”要求。
至于轉基因論證的前后詳細過程以及安全審批的材料和鑒定結果,國家環保總局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薛達元向記者表示,“轉基因品種的安全審批材料只有安委會委員才能看到。”而記者從《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中看到,“農業轉基因生物按照其對人類、動植物、微生物和生態環境的危險程度,分為Ⅰ、Ⅱ、Ⅲ、Ⅳ四個等級,實行安全分級管理評價制度”。從上一試驗階段轉入下一試驗階段的,“實驗單位都需提供上一實驗階段的實驗報告等材料”。作為主糧的水稻轉基因實驗理應參照最高安全級別進行評價審核。但農業部在以政府管理部門的角色向兩種“轉基因水稻”正式頒發安全許可證書后,并沒有向公眾公開四個階段安全評價審核的相關材料和結果。對此,薛達元表示,“在歐洲,安全審批材料會在政府網站公布,任何公民都可以在一個月內提交意見。”
轉基因主糧產業化懸疑
中國目前正在研究與開發的轉基因植物約47種,其中包括糧食作物7種,經濟作物5種,油料作物4種,蔬菜水果等31種。7種糧食作物分別是:水稻、小麥、玉米、馬鈴薯、高粱、谷子、甘薯。目前批準進行大田試驗的轉基因植物已達13種,有棉花、水稻、玉米、大豆、小麥、煙草、馬鈴薯、番茄、甜椒、番木瓜、楊樹和矮牽牛花等。其中抗蟲棉和轉基因木瓜已被批準進行商品化生產,加上水稻和玉米部分品種獲得安全證書,未來中國可能會有更多的轉基因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獲得批準。
轉基因作物的商業產業化,在中國似乎正在成為趨勢。但當前的問題核心在于,我們轉基因主糧的產業化進程是否太快了?
在2009年以前,中國政府對轉基因技術的商業化是十分謹慎的,農業部僅批準了轉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矮牽牛花、楊樹和木瓜的商業化種植許可,而一直沒有批準任何轉基因糧食作物的商業化許可。同時,也正是由于對生物安全方面的擔心,農業部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許可至少已經延長達5年。
但就在2009年,這個局面被打破了。當年12月1日,號稱“轉基因水稻第一股”的豐樂種業突然涌入大批買單,最終收盤大漲7.37%。市場如此“積極”的反應或許和出現在“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準清單”上的項目有關。
農業部對此的解釋是,“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始終是頭等大事。努力搶占未來經濟科技競爭制高點,加速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究與應用健康發展,可以為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
的確,搶占轉基因技術專利的先機,這是毋庸置疑的好事情。但現在問題已經發展到轉基因大米就要端上千萬老百姓飯桌的時候了。正如網民發帖議論的那樣:作為中國人的主食,1個月沒有問題,但誰知道吃了10年、50年、100年有沒有問題?我們的子孫會不會產生問題?
對于這些質疑,相信現在沒有一位專家和官員能夠站出來做保證絕對沒有問題。因為這不是科學水平高低的事兒,而是沒有經過時間和自然長期的檢驗。國際消費者聯會在轉基因研究報告中寫道,“現時沒有一個政府或聯合國組織會聲稱轉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
不過,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副主任黃昆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還拿不出有力的證據證明轉基因主糧確實存在安全隱患。因此,隨著全球糧食危機加劇,農業部把轉基因產業上升到糧食安全的戰略高度,轉基因技術產業化的發展肯定將大大加速。
形勢比人強。推進轉基因技術已成為一個必然趨勢。但是,農業部對轉基因作物的推廣是不是可以采取更審慎的態度:既要更詳細地論證,也要把轉基因作物可能會產生的影響原原本本地告訴公眾,正面地進行引導,讓公眾有知情權、選擇權。總之,希望政府對切實關系到人民健康和安全問題的決定,要更嚴格、更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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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轉基因水稻調查
2010年07月13日 來源:《中國報道》第7期
水稻作為中國的主糧,一旦出現任何問題,后果將不堪設想。
本刊記者/林曉 發自湖北
2009年10月,在湖北武漢的華中農業大學行政大樓里,兩種轉基因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安全證書頒給了張啟發院士的研發團隊,中國成為了世界上首個批準主糧轉基因種植的國家。這兩種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的有效期是2009年8月17日至2014年8月17日,生產應用范圍僅限在湖北省。
發放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的消息一經傳出,如同引爆了火藥桶,與其相關的食品安全、生態安全和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爭論不斷。盡管轉基因大豆和轉基因棉已經進入商業化生產,關于它們的安全隱患至今仍沒有定論,然而,水稻作為中國的主糧,一旦出現任何問題,后果將不堪設想。
雖然頒布安全證書并不等于商業化,但也為其走向商業化埋下了伏筆。事實上,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早在2005年的時候就已經發布調查報告,稱湖北省的孝感、咸寧、江夏等地區已經有轉基因水稻的非法種植,而且這些稻米已經流到廣州、中山、珠海等城市。
轉基因水稻已非法種植多年
6月份的湖北,水稻田里的秧苗已經長到快一尺長了。一般來說,7、8、9這3個月是螟蟲的高發期,因此,僅僅通過表面的觀察并不能看出不同品種的水稻有何不同。
記者來到湖北云夢、隨州等地,當地的大多數農民對轉基因水稻這個概念并不熟悉,當提到“抗蟲稻”時,一位姓程的小伙子告訴記者,“確實聽說有抗蟲的水稻種子,前幾年就有朋友跟我提過,但是價格太貴,而且要托熟人才能買到。”據他所說,所謂的“抗蟲稻”也并非完全抗蟲,只是和其他品種和價格的種子相比,抗蟲效果更好一些。
可是,這些農民所說的高價的“抗蟲稻”,是否就是非法種植的轉基因水稻呢?
在當地農民的介紹下,記者來到湖北隨州市北郊清河路附近,這里是市種子公司所在地。并不寬敞的街道兩邊集中了農技站和大大小小數十家種子公司。由于已經過了購買水稻種子的時間,當記者詢問是否有抗蟲的水稻種子出賣時,大多數賣家都不太積極,推搪說年底或明年年初再來問吧。最后,記者找了一位當地人一起去問,終于在一家名為“金谷種業有限公司”那里找到了線索。
這家種子公司已經經營了數十年,經營者原是市農技站的工作人員,對各種水稻種子的買賣渠道也相當熟悉。當問到是否有一種“抗蟲高產”的水稻時,這位經營者直言不諱地反問:“你說的是那種轉基因的水稻種子吧?”
她滔滔不絕地告訴記者,這種水稻在幾年前就有了,但由于國家的政策還不允許,只能暗地里偷偷賣。一般只要說是“抗蟲稻”,種子公司的人就應該知道。由于現在國家還沒有批準,所以每年她大概也就只購進200斤左右的“抗蟲稻”,價格在一斤50元左右,比一般的水稻種子貴一倍。據她介紹,這些種子一般只賣給熟悉的經銷商,再由經銷商直接賣給農戶。由于價格較貴,最開始都是按成本價搭售給銷售商,農戶也是抱著試試看的心理買個一斤兩斤做實驗。事實證明,這種水稻種子確實能抗蟲,蟲子不吃,就不用施農藥,產量也高,農民就高興了。嘗到甜頭的一些農民每年都向經銷商要這個種子,而種子公司在目前仍然抱著推廣的目的,限量出售。
“我們種子公司一定要知道國家的政策,去年有兩種轉基因水稻已經獲得了國家的批準,現在還沒有正式批準大規模種植,可是我們已經私下種了好幾年了,讓農民對這種水稻的品質有個了解。一旦政策放開,我們就可以大批量的出售,農民也放心買。”對轉基因水稻種子的未來銷量,這位種子公司的經營者充滿了信心。
是誰泄露了轉基因種子?
在國家還不允許種植的情況下非法出售種子,這顯然是違法的。
據了解,為了避開監管,這些“抗蟲稻”每年都打著不同的名號,而今年,出自武漢惠華三農種業有限公司的“培兩優1108”就有這個種子。除此之外,就是四川農大高科農業有限責任公司旗下的種子。這兩家公司都擁有高校科研機構的背景,一個是華中農業大學,一個則是四川農業大學。
早在2005年4月,綠色和平組織就發布了《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的調查報告,并送往農業部。經調查,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漢禾盛種衣劑有限責任公司和華中農大新技術研發公司在承擔轉基因水稻生產性實驗過程中擅自擴大制種。其中,華中農大新技術研發公司是華中農業大學的下屬公司,而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正是由中國農業大學的張啟發教授出任首席執行官。
資料一經公布,華中農業大學成為了眾矢之的,而張啟發教授也遭到了反對者的痛罵。2005年,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注銷。湖北省農業廳也隨即對已種植的上萬畝轉基因水稻進行鏟除。
華中農業大學水稻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員告訴記者,在這幾年學校舉辦的國際交流會議上,展示的轉基因水稻種子發放給了與會者,沒有進行回收,種子很有可能就此泄露出去。該研究人員甚至埋怨,如果不是綠色和平組織在“搗亂”,轉基因水稻種子的安全證書會提前好幾年發放。
在國家還沒有允許商業化的情況下,研發機構和政府的監管部門都肩負著控制轉基因水稻種子外泄的責任。可是事實證明,轉基因水稻不僅已經非法種植多年,甚至已經進入了市場,上了老百姓的飯桌。
2005年,綠色和平組織在湖北調查時,就發現武漢家樂福十升店在銷售轉基因大米。而根據該組織2009年和2010年最新的調查報告顯示,湖北武漢、福建福州、湖南長沙、廣東廣州的部分農貿市場和超市的大米或米制品中均查出轉基因成分。2010年5月最新的調查顯示,廣東省東莞“金燕米粉”的原料來源地是江西省。湖北隨州金谷種業公司的經營者也告訴記者,當地種植的轉基因水稻都跟著其他品質的大米一起混著賣了。
據隨州市農業局的一位工作人員介紹,引進新種子一般都會試種兩年,沒有問題才會通過檢測。而非法的轉基因大米種子由于混在其他型號的種子里一起賣,在目前還沒出現問題的情況下,沒有被查出。
蟲子都不吃,人能吃嗎?
如果說,轉基因大米已經進入了食物鏈中,老百姓擔心的是,轉基因大米能吃嗎?
張啟發的研究團隊研發的轉基因水稻,是將一種土壤細菌——蘇云金芽孢桿菌(Bt)的殺蟲晶體蛋白基因,分別插入到華恢1號和汕優63這兩種雜交水稻的遺傳物質DNA中,使水稻產生Bt抗蟲蛋白,幫助殺死多種以谷物為食的螟蛾科害蟲。它的最大特點就是通過抗蟲來達到高產的目的。
那么,食用轉基因大米是否安全呢?張啟發的回答是,轉基因抗蟲水稻比符合國家安全標準的飲用水更加安全。在中國飲用水標準中,有毒的亞硝酸鹽含量不能超過百萬分之一,而轉基因抗蟲水稻中抗蟲蛋白基因的含量為百萬分之二點五,一個人每天可以喝幾斤水,卻吃不了2斤米。他表示自己已經吃轉基因大米多年,并沒有出現任何異常。張啟發的一位研究生透露,去年過年聚餐的時候,張啟發專門用轉基因大米煮了一鍋飯,讓所有參與轉基因水稻研究的人員各吃了一碗。該學生稱口感還不錯,沒什么異樣。
華中農業大學水稻研究所的一位科研人員告訴記者,Bt毒蛋白并沒有毒,由于昆蟲的胃液是堿性的,所以Bt毒蛋白會發生作用,使昆蟲的腸胃潰爛,而人體的胃液是酸性的,不會發生任何作用。
然而,業內的一些專家擔心,轉基因食品可能影響細胞內的蛋白質組成,一旦基因在人體內發生轉移,對后代將造成無法預估的危害。
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對此也持謹慎態度,“我愿意吃抗蟲抗病的轉基因食品,我吃了沒問題,但這還不行。我這樣的老人現在沒問題,但下一代就沒問題嗎?”袁隆平建議招募年輕的志愿者進行臨床試驗,“他們吃了沒事,他們今后生的孩子也沒問題,這才說明沒問題。”
是否出現“基因漂移”?
今年3月份,在農業部的網站上,一篇由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彭于發撰寫的文章中說,“試驗分析和檢測結果表明,‘華恢1號’和‘Bt汕優63’轉基因水稻在國內生產種植對生態環境是安全的”,對于益蟲等主要昆蟲種群,也不會產生不良影響。記者發現,這篇文章目前已經刪掉,而在農業部網站上與彭于發相關的文章也無法打開。
事實上,對于轉基因水稻可能造成的環境和生態影響,人們的擔心一直存在。在華中農業大學校園里,有一大片水稻試驗田。記者發現,在種植轉基因水稻的農田周圍,有一圈白色的護欄,中間則辟出了一塊隔離帶,研究人員稱是為了防止基因漂移。
所謂“基因漂移”,是指轉基因作物中轉入的外來基因,通過花粉傳播等途徑,轉移到相鄰的其他作物或者野生植物之中,從而改變其他作物或野生植物的基因組成。一旦由于基因漂移“污染”了其他非轉基因作物,對生態系統將造成極大的影響。
然而,據記者考察,湖北的大片田地之間并沒有設置任何隔離帶,農民根本就不清楚哪些是轉基因的種子,哪些不是,全部混種在一起。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的薛達元也擔心,在地方,農民不會知道,野生稻周圍100米不能種植轉基因水稻。
綠色和平組織也撰文指出,目前轉基因作物只針對一種或兩種病蟲害具有抗性,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一兩種病蟲害的爆發,但是卻可能導致次生蟲害的爆發頻率增加。而針對我國轉基因棉花進行的研究表明,轉基因棉花抗棉鈴蟲,但棉盲蝽這類害蟲在過去幾年中數量增長迅猛,種植轉基因棉花的農民并沒能降低農藥的施用量。
糧食安全受影響?
在轉基因大米的食用安全還沒有定論的情況下,關于國家糧食安全和糧食主權的擔憂也被提上了日程。
轉基因糧食種子不能自然繁殖,不能采集,完全靠生物公司供給。因此,誰擁有基因方面的關鍵技術,誰就搶占了這塊領地。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程恩富表示,“中國的轉基因水稻、玉米種子中含有多項外國公司的技術專利,其配套的農藥和除草劑等也有外國專利陷阱。”國外專利可能會推高種子價格,破壞農民保存和交換種子的權利,同時會影響糧食價格,甚至威脅到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糧食主權。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水稻作為13億人的主糧,一旦轉基因水稻通過商業化審批,國外專利可能會對我國的農業生產產生巨大的影響。
綠色和平組織和第三世界網絡分別在2008年和2009年對在研的部分中國轉基因水稻進行了專利調查。調查發現,中國接近商業化批準及在研的8種轉基因水稻至少涉及28項國外專利,沒有一種轉基因水稻具有獨立的自主知識產權。對此,華中農業大學的林擁軍教授表示,轉基因抗蟲水稻中的兩個核心專利,涉及培育這個材料的方法和過程,是中國科學家自己的,申請了中國的國內專利。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醫藥生物發明審查部部長張清奎也出來證實,“華恢1號”的培育人已就“轉基因水稻的培育方法”獲得中國專利授權。
2008年7月,中國通過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投入了200多億元資金,希望在轉基因技術上擁有獨立的自主知識產權。而今年中央的1號文件中,也提到“在科學評估、依法管理基礎上,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一方面是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方面是民眾的擔憂和恐慌。對于消費者來說,在轉基因食品上卻一直沒有獲得足夠的知情權。
今年“兩會”期間,“烏有之鄉”網站上的張宏良等人將一份由100多人聯署的公開信寄給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稱種植轉基因水稻可能危及民族和國家安全,請求其責成國務院撤銷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證書。而北京大學科學傳播中心網站也刊登了一封由多位人文社科學者署名的公開信,認為轉基因安全證書并沒有經過充分論證。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一位華中農業大學的工作人員情緒激昂地告訴記者:“我不怕得罪人,但說實話,不到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還是不要搞轉基因水稻。這里面的利益先不說,只有人證明無毒,但沒人證明它無害,這兩個概念是有本質區別的。”
或許,我們不該談基因就色變,可是,在配套的監管措施并不到位,安全性質還未經長期檢驗,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對轉基因大米的進口尚不允許的情況下,采取謹慎的態度才是明智之舉。畢竟,生物產業的發展不應單單看做是一個產業的發展,更應該看做是一種完成社會責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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