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民生之多艱 - 中國的“癌癥村”勢將向內陸地區擴散
（李良書簡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六日）
李良有個來自湖南的朋友，她父親因環境污染而于染上肝癌八年后去世，她說由于許多任務廠的無情放污，食水都不清潔，她老家全條村子有超過30%人口感染此病變，這是李良得到的第一手資料。
臺商們在大陸，不論是郭臺銘，張忠謀，王永慶，許文龍，張榮發，還是曹興誠，施振榮，林百里等等等等，他們干的多半是帶有重金屬或惡性化學排泄物的電子或石油化學下游的最具污染的工業，據聞過程中的廢液多是直接注入河川湖泊或是挖個大坑倒掉了事因而污染地下水，大陸當局也在官商勾結之下只眼開只眼閉，拼死“讓利”臺商，今天整個神洲大地其不被污染者幾希！
隨著郭臺銘“們”的工廠向內陸轉移以尋求低工資，中國的“癌癥村”勢將向內陸地區擴散。當然，盡歸咎臺商也非全然公平，因為本地業者幾十年下來也有樣學樣，迎頭趕上，但臺商們是始作俑者已成定論。
臺灣人，你們欠大陸人民多矣，你們甚么時候方有民胞物與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懷？
總結一句，改革開放之后，大陸朝野舉國心思都不在土地人民而在不顧一切的謀利，大陸不論臺商或本地，有良心的極少，多是謀財害命之輩。
今天是端午節，屈原是我喜愛的詩人，“長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艱”， 李良為占大陸多數的貧困受苦人民同胞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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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癌癥村”揭露經濟繁榮的陰暗面
英國《衛報》網站6月7日報道
鄭谷梅(音)以為自己得了感冒，直到醫生讓她在診室外等候，說要和她的兒子單獨談談。這名47歲的農村婦女說:“那時候我就知道自己肯定是得了重病。現在我正在接受治療。看，我的頭發都掉光了。”
興隆村位于中國云南省，靠近一個工業園區。和村里其他許多居民一樣，鄭谷梅十分肯定自已是因為什么患癌癥的。她說:“村里污染太嚴重，很多人都得病了。”
近幾年來，隨著高速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代價日益加重，這樣的故事在中國屢見不鮮。
雖然政府堅持說，和處于類似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污染程度不算重，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整治污染企業，但許多重污染企業都有對策:把工廠遷移到貧困、管理不嚴的農村地區。
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農民死于肝癌的幾率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死于胃癌的幾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國內媒體有關“癌癥村”的報道也越來越多。
去年有記者在谷歌地圖上作標識，顯示中國已經有100多個“癌癥村”。近期的報道指出，這個數字可能已經超過400。大多數“癌癥村”地處富裕的東部沿海地帶，但隨著這些地區加緊對污染企業的管制，有跡象表明污染和癌癥多發地帶正在向內陸地區轉移。這些內陸地區有的是沒有意識到污染帶來的鳳險，有的則是因為太窮，無法向在本地落戶的污染企業說“不”。
香港《南華早報》6月7日文章:籠罩在發展帶來的有毒污染陰影下的生與死
王喜勝(音)的家離太湖岸邊僅有數公里之遙。他在3年前被診斷患有肺癌。他和向陽村的村民都認為，這是無錫最大的石化工廠排放的污染物所導致的。該化工廠的煙囪離他家僅有約 20米，曾日夜大量排放黑色煙霧。大量未經處理的廢水被排放到河流中，甚至有些村民還收集從工廠漏出的浮在河流水面上的油掙錢。
在鄰近的廣豐村居民設法讓媒體報道了其怨憤之情后，該工廠將煙囪移得離向陽村更近了。由于2003年12月《中國消費者報》的報道，廣豐成為了全國聞名的“癌癥村”。當地居民一再要求關閉該廠，但是多年來一直遭到政府的漠視。王喜勝說:“工廠還在開工，我們常在晚上被令人窒息的氣味嗆醒。它常在夜幕的掩蓋下排放有毒廢物。”
對于許多人來說，這只是隱藏在中國令人炫目的經濟成就背后的骯臟、秘密的老故事了:快速的工業化、松懈的環境標準、以及對當地居民造成不能挽回的痛苦和損失的污染問題。據衛生部統計，中國內地每年新增癌癥患者近200萬人，死亡約150萬人。
附：以前新聞相關報道：
中國上百癌癥村悲歌：數萬因污染致癌病人無力獲救治（記者鄧飛發自騰迅網）
在距離天安門不過50公里的夏墊村，馮軍的女兒只是眾多污染受害者之一。淪為“癌癥村”以來，村里一些富裕的村民搬去了鎮子或更靠近北京的燕郊，“走不了的人，只能在這里等死”。村莊里彌漫著一種自棄的氣息，衛生巾、塑料袋丟得到處都是，狗、貓、牛等活物一趴就半天不動，了無生氣。從繁華的首都乘車一小時來到村里，似乎走入一個遺失世界。只有污水汩汩流淌。從距馮軍家30米的金銘公司酸洗車間流出，通過地下管道流淌約500米，進入流經夏墊村的鮑邱河里。夏墊村東、西、北三面臨河，正處在鮑邱河的包圍之中，最多的時候有3000多人。2009年春天，這條河流烏黑，橫七豎八躺著幾根枯枝，散發著令人窒息的惡臭。河邊沒有一只活物，死一般寂靜。
10年前，這條河流還可以摸到魚，村民們在碼頭上洗衣。但一切在2000年后變成記憶。鮑邱河源起廊坊三河、密云界上，向南流經北京通州、廊坊燕郊、河北夏墊鎮包括夏墊村在內的多個村莊，最后沿東南方向經寶坻林亭口至八門城匯入薊運河。
2004年，大廠縣環保局在一份報告里稱：夏墊鎮4個軋鋼廠、楊廣起2個造紙廠和燕郊的污水是污染鮑邱河的“主兇“。環保局介紹說，兩個造紙廠都是熟料，所排出的水不含有毒有害物質。燕郊鎮和4個軋鋼廠都上了污水處理設施，并由專人進行管理，處理后的污水通過了省、市局多次的檢查和檢測。如環保局所說，上述污染源都安裝了污水處理設備，且都達標，那么鮑邱河的污染到底來自何處呢？縣環保局承認說，“可能出現治污設備運轉不正常、時用時不用、偷排偷放等現象”。曾在軋鋼廠里工作的村民舉報說，污水處理成本較高，軋鋼廠能不開機器盡量不開，外界卻無法監督。
鮑邱河由此變成一條令人生畏的河流。村民左金興曾撈起一條死去的鯉魚，扔給狗吃了，狗當時就死了。從河里抽取的河水令莊稼幾乎絕收。一些村民扛著玉米秸到縣政府上訪，稱河水殺死了麥子和玉米。一個村民家的孩子被發現患有重度貧血，鄰居家的孩子也被確診是同一病癥，血液里發現了有毒顆粒。
2007年，有媒體公開了一張夏墊村的死亡不完全名單：在不到10年時間內，有30位村民死于癌癥或白血病，死者年齡大約在55至60歲之間。鮑邱河沿岸的南寺頭村、馬坊、芮屯、趙溝子、諸各莊、韓家府、金莊、后店等村莊都有人死于癌癥，且呈現遞增趨勢。眾所周知的是，河流通過土壤的細孔和縫隙不斷對下滲透，污染地下水，而地下水在黑暗地帶漫游運動，直接進入村民們的水井或者以泉水形式涌出。
2007年7月，大廠縣環保局局長常廣利承認，村莊的淺層地下水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夏墊村之前共享一口80米深的水井，但發現了井水變紅，驚恐的村民們找政府出面處理。金銘公司出資打了兩口300米深的深水井。作為安撫，金銘公司在夏墊村的莊稼地里打了十幾口100米深的水井，抽取地下水直接用橡膠水管澆灌。村民們認定連接鮑邱河的引水渠今生今世再無可用之處，就在渠里種上一排白楊。
夏墊村開始深刻依賴地下水，村莊各個角落都寫著“打井”的小廣告。越來越多的地下水被抽取后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村民左瑞龍說，之前抽水澆灌兩畝地只需6小時，去年開始變成了8小時，村民由此增加了 100多元的電費。但最令環保專家們憂心的是，這條被深度污染的河流每一天都在累積新的化學物質，在空氣、陽光和水的作用下或可發生一些險惡、不為人知的毒效轉換和疊加，變成一個更危險的化工實驗場。除開若隱若現的污染威脅，夏墊村是一塊洼地，每逢下雨，鮑邱河就會暴漲橫流，污水覆蓋整個村莊，令村民無處避難。村莊為彌足珍貴的300米深井修了一間房子，上鎖，雇人定時向全村供水—夏天每日放三次，其他季節每日放一次。這口井抽取井水后通過管道分送到村民家，未有凈化或監測，誰也不知道這口井的水是不是也被污染。但沒有人愿去觸碰這個問題，左瑞龍說，如果這口水井都出了問題，村子就完蛋了，“現在大家都不愿意去想”。在關注飲水安全的學者眼中，夏墊村的水井故事再現了中國農民們被化工污染追逐的逃亡路數——在地表水被污染后，村民不得不抽取地下水，而地下水正在萎縮和處于險境。
一直關注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胡和平稱，中國大部分地區地下水超采現象嚴重，造成地下水位下降，農村已有的飲水井逐漸報廢。華北平原深層地下水超采區面積77153.35平方公里，占華北平原深層總面積的62.69%。更嚴峻的是，地下水也在開始被漸次污染，夏墊村80米深的水井被廢棄，不得不向300米深的地下取水。而胡和平警告說，中國地下水污染到了極為危險的境地，特別是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在內的華北地區。
夏墊村只是中國被公開的近百“癌癥村”之一。1990年代以來，中國眾多城市的城郊接合部因為交通便利和勞力便宜而成為了工業區或者工業園，導入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業，制造了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問題。長年的污染積累后，傷害終于爆發，2002年以來，“癌癥村”、“怪病村”現象在中國各地頻頻出現，尤其高發于廣東、浙江、江蘇等經濟發展較快的省份，GDP增長和“癌癥村”增加之間呈現伴生關系。近兩年來，更增添了向內地資源省份蔓延的趨勢。這些“癌癥村”集中處于工業區周邊或城市下游，形成對城市的一種恐怖的包圍。
大量的流行病學調查和毒理學研究證實，環境污染可引起人體急性中毒，也可導致慢性危害，具有致突變、致癌、致畸、致生殖障礙等遠期效應。2008年，衛生部和科技部聯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國居民死亡調查報告顯示：癌癥已成為中國農村居民最主要死因之一，其中與環境、生活方式有關的肺癌、肝癌、結直腸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數明顯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過去30年分別上升了465%和96%。在未來20年內，癌癥死亡人數可能翻番。醫學界認為，目前已知80％的癌癥發病與環境有關，尤其是與環境中的化學物質密切相關。水是致命中樞。美國紐約史蒂文癌癥中心研究員雷蒙對106名死于各種癌癥的人的細胞研究發現：圍繞在癌細胞的DNA周圍的水與健康人細胞周圍的水的結構是不同的。
這就像圍繞夏墊村的鮑邱河已不是普通的河流。
2009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部分政協委員再次呼吁，一直沒有建立水質監測體系的農村水源污染嚴重，嚴重威脅農民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胡和平批評中國飲用水水質標準較低，鄉鎮更低——以砷為例，目前中國判定砷超標的標準為.05mg/L，超標人口為289萬人，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標準(0.01mg /L)，我國砷中毒危害病區的暴露人口高達1500萬之多。
多方慫恿的污染
在法學界看來，環境污染健康損害侵權訴訟與普通的民事訴訟不同，涉及對科學技術和醫學發展的認知，污染與健康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確定。至今還沒有權威的專門的環境醫學研究機構可以擔當起污染損害健康的認定工作。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曾被寄予厚望，但教授潘小川說，受科學技術和醫學發展的限制，一些污染和傷害之間的因果聯系無法揭示。此外，醫學上往往只能確定污染是一個人致癌的原因之一，而中國現時審判規則講究的是單一性、唯一性，缺乏國外法庭對因果關系判定的靈活把握，一些顯而易見的污染受害者由此輸掉官司。法學界一直指責中國針對污染損害賠償的現行法律不是滯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業推諉，當地環保部門不作為，受害者卻無可奈何的維權困局。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燦發呼吁，中國應重新研究制定《環境損害賠償法》，明確環境損害的適用對象和條件、賠償范圍、賠償責任認定和環境損害賠償糾紛的行政處理及訴訟等方面，結束“法律不足”問題。在現時管理框架下，一個企業易于被慫恿偷排私放。王燦發分析說，中國污水處理技術的落后導致一噸污水的處理費用要 1.2～2.0元，一個工廠一天排放污水十幾萬噸，每天治理費用要十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如果該企業偷排私放，即使被發現，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罰 20萬元。加之中國《行政處罰法》規定“一事不能兩罰”——偷排私放往往被認定是同一個行為，企業只需要罰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業自然選擇放棄污水處理。
“就算是毒死一條江里所有的魚蝦，只要沒出人命，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罰款100萬元，現在最多罰款200萬元。”
另一棘手的缺失是，中國至今沒有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沒人有資格代表公眾擔任訴訟主體，就肇事企業破壞公共健康追究更嚴厲的法律責任。在更多的時候，一些污染企業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座上賓，且貢獻財稅保障“吃飯財政”的正常運轉，與政府形成親密關系。而環保部門是地方政府的一個下屬部門，難以制約污染企業。
等不起的制度改良
馮軍的兩年似乎展現了一個癌癥病人的走投無路——無處求助，進而死路一條。對他們來講，現行各種制度不是尋求公正的路徑，倒是一堵無門可入的墻。
200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重視農村，試圖建立一種農民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來解決農民疾病問題。2006年，大廠縣開始推行這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但包括白血病在內的11種重大慢性病在2008年1月才列入合作醫療統籌基金補償范圍。女兒逝世后，馮軍試圖去報銷部分醫療費用，被告知一些費用根本不能報銷，且一個人一年最高封頂是1.5萬元。大廠縣對這筆統籌資金實行嚴密控制。截止到2007年8月16日，大廠縣共有4091人次享受了補償，補償金額共計78.4萬元，人均補償191元。衛生部發布的《2008年我國衛生改革與發展情況》透露，中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合本年度籌資710.0億元，支出429.1億元，累計受益3.7億人次。這意味著每人次的平均受益或醫療保障水平僅為116元。而《情況》同時表明，2008年前三季度，中國住院病人人均醫療費用為5446.5元。有評論指出，中國力推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醫療對農民的醫療保障作用，近似微乎其微。
而在“癌癥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更全然失去意義。對農民集資辦醫療，馮軍不解:“為什么工廠傷害了人民，還要人民自己掏醫藥費呢？”
2008年2月，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訂后的《水污染防治法》。歷經3年的艱苦博弈，終于明確縣級以上政府對本行政區域的水環境質量負責，并將水環境保護目標完成情況作為對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負責人考核評價的內容。環保部門得到了更多權力，也被明確規定應當接受民眾的委托，如實提供有關檢測數據。民眾被明確了一些他們本身擁有的權利：任何人都有權檢舉污染損害水環境的行為，其中受害當事人有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賠償損失的權利。中國法律界的一些建議被采用，確定了舉證責任倒置制度、共同訴訟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委托環境監測制度來支持受害者的維權訴訟。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和有關社會團體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損害的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環保部稱，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推行“以獎促治”政策，投入5億多元優先治理各大流域600多個環境問題突出的村莊。該部更制定了指導中國環境與健康工作科學發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國家環境與健康行動計劃(2007－2015)》，承諾到2010年，集中整治一批各地群眾反映最為強烈的“癌癥村”，有效控制環境污染。但新法實施大半年以來，未見整治污染有何等大動作，相反金融危機以來，拉動內需的要求，使各地環保部門投鼠忌器，本已漸成氣候的環境問責制度一時泄氣。馮軍和夏墊村村民困惑的是，鮑邱河至今還是一條臭水河流，未見大廠縣領導的官運受何影響。
這是一個容易被忽略卻迫在眉睫的問題——衛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中國目前癌癥病人超過700萬人，且每年還在新增加約160萬至200萬人。但其中“癌癥村”和農村癌癥病人的具體數據是謎。 3年多過去，對此仍然沒有進行過任何稍微像樣的調查。馮亞楠的經歷表明，他們將在黑暗中死去。
2006年8月，國家環保總局科技司有關負責人承認，對“癌癥村”等事件的調查范圍、深度和廣度遠遠不夠，甚至對很多環境事件根本沒有調查。他認為，正是未能全面掌握環境污染引起健康損害的基本情況和數據，才給環境污染與健康損害的因果關系的判定帶來困難，難以提出有效的應對措施。時至2009年3月，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在第四屆東南亞與東亞國家環境與健康高層會議上說，環保部將投入更多經費開展重點區域、重點流域、重點疾病的環境與健康專項調查，摸清底數，找準問題。有批評說，即便民眾耐心等待環保部門完成摸底調查，拿出數據，但新的一個問題是這一大筆救助資金從何而來。如果對眼下農村癌癥病人進行有生存意義的治療，將使勉強搭建起來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頃刻崩潰。在那些注定被拋棄的“癌癥村”和馮亞楠這樣的癌癥患者之外，還有大量替補進入黑名單的村莊和人名。他們等來了修訂后的《水污染防治法》這樣的新法和環保新政，卻等不及新政實施的冗長時差。
而環保部門和強勢的GDP部門之間的權力級差，更于不動聲色中決定了癌癥村民們淪為犧牲品。2009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石見元在北京呼吁加大農村水源保護力度，政府要對逾期不能達標的企業采取關、停等嚴厲措施。但現實是，中國需要鼓勵企業們奮發圖強，和政府共度時艱，甚至新的勞動法被斥責為“不合時宜”而事實休克。
“來幾個記者有什么用嘛？我們死定了。”夏墊村里專門負責看管水井的左姓老漢如此哀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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