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雜志
雖然至今尚未出現健康受損事件，但超四成人認為轉基因食品對人體健康有害，接近2/3的人傾向于購買非轉基因食品；雖然轉基因作物的環保價值也在被強調，但種種意外事件的發生，讓人們對這個新物種充滿疑慮
文｜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張旭
2009年12月，人們獲悉，在不久的將來，轉基因水稻和玉米就會實現大規模種植，繼而進入自己的飯碗。
在這條信息公布的四個月前，農業部在未向公眾說明的情況下為兩個轉基因水稻和一個轉基因玉米品種頒發了生產應用安全證書。事曝至今，人們在驟然升溫的轉基因討論中顯得比以往更加顧慮重重：轉基因作物究竟對人和生態環境有怎樣的影響？人們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即“被轉基因”，難道是因為轉基因作物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
《小康》雜志社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于2010年4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共計84%的參訪者承認，對于什么是轉基因作物“一知半解”和“完全不知”；但有超四成人認為轉基因食品對人體健康“有潛在危害”，接近2/3的人傾向于購買非轉基因食品；1/3以上參訪者認為轉基因作物對生態環境“有破壞作用”。
蟲子不能吃的，人怎么能吃？
2009年獲批的轉基因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其實是在傳統水稻中置入了源自蘇云金芽胞桿菌(BT)——一種對鱗翅目昆蟲具有致命效果的微生物的基因，從而使水稻獲得抗蟲能力。換言之，稻縱卷葉螟、水稻二化螟等害蟲一旦吃了含有BT基因的水稻將必死無疑。所謂的轉基因作物，也就是利用現代基因工程技術，將特定的外源基因置入目標生物的基因組中，從而使目標生物產生某種人們想要的性狀。
“蟲子不能吃的，人怎么能吃？”很多人會有這樣的不解。湖北一些地方的稻農在轉基因水稻尚未獲得安全認定時便已開始種植，然后將收獲物悉數售出，自己則堅持食用傳統大米。
“事實上，BT基因之所以具有殺蟲效果，是因為其所生成的一種蛋白質能夠在昆蟲腸道內被激活，進而與腸道表面的受體結合，造成昆蟲腸道穿孔；而BT蛋白之所以能夠被激活，是因為昆蟲的腸道環境為堿性。與昆蟲不同，人、畜的胃環境呈酸性，且腸道上沒有BT蛋白的結合位點，因此至少就理論和現有的實踐經驗而言，BT轉基因作物不存在對人體健康的負面影響。”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前所長黃大昉、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啟發等轉基因技術專家如此說明。
此外，在全球超過十億的轉基因食品消費者中，至今尚未出現因食用轉基因食品而導致的健康受損事件。而在中國，大豆油其實早已被轉基因產品占去了近八成份額。也就是說，消費大豆油的中國人，可能多數已在知情或不知情的狀態下吃過轉基因食品，但他們中間還沒有誰因此腸道穿孔或罹患其他病癥。
“然而轉基因技術的非預期效應可能是潛在的。”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羅媛楠說，“對轉基因食品安全的認定須以其長期影響為依據。”
羅媛楠表示，自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轉基因作物問世至今，人們對轉基因作物的認知尚不足30年；如果從1994年第一種轉基因食品——延熟保鮮番茄上市算起，那么轉基因作物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則僅有不到20年的依據可尋。“我們不知道轉基因食品有哪些潛在危險，在目前沒有科學定論的情況下，不應該讓人們冒險嘗試。”
那么對轉基因食品的“長期”觀察究竟意味著多久？“我們現在吃的食物是經歷了千萬年才被認定為安全，按照這個標準，我們需要很多年。”羅媛楠說，但究竟要多久，現在誰也說不清。
意外茁壯和意外死亡
與食品安全問題相比，轉基因作物對動、植物帶來的影響有更多實踐依據，盡管這些依據同樣富有爭議。
在種有抗除草劑轉基因作物的農田里，種植者可以通過噴灑高效力的農藥清除雜草，以此節省鋤草的人力，同時保證農作物不受損害。然而“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方立峰指出，雜草雖然在初期可能會被除草劑除掉，但在一段時間后，則會產生抗除草劑的特性。更嚴重的是基因飄移，即抗除草劑作物的花粉一旦與雜草結合，則新生的雜草也將帶有抗除草劑基因，從而產生原來除草劑也無法對抗的“超級雜草”。
這樣的事例1990年代就已發生。1995年，抗除草劑轉基因油菜在加拿大獲準進行商業化種植。大約兩年后，受對不同除草劑具有抗性的轉基因油菜的交叉影響，加拿大很多地方的油菜田里甚至出現了能夠對抗三種除草劑的雜草。
對于加拿大“超級雜草”事件，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也只能以“人們還可以研制出新的除草劑來對付它們”的說法進行回應。而“超級雜草”的預防則似乎更難。由于轉基因花粉經由風媒能夠飄移至數百米以外，從而影響到當地植物，所以很多國家不得不在轉基因農田周邊設置比數百米更寬闊的隔離區，以此預防轉基因污染；而在預防措施失守之處，比如美國的一些農場，方立鋒說，“農民們已經重新拾起鐮刀，因為除草劑怎么噴灑也沒有用了。”
此外，一項與BT棉花相關的試驗顯示，在用BT棉葉片喂食螟蛉至第13代時，螟蛉對棉花BT毒蛋白的抗性增強至初始代的7倍。也就是說，在各種BT轉基因作物靶標害蟲的后代中，抗性同樣能夠形成。
對于這樣的問題，轉基因作物研究者同樣缺少有效的應對手段。目前普遍應用的辦法是在轉基因作物種植區域內，加種一片傳統作物。由于同時食用轉基因作物和傳統作物，害蟲形成BT毒蛋白抗性的時間會有所推遲。這片故意喂給害蟲的傳統作物種植區因此被稱作“避難所”。
1999年，美國康奈爾大學副教授約翰·羅西在《自然》雜志上發表文章稱，他的研究團隊曾經用拌有轉基因抗蟲玉米花粉的馬利筋草喂食大斑蝶幼蟲，四天后，44%的幼蟲死亡，幸存者則食量明顯降低，且生長速度減緩。羅西據此得出結論：轉基因抗蟲作物會毒害非靶標昆蟲。
不過后來，這個結論連同實驗的科學性本身一并遭到美國環境保護局的否定。環保局專家給出的理由是：這樣的情況只可能出現在實驗室，因為玉米花粉較重，自然狀態下不會飄移至5米以外，而且田間試驗并未發現抗蟲玉米花粉對斑蝶有任何威脅。
這樣的解釋，是否同樣適用于其他轉基因作物種植區內赤眼蜂、蜘蛛、草蛉等害蟲天敵的意外死亡，似乎還未可知。
轉基因作物更環保？
轉基因作物的環保價值也在被人議論。抗蟲轉基因作物在不使用殺蟲劑的情況下即可殺死害蟲，因此其環保價值至少在害蟲形成BT毒蛋白抗性之前確實存在。此外，抗除草劑作物在節省人力的同時，還減少了對農田地表土的翻動，從而保護了土壤的固定碳元素的能力，降低了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一份來自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的報告——《2009年全球商業化生物技術/轉基因作物發展現狀》稱，生物技術可以通過降低農藥使用量和保護性耕作兩種途徑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2008年，這兩種途徑合計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少了144.2億千克，相當于從全世界的道路上移除了694萬輛汽車。
一種環保的、具有固氮能力的轉基因作物也很受期待。ISAAA報告稱，在農業生產中，農民所使用氮肥的三分之二最終將揮發或流失。土壤中的氮元素揮發并轉化為笑氣后，其對全球變暖的影響將比二氧化碳嚴重300倍。流失入水的氮元素則可能在河口或三角洲誘發嚴重的藻華災害。不過最快在五年之內，具有固氮能力的轉基因作物即可面世，這種作物的出現最終甚至能將氮的使用效率提高50%。換言之，氮肥的使用量將因此減少一半，從而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和藻華風險。
不過，人們在期待這種新型轉基因作物環保價值的同時，也完全有理由對既有轉基因作物環保能力的可持續性進行追問。實際上，由于“超級雜草”和害蟲抗BT毒蛋白抗性的出現，人們已不得不重新采用物理方法進行除草并加大農藥的毒性和使用劑量。
此外，由于BT毒蛋白并不能殺死所有害蟲，所以當某種作物的主要害蟲減少后，以前的次要害蟲可能會有所增加，繼而形成次生蟲害。比如為對抗棉鈴蟲而設計的BT轉基因棉，在盲春蟓等對棉花同樣有害的昆蟲面前便無能為力。這使得棉農不得不在種植抗蟲棉的同時繼續使用殺蟲劑，以消滅次生害蟲。
美國康奈爾大學和中國科學家曾對中國481個種植轉基因棉的農戶進行了長達7年的追蹤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自第四年起，轉基因棉田里的盲春蟓顯著增加，棉農用于殺蟲劑上的成本則因此比普通棉農高出3倍。
這些事例常被舉出用以闡發這樣一種觀點：這不但意味著轉基因作物現有的環保功效難以持續，還預示著環境因轉基因作物而遭到更嚴重破壞的可能。
轉基因簡史
1909年，丹麥植物學家、遺傳學家威爾赫姆·約翰森首次提出“基因”這一名詞，用以指代孟德爾的遺傳因子概念；
1953年，美國生物學家詹姆斯·沃森和英國生物物理學家佛朗西斯·克里克提出DNA雙螺旋結構模型；
1973年，美國科學家、生物化學家斯坦利·科恩將蟾蜍基因置入細菌的DNA中，從而完成了歷史上首次轉基因試驗；
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轉基因植物——抗病毒煙草在美國培育成功；
1994年，世界上第一種轉基因食品——延熟保鮮番茄在美國上市；
1996年，轉基因抗蟲棉和耐除草劑大豆在美國大規模種植，轉基因作物首次實現商業化；
1997年，中國首次從美國孟山都公司引入轉基因抗蟲棉，并開始商業化種植；
2006年，全球轉基因農作物種植面積首次超過1億公頃；
2009年8月，中國農業部正式批準了轉基因水稻和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從而使轉基因主糧向商業化生產的大門邁出了最實質性的一步。(張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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