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企業的聯姻鑄就的是虛假的繁榮，而與跨國公司的聯姻則是吸毒者成仙的短暫錯覺與幻覺。在中國某些地方，正是這些聯姻，前者導致權貴資本的猖獗，后者則導致買辦勢力的肆虐。
跨國公司肆意“收購”地方政府
江 涌
2010年新年伊始，歐盟官員爆出猛料，稱甲型流感(即H1N1)可能是一個醫學界的“世紀大丑聞”，是疫苗生產商為牟取暴利而故意制造的疫情恐慌。一石擊起千層浪，世界衛生組織立即宣布為此展開調查。其實該類事件怪也不怪，大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翻云覆雨早已成為國際社會常態。跨入新世紀，在全球100大經濟體中，有51個是企業，只有49個是國家。在國家內部有各種利益集團、形形色色的力量相互制約，但是在富可敵國的大企業內部卻是高度集權，其行動力遠遠超過國家。《財富》雜志曾經揭示，在20世紀90年代， 微軟總裁比爾·蓋茨比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更有影響力。因此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對當今世界的經濟安全、社會穩定、政治祥和、國家獨立真正構成持久威脅的是大企業，是跨國公司。
公司帝國崛起
在經濟自由主義的長期侵蝕下，政府越來越小，公共職能不斷虛化，有的甚至失去了方向，而企業越來越大，大企業權力空前——直接影響一國的就業增減、科技創新、網絡覆蓋、業務外包、稅收轉移與市場穩定，此外還通過獻金與游說影響政府政策、司法審判乃至國家立法等， 而且還在不斷膨脹，成為八面威風的公司帝國。
1876年， 美國總統海斯(Rutherford B. Hayes)曾這樣批評道：“這是一個企業有、企業治、企業享的政府。”大企業已成為“封地”遍及全球的“領主”，21世紀的全球正在成為跨國公司有、跨國公司治、跨國公司享的世界。眾多政治家、社會精英甚至學者紛紛屈從企業，向金錢磕頭鞠躬，時時處處生怕沒有跟隨吹笛者的節奏起舞。
大企業在產品、工資以及價格等方面對市場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此外也不斷增加對政治事務、公共政策、民眾觀念的影響。它們通過控制就業這一謀生手段而操縱社會大多數。很多大企業富可敵國、權勢傾國，而且幾乎所有的大企業都加入了不同的行業乃至國際聯盟，如美國國際商業協會、歐洲企業家圓桌會議、國際商會等，由此織就了一個龐大的企業網絡。在聯盟的協調下，在“完全一致的游戲規則”下，成員企業往往采取特定的經濟政策與政治策略，從而成為一國經濟的“影子內閣”。
大企業可以通過各類基金會，拋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報告，或者直接搭建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平臺。他們通過貿易組織、游說團體、政治獻金來進一步影響國家的政治生活乃至立法活動。政府從制約企業權力擴張的最前線，轉變為大企業的忠實保護神及其國際市場開拓的急先鋒。政治舞臺成為商業利益的避風港，政府的公權與企業的私權界限越來越模糊，20世紀20年代美國前總統柯立芝的名言如今已經成為美國政府工作的基本指導方針——“美國的事業就是商業”。正是由于大企業大量介入與深刻影響，政治已成為一項昂貴的、商業化的與資本密集的行業，普通大眾越來越消費不起政治。因此在西方， 大眾對政治的熱情持續降低，民主投票的參與率越來越低。
跨國公司馳騁中國
在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路線指引下，跨國公司在華擴張涌現新一輪高潮，主流媒體充斥著“自由企業的神話”，為跨國公司高唱贊歌。諸多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高調登場，形象光鮮靚麗，但是暗中不斷逃避社會責任，蔑視中國法律，肆意派送糖衣炮彈，俘虜一個又一個地方政府，這些地方政府的公權正被不斷腐蝕，公共職能萎縮，甚至終日為跨國公司盡心竭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廉價勞力、廉價資源、廉價環境以及超國民待遇等，在跨國公司于整個世界玩弄“搶凳子”的游戲中，爭得了“先機”。中國得到了跨國公司擴張所帶來的一般好處：GDP增長、就業增加、低端技術與經營管理外溢； 也得到了跨國公司擴張所帶來的一般壞處：政府的獨立性降低、為大眾服務的職能削弱、民族資本遭受空前擠壓。政府掌握極大與過多資源， 驅使跨國公司不遺余力向政府滲透，某些政府部門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在被逐漸腐蝕而喪失獨立性的同時，大眾的利益也在迅速流失。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跨國公司在中國“搶凳子”游戲駕輕就熟，“搶凳子”游戲越來越多地從中央到地方、從沿海到內地迅速擴散。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引進外商投資審批權下放給地方，內地為了經濟發展、創造政績，也不斷爭取與沿海地區同等引進外資的政策權力。
權力媚商，媚商中又特別媚外，某種程度上已成常態。跨國公司在整個中國大玩“搶凳子”游戲，那些不愿意或不能夠參與這場游戲的省市，很快將不得不面對失業率上升或勞動力流失、耕地拋荒、財稅收入枯竭，更重要的是主要官員政治上難以升遷的苦果。于是，地方政府紛紛效仿“榜樣”，到中央要政策。各省市為了吸引外資，展開了“底線競爭”或“沖向底部”(race to the bottom)的經濟“割喉戰”。昔日美國各州之間“搶凳子”情形在中國又真實再現，而且激烈程度遠遠超過原先美國各州，給外資開出的優惠條件令人瞠目結舌。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很多經營良好的國有、集體企業，在引進外資的“政治任務”之下，或在外資特別要求下(因為很多國有、集體企業有很好的廠房、場地、熟練勞工等基礎條件)，強行實行破產，后來一度盛行的“政策性破產”中，不少就是為跨國公司而“定向破產”。一些國產著名品牌(如金星、飛躍、凱歌等)多半在地方政府的干預下，就此成為歷史。
當政府與企業越來越近時，與廣大民眾就越來越遠；與跨國公司越來越近時，與民族資本就越來越遠。某些地方政府沉浸于與跨國企業打得火熱，原本的職能越來越模糊，于是不能解決或不愿解決的經濟與社會問題越來越多，諸多公眾利益被公司利益取代與驅逐。縱看我們一些地方數十年的發展觀，可概括為一“引”一“賣”，相對于簡單的招商引資，“賣”的名堂可謂繁多——賣苦力，賣資源，賣國企，賣土地甚至賣祖宗，賣子孫……凡發展最后就是“一賣了之”，而且這些地方政府一屆比一屆賣得起勁。國際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思想越解放，賣得越徹底，由此往往也就越先進，主要官員越是有升遷的機會。著名的“××模式”硬是把一個舉國舉世珍稀的“人間天堂”改造成為“世界加工廠”。其實，在政府的眾多職能中，促進市場體系建設而不是直接進入市場，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現如今，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的職能嚴重模糊，除了市場化、除了“引”“賣”外，近乎無所適從，失去了方向。政府諸多重要職能如保護民眾健康、發展基礎教育、提高社會保障、促進社區建設、維護公正公平、推進公用事業發展等，要么被市場化，要么“順其自然”而半死不活。履行公共職能是一個文明社會及其政府的本分，而這些職能的市場化只能是導致社會的退化甚至是墮落。
國內有那么一個城市，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搞一個莫名其妙的“國際企業家咨詢會議”，名義上是利用外資、外腦，實際近年來越來越明顯地為外資、外腦所用，一直“兢兢業業”地為跨國公司鞍前馬后。“咨詢會議”勞民傷財，場面極其奢華，細節極其講究，“一天的會用一年來準備”。近年來，拆遷城市再造，原來祖祖輩輩生活在城市里的主人，遷居城市邊緣，給有錢人、洋人騰出黃金地段。房價地價不斷飚升，弱勢一群無以立足，但是為確保不對跨國公司生產經營以及引進外資構成負面影響，該市(區)政府給進駐本地區的跨國公司在自建、購買或租賃辦公用房時實行補貼。該城市二十多年發展之怪狀，活脫脫一個政府職能嚴重錯位、丟掉了正業、迷失了方向的典型案例。
在跨國企業于中國高歌猛進、如入無人之境的時候，中國本土企業的生存空間日益狹小。美國通用電器公司原首席執行官杰克·韋爾奇有一句名言：“在遍及世界各地的營運部門當中，如果有哪一家企業無法坐上當地市場的頭三把交椅，那么惟一等待它的命運便是出售。”在富可敵國的跨國企業面前，很多中國本土企業最終只有出售的命運，而這種命運就是他們所謂的“父母官”與跨國公司聯手造成的。在中國，通過贏得系列“超國民待遇”，跨國公司可以輕易將母國經濟與社會成本轉嫁給中國，實現母國乃至國際成本中國化。政府對大企業的依賴本來就很危險，而對跨國公司的依賴則是十分危險。政府與企業的聯姻鑄就的是虛假的繁榮，而與跨國公司的聯姻則是吸毒者成仙的短暫錯覺與幻覺。在中國某些地方，正是這種聯姻，前者導致權貴資本的猖獗，后者導致買辦勢力的肆虐。大眾利益被不斷侵蝕，國家利益被嚴重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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