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和經濟危機，如大潮拍岸，也給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沖擊。
本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聯度并不是很高，例如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造成的沖擊就不是很大。但自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中國經濟逐漸過渡為以美歐為中心替外需服務的經濟體，中國成為替世界提供廉價加工品的“世界加工廠”。而當中國成為嚴重依賴“外需”的依賴型經濟體時，世界打冷顫，中國怎么能不跟著感冒呢！
概括的表述就是：中國經濟最大的失衡是內貿與外貿的失衡，← 貿易失衡的原因是中國內需的不振， ← 而內需不振的原因是巨大的貧富差距所造成 ← 而形成巨大貧富差距的原因是分配體制的失衡， ← 而分配體制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政治體制的失衡和權力的失衡。
中國經濟：失衡而不可持續性
中國為什么會變成一個嚴重依賴外部市場的國家呢？
因為中國經濟長期以來已處于一種失衡的狀態。在GDP的占比中，居民消費不到35%，投資和產出卻占了65%。是典型的投資擴張型而內需嚴重不足的經濟模式。
如果是一個平衡的經濟體，應該是投資產出占50%，消費占50%，正好生產和消費平衡而不剩余。然而中國由于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政府和權勢集團、壟斷國企占有的資源、財力越來越大，而民眾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弱，導致我國的經濟結構越來越失衡，內需不足，消費率過低，使得我國的投資和產出嚴重過剩，生產出來的東西國內居民連一半都消費不了，不得不過多地依賴外需拉動，逐漸形成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的特征（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7%,美國和日本都未超過20%）。
中國居民的低消費率（35%）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的60%-70%,也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印度居民消費率高于55％）。從需求角度看，我國的三大需求發展不平衡，多年來投資和出口增長快，消費增長慢，居民消費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不斷降低。直至出現“我國投資占GDP比例全球最高，而我國居民消費比重世界最低”的奇觀。
我國產能嚴重過剩，唯一的出路是擴大出口。我國對外貿易占GDP比例，2007年高達67%，其中出口占37%（這兩項指標，美國為29%和12%，日本為27%和15%）。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竟然是全球化美國的2.3倍，出口導向型日本的2.5倍！消費比重世界最低，必然導致出口比重世界最高、對外依存度世界最高，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可能持續的，不正常必然隱藏著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而且一遇風浪必受重創。
先不說這種“以血汗換低價、以過度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換美元綠紙”式的發展模式，具有不可持續的劣根性；也不說這種“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中國儲蓄，美國花錢”的經濟模式對中國老百姓是一種虧欠和殘忍；就算是我們愿意血拚到底，但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來臨和各國經濟下滑、消費能力大幅減弱，外需的拉動已不可能重現過去的強勁。今年我國出口對GDP的貢獻不僅沒有，而且還倒欠4%，就是顯著的證明。而且，即便再過一兩年經濟有所復蘇，美歐等國再要恢復到07年那樣過度透支和消費的年代，也不可能了。因為以超級泡沫和過度的金融杠桿化支撐的天量貨幣正在消融，美國高達幾十萬億美元的債務和私人被迫提高儲蓄等，使以往的過度揮霍一去不復返了。中國要指望再現前兩年西方消費拉動外貿的甚況，恐很難如愿。
連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也承認，在我國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長7.7中，投資貢獻占了7.3個百分點，消費貢獻遠低于投資（只4個百分點），而出口貢獻則是--3.6。
這些數據說明，當前我國經濟的增長還是依賴投資拉動。外需萎縮、內需不足，仍然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大弊。
不能再次錯失轉型的良機
當金融風暴橫掃全球，去年10月以后的連續幾個月，中國經濟大幅跳水，出口及工業生產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下滑，幾百萬中小企業倒閉，兩千萬農民工失業，幾百萬大學生就業艱難，社會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多。
對此狀況，中國該什么辦？我國政府為此推出了4萬億的刺激政策和十幾大行業振興計劃，對快速下滑的經濟起到了一定提振信心和剎車反轉的作用。這4萬億如果用得好，把好鋼使在刀刃上，把資金真正用到促進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上，用到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上，用到提升我國的居民消費能力上，用到培養我國企業內生性活力增長上，我國經濟就能化危機為轉機，實現危機中的轉型和跨越，帶動我國經濟更上一層樓。
然而可惜的是，就目前看，4萬億投資大多流到了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業上，享受到資金的企業多為壟斷性的國有大企業，而這些大型企業又不能創造太多的就業機會，更不能創造高效率，而能夠大量吸收就業的中小企業和服務業卻由于缺乏支持發展嚴重不夠。據社科院近日的一項調查顯示，此次4萬億刺激計劃，由于投資主要集中在重工業、基礎設施行業，主要是資本密集型的，創造得就業機會較少。由于更多資源流入強勢企業和壟斷部門，反而對中小企業形成進一步擠壓，失業的人數進一步增加，低收入家庭在本輪的經濟刺激中，收入比例進一步惡化，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歷史發展的機遇期不可再錯失，目前的“保增長”措施仍多以短期見效迅速的基礎設施建設為著力點，與之相比，立足于經濟結構調整、拉動消費需求的措施卻仍然不足。如果下一步“調結構、促內需”仍未能落到實處，中國經濟就可能面臨二次探底的危險。
貧富差距巨大使內需無法拉動
根據科學測算，需求的拉動，主要是依靠廣大普通收入家庭，因為，他們是最具有購買意愿和購買迫切性的人群，他們有許多東西短缺，只要增加收入，最可能轉化為購買行為，而給富豪們增加100萬只是在原先的成千上億資金上加了個數字，并不會增加新的購買，因為他們不缺什么，即使購買也只會購買外國的奢侈品，不會拉動中國的內需消費。
前面提到，中國正因為長期無法拉動內需，致使中國不得不依賴外需來帶動經濟。而中國的內需之所以無法拉動，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的貧富差距太大，大多數老百姓手中無錢，雖然很想消費卻無法形成有效消費。
世界銀行報告顯示，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而美國則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超過了美國，位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也顯示，至2007年，我國20%的高收入家庭占有儲蓄存款的64.4%，個別年份達到76%。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聯合完成的一項調查顯示，截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超過1億元的有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億元富豪人數的91%。如果一個國家財富的大部分被極少數人所占有，那么消費率低得離譜也就成為必然。官商結合、權錢交易的趨勢愈顯，社會天平進一步傾斜，致使中國今天的貧富差距之大已經列為世界之最，甚至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這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講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如何縮小經濟失衡和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巨大的問題不僅僅從經濟結構上扭曲著中國經濟，也同樣從動力上瓦解著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根基。民富才能國強，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內需才能拉動，經濟復蘇才能持久，社會才能穩定安康。為縮小貧富差距，使我國經濟發展從嚴重依賴外需過渡到主要依靠內需的支撐，我們需要從“十二五”規劃期開始，從制度、體制和政策上，進行較大力度的改革，切實解決財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才能有效刺激消費，利于我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
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導致社會結構失衡。因此，我國亟待采取一切手段縮小貧富差距，這已成為社會長治久安的必然選擇。而唯有進行制度創新，提供制度出口，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我國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提振內需。因此，制度的天平應向“貧弱”的一方傾斜：
一、完善分配領域的稅收體系
通過稅收增減來調節和縮小社會貧富差別，是最有力的減少社會階層矛盾和動亂因素的有效手段，可以避免通過暴力革命來達到社會平衡這種“帶血調節”的巨大成本。
要改變我國在初次分配中把過多的資源分給強勢群體和大企業做法，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眾傾斜：（1）進一步提高個稅起征點，減少普通百姓的征稅額，取消低收入者的納稅額。（2）盡快開征遺產稅、財產贈與稅、房地產增值稅等稅種，讓暴富者為社會平安提供些補償。這些稅種在資本主義國家都早已開征，社會主義國家更應如此。（3）對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買股卻十幾元、幾十元賣股獲得暴利者，應征收暴利稅。（4）應根據貧富程度和收入差別拉開對稅收的不同檔次。對高收入者應征收35%甚至更高的個人所得稅，而對低收入者則降低征稅率，以此平衡過大的貧富差距。（5）將從企業征收的增值稅改為到流通環節征收的消費稅，以改變政府激勵，不是哪個地方投資多、煙囪多，哪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才多，而是哪個地方民生好，人民財富增加，政府的稅基才能豐厚。以此促進政府從保經濟增長的“投資財政體制”轉向保民生的“公共財政體制”。
同時，財稅優惠要瞄準消費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讓利政策，涉農稅收還有進一步減免的空間；涉及居民的財產性交易和收入要進一步降低稅率；涉及消費領域的各種稅收要想方設法調降。
二、將壟斷行業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水平
將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由5-10倍限制到13倍。同時，打破壟斷，放開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壟斷行業的“準入限制”，讓國內民營企業進入這些行業充分競爭，同時放松政府對價格的管制，讓政府之手從這些施加影響的領域逐步退出，發揮市場的選擇優勢。誰都知道，一旦這些行業展開充分競爭，不僅服務質量會上去，服務價格也會下來。當這些行業不再享受壟斷暴利，自然就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錢給高管和員工發放高額工資和福利。如此，廣大百姓不僅能享受到這些行業的更好服務，而且還能享受到更優惠的價格，省下錢進行其它消費，同時還能促進這些行業提高效率，增加競爭力，這是于國于民都有利的事。
同時，應完善國有公司治理和規范高管薪酬。對國有企業的高管薪酬應加以限制，高管薪酬與職工收入增長一般不應超過職工工資5倍（尤其是壟斷行業，獲取高額利潤與領導水平幾乎無關），以合理的分配機制鼓勵廣大職工和科技人員創新、不斷提高企業競爭力，推動企業又好又快發展。應改變職工代表大會形同虛設的現況，以增加決策中職工代表大會的表決分量，以職工的意見制衡高管的獨斷和謀，應健全工會組織，工會主席應由工人選舉，工會才能真正起到維護工人利益的作用。還應迅速落實公布官員及子女財產的制度，人民的公務員不能接受人民監督，這在哪個國家都是說不過去的。
三、加快社會保障和醫保改革進程，解除民眾消費的后顧之憂
多年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遠遠高于經濟增長速度，政府并下是沒有錢，政府存款達1.7萬億就是證明。但過去政府把錢花在投資上多，民生上少。其實，政府與其花幾萬億搞基建，不如扎扎實實把錢直接投到民生上來得效果更好。由于前期民生欠帳過多，現在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空賬高達萬億之巨，而且空賬每年還以1000多億元的規模擴大，而個人賬戶現有實際資金的總額不超過500億元。到2010-2015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吃完后，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億人的養老怎么辦？趁著現在政府財政殷實，儲蓄率高，盡快把民生的欠賬補起來，把錢實實在在地投到醫療、教育、廉租房、環保等公共服務上來，解除制約消費的瓶頸，提高居民的實際購買力。只有當消費者不再承擔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花費的時候，消費者才會放心地增加消費，內需才能拉動起來，私人投資才能重新恢復，經濟向內轉型才有真的希望。
應撥出更多的資源改善農村教育和“農民工”子女教育，因為缺乏教育是致貧的基礎。要加快社會保障立法，甚至可以考慮專門為“新農?！绷⒎ǎ苑桑ǘ粌H僅是行政規章）的剛性保證政府財政的投入不縮水且逐步增加，同時通過法律規制防范資金流失或濫用，以保證“新農?！辟Y金流動的充足、高效，保障農民的利益。在財政管理上，要細化社會保障預算安排，建立“新農?！必斦度氲念A算制度，并在專項補貼資金分配和管理中保證轉移支付的及時性和財政監督的有效性。
四、努力降低政府開支，節流部分用于惠民
我國各級部門行政開支過高，行政開支比例占財政收入竟達26%，而日本只占不到3%，歐洲許多國家也不到4%。這些年我國GDP每年增長不到10%，但稅收和行政開支的增長速度卻是百分之二三十，顯得極不正常，地方政府還擁有數額龐大且缺乏監督的賣地款等預算外開支。豪華辦公樓、公務豪車、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幾項所耗費用就十分巨大。紐約市長可以乘地鐵上下班，而我們連基層處級甚至科級干部都有專車。政府官員手中錢多、資源多養出來的霸氣橫氣，使其更加難以體諒民生的艱難和疾苦。
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約束政府的行政開支，減少公共財力被濫用，改變彌漫于官場的奢靡風氣，重新大力倡導節儉意識，遏制奢侈之風，完善財政紀律和公費使用的規章，增加政府財政活動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嚴格運用法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裁掉1/3公務員，并直接選舉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官員哎。同時，強化人大、輿論和公眾對公共財政的參與及監督，制定更加嚴格和細致的法律和規定約束政府總開支。
最好在憲法里有專門條款，規定政府開支總量占國民所得的合理比例。節省下來的費用，可以用來更多地幫助弱勢群體和建立社會保障。
五、完善國家規劃及干部考核指標
我國官員對GDP的情有獨鐘是世界少有的，國外的統計一般都用地方人均收入和公布行業薪水，而我們則很少關注這些概念。
建議從“十二五”規劃期起，把減少貧富差距作為重要的計劃指標之一。把保GDP增長變為保利潤、保人均收入增長，真正落實“以人為本”、公平合理分配收入、共同富裕的理念。
對各級干部業績考核，要從片面追求速度、追求GDP和引進外資指標，轉向綜合評估經濟速度與質量效益，轉向考核改善民生的指標，例如：保證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長，縮小貧富差距的指標、弱勢群體脫貧致富指標、環境改善的指標、社會穩定安康指標、人民滿意度指標等。只有這樣，“以人為本”才能真正落實，而不僅僅停留在口號。應加大干部選拔制度的改革，加大干部任免中群眾意見的份量。
只有如此，才能促使官員推動中國經濟從“積累型”向“分享型”轉型、從投資型向消費型轉變。應從制度和指標制定上防止官員采取只顧短期利益而不顧國家長遠利益的政策。政府必須轉變職能，將經濟權力交到民眾手中。只有將“政府激勵機制”由GDP導向轉向民生導向，政府才會真正從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把精力用到監督和服務上，才會把配置資源的權力重新交給市場。
如果能更進一步，改革干部任免機制，在任免選擇上更大的加入民眾意見的份量，“官員”真正成為“公務員”的可能性才會更大，人民才能向“主人”靠攏。
六、有效約束官員權力，遏制政府與民爭利
由于目前的政治體制構架決定了民眾對政府幾乎沒有制約能力，而且近十年來政府越來越強勢，政府官員把持和支配了越來越多的資源和權力，在權力集中化和經濟市場化并行的過程中，不少政府部門利用公權力來與民爭利的現象時常發生。
官府憑借特權攫取市場收益違反了社會分工的自然規則，后果是加劇貧富差別并引起社會動亂。
例如，政府本是納稅人供養的，應該替納稅人服務，但現在很多地方的政府成為賣地商，官商勾結本是政治的大忌，現在干脆官商一體。由于政府自己成了利益中人，所以明知道中國房價已高得年輕夫婦苦干30年都買不起房，卻為能得到更多的賣地款而采取各種措施力挺房地產商維持高房價，讓億萬家庭為買房節衣縮食擠壓其他所有消費；政府獲得千萬上億的賣地款，其實是從廣大購房者身上剝奪的。各地政府在城市房地產項目拆遷中，與老百姓發生的利益爭奪更數不勝數。在農村土地征用中，不少地方的農民利益也處于嚴重的被剝奪中。一畝土地政府補償給農民不到2萬元，轉手賣給開發商卻獲取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潤。農民失去自己及后代的生活來源，卻得不到合理補償，不能分享他們本來應該享受的土地增值或極差地租，陷入赤貧和動蕩中，到處求告無門。而千萬上億的的賣地款在沒有審計和預算監督下成為政府的小金庫。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合謀“雙贏”，損害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損害的是社會的長治久安。
政府與民爭利還表現在對中小企業各種名目繁多的收費和征稅上、表現在對許多中小企業的準入限制上、表現在一些基層官員對中小企業的尋租和刁難上。這些都對中小企業的盈利空間和創造就業機會、給員工發放多些工資等都造成困難和阻礙。
因此，在土地出售、行業準入、中小企業支持等領域，政府應向民間讓利而不是與民爭利（畢竟政府的建立是以服務人民為目的），政府退出賣地市場以降低房價，解除高房價對民眾其他消費的擠壓；至少應降低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減輕各級政府對中小企業的稅費，這是拉動消費的當務之急。
政府不與民爭利，“讓利于民”，從近期看，大財政是減少了收入；但從長遠看，百姓有了更多的收入，自然會進入流通環節。民眾消費能力的提升，對企業、對經濟所帶來的好處是必然的，企業和消費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主體活了，國家經濟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更重要的是，廣大百姓消費能力的提升，會成為社會長治久安的穩定器。
七、變資源向大企業傾斜為向中小企業傾斜
目前4萬億投資仍無法拉動民間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仍受到很多限制和歧視。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過多地把資源向國有大中型企業集中，而國有企業效益低下，浪費嚴重的狀況并無改變，各級政府還將許多優惠政策向外資企業傾斜，然而外資獲得的利潤再多也是要全帶走的，并不能惠及中國老百姓。然而，真正吸納大量就業和具有科技創新活力的是中小企業。
因此，今后國家應更多地將優惠和扶持轉向國內中小企業，除向民營企業開放許多行業的準入禁區外，還應在稅收優惠、資金支持上給予更多的傾斜。例如在銀行貸款、上市融資上，讓中小企業進入綠色通道，使資金能夠流入到更有效率的地方，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幾千家上市公司中，中小企業資金只占不到10%，上一個大國企，就占去了為千百個中小企業融資的份額。
同時，放開準入限制，讓中小企業參與公平競爭。尤其應首先向國內中小企業傾斜。
總之，要改變外資發展與內資發展的失衡、國資發展與民資發展的失衡的狀況，充分激活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才能實質性改善我國經濟體的效率。通過增值稅轉型來大幅降低企業稅負，減輕企業成本的壓力，并輔以財政結構性減稅等政策支持廣大中小企業產業升級，向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我國經濟才能煥發出更大活力，就業和收入才能進一步改善，社會才能更加安定祥和。
八、極大提高職工收入和投資者收入
低工資曾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然而，長達30年的低工資，使中國的國富民強成為奢望，更使中國的消費市場無法拉動，因為90%的人無錢消費。中國空有大市場卻沒有多少人有消費能力。中國工人平均工資至今仍只是美國工人平均工資的6%！而且沒有什么社會保障。工資過低使大部分利潤留在了外資企業和公司老板手里，使工農大眾無法分享改革開放幾十年的成果，也加劇了社會矛盾和動蕩。因此，大幅度地提高廣大人群工資收入，提高最低工資的標準。
我們與其把大量的錢送還給美國人花，不如花在苦干30年的中國老百姓身上。
還有一個簡便的辦法，就是國家大幅降低最能創造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的稅收，降低稅收的條件就是企業要給員工大幅提高工資。
同時，在資本市場要通過進一步改革新股發行制度，睹住最大的通過資本市場掠奪民眾的管道。新股應全流通發行（現在是首日上市只有10-20%流通），而且公眾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發行成本應接近。這樣，高價高市盈率發行股票的問題就能解決，大小非對市場的沖擊和壓力也會減少，公眾股投資者的利益也不會被大小非和機構機構投資者剝奪。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解除新股高市盈率發行和特權機構吞食無風險暴利、上市公司高價圈錢等弊端，堵住利用資本市場加大貧富差距的管道！
另外，中國股市一直被夸耀為給上市公司做出巨大貢獻的資本市場。不錯，中國股市是全世界融資比例最多的市場，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大多數國際市場都發行新股的數量都大大降低。然而中國僅今年下半年，中國股市就替上市公司融資達4000多億元，僅12月一個月就發行新股35家而且發行市盈率高達70倍甚至100倍，超過上市公司需要募集的資金200%多！*然而，資本市場的另一大功能，是要給投資者帶來利益，這方面A股市場近20年來是愧對投資者的，幾年不分紅的鐵公雞到處都是，整個市場每年的分紅還趕不上銀行利息，逼得投資者只能靠短炒博傻，而無法進行長期投資。而且股市在急風暴雨般的新股發行中不斷下行，保護中小投資始終難以落實。建議證監會制定嚴格的措施和規定，遏制上市公司“鐵公雞”現象，規定上市公司必須合理分紅，同時控制新股發行節奏，改革新股發行制度，讓股市恢復公平。這樣既可以真正形成鼓勵投資者長期投資的環境，又可以平衡上市公司重圈錢輕回報、而投資者難以從資本市場得到財產性性收入的不合理局面。
九、加大建立現代慈善組織機構
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時，還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動員民間資源，通過企業和個人的捐贈進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現代慈善組織機構、鼓勵民間組織參與，救濟特困階層；同時在稅收實行慈善抵稅制度，財政杠桿上給慈善捐助以鼓勵。充分利用民間資源和慈善捐助，共同進行慈善事業，可以和政府行為互相補充，確實有利于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減少社會矛盾，也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社會道德風氣。
改革價格體系，將補貼全球的資源和財富用來建立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同時還可以避免貿易磨擦和反傾銷的打擊。
理順過去長期被壓低的勞動力價格、土地價格、資源價格， 將補貼全球的資源和財富收回，用來建立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同時還可以避免貿易磨擦和反傾銷對中國的打擊。
十、政治體制改革應有實質性進展
政治結構決定了分配結構，分配結構決定了經濟結構。目前嚴重的貧富懸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結構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經過一連串演化過程后呈現出來的最后結果。因此，扎扎實實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實現分配結構調整、減少貧富差別、拉動內需的必要前提。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所有改革措施，由于都牽涉到利益的再分配，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質啟動，沒有強大力量逼迫政府轉變職能，約束官員權力，幾乎可以肯定，以上措施都是無法最終實施的。即便政府有決心改革，也會遇到現有利益集團的重重阻攔。因此，若不能通過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干部選拔和考核制度、改進輿論監督機制、維護互聯網以及群眾舉報和評議的言論自由等措施，來有效增加民眾手中的權力（選舉權、知情權、監督權、罷免權等），所有關減少貧富差距、拉動國內消費的舉措，最終都將無法落實。
如果那樣的話，中國的貧富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內需消費不振將進一步加深，中國經濟將面臨再一次跳水，中國未來恢復均衡的唯一方式，便只能通過企業大量倒閉、產能大量清洗，失業率和政府債務不斷上升，來消滅高儲蓄、高投資產生的過剩產能，以更為痛苦的方式來恢復平衡。若此，整個國家將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社會也將面臨動蕩不安和災難！
尤其在目前歐美澳各國加強貿易保護和對中國產品加重關稅制裁后，我國依賴外部市場的地位受到更大壓制，今后中國要發展更需要依賴于激活國內市場的需求。因此，盡最大力量減少貧富差距，不僅是為了激活國內消費，還是為了中國的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
其實，中國的許多事情，背后的原因，大家都清楚。但體制架構如此，改革的決定權在他們手里，除了盡量曉以大義，勸服他們看到走向極端的不利后果，逐漸凝聚改革的動力，好像也別無更有可行性、更低成本的改善路徑。
因此，在此更進一言：
2010年，將是艱難而又急需“真改革”的一年。
而決定這一切的關鍵是，當權者和各大機構首腦，是否能擺脫只顧眼前短期利益的思維，看清竭澤而漁的后果：
如果再不向民企開放準入，再不將利益向民眾有所讓渡，再不將權力返還一些給人民，而任由權勢者的貪婪不盡發展，那么奧爾森教授所說的革命和激進方式就會變得不可避免，像通化鋼鐵那樣通過流血手段來維護生存底線的方式便會一再上演，而這無論對既得利益者還是對普通民眾來說，都將是一場災難！
人畢竟不同于動物，并非有了錢財就有了一切，人畢竟還有精神的一面，在權錢物欲之外，是否還該想想 “靈魂該如何安放”？
畢竟， 是否幸福最終還決定于心理狀態。
讓利于民、和諧共生 才是人類的最終出路！權勢者自身也才能走得更長遠！
烏有之鄉 WYZXW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