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狽為奸——憲政民主學者與主流經濟學家

狼狽為奸——憲政民主學者與主流經濟學家　　

仿宋字體為引用文字　　

在當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聲譽已經是臭不可聞了。只要是還有點良知的國人，只要是聽說過幾句主流經濟學家驚人之語，都會覺得奇怪，為什么這個國家經濟學界的話語權竟然會被這幫人把持？ 　　

不過，在當今中國，“憲政民主”卻依舊保持著其光鮮的外表，主流媒體、大學講壇經常可以聽到、看到關于“憲政民主”的文章和報告。它的謊言還在欺騙很多人，尤其是青年。　　

從本質上說，這些主張“憲政民主”的學者，其實和主流經濟學家是一丘之貉，他們是狼狽為奸，一個負責搞定主流經濟學，一個負責主流政治學。他們是一個大騙子的左膀右臂，這個大騙子就是“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派”（資改派），就是那些腐敗官僚和資本家，而這個大騙子的背后則是美帝國主義強盜。　　

本文主要內容如下：　　

1、主流經濟學家、憲政民主學者對山西煤礦國有化的反對，主流經濟學家、憲政民主學者的“腐敗合理”理論。　　

2、憲政民主學者劉軍寧的經濟學觀點。　　

3、張維迎的憲政民主觀點。　　

4、吳敬璉的憲政民主觀點。　　

5、茅于軾、張曙光、樊綱（及天則研究所）等主流經濟學家的憲政民主觀點。　　

6、唯心主義——憲政民主學者秋風的經濟學觀點。　　

在百度百科里，關于憲政民主是這么解釋的：　　

憲政民主是指為了解決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問題，限制政府權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權、自由與社會公正，而建立的民主制度。　　

憲政的實質是限政，即對政治權力進行有效地限制，防止它被濫用，尤其要防止它被用來侵犯人權和人的自由。因此，憲政的意義就是限制政治權力，保障公民權利，促進公共福利。它所奉行的原則是：政府權力有限，必須遵照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憲政民主的主要特點是：（1）以憲法和法律對政府權力加以限制；（2）實行分權制衡；（3）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4）建立憲法審查制度；（5）司法獨立；（6）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憲政與民主、法治的職能分工各有不同，民主負責權力的歸屬，法治負責權力的實施，憲政負責權力的制約。將憲政、民主、法治三者結合起來乃是在可以達到的范圍內的最優選擇。而憲政本身就包含著法治，憲政的基本涵義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所以，憲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結合可以化約為憲政民主。　　

這個解釋可以說是憲政民主的權威解釋。　　

對于不關心政治的人，尤其對于80、90后，粗看上去，憲政民主真是很美！限制政府的權利，限制當前的強勢的腐敗的政府權力；保護個人的自由和權力，保護弱勢群體；還要民選政府。這一切真是太美了！　　

可是，但凡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對建國初、改革開放歷史有了解的人，都會看出其中的大問題。憲政民主的“憲法”絕對不是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政民主的目標是要推翻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實現資本主義的憲政。　　

憲政民主的“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只是一個空話。鼓吹憲政民主的學者們空口許諾“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但是卻不會在大庭廣眾之下說出“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方法、途徑。　　

毛主席說，綱舉目張，有了正確的原則、方法，才能保證目標的實現。目標不是靠夸口實現的，不是靠空口許諾實現的，不是靠幻想實現的，不是靠謊言實現的，不是靠目標本身實現的，而是靠正確的方法和道路。可是在這段關于憲政民主的權威解釋中，我們看不到“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方法、途徑。同樣，憲政民主所主張的“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其實也與此類似。　　

我們來看看那些鼓吹憲政民主的學者，他們是如何“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或者說，他們是如何“禍害個人權利和自由”的。　　

1、主流經濟學家、憲政民主學者對山西煤礦國有化的反對，及其“腐敗合理”理論　　

最近山西將2840多座私營煤礦收歸國有，浙商寫信給中央政府反對“被國有化”，這些事情激起了許多憲政學者和主流經濟學家的極大反響。以茅于軾為理事長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了《“國進民退”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影響》研討會，其主旨就是反對“國進民退”，反對“國進資本家退”。　　

過去國企賤賣、國有資產流失，老百姓一直在反對，但是卻從來沒有看見主流經濟學家和憲政學者的反對。他們的真實態度是歡迎和擁護。他們提供理論依據，提供行動方案，諸如“吳市場、厲股份、曹破產、楊賣光、張產權”。這些私有化過程造就了無數的腐敗和公權力私用。　　

而現在，國家將一些原本屬于全國人民財富的煤礦收歸國有，將不該給煤老板發橫財的煤礦收歸國有，他們卻開始發表反對意見。　　

他們的私有化理論和行動方案造就了一大批共產黨員的腐敗和變質，他們自然不會反對。　　

茅于軾說“貪污5000億不是大事，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5000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5000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　　

張曙光說“腐敗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　　

張維迎說：“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他們的私有化理論及其理論指導下的國家行為（賤賣國企等等）導致了嚴重的腐敗，把曾經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變成了一個腐敗的共產黨。而后在市場經濟已經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他們又開始借用人民對共產黨的不滿，要求對政府公權力進行限制，要求憲政民主，從而削弱共產黨，甚至打倒共產黨，實現完全的資本主義市場化和美國附庸化。　　

2、劉軍寧　　

劉軍寧先生是著名憲政民主學者。　　

劉軍寧1961年生，安徽人，1993年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曾為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研究員，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現為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學。　　

主要著作：《民主、共和、憲政》，上海三聯書店 1998年出版；《保守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權力現象》，商務印書館（香港）1991年出版。另外，還策劃和主編了《公共論叢》、《民主譯叢》、《公共譯叢》、《政治思潮叢書》。　　

最近劉軍寧在鳳凰周刊上發文《國進民退的憲法基礎》。劉軍寧先生不滿社會主義的憲法，這在文章中表露無疑。劉軍寧先生站在浙江商人的立場，站在山西煤老板的立場，這也是很清晰的。請看下面的文字：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些對國進民退不論有多大不滿的人都應該承認，現行的國進民退的國策不僅不違憲，而且有十足的憲法依據，甚至還沒有達到中國憲法給中國規定的長遠目標。現在的國進民退的做法還不算有力，不算徹底。根據憲法第一條和第六條的規定：中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如果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用專政的機器來加以消滅也是符合憲法的。”　　

“雖然國進民退符合現行憲法，不滿國進民退的人也不必太悲觀。因為中國憲法有一個很強的中國特色。這就是，它始終是一部追認事實的總結型憲法，而不是統攬前后的一般性憲法。許多在當時如火如荼的事情都是沒有憲法依據、甚至是違憲的，好在有一部分得到了事后的追認。不信？請看看下面隨手拾到的例子：”
    ………………
    “可見，當代中國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大政方針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沒有憲法依據，甚至與憲法中既有內容針鋒相對。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項大政方針是先寫進憲法，然后實施的。假如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因被當時的憲法宣布為違憲而不得實施，中國今天肯定還處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狀態。由是觀之，中國的憲法始終未能為中國的變革提供啟動力，甚至常常成為阻力。這在國進民退的事例上顯得更加突出。所以，大家要關注的不僅是國進民退，而且要致力于推動中國的憲法變革。唯有如此，才能從憲政制度上解決問題。”　　

很明顯，劉軍寧先生要的不是“國進資本家退”，劉軍寧先生要的是山西煤老板繼續發大財，要的是“國退資本家進”，要的是資本家主導國民經濟。　　

劉軍寧先生要的是修改社會主義憲法，變為資本主義的憲法！　　

劉軍寧先生是著名的憲政民主學者，學者自然有學者的理論基礎，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其理論基礎，看看他是如何“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的。劉軍寧先生有篇大作《資本帶來自由：從資本自由到憲政民主》：　　

“資本自由僅僅是富人或資本家的自由嗎？資本自由不僅僅與資本家有關，而且與每個人都有關；它絕不是資本家獨有的自由，而是每個人的自由。誰是資本不自由的受益者？當然是權貴！誰是資本自由的受益者？當然是中下層民眾！為什么資本自由的短缺只對權貴和富人有好處？在資本不自由的地方，窮人就很難獲得金融產品和服務，而富人則容易得多。限制資本自由，富人和權勢者受益，窮人和普通人受損。資本自由對于人們的就業是極其重要的。沒有資本自由，就業的自由就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受害者是那些現在還是員工的雇員。資本自由首先對員工有好處，增加了員工對雇主的獨立性。資本自由化迫使企業更多地重視工人的利益。資本自由導致企業把人而不是資本作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因為資本可以自由獲得（但不是無償）時，技能、妙想、勤奮和好運才能被組合起來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中小企業也同樣是資本自由的最大受益者。資本的可獲得性越高，個人與公司的經濟自由程度越大。資本市場的發達有助于培育小企業、新企業，從而使得更多的人有創業和成功的機會。”　　

…………　　

“計劃經濟是靠權力驅動的。市場經濟卻是靠資本驅動的。對資本的管制，就是對自由的管制。…………資本自由的程度，決定了市場經濟的健全程度。政府的作用是保護個人的經濟自由，尤其是資本自由，而不是通過政治權力在資本市場蠶食公民的資本自由。”　　

“資本自由將通過強化私有財產權來限制政府的權力和削弱權力對政權與市場的壟斷，來為法治提供動力，推動司法獨立、催生憲政民主。資本自由有助于有限政府。資本自由度越高，越能縮小政府的活動和干預范圍，限制政府可以動用的資源，促進公平競爭，減少政府支出，減少稅收，為納稅人省錢。從世界范圍內來看，憲政民主就是出現在資本相對最為自由的地方，憲政民主又反過來促進了資本自由和經濟繁榮。如果沒有獨立于政治權力的法治，沒有權力受到嚴格限制的有限政府，沒有對民眾負責的代議民主，資本的安全就沒有保障，資本的自由就受到嚴重的限制，乃至完全被取締。在政治權力覆蓋的范圍最大的地方和時代，資本的自由就是最小的，以至于無。不信你看看中國的文革時期。”　　

“資本不是權力的產物，而是市場的產物。權力靠的是強制，資本靠的是自由。資本必須掙脫權力的牢籠，才能自由地飛翔。資本自由不僅不會導致資本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反而是21世紀的中國自由與繁榮的基石，是中國憲政民主的一個大馬力推進器。所以，現在該是給資本自由全面亮綠燈的時候了！ ”　　

任何一個還有點良知的人看到劉軍寧先生這篇文章，一定會有種憤怒的感覺。劉軍寧先生無視當前資本對于人民的欺壓，無視資本對人的異化，無視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全世界造成的禍害，無視當今中國極端市場化改革所造成的嚴重兩極分化及社會問題，無視國企私有化和三千萬下崗職工的苦難，無視房奴，無視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之后帶來的諸多問題。　　

在劉軍寧先生心中，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權力造成的，而且都是社會主義政府（雖然這個政府已經有點變味了，雖然這個政府正在資本主義化）的權力造成的。他不承認資本的權力，不承認資本的權力造成的累累罪行。在劉軍寧先生眼中，資本的自由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這就是他主張的核心！　　

他主張徹底的資本自由，主張“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在資本橫行、剝削合理的世界，以“憲政民主法治”的名義保護“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其結果必然是“保護資本家和統治階級的權利和自由”。　　

因為在“憲政民主法治”的框架內，資本的剝削是合法的，法律的最大任務其實是保護資本和剝削關系。以“法治”的名義保護“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看似可以保護老百姓的一些權利（諸如個人的財產等等），其實卻無法根本改變其被剝削的地位，反而保護的是資本家和統治者的個人財產、地位，保護的是資本的剝削關系，維護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如此一來，老百姓永遠也不可能翻身。　　

“如果沒有獨立于政治權力的法治，沒有權力受到嚴格限制的有限政府，沒有對民眾負責的代議民主，資本的安全就沒有保障，資本的自由就受到嚴重的限制，乃至完全被取締。”　　

“…………資本自由不僅不會導致資本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反而是21世紀的中國自由與繁榮的基石，是中國憲政民主的一個大馬力推進器。所以，現在該是給資本自由全面亮綠燈的時候了！”　　

這些話是多么明白啊！對憲政民主還抱有幻想的人們，被民主憲政的繁瑣哲學搞暈了頭腦的人們，請你們仔細看看這段話，在這段話中能夠看到人民大眾的希望和方向嗎？能夠看到“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嗎？　　

3、張維迎　　

張維迎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　　

張維迎是國內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主張國家退出經濟領域，讓萬能的自由市場主導經濟，國企改制。這樣的改革思路在1980年代到90年代大行其道。2000年，他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當選為“CCTV2002年中國經濟年度人物”。　　

請看張維迎的經濟學觀點：　　

“許多國有資產是冰棍，不用也會自然消失的，只有運作起來才會產生效益。管理層收購國企，實現了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價格”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因為很多國企都有很多的負債和職工負擔，這就好比你帶著女兒改嫁和你單身一個人改嫁時的談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官員是改革中相對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　　

“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　　

“教育及醫療是否應產業化？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　　

 “黑窯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種必然現象，社會要發展，必然有人付出代價。雖然‘黑窯’事件有點不合情理，但是我們還要看到畢竟山西為這些無業游民提供了就業的機會，讓他們有吃、有住、還有工資，這對社會的穩定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學者要有公信力，不與無恥的人論戰”。　　

 “我敢說，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后跟都沒有。”　　

“這個社會是非顛倒，好人被誤認為是壞人，壞人反倒被認為是好人，真正的機會主義者、以學術的名義謀求私利的人，反倒被吹捧為‘社會良心’、‘民意代言人’。”　　

再看張維迎先生的憲政民主觀點。　　

張維迎有篇文章《中國改革的邏輯》，在這篇文章中，張維迎先生歷數了前三十年經濟改革的過程：　　

價格改革，1978年到1992年零售業價格改革；　　

企業制度改革分為兩部分，1993年之前的個體經濟，1993年之前國有企業廠長承包制改革，放權讓利　　

1993年之后改革也可以劃分三個階段，第一個五年從1993年到1997年，基本上解決縣級以下中小企業問題，包括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私有化賣掉。　　

第二個五年，1998年到2002年，縣級以上的，包括中央大中型企業改制，在國民經濟戰略性、結構性調整減員增效脫困的口號下，大中型企業股份化賣掉破產。　　

第三個五年， 2003年至2008年，大型企業通過上市改制，四大銀行的改制，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上市等，及非流通股的問題的解決。　　

經過這三個十五年，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基本任務已經完成了。　　

張維迎先生歷數了這些過程后，提出并規劃了中國未來三十年的憲政改革目標：　　

“最后我想說未來的30年，未來30年改革的重點要由經濟改革轉向憲政體制改革，大體也劃分了兩個15年，第一個15年建立獨立的司法制度，減少政府部門的權利，以前是政企分開，以后是政法分開的問題，政府要在法律范圍內行使，老百姓任何糾紛包括和政府的糾紛，也應該通過法律的程序解決，而不是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解決，這一點非常重要。在這個過程當中，通過憲政的改革，使私有財產得到更有效的保護，大量中產階級就會形成，到后一個15年，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再用30年的時間，完成憲政改革。”　　

這就是張維迎先生的憲政民主觀點！和劉軍寧先生的憲政民主觀點幾乎完全相同。　　

經濟改革已經基本完成，而現在要做的就是減小政府權力。雖然這個政府的社會主義已經變味了，但是他們還是害怕社會主義死灰復燃，所以一定要消滅它，將其變為資本主義政府，資本控制的政府。　　

他們通過資本的手段讓老百姓在組織上分散化，從而消滅有組織的行動能力。群眾運動的萌芽被消滅，普通群眾失去監督資本權貴和高官的能力。所有的問題都必須通過法律去解決，可是自古以來就是天下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　　

更重要的是，資本經濟合法、剝削合法。在資本橫行、剝削合理的世界，以“憲政民主法治”的名義保護“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其結果必然是“保護資本家和統治階級的權利和自由”。

這個在劉軍寧一節已經分析過。法律的最大任務其實是保護資本和剝削關系。以“法治”的名義保護“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看似可以保護老百姓的一些權利（諸如個人的財產等等），其實卻無法根本改變其被剝削的地位，反而保護的是資本家和統治者的個人財產、地位，保護的是資本的剝削關系，維護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如此一來，老百姓永遠也不可能翻身。　　

4、吳敬璉　　

評述主流經濟學家吳敬璉的憲政民主觀點之前，先講講吳敬璉先生的身世：　　

吳敬璉女兒寫的《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披露了以下事實：　　

文化大革命期間，吳敬璉“大義滅親”，跟當了”右派”的父母堅決”劃清界限”，毫不留情“揭發批判”。吳敬璉“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總理、大鬧打砸搶而聞名的一個組織）。　　

吳敬璉積極參與了批判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1964年組織批判孫冶方，吳敬璉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學術模式（包括個人人身攻擊）進行對孫冶方的批判。）　　

吳敬璉當初“左”到了家，教訓老婆不許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么要坐沙發？而吳敬璉更不止一次對全家人宣布：“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他對女兒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很反感，“不要把這么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 　　

吳敬璉在十二大開過之后的1983年還在起勁地批判“市場經濟”，大罵“從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的主張是“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主義論戰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吳敬璉：《論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工業經濟管理叢刊》1983年第9期）　　

可是沒過兩年，吳敬璉就180度的大轉彎，變成了吳市場，言必稱市場。
　　當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當年連沙發、第二件襯衫都斥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極“左”，如今則右得連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為國家證券委的評審委員，一方面擔任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這種“制度性腐敗”在西方國家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犯罪行為。　　

如此忽左忽右，緊跟形勢，與時俱進，活脫脫一副投機分子嘴臉。　　

毛澤東主席在1958年便一針見血的指出“經濟學家左，是為了蒙混過關”。這樣一批投機分子經濟學家和官員造成了國家的諸多問題，但是此后，他們每個人卻都試圖甩掉包袱，認為自己與當時的問題無關，不擔負任何歷史的責任，把所有責任都扔給了毛澤東！　　

下面我們來看吳市場的憲政民主觀點：　　

《憲政民主是中國政治文明的關鍵》（2002，修憲座談會上的發言）　　

修改憲法，使之符合憲政要求，是一件關系我國長治久安的大事，應當積極進行 。20多年來我國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政治改革方面的推進緩慢，造成了某種程度的脫節。從1986年9月鄧小平指出政治改革不能長期拖延至今，已經過去16年，從1997年“十五大”提出建設法治國家到現在也已經過去5 年，加快政治改革已經提到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上來。“十六大”在推進政治改革方面提出了以下的口號：建設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提升政治文明。政治改革要在上述三方面推進，而法治是指依據憲法而制定的法律高于一切；我們所要的民主，是憲政民主；憲政主義正是現代政治文明的精華。所以，以上三方面的要求聚焦在一點上，就是憲政。憲政包括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文化支持。有一部良好的憲法來為實行憲政提供基本制度基礎，是一種有效和可行的辦法。　　

《政治改革應加快 為市場經濟護航》（2008）　　

“憲政、民主和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筑的保證。“十五大”提出建設法治社會主義國家和 “十六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口號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11年。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必須從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通過法治建設在各種權利主體之間正確地配置權力，規范政府的行為，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民主，強化民眾對政府的控制與監督，才有望穩步地實現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標。”　　

…………　　

“應當承認，由于中國的歷史文化慣性，實行憲政、民主和法治勢必遇到障礙與阻力。然而，推進改革和建設富裕、文明、民主、和諧的中國，關系到中華民族的興亡和所有中國人的根本利益。在這樣的問題上，容不得我們有絲毫猶疑。只有沖破阻力，奮力過關，才能走上坦途。”　　

毫無疑問，吳敬璉的憲政改革就是讓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　　

站在人民的對立面的吳敬璉先生如此推崇憲政民主，他的居心何在？我們能夠答應這樣的憲政民主嗎？　　

5、茅于軾、張曙光、樊綱及天則經濟研究所　　

先介紹一下茅于軾及其天則經濟研究所。　　

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發起，于1993年7月創立。現任理事長為茅于軾教授，所長為盛洪教授，學術委員會主席為張曙光教授。理事：曹遠征、鄧正來、樊綱、張曙光、盧躍剛、茅于軾、盛洪、史晉川、唐壽寧、吳濱、吳敬璉、汪丁丁、王永峰、周其仁。　　

特約研究員一百五十多人，陳志武、劉軍寧都在冊。　　

先看這幾個著名經濟學家的經濟學觀點。　　

盛洪（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著名觀點如下：　　

“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伙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　　

張曙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著名觀點如下：　　

“腐敗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　　

樊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的著名觀點如下：　　

“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經濟學家就是應該不講道德。不要擔心貧富兩極分化，財富分配應該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　　

“國有企業遲早要賣。既然如此，得先賣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沒人要了。”　　

陳志武（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的著名觀點如下：　　

“中國資本化的空間還很大，還可以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許多年的金融資本。只不過，土地還是國有，幾乎所有大型企業也還是國有，這些會繼續抑制中國資本化的深化。特別是，如果想要產生出最大限度的資本，產權保護、契約權利保護等法治架構還必須改善，否則，只能做些粗糙的資本化運作，難以深化。”　　

“為了使中國更有“錢”，土地和國有企業都應該私有，為進一步資本化開路。”　　

“《別拿美國金融危機說事》”（2008年）　　

 茅于軾的著名觀點如下：　　

“貪污5000億不是大事，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5000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5000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　　

“這個世界上誰勞動得最多？應該是工人和農民。如果說勞動創造了財富，那么他們應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現實不是這樣……我想了很多年以后，最后才悟出真相——不是勞動創造財富，而是交換創造了財富”　　

“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總人數不算少，但是在十三億人口中大約只占5%。他們生活寬裕，意識形態接近西方，比較有獨立的想法，希望社會安定平穩，個人能夠得到法律的保護。如果實行代議制政治，他們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堅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們的聲音還很難成為主流。如果拿人數來講，恐怕懷念毛澤東是當前的主流。那是一個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　　

“經濟適用房是席卷全國的最大的腐敗。”“房價是被買房者自己抬高的。”“我主張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　　

 “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　　

“還有許多表面上幫助窮人，其后果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設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讓窮人上當受騙”　　

我們再來看天則研究所各位學者的憲政民主觀：　　

陳志武：《國有制與憲政法治難以兼容》(2009.01)　　

陳志武：《中國改革路徑的再思考：私有化和憲政民主不能回避》（2009.06）　　

陳志武：《中國經濟罪在國有》（2009）　　

張曙光講座：《經濟市場化的發展與民主憲政建設》(2007.10.10)　　

樊綱《腐敗的根源就是計劃經濟》（2008，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演講）　　

樊綱《解決腐敗根本是要限制公權》（2008）　　

樊綱《還要多少年才能抵達河對岸？》（明確“摸著石頭過河”的對岸就是私有化和資本主義，南方周末改革開放系列特稿）　　

盛洪《建立基于天道與民意的憲政合法性》（2009）　　

盛洪《文化精英與憲政民主》（2009）　　

吳敬璉《憲政民主是中國政治文明的關鍵》（2002，修憲座談會上的發言）　　

吳敬璉《加快政治改革 為市場經濟護航》（2008）　　

吳敬璉《政治改革必須加快》（2008.12）　　

天則所第323次雙周學術論壇:《聯邦主義與憲政》，主講王建勛，評議人：茅于軾、高全喜、吳稼祥、劉海波、馮興元、張博樹、楊曉維、李實、段紹譯（2006.11.24）　　

天則所第393次雙周學術報告會：《憲政與發展》，主講王建勛，主持茅于軾，評議人：張曙光、王志偉 劉業進 劉培峰（2009.09.11日）　　

以上這些文章的標題已經非常清楚的表明了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的“憲政民主”觀點，無需再做過多解釋。　　

他們所極力支持的憲政民主的“憲法”絕對不是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政民主是要推翻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實現美國人的那套憲政、資本主義的憲政。　　

他們“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方式就是資本主義。而我們很清楚，資本主義在這個世界的累累罪行。　　

他們的私有化的理論和行動造就了無數的腐敗，敗壞了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聲譽。他們說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將改革闡釋成一場腐敗分子的大合奏。　　

而現在，在市場經濟已經占據統治地位時，他們開始要求“限制公權”，并且是以解決腐敗問題的名義。（《解決腐敗根本是要限制公權》）　　

他們的翅膀硬起來了，在一些黨內走資派的支持下，他們頻頻發動對憲法和政府的攻勢，在自由主義經濟學取得實質性的勝利之后，開始要求限制公權力，削弱共產黨，讓共產黨、國家權力機關退出市場。在這個目標完成以后，進而打倒共產黨，建立完全的資本主義和美國附庸。　　

他們是一個大騙子的左膀右臂，這個大騙子就是“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派”（資改派），就是那些腐敗官僚和資本家。資改派在改革中獲取了非法的權勢和利益，他們害怕人民覺醒后打倒他們，所以便要求進行憲政民主改革，要求通過資本主義民主選舉的方式將自己的非法權益、地位變為合法。從而政治上給予掠奪而來的經濟利益得到專政機關的保護。　　

這就是憲政改革的實質！　　

6、唯心主義——秋風　　

講到這里，我們應該都能明白“憲政民主”的實質了　　

前面所引用的憲政民主學者劉軍寧是一個極端的資本經濟、新自由主義的推崇者，這樣的憲政民主學者其實迷惑不了人民，即使騙得了一時，也騙不了很久。　　

下面所說的秋風先生，也許會成為另外一種。他主張憲政民主，主張市場經濟，但是似乎又不屬于極端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他主張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似乎是自由主義學者中的理想派。秋風先生很可能是一個善良的人，可惜他只是一個書呆子，他的簡單的、缺乏辨證的思維（唯心主義的思維），使得他的理論和觀點完全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　　

秋風，獨立學者，現居北京。主要從事普通法憲政主義理論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譯介、研究。目前已出版著作三種，譯著十余種，主持翻譯出版《奧地利學派譯叢》五本。在《中國新聞周刊》、《南方周末》、《中國經營報》等報刊開設專欄。　　

下面摘取秋風不同時期的文字，并做評點。　　

《作為經濟學家的哈耶克》　　

哈耶克在晚年曾這樣說：“1936年，我恍然大悟……價格是實現經濟活動協調的信號。”
    “正是根據這一點，哈耶克和他的老師米塞斯斷言：計劃經濟是無法維持下去的，因為它根本沒有準確而及時的價格信號，無法了解各種資源的相對稀缺狀態，因而，根本無法有效地配置資源。”　　

“最重要的制度就是自由競爭……只有透過這樣的過程，資源才能轉移到那些最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手中，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這可能形成所謂的”壟斷”，但只要不是政府通過設置進入壁壘形成的，則壟斷實際上是競爭作用發揮到極致的產物。壟斷性利潤本身就會吸引其他企業家積極地尋求打破該壟斷。”　　

“這樣的市場過程是一個自發的過程。政府對于這一過程的干預，應減少到最低限度。政府的功能更多地體現為創造一種普遍的制度框架，讓每個人都能自由地運用自己的知識追求自己的目標。這樣的制度框架，就是自由憲政：權力的分立與制衡，法治，代議制民主，等等。”　　

秋風先生的類似文章還有《通往資本自由之路》（2006年）、《經濟自由有多重要？》（2009年）、《改革已經死了》（又名《過去30年就沒市場化 私企不過是從屬工具》，關于山西煤礦國有化，2009.11）等等，讀者只要看其文章題目便可知其文章內容。我將這兩篇文章中的主要觀點歸納一下：　　

“經濟學大體上堅持一個基本立場：自由帶來效率，自由帶來財富。”　　

“競爭性的資本主義，促進了政治自由。”　　

“對自由的基本威脅是強制性的權力，不論這種權力是存在于君主、獨裁者、寡頭統治者或暫時的多數派……大量私人企業的存在也會分散政府對經濟的控制權，從而能為人們的自由開辟更廣闊的空間。是國有企業一統天下的時代更自由，還是國有經濟萎縮時代更自由？”　　

“理論的分析和歷史的經驗已經證明，在計劃經濟下，不可能有個人自由。”　　

“政府的思路60年一以貫之：私企是從屬性的工具，是權宜之計……政府在不得不退讓的時候(注：市場化)，它也在尋找機會翻盤——這個翻盤就是讓國有企業重新占據主導地位……過去30年就沒有市場化 一切都是政府化的。”　　

“如果沒有憲政改革，就沒有市場化。”　　

如果秋風先生僅僅是寫作了上面的這些文章，那么我不會在此浪費筆墨為他專列一個章節，我會將他與憲政民主學者劉軍寧放在一起，一起總結歸納。不過就在這幾天他又發表了這個意見《我們應該節制權力和節制資本》（2009.11）　　

“我最近可能正處在困惑之中，我要把我的困惑說出來跟大家一起討論……我既明確反對國進民退，但同時我也想去討論節制資本有沒有一定的合理性或者是理論上的依據，我想在現在這樣的場合應該悄悄的討論這個問題，而不是大聲的嚷嚷，所以大家出了門之后不要再去散布它……”　　

秋風先生為自己的理想困惑了，一直以來，他認為資本是個人自由的基礎，只有君主、獨裁者、寡頭統治者或暫時的多數派、計劃經濟才是個人自由的敵人，只有國家強權才是個人自由的敵人（他從來也沒有提到資本的權利，他不愿意承認）。　　

他用了幾乎八百字才表達出這種困惑，他的心亂了。他幾乎不愿意，但是卻不得不承認資本也會讓人墮落，他現在才注意到資本在人世間所造成的無數丑陋罪惡。　　

“前頭我講了那些困惑，我現在很不喜歡資本主義（注：很多人稱資本主義為自由社會）這個概念，因為我在想，如果資本是一個主義，那么它將是世界上最壞的主義。”　　

“社會主義作為理想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而資本主義將是人類最壞的一個理想，因為它的理想就在于讓資本作為這個社會最重要的一個價值，但是要知道人本身首先是一個人，重要的自由是人的自由，而不是人所控制的某個東西的自由。我覺得我們如何一個自由社會，一個自由社會意味著作為完整的人的自由，在人所能夠有的東西里面當然有資本，也有知識，還有其他的比如美德，還有其他的東西，我想其實一個完整的自由。”　　

“我要說的其實就是表達了我的疑惑，大家可以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我不愿意將別人想象的很壞。雖然現在這個世道越來越壞了，雖然主流人士越來越墮落了，雖然　秋風　先生對于自己的這個困惑和懷疑還不是非常確定（　秋風　先生說：悄悄的討論這個問題），雖然　秋風　先生還是堅定地站在市場化的立場，雖然　秋風　先生和劉軍寧等憲政學者、主流經濟學家還是走在同一條道路上，但是為了　秋風　先生所說的最后一段話，我還是力圖坦誠布公的與　秋風　先生討論幾句，我試圖說服　秋風　先生，我試圖說服對自由市場保有幻想的一部分人，我試圖說服還保留著良心的一部分人，我試圖說服對人的真正自由保有尊重的一部分人。　　

①在秋風先生看來，存在一種理想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平等自由競爭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即使這一過程造成壟斷，也可以打破。　　

但是事實是，這個世界上并不存在這樣的經濟體，不存在這樣的經濟模型。經濟學家、書生們常常樂于建立一套數學模型，建立一套理想化的經濟運行模型，但是真實的世界不是數學模型。美國經濟也不是這種類型。美國在國際上高聲叫嚷自由貿易，以自由貿易的方式控制其他落后國家的經濟，但是當其他國家要求對美國進行自由貿易時，美國卻常常都是拒絕。　　

②世界上大部分經濟體，尤其是壟斷經濟體、高科技壟斷集團，都是計劃經濟！壟斷經濟體不僅力圖控制經濟，控制價格，也力圖控制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本國、他國，乃至全世界），避免自由平等的競爭；壟斷集團，總是為了最大利潤而制定全球化的商業計劃！　　

這里便存在另一個問題，為什么秋風先生贊許壟斷集團制定宏大的商業計劃控制經濟，為少數人謀取利益，但是卻不允許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定經濟計劃，為了大多數人謀取利益？為什么秋風先生贊許壟斷集團的虛假的市場經濟（表面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背后卻是壟斷和操縱），卻不贊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大的計劃經濟（國民經濟主導產業、戰略資源實行計劃經濟，其它根據情況實行市場經濟）？　　

為什么相信一個壟斷企業家有能力制定經濟計劃，卻不相信人民（人民的代表）有能力制定經濟計劃？　　

這里便是一個本質性的問題，是讓少數壟斷企業家精英制定經濟計劃？還是讓人民（人民的代表）制定經濟計劃？　　

秋風先生對此是否反思過？　　

③秋風先生眼中只見過去時代的國家強權，君主、獨裁者、寡頭統治者或暫時的多數派，但是卻無視資本強權，無視資本所造成的累累罪行，無視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拉丁美洲、東歐、中歐、俄羅斯、中國）所造成的累累罪行。　　

秋風先生無視“自由世界”美國半個世紀以來所發動的戰爭，顛覆他國政權（包括民選政府），秋風先生無視美國的強權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的霸道行徑。　　

秋風先生無視美國的國家政治其實和資本是完全統一的。政府是資本控制的政府，民間社會其實也是資本控制的民間社會。政府、經濟、媒體、文化、民生、醫療、教育，所有的領域其實都是資本占據絕對控制地位。　　

若是自由社會的人民是真正獨立自由的個人，若是以資本為基礎的國家的人民都是獨立自由的個人，這個國家怎么還能干出這么多的罪行？　　

秋風先生無視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無視資本文化中對人的真正自由的威脅，無視資本消費文化、物質主義文化對人的異化。秋風先生不是說“一個自由社會意味著作為完整的人的自由，在人所能夠有的東西里面當然有資本，也有知識，還有其他的比如美德……”　　

秋風先生對于這一切是否反思過？　　

④秋風先生所說的計劃經濟并不是真實的計劃經濟。這個錯誤表現在秋風先生的眾多文章里面。毛澤東時期的計劃經濟，并不是死板教條不允許出現一點市場。毛澤東的計劃經濟和蘇聯的計劃經濟完全不是一回事，赫魯曉夫曾經嚴厲批判說中國經濟不是計劃經濟。可是秋風先生卻總是將這兩者相提并論。　　

毛澤東時期的國家，并不是人民的對立面，并不是一個刻板的國家強權的代表（秋風先生默認個人自由的最大敵人是國家強權），人民有很多機會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之中，參與到國有企業和集體農莊的管理當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卻沒有權利參與到企業的管理當中）。這在老一輩的工人農民心中有充足的證據，他們參與國家和社會管理的機會、他們對政府官員的監督能力，遠遠大于現在的人們，遠遠大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不過對于另外一部分人來說，國家的確是其對立面，這部分人有美國和國民黨在國內的走狗代表，有愚昧的知識分子，也有一部分被打錯的右派。　　

⑤至于被打錯的右派，至于毛澤東時期的文革、反右等等，更是復雜。此處不再多說。即使多說，必定也難以說服秋風先生。　　

本人曾經有文章《無知的知識分子——紀念毛主席逝世33周年》，此處摘引幾句：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三十多年，至今官方、主流媒體和《南方周末》等報紙提到文革時，只是四個詞，一曰“浩劫”，二曰“混亂”，三曰“倒退”，四曰“崩潰”。這幾個詞其實沒有講出來任何實質性的內容！沒有前因后果，沒有發生、發展、結果，這樣一來怎么以史為鑒、以史為鏡？　　

戚本禹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到，但是他在回憶文革時卻說：文革的發生是必然的結果，文革之前的諸多事件決定了文革的必然發生，那么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導致了文革的必然發生？　　

文革十年，中間有很多事件，諸如文斗、武斗、擴大化等等，究竟什么導致了這一切，究竟為什么斗爭對象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轉移到普通知識分子和老百姓身上，具體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不理解這些，如何以史為鑒，以史為鏡？　　

我們這些“自視甚高”的知識分子很少去追問這些，我們只是滿足于一些表象而已。　　

現在想來，若是我們這樣一批無知無識、自視甚高的知識分子身處文革之中，若是當年我們被人借刀殺人整了，幾十年后，很可能還要來感謝當年整我們的人。因為我們是敵友不分，我們分不清政治是如何在背后運作的，我們狹隘的眼睛只看見表面，卻從來也看不到本質。　　

⑥　秋風　先生忽視了真實世界中這么多的事物，卻僅僅抓住一種概念和理論——理想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一廂情愿的以為這種理論就可以解決這個世界最重要的問題。在他的幻想世界里，人們通過憲政民主將不僅擁有經濟自由，也擁有政治自由，擁有人的真正的自由！　　

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思想。把片面的、抽象的、想象的邏輯和概念夸大為事物的本質。　　

唯心主義之所以在世界上如此盛行，僅僅是因為它對剝削階級有利。唯心主義可以誤導人民、麻痹人民、愚弄人民，使得人民難以認識世界的真相。理想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總是被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所宣揚，是因為這種模式有助于霸權國家控制其他弱小和后期的工業化國家。但是從根本上講，美國的經濟并不是這種理想的類型，壟斷集團控制經濟是美國經濟的本質，這樣的市場經濟并沒有帶給人們幻想中的自由。　　

我希望，秋風先生只是被這種唯心主義思潮所蒙蔽的對象，而不是故意以唯心主義的錯誤思想來誤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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