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懸疑：奧巴馬的貨幣戰爭

　　本報記者 徐立凡 蘭曉萌 北京報道

　　11月11日，奧巴馬訪華前4天。這一天，各式各樣的“禮炮”提早響起。

　　中國央行在其季度報告中表述人民幣匯率時，首次不再提及“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改而稱“結合國際資本流動和主要貨幣走勢變化，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這是央行關于匯率的官方措辭首次出現罕見變化。西方主要媒體迅速抓住了這一新聞，將之解讀為中方歡迎奧巴馬的“大禮”。

　　同一天，道瓊斯通訊社聲稱看到了一份聲明草案，表示包括中國、美國、日本在內的APEC21國財長均認同：“匯率和利率的靈活價格體系是實現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提高匯率靈活性的措辭，再度被外界解讀為人民幣即將走高的前奏。

　　同一天，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兒玉和夫暗示：人民幣匯率是環太平洋(16.74,0.05,0.30%)國家都關心的關鍵問題，“但這種事需要美國和中國私下里談。”

　　同一天，美元指數創出74.78的15個月最低點。此后，貨幣市場開始奧巴馬效應。12日，美元指數一舉收復了一周跌幅。13日，美元指數亞市早盤反彈至75.655。奧巴馬同日啟程。來自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11月13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8273，較前一交易日小幅回落5個基點。

　　一系列似有默契的戰術動作后，11月15日，奧巴馬將抵達中國。他在上海和北京將待三個晚上，占他東亞全程的一半——起居時間，透露了奧巴馬行程的重點。

　　而重點行程中的重點議題，就是人民幣匯率及口頭克制卻始終未停的貿易戰。之前奧巴馬對路透社記者透露說，我們將“談到中國匯率、美國的貿易逆差及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等問題”。奧巴馬警告，如果不解決這些失衡問題，世界兩大強國間的關系將面臨“沉重壓力”。

　　外交議程，就是一種交換。奧巴馬能用什么交換和東道主達成默契？中美在后危機時代，靠什么方式形成新的經濟平衡？

　　匯率戰：緊逼人民幣

　　轉移美元壓力

　　自金融危機以來，美國一直在根據自身的經濟利益對美元匯率進行周期性的調整。大的節奏變化有三次。

　　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在全球凈資產大幅縮水，銀行信貸幾乎凍結的悲觀氣氛中，此前長期走低的美元卻節節攀升，直到危機加劇而美國經濟陷入谷底，升值的步伐也基本沒有停歇。美元的堅挺，成功地為美元塑造了危機時唯一避險貨幣的地位，并吸引了外匯富裕國的大量資金。

　　2009年一季度后，隨著出口戰略的確定，強勢美元不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元開始轉弱。9月以來，美元的下跌速度更是明顯加快，美元指數一路破位下行，并屢屢創下新低。在此期間，人民幣匯率保持了相對穩定，并采取了跟隨美元的戰術。這一戰術，部分地避免了投資和投機者借便宜的美元進行套利交易，從而幫助美元避免了過度弱勢，刺激通脹。

　　投桃報李。正是出于這個雙方心知肚明的原因，美國財政部10月中旬向國會遞交的2009年下半年《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中，盡管仍然強調人民幣被低估，但沒有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黑名單。

　　但這只是一個策略。事實上，美國政府層面及包括克魯格曼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依然認為中國實際上在操縱匯率。這種態度在今年第三季度后，從報紙專欄、電視節目轉化成美國政府的行動：人民幣匯率再次被確認為“導致美中兩國經濟失衡的一個主要原因”。

　　從利弊的角度分析，人民幣匯率并非中美失衡的主因。2005年到2008年，人民幣兌美元升值21%，但并沒有使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有所收縮，相反，這一赤字還擴大了。

　　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也從另一個角度為人民幣辯護：“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占美國貿易逆差的三分之一，不能把美國另外三分之二的逆差也怪到人民幣頭上。”

　　而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也在本周五表示，人民幣升值將不利于全球經濟復蘇。他說，由于全球經濟復蘇的態勢仍然不穩固，匯率不應該有突然的變化。

　　在多年圍繞人民幣匯率的博弈中，利弊早已判明。實際上，從匯率的主動權角度考慮，更能說明問題。如果說中國在人民幣升值方面握有更多主動權的話，在貶值方面卻不是。美元與人民幣之間，美元一直處于相對主動態勢。出于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的考慮，人民幣采取緊盯美元的戰術手段。由于美元在今年春季以后走弱，人民幣也只能被動走弱。人民幣走弱，咎在美元。

　　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始終在通過各種方式主動操縱美元，掌握著美元強弱的節奏。——不同的是，美國認為，匯率的主權性質只屬于美國。其實，對人民幣匯率重新施加壓力，還有另一層政治含意：轉嫁美元弱勢引發的貿易伙伴的不滿情緒。

　　人民幣匯率

　　既是主權也有靈活性

　　多年以來，從中美關系大局出發，中國多次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采取過讓步姿態。正是由于這個原因，11月11日央行關于匯率的官方措辭首次出現罕見變化，被西方媒體解讀為人民幣匯率將發生變化的信號。

　　但是，中美貿易失衡作為長期存在的客觀現象，短期內無法解決。即使人民幣匯率表現出更多的彈性，貿易失衡的結構性問題也將頻繁發作。

　　美國經濟界也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實質，并為即將訪華的奧巴馬開出了解決清單。《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扎卡里·卡拉貝爾一氣兒列出了五項：建立中美聯合央行，共同決定利率和貨幣盯住政策；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放棄要求；把美國資產賣給中國收回中國手里的巨量美元；制定共同的氣候政策；讓美國第七艦隊從中國核心利益區消失。華盛頓自由派智庫“美國進步中心”提出中美可以在碳捕獲與封存方面能夠合作的領域。中國經濟界則提出奧巴馬應該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以避免貿易壁壘越壘越高。

　　從反復發作的人民幣匯率問題看，扎卡里·卡拉貝爾關于設立中美聯合央行的建議勢必引起熱烈關注。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建議可以視為宣告中美G2時代到來的宣言。其中有利于中國的因素顯而易見。

　　就現實條件看，這是個有益、有用但難做的方案。

　　在一定時期內，美元強權仍然不可動搖。在這種情況下，聯合央行中的中美角色分工，很可能變為美國有決定權，中國享有知情權。即使這一點也很難做到。實際上，美國對于美元的操縱，主要針對對象就是中國等美國的大債權人。在希望通過匯率以支持美國產品出口、削減美國債務方面，美國與中國存在完全不同的立場。這不僅將導致“中美聯合央行”兩個合伙人無法真正合作，而且中國將被迫承擔其他貿易伙伴對于美元的指責。

　　結構性問題不能寄希望于奧巴馬的一次出訪就能破解。國內學界設想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這一禮物，奧巴馬也不會輕易授予中國。但是，即使不能立刻澆滅貿易戰的硝煙，即使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仍然會博弈下去，作為后危機時代最重要的國際活動之一，奧巴馬與其東亞的債主們至少要保持良好氛圍。

　　11日創出新低后，貨幣市場開始反映出奧巴馬出訪效應。12日，美元指數突破5日均線阻力，一舉收復了一周跌幅。13日，美元指數亞市早盤反彈至75.655，并在74.94處有形成雙底跡象。奧巴馬同日啟程。美元的這一波上漲，顯然是受到了人民幣可能會表現出更多靈活性并緩慢升值的猜測的鼓舞。

　　與此同時，央行季度報告里的措辭變化，并未造成人民幣趨勢的明顯變化。11月13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8273，較前一交易日小幅回落5個基點。

　　中國在暗示表現更多靈活性的同時，以市場表現強調了人民幣匯率的主權性質。

　　中國對于奧巴馬訪華的立場，已經十分明晰。

　　現在，人民幣是否會就此進入上升通道，還要看奧巴馬的禮品盒里帶了些什么。

　　貿易戰：美國放棄金融巫術的必然選擇

　　與匯率之爭一體兩面的事情，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由于新的經濟增長點難現，指望出口也成了美國的救市措施。因此，今年以來，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為主要發起者，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救濟調查立案驟然升溫。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1月至9月，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救濟調查14起，雖然數量同比下降6%，但涉案總額達58.4億美元，同比大幅上漲639%。9月之后，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救濟調查立案速度明顯加快。10月7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無縫鋼管發起“雙反”調查。

　　進入11月，在奧巴馬動身前，美國再次調高“雙反”調查頻率。11月5日，ITC初步裁定對從中國進口的油井管加征最高達99.14%的反傾銷關稅。一天后，該委員會一天內又投票決定包括銅版紙、鋼鐵緊固件以及鈉、鉀和鉀磷酸鹽等3項針對中國輸美產品的“雙反”調查。頻率如此之高，在世界貿易救濟歷史上都極為罕見。

　　曾經引起中國激烈反彈的中美輪胎特保案，涉及金額只有22億美元。而現在，處于貿易硝煙中的中國產品早已超過百億美元級別。10月29日杭州第20屆中美商貿聯委會上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共識，只能停留在紙面。

　　現在，全球30%的反傾銷案、70%的反補貼案均針對中國企業。除了中國低端產品在世界市場占據最大份額這一客觀事實的影響之外，顯然，美國起了激勵作用。

　　加劇進行的對華產品貿易攻勢，是奧巴馬訪華用于人民幣匯率談判的一張牌。美國希望通過攻勢在對話中獲取更多的利益。但同時，還有其他深層次原因。

　　11月2日，奧巴馬在金融危機中應運而生的白宮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上做出了迄今最為清晰的表白：美國要改變過去那種“債務推動型”增長模式，建立新的“后泡沫時代經濟增長模式”，即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并以此增加就業。10.2%的失業率和綠色經濟無法迅速轉化為規模效益，正在成為奧巴馬政府的夢魘。提升支持率的賭注，只能押到制造業和出口上。至少在現階段奧巴馬政府的眼中，復蘇＝出口增長。

　　奧巴馬的主要經濟助手、白宮經濟委員會主任薩默斯表述得更直接：“美國必須成為以出口為導向而不是以消費為基礎的經濟體，必須依靠真正的工程技術，而不是金融巫術。”

　　在復蘇＝出口增長的方程式里，擁有強大制造和出口能力的中國被視為一個障礙。雖然兩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分工不同，處于不同的產業鏈，但仍然有交集——特別是交集在能容納大量就業人口的制造業當中。富有選戰經驗的奧巴馬，對于美國各個機場和車站的歡迎人群的多少和歡呼十分敏感，他需要在美國總工會等潛在支持力量面前表現出與之一致的思維和決策，以保證支持率的穩定，進而排除其孜孜以求的新醫改等系統性社會改革中可能遇到的障礙。而民主黨傳統的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傾向，支持奧巴馬的這一思維。

　　11月9日，奧巴馬亮出了底牌，將重視出口的思維與亞洲聯系了起來。他說：“目前，我們約占全亞洲貿易額的9%，估計該份額每上升1個百分點，就會帶來25萬到30萬個工作崗位。這是美國的創造就業計劃。”

　　“創造就業計劃”和“后泡沫時代經濟增長模式”，都在中美貿易“再平衡”的呼喊聲中、在對華貿易戰中悄然啟動。

　　貿易戰是一種零碎的出擊方式。鑒于中國尚有人口紅利、成本低廉等不可撼動的比較優勢，僅靠貿易壁壘無法確立美國在制造業和出口方面的優勢。美國很清楚這一點。逼迫人民幣升值，才是美國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