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錢學森的成就與憂慮

錢學森的成就與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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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國人心悸不已的自己的國家可能被他人瓜分的時代，已成為歷史。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恐懼，他們因此在救亡與啟蒙的道路上奮斗一生，成為這個民族的先覺者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孫英蘭

10月31日早，著名科學家、“兩院”資深院士錢學森先生走完了他人生98個春秋，駕鶴西行。此前的10月29日上午，著名生物學家和教育家、中國生物物理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中科院最年長的院士107歲的貝時璋先生辭世。
一代科學巨擘在2009年的晚秋，離我們遠行，而此前的盛夏，我們曾傷別人文巨子季羨林先生和著名哲學家、宗教和歷史學家任繼愈先生。
他們的生命，與中國在20世紀的苦難、奮起、曲折、跨越相伴，他們曾經的那個時代——令中國人心悸不已的自己的國家可能被他人瓜分的時代，已成為歷史。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恐懼，他們因此在救亡與啟蒙的道路上奮斗一生，成為這個民族的先覺者。
他們身上，積淀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和一個古老文明經歷數千年磨難而不曾中斷的秘密。
“卡門-錢學森公式”
1955年9月的一天，在美國洛杉磯港口，一艘名叫“克里夫蘭總統號”的輪船即將起航，錢學森攜妻子和一雙兒女將乘此船返回中國。當船漸漸離開港口駛向大海時，錢學森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人們哪里知道，為了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5年。
錢學森出生于辛亥革命的前夜。他的童年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民主與科學的精神開始在國人心中生根發芽，在錢學森幼小的心靈里也打下了科學救國的烙印。
1929年錢學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大學畢業時他參加了清華大學“庚子賠款”留美獎學金考試，是20位獲得者之一，也是唯一一位航空專業的學生。1935年9月錢學森赴美留學，并成為20世紀航空時代的開創人、力學大師馮·卡門的高徒（馮的導師是現代空氣動力學之父路德維希·普朗特爾）。在馮·卡門的指導下，1939年6月錢學森獲得博士學位，成為加州理工學院一名航空學科學家，并繼續與導師合作空氣動力學研究。1947年5月，36歲的錢學森成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最年輕的正教授之一。
1943年，他與馬林納合作完成的研究報告《遠程火箭的評論與初步分析》，為美國40年代研制成功地對地導彈和控空火箭奠定了理論基礎。其設計思想被用于“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二等兵A”導彈的實際設計中，所獲經驗直接導致了美國“中士”地對地導彈的研制成功，并成為后來美國采用復合推進劑火箭發動機的“北極星”、“海神”等導彈和反彈道導彈的先驅。以他和馮·卡門名字命名的“卡門—錢學森公式”成為空氣動力計算上的權威公式，在此后幾十年的時間里被世界各國的工程師們用于高亞音速飛機的氣動設計。
由于錢學森對火箭技術理論卓有建樹，并于1949年提出核火箭的功能設想，他在當時已被公認為火箭技術方面的權威學者，為美國航空和火箭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美國專欄作家密爾頓·維奧斯特寫道：“錢是幫助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流軍事強國的科學家銀河中一顆明亮的星。”
“錢是加州理工學院火箭小組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美國的火箭研究作出過重大貢獻，36歲時已經是一位公認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推動了高速空氣動力學和噴氣推進技術的發展。有鑒于此，我舉薦他為空軍科學顧問團成員。”馮·卡門教授在寫給美國五角大樓的推薦信中如此陳述。
“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大洋彼岸，海外學子奔走相告，“我們還猶豫什么？彷徨什么？我們該馬上回去了！”“回去吧！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
他們聽到了祖國的召喚。錢學森和許多學子一樣打好行囊，準備回國報效。然而此時，美國已掀起麥卡錫主義的反共浪潮，錢學森被無端地懷疑為共產黨。當他準備啟程時，遭到美國聯邦調查局扣留。美國海軍次長金布爾甚至咆哮道：“錢學森無論在哪里，都抵得上5個師，我寧可把這家伙槍斃了，也不讓他回到中國！”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們不愿意看到一個極具軍事價值、世界著名的一流火箭專家回到“紅色”中國。經過加州理工學院的多方努力，15天后，錢學森以15000美元被保釋。此后，他和家人一直處于被軟禁狀態長達5年。
1955年6月，錢學森請求中國政府幫助他回國的求助信幾經輾轉送至周恩來手中。信中寫道：“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心急如火，唯恐錯過機會”。周總理立刻指示在日內瓦參加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的王炳南通知美國，以我方提前釋放11名美國飛行員戰俘的條件，并亮出錢學森來信要求協助回國這一鐵證，要求美國政府取消對錢學森等中國留美人員回國的無理限制。8月15日，錢學森接到美國政府的通知：可以回國了。他和妻兒終于踏上了“克里夫蘭總統號”的甲板。在乘船離開美國時，錢學森對采訪他的記者說：“今后，我將竭盡努力，和中國人民一道建設自己的國家，使我的同胞能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
中國擁有了真正的核武器
回國后的錢學森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在中國科研基礎還十分薄弱的條件下，他受命組建了中科院力學所，與郭永懷、錢偉長等一起親自授課，為此后的研究工作培養人才，并直接促成了中國科技大學的誕生。
1956年初，中共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開始制定“12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錢學森、吳有訓、華羅庚、李四光、竺可楨、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學家和工程技術專家參與了此項工作。在錢學森的主持下，“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議”被納入國家長遠規劃。
此前的1955年1月，毛澤東做出自行研制原子彈的戰略決策。要想使原子彈成為真正具有威懾力的武器，還需要導彈。而此時的中國，在導彈研究方面還是一張白紙。錢學森的歸來，使研制導彈的夢想成為可能。
1956年2月，錢學森給國務院寫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3月，國務院、中央軍委據此成立了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由聶榮臻直接領導，錢學森被任命為委員，同時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錢學森回國一周年的日子，聶榮臻元帥宣布“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四個月后，周恩來簽署國務院令，任命錢學森為五院院長。那一年，他46歲。
在錢學森的主持參與下，1960年11月5日，中國第一顆仿制的蘇式近程導彈“東風1號”試射成功；1964年6月29日，中國第一顆自行研制的近程導彈“東風2號”發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上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起，中國自行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
1966年10月27日，在酒泉導彈發射基地，一顆帶有核彈頭的中程導彈噴射著橙黃色的火焰劃破云端，沖向藍天并精準擊中目標。“兩彈”結合取得成功。中國擁有了真正的核武器，外國勢力可以肆無忌憚地侵犯這個古老文明國度一切權利的時代隨之而去。
世界為之震動，外電紛紛用“不可思議”來評論中國閃電般的進步。《紐約時報》載文：“一位20年前在美國接受教育、培養、鼓勵并成為科學名流的人負責了這次試驗，這是對冷戰歷史的嘲諷。”
拒絕“航天之父”桂冠
“兩彈結合”試爆成功后，因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而被擱置的人造衛星研制工作再度被提上日程。1965年9月，中科院組建了衛星研究設計院，由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任院長，開始了“東方紅1號”的研制工作。然而，很快“文革”到來，剛起步的衛星研制陷于癱瘓，作為我國人造衛星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趙九章含冤去世。
根據錢學森的建議，在聶榮臻的支持下，1968年2月，中央軍委責成國防科委成立空間研究院，錢學森任院長。衛星研制工作得以在“文革”風暴中堅持下來。1970年4月24日，利用“長征-1號”發射的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取得成功。當太空中傳來“東方紅”樂曲時，全世界再一次為之震驚。
“兩彈一星”為我國的載人航天工程打下了堅實基礎。在20世紀的最后一個冬季，中國第一艘無人飛船——“神舟一號”順利發射。2003年10月，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2008年9月，中國宇航員首次太空行走……
由于錢學森等一批杰出科學家的回國效力，中國導彈、原子彈的成功至少向前推進了20年，錢學森也因此被西方譽為中國的“導彈之父”。他一生致力于中國航天科技事業，是中國近代力學和系統工程理論與應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導人，被學界譽為“中國航天之父”、“火箭之王”。對于這些桂冠，錢學森并不認可。
跟隨錢學森26年的秘書兼學術助理涂元季告訴本刊記者，錢學森曾反復強調說，原子彈、氫彈、導彈、衛星的研究、設計、制造和試驗，是幾千名科技專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個科學家獨創。導彈、航天事業是一項大規模系統工程，這樣的大科學工程是成千上萬人的事業，不是哪一個或兩個人能完成的。
在物質極度匱乏、先進技術遭西方封鎖的年代，中國科學家自力更生，成功地讓中國躋身導彈及太空科技強國之列。“外國人能搞的，難道中國人不能搞？中國人比他們矮一截？”54年前錢學森的話語，今天聽來仍是擲地有聲。
晚年的憂慮
斯人已逝。據錢學森身邊工作人員介紹，他逝世前并未留下什么特別遺囑。但從他與中央領導人的幾次交談中不難看出，錢學森晚年最牽掛的就是培養人才問題。
早在20世紀70年代，錢學森就向國家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第二代火箭由第二代人掛帥，目的就是要培養和鍛煉年輕人才。
“錢老非常重視教育，他曾說，所有的事都要人去辦，沒有高素質的人才不行。‘我說的人才不是一般的人才，是能解決重大問題、有重大創新的人才。’”涂元季回憶道。
在生命旅程的最后幾年，錢學森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病榻上度過的，但他時刻不忘創新型人才的培養。他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們不能人云亦云，這不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創新。”
2005年7月29日，溫家寶探望錢學森，錢學森坦誠建言：“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中國要大發展，就是要培養杰出人才”。
他深刻反思現行的教育制度：“現在的學生對知識沒有興趣，老師教到什么程度，學生學到什么程度，這樣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師。”
在錢學森看來，中國的學校，別人說過的才說，沒說過的就不敢說，這樣是培養不出頂尖帥才的，“你是不是真正的創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別人沒有研究過的科學前沿問題。人云亦云不是科學精神”。
當談到科學創新思維時，他提出科學工作者的藝術修養問題，并希望將二者結合起來，“我覺得藝術上的修養對我后來的科學工作很重要，它開拓科學創新思維”。
在此后溫家寶的三次探訪中，錢學森無一例外，都談到了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問題。2007年8月3日，錢學森當面向溫家寶提出兩條意見：一是大學要培養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結合起來，“處理好科學和藝術的關系，就能夠創新，中國人就一定能賽過外國人”。
同年底，在“學習錢學森創新思想、培養科技領軍人才”研討會上，涂元季告訴本刊記者，錢學森整天思考的、念念不忘的、憂慮的大問題，就是中國目前缺乏拔尖的領軍人才，“為什么現在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國為重、家為輕”
錢學森讀大學時，研究應用力學，也就是說用數學計算來解決工程上的復雜問題，數學系搞純粹數學的人瞧不起這些應用數學家。兩個學派常常在一起辯論，各貼海報講座，結果是兩個講座都大受歡迎。
“今天的大學，能做到這樣嗎？大家見面客客氣氣，學術討論活躍不起來。怎樣能夠培養創新人才？更不用說大師級人才了。年輕人與老師的觀點不一樣，就非常難辦了，老師甚至不會讓學生畢業。”錢學森說，“想到中國長遠發展的事情，我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光憲對本刊記者說，在他看來，錢學森本人就是創新的楷模。他在領導中國航天事業發展過程中，走過的每一步都是創新的結晶。他不僅是令人尊敬的科學家，更是科技創新的實踐者。
2008年，中國SCI論文數排名從2002年的世界第5位躍至第3位，發明專利授權量也從世界第8位躍至第４位，但論文數量并不直接等于科研能力，眾多的發明也并沒有全部轉化成生產力。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科研環境和條件已發生巨大變化、科研人員的待遇也有了大幅提高的今天，在培養和造就頂尖人才方面，中國的科技界、教育界并沒有像60年前甚至是30年前那樣，涌現出錢學森、錢三強、李四光、華羅庚、吳文俊、周培源、竺可楨、鄧稼先以及朱光亞、周光召、宋健、陳景潤、袁隆平、王選等一批享譽世界的杰出科學家。
2007年，錢學森被評為“感動中國年度人物”，頒獎詞中寫道：“在他心里，國為重、家為輕，科學最重、名利最輕。”這一語，道出了他和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境界。□

錢學森追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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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央領導們都很著急搞導彈工作，他回來以后，最早可能是陳賡，后來可能是在軍委擴大會上，許多將軍和老帥問錢老，中國能不能自己搞導彈？錢學森說行。陳賡說，我們就等你這句話。”
在失敗和壓力下臨危不亂
孫家棟（原航空航天工業部副部長、中國繞月探測工程總設計師、“兩彈一星”科學家）：我第一次見到錢學森是在1958年。那時我剛留蘇回來，進入國防部五院一分院導彈總體設計部，從事仿制蘇聯P-2導彈及國產東風導彈的研制工作。在蘇聯時，我就對錢學森這位世界級的大科學家心懷崇敬。回國后，能與錢學森共事，讓我感到非常榮幸。錢老嚴謹的工作作風、開放的治學思路，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我的記憶中，還有一點讓我印象格外深刻，就是錢學森在失敗和壓力下的臨危不亂和高度的責任感。
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和研制的“東風二號”導彈在升空后不久解體墜毀，而作為負責人的錢學森在當時面臨了巨大的壓力。對整個國家的航天事業來說，失敗雖然不可避免，但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錢學森作為當時的負責人，遇到這樣一件對國家、對民族來說至關重要的大事，他承擔了很大的壓力。但是中國有一句古話說得好，失敗是成功之母，毛主席也教導我們“把壞事變成好事”。所以即使當時面臨著壓力，錢老在第一時間趕往現場后，冷靜地組織大家排查、分析故障，總結經驗。在天寒地凍的大漠之中，他帶領大家花了兩三天的時間去撿殘骸、碎片，任何一個小的螺絲釘都不放過。
在撿到大量的碎片后，錢學森鼓勵大家不要有過多的壓力，要不怕承擔失敗的責任。在他的鼓勵下，每一個人認領自己負責的產品碎片、殘骸，并認認真真找自己負責的產品故障。
正是在這種失敗后不怕承擔責任精神的鼓舞下，在2年的時間里，經過分析失敗原因、總結經驗、不斷改進和多次試驗后，1964年，中國的“東風二號”又開始進行發射試驗，這一次，試驗取得了成功。
中央組建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錢學森任院長，我有幸被調往該院，負責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總體設計工作，和錢學森一起投身到我國東方紅衛星的研制工作中。
錢學森是一位治學非常嚴謹而又十分愛護年輕人的學者。錢學森與年齡大些的同志開會時態度較嚴肅，批評起人來也不留情面。而對待像我們這樣工作不久的大學畢業生，他卻十分和氣，年輕人在他面前不僅毫無拘束感，不懂就向他請教，甚至有時還敢就某個技術細節與他爭辯一番。錢老不僅以嚴謹和勤奮的科學態度在航天領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態度詮釋了一個科學家的人格本質。
今年3月3日是我80歲生日，讓我難忘的是，錢學森專門給我寫來一封信祝賀生日——
孫家棟院士：
您是我當年十分欣賞的一位年輕人，聽說您今年都80大壽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地祝賀！
您是在中國航天事業發展歷程中成長起來的優秀科學家，也是中國航天事業的見證人。自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首戰告捷起，到繞月探測工程的圓滿成功，您幾十年來為中國航天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共和國不會忘記，人民不會忘記。我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
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體，健康生活，做一名百歲航天老人。
謹祝生日快樂！夫人面前代致問候！
這封不長的信里，錢老用“您”來稱呼我，這讓我感慨不已。信中用了七處“您”，錢老非常謙虛，即便對學生也是這樣。這些年，我把自己“錢學森的學生”的身份當作一種壓力和榮譽，我對這個稱呼心懷忐忑。我怕我工作沒做好，給錢老抹黑，于是我每天告訴自己，從點滴要求自己，要讓老師為自己驕傲。（黃希整理）
在科學技術上充分發揚民主
劉紀原（原航天工業部副部長、航天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兼國家航天局局長）：錢老在原國防部五院擔任領導職務時，我還只是一名普通的技術人員。錢學森在我的心中，一直都是讓我覺得“高山仰止”，在一些實際問題的接觸解決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對創新技術的不斷追求，以及對年輕人的包容與鼓勵。
上個世紀60年代，航天型號的研制中采用的是鉛鋅電池，一線科研人員提出要發展燃料電池，這在當時是非常前沿的，很多人對此持懷疑態度。錢老對這個想法非常支持，并身體力行地參與項目試驗與論證。為了改進與提高某型號的戰術性能適應于實戰，提出了實施方案，引起了領導們的不同認識，爭論很大。錢老在高層決策會議上充分聽取一線人員的意見后，支持了一線人員的方案。現在回頭來看，錢老支持這些項目就是指出了航天事業的發展必須不斷吸納與不斷創新。
錢老始終認為，中國航天的明天要靠年輕人，他一直強調要注重培養中國航天的領軍人物，而領軍人物是在“實戰”中鍛煉出來的。有一次試驗失敗后，錢老帶領人去查找原因，我斷定是電池斷電所致，而錢老卻嚴肅地說：不要輕易下結論，要拿出科學的論據再下結論。他的這番話，讓我至今難忘，時刻提醒我：要尊重事實，科學來不得半點臆想。
在中國航天事業創建30周年時，我給錢老寫了一封信。他在回信中寫下的最后一句話讓我一輩子都難以忘懷：要在科學技術上充分發揚民主。這是他多年科學實踐的寶貴心得，更是他開闊心胸的一種體現。我知道，他的告誡，是要我們任何時候都要發揚民主作風，討論學術問題多聽取別人不同的意見，力戒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這才是應有的科學學風。（黃希整理）
美國政府不道歉就不去美國
戚發軔（神舟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上世紀50年代我從北航畢業后,被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第一次見到錢老,是在《導彈概論》課上，這是一門最基礎的航天課程。當時，課堂安排在食堂里，錢老親自來給我們講授。這么一位大科學家，竟然給我們上最簡單的一門課，這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前，我對導彈一無所知，是錢老這場深入淺出的啟蒙教育將我領進了航天的大門。能親耳聆聽錢老講課，也成為我終生難忘的事情。現在回憶起來當時的情景,我仍覺得仿佛就在昨天。
我記得,“東方紅一號”衛星研制期間,正值文化大革命,當時情況很混亂。我被推舉到技術領導的崗位上后,由于各種原因,很多保密的背景材料和文件我都接觸不到。當時,錢老是五院院長，他的工作相當于衛星工程的總設計師，工作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是給了我有力的支持。他對機關人員說,既然戚發軔同志在這個崗位上,就要把有關資料給他看,否則他怎么工作啊?這件事讓我久久難以忘懷。錢老總是這樣盡可能地支持年輕人工作，注重對年輕人的愛護和培養。我還記得，在這顆衛星研制中，錢老提出了許多試驗的方法，奠定了我國衛星研制試驗的基本方法和思路，現在的衛星“熱真空”試驗就是在錢老當時建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錢老及夫人沖破美國的重重阻撓，甚至冒死也要回國。我還記得錢老回國后，美國方面多次邀請他去美國訪問或參加頒獎典禮，但錢老說，如果美國政府不向我道歉并承認錯誤，我就不去美國。這充分表明了錢老熱愛祖國的深情和凜然正氣的民族氣節。
“神舟六號”飛船發射成功后,我和集團公司的領導一同去看望錢老。看著滿頭白發的我,錢老問:“王永志和孫家棟身體怎么樣啊?他們年齡比你大還是小啊?”可見，錢老雖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惦記著我們這些他一手培養起來的他眼中的“年輕人”。每當想起此事，我都不禁熱淚盈眶。這也是我最后一次見到錢老。無論做事還是做人，錢老都是我們的楷模。（陳全育整理）
中國航天之父實至名歸
梁思禮（中國工程院院士、火箭控制專家、中國導彈控制系統研究領域的創始人之一）：回憶起錢老生前的點點滴滴，很難讓人釋懷！自從聽到錢老去世的消息，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很悲傷。
錢老比我去美國早，他成為終身教授時，我還是個窮學生。在美國我們不在一起，上世紀40年代后期、新中國成立前幾年，在美國的留學生基本是兩部分，一部分是國民黨方面的，另一部分是進步同學。據我了解，錢老在當時是進步教授，他的美國朋友中有的是美國共產黨人。當時，一部分同學對新中國十分向往，后來這些同學中相當多一部分都回國了。
1950年，錢老開始向美國有關方面提出回國申請，爭取回歸祖國，但他的申請遭到了拒絕，為此他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5年之后，錢老沖破重重阻撓，終于回國。
現在說錢老是中國航天之父，如果沒有他，如果當時他沒有回來的話，我們航天就沒有今天的業績。當時，中央領導們都很著急搞導彈工作，他回來以后，最早可能是陳賡，后來可能是在軍委擴大會上，許多將軍和老帥問錢老，中國能不能自己搞導彈？錢學森說行。陳賡說，我們就等你這句話。就是因為錢學森的這句話，當時的十二年科學規劃才把核技術和噴氣技術這兩項（實際上就是原子彈和導彈項目）列為重中之重。有了這兩個項目，后來才成立了五院。所以，錢學森被稱為中國航天之父或火箭之王是實至名歸的。
在錢老的領導下，雖然條件很艱苦，但中國航天開始一步一步扎實地向前走。特別是在中蘇關系惡化后，以錢老為領導的航天人開始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從“東風一號”、“東風二號”火箭成功，再到兩彈的結合以及“東方紅一號”衛星的成功發射，中國航天都是按照錢老的規劃發展起來的。
在“東方紅一號”衛星研制之初，我們沒有搞衛星的經驗，錢老在衛星方面的規劃是三星計劃——能上、能回、能占領同步軌道，并發展應用衛星為國民造福。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我國航天重大工程的實現也基本按照這樣的發展路子，一步一步走過來的，穩步推進。后來錢老和其他領導又提出了“8年4彈”的規劃，這些都為我國航天工程的開展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
錢老很謙虛，也很民主，他奠定了中國航天技術民主決策的優良之風。在他直接領導我們搞工程的時間里，應該說，他的技術民主傳統發揚得特別好，很多問題跟大家一起討論商量，很多問題的決策都發揚了技術民主。
同時，錢老把系統工程理論這個大法寶引進到了中國航天。錢老在系統工程中提出，首先要抓總體設計的工作，以便從總體規劃來對各種復雜情況進行協調，其次用系統概念將設計與生產工作組織起來，這是錢老的系統工程理論的核心思路，錢老的系統工程理論依然是今天航天工程型號生產的最有力指導理論。（陳全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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