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幻覺

中產階級幻覺——為什么美國式的民主社會在中國無法實現。

   中產階級，這個西方泊來的名詞在今天的中國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一提起中產階級，我們不由自主地聯想到“白領”這個對中國人來說多少還有點時髦的概念。在《白領的隕落，黑領的崛起》里有這樣一段話：“白領的產生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初級階段末期的典型現象，證明了'知識改變命運'。白領大多只出現在一線城市。面對WTO的前夜，這些有文化有知識的年輕人開始嘗試一種西方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雅皮士生活。紳士與淑女，是充滿這些新思想的青年人的人生目標。《了不起的蓋茨比》和《傲慢與偏見》是他們的必讀書。愛情、教養、文化、藝術、體驗、精神貴族深深地吸引著他們。”對于當權者而言，放棄了建國前三十年那種以信仰和領袖魅力為基礎的執政理念后，唯一可以依靠的似乎只有那個“冉冉升起”的新興的中產階層。在大多數的現代人看來，社會的中層是一個關鍵性的群體，標準的中產階級應該具有以下的特點：第一，穩定的收入、比較殷實的物質生活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總體上強大而持久的消費能力；第二，掌握著先進的專業知識、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和自我道德約束力，從而能夠起到塑造主流的社會價值觀，粘合底層和上層階級之間的裂縫，緩解社會矛盾的關鍵性作用；第三，廣泛地參與社會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充當普羅大眾向當權者表達社會理想和訴求的代言人。但是，在中國，今天所謂的中產階級不僅無法滿足上述三個方面的要求而且從他們“出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其中產階級社會的夢想只是一個幻覺。本文就從我們公認的中產階級所應有的經濟、文化、政治三個方面的標準來分析、闡述為什么中國式的“美國夢”無法實現。
   其實中國的中產階級在一百多年前隨著洋務運動就開始蒙芽了，當時在廣州、上海、天津等少數最早向西方市場開放的沿海城市里誕生了一批穿著洋服、操著半生不熟的外語、夾著公文包整日忙碌于各種官辦和洋辦的公司、銀行、工廠、政府機關內的“早期中國式白領”。毛澤東在革命初期的著作里將這部份“白領”定義為“小資產階級”并在分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時將其也包括在內，在論述革命力量的組成時，他認為這部份人是“可以團結，但卻不能依靠的一群”，原因就在于他們與生俱來的“兩面性”——革命性和軟弱性并存。拋開毛澤東的理論不談，我僅從當前的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結構來看，改革開放后逐漸勃興的新一代中國中產階級并不比他們60年前的先輩們優越多少，透過媒體華而不實的渲染，我們不難看出今天的中國白領們實際上是走了過去的老路，也許正象郎咸平所說：“我們不過是踏著歷史的巨輪，不斷重復著往日的錯誤。”   首先在經濟上，一個國家中產階級的真正興盛有賴于第三產業的高質量發展，而第三產業又是以第一、第二產業的強大為基礎的。今天的中國作為一個低水平的制造業國家，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產業鏈競爭中被殘酷地定位到了附加值和利潤率極低的生產環節，而這一環節是不需要大量“掌握先進專業知識、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的通才化人力資源的。這從逐年升高的大學生失業率得到了應證,大學這個在我們眼中是“批量”制造中產階級的地方，現在卻成了批量制造無業游民的場所，“畢業即失業，讀書無用”等觀念在今天的中國青年人中象瘟疫一樣悄悄地蔓延，而有關領導還企圖用本科和研究生擴招來“緩解”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如此頭痛醫腳的做法簡直叫人哭笑不得。
   中國孱弱的農業和工業基礎催生出的是一個極度畸形的第三產業,正如同“山寨”成了中國制造業的代名詞一樣，“洗頭房”也成了中國服務業的一大標志。中國的中產階級要想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維持生存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去肩負起“社會骨架”的重任。在幾年前一批社會學者撰寫的《中國社會階級狀況》報告里曾將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估算為8500萬左右，這顯然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估計；如果按照現在流行的“有房有車”的白領標準，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白領階層恐怕不會超過5000萬。就算是把樂觀的估計再翻一倍，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也僅是人口總數的13%。按照官方近期公布的數字，中國現在的城市人口在5.5到6億之間，這近6億的城市人里，有多少是能享受真正的城市福利和保障的人，又有多少是具有穩定的收入、足夠寬裕的居所并且能夠負擔起未來的醫療和子女教育費用的準中產者？而在剩下的6到7億農村人口里還有近3億是流落到城市中的打工人員，他們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條件就更談不上了，有很多外來務工者連最起碼的人格尊嚴都得不到。若大的中國，海量的財富和資源僅掌握在少數的社會成員手中，據統計，中國的千萬富翁有44萬人，億萬富豪超過1.8萬，而百萬富翁人數約占人群總數的3.3%。在億萬富豪中，官倒及其子女的比例占了90%以上。中國的基尼系數早在2007年就達到0.47超過了世界銀行公布的警戒線0.40，而在廣東這樣較早開放的沿海城市，基尼系數甚至達到了驚人的0.65。如此懸殊的貧富分化和差異化日益明顯的社會結構如何能指望它產生出一個強大的在人口中呈“正態分布”的中產階層？所以，中國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是畸形和孱弱的，數量是有限的，社會基礎更是奇形怪狀的。
   2008年底，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爆發，中國的出口行業受到致命沖擊，而社會各階層中受影響最大的就是所謂的中產階級人群，這些人中有相當多的知識白領和商業白領供事于外企、合資企業和民營企業，本來就負擔著沉重的生活壓力（包括房貸、子女的教育消費、自己及配偶的雙親贍養和醫療消費），危機到來時大量企業倒閉或縮減生產投資，工作機會顯著減少，而物價卻日漸上漲。可以說中國城市白領的經濟基礎早在10年前已經變得非常脆弱，如今金融海嘯的一波又一波來襲更是加速了他們的“破產”。面臨失業破產的危險，白領的出路無外乎兩條：一是盡量向官僚體制靠攏，這從近幾年逐漸升溫的“公務員考試熱”中可見一斑，筆者有一位曾就職于北京一家世界500百強之一的標準白領朋友，五年前，當她的月薪還是8K/月時就已打定主意要報考公務員。當我問起她轉行的原由時，回答是：“外企工作壓力太大，怕失業。公務員雖然薪水不到外企的一半，但是福利好，職位穩定。”而我的另一位朋友則直接在研究生畢業時拒掉了兩家知名外企的Offer選擇了國家投資銀行的一個薪水并不豐厚的職位。中國的白領階層在市場和體制的雙重壓力下再加上經濟危機的沖擊，很自然地倒向了“體制”；但對大多數缺乏“社會資源”的白領而言，那少得可憐的公務員職位顯然是與他們無緣的，為了生存他們只能將自己“賤賣”，新的一輪“人才通貨膨脹”來臨了，這也是中國白領們的第二個并不情愿的選擇。僅從北京上海等經濟最發達、就業機會較多的地區來看，一個本科畢業生的薪酬被壓縮到了2000-3000/月的平均水平，有不少號稱高科技的企業給本科畢業生的待遇甚至低到不足2000/月，而當地房租平均都在1000(/月/20平方米)以上,在中國的二三線城市，雖然生活消費大幅下降，但白領階層的收入也是隨之大幅減少的，根據筆者的調查，目前二三線城市本科畢業生的平均工資在1000-2000/月的水平，有些行業甚至不足1000/月，房租消費同樣占了收入的50%以上，可見中國城市白領的生存是每況愈下，雪上加霜。
       有道是：窮則思變。按常理來說，當一個社會的階層整體上衰敗的時候也是它覺醒和謀求改變的時候，但我們遺憾地發現，中國白領階層在“寒冬”迫近之時在政治和文化上卻早已經淪入了“麻木、腐化、墮落”和“犬儒主義”的深淵。在講清楚這個事實之前，我們有必要將中國目前的中產階級分為三類：政治白領、經濟白領和知識白領。這三類白領中，政治白領因為本身就是官僚體制的一部份，所以隨著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官僚系統全面參與并控制改革進程，順其自然地加入了這場“分利盛宴”，他們中的大部份雖然并不具備真正的實權，但因為與“分權讓利”的體制最為親密所以受其擺布和差遣的依附性最強，從中獲得的實惠也最多，這些人與其稱之為白領不如叫“黑領”更為合適，他們以公務員和國有壟斷企業中的正式員工及管理者為主，數量大約有2000萬（筆者比較寬泛的估計）。經濟白領，他們以二十年前最早一批投入市場撈得“第一桶金”的創業者為代表，這些在改革初期享受了短暫的“從計劃到市場”的春天般溫暖之后也逐漸受到國內官僚體制的盤剝和國外產業和金融資本的排擠，在市場和體制的雙重擠壓下，他們發現只有依附于體制才能生存，隨著以鄉鎮企業衰敗為標志的中國民營經濟環境不斷惡化，中國的經濟白領乃至金領階層開始把辛辛苦苦打拼而來的原始資本轉向投機性更強的土地、金融、礦產資源等市場，而這些市場恰恰是被官僚體制掌控得最為牢固的地方，甚至他們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體制內出來的“下海官員”，因而這批經濟精英與官僚系統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強，其對權力的“渴求”和“依附”性與日俱增。經濟白領和政治白領幾乎是不約而同地走向了同一個目標，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理想在中國全面崩潰，處在中國中上層的這兩種人，在實用主義哲學的“感召”之下，心甘情愿甚至是滿心歡喜地投向了“市儈和功利主義”的懷抱，在失去了信仰激勵和道德約束之后，能夠把這部份社會中層“粘合”到一起的也只剩下能夠短期內兌現的財富了，于是官和商兩股勢力象他們在中國歷史上曾經“相濡以沫，所向披靡”的前輩們一樣，心照不宣地勾結在了一起,這仿佛是生來就注定的“結盟”，不需要任何書面的綱領，也不需要事先縝密地商議，任何偉大的理想和追求都變得毫無意義，只有眼前的利益才是他們唯一的目標和維系這個官商聯盟的紐帶，以至于在今天的中國，官員越來越象商人般講求經濟效益，而商人也越來越具備一言九鼎的“官僚氣質”。
       當然，我們還沒有談及第三類白領也就是中國的知識份子階層，他們命運的變遷較之前面所述兩類人而言更具有“戲劇性”。中國知識份子的處境在改革開放前，尤其是文革時期可以說是最悲慘的時代，“臭老九、右派”是那個年代知識份子抹不掉的痛苦印記。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強調：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至少從官方的立場上讓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看到了“翻身”的希望，而改革初期，經濟特區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成功及至稍后鄉鎮企業的崛起給中國人打了一針“興奮劑”，所有對改革的質疑都煙消云散了，身處其中的知識精英們當然有理由相信改革的成果理所應當地會惠及自己，從政治上的平反到經濟上的寬裕甚至極大的豐富似乎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在知識份子看來，他們無疑是先進生產力的領跑者，引領社會進步的最前衛力量，所以當生產力的解放和飛躍帶來物質財富的激增時，他們應當是最先沐浴到“改革之光”的人。但形勢的發展卻大大出乎他們的預料，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官僚體系對改革的態度從遲疑、默許逐漸轉變為積極參與和主動實施，官僚們發現，改革不僅可以帶來顯著的經濟效益而且其中所要付出的執政成本幾乎為零，改革是一件他們可以隨意主導和塑形的“玩具”。尤其是中國改革由農村向城市邁進的時候，以國企改制為代表的城市改革從一開始就完全處在官僚集團的掌控之下，其后不斷加強的官商聯盟更是把改革成果按官僚體制內的意愿來分割，中國改革從初期的群眾自發式創新求變，演化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僚利益集團的“分利游戲”。作為改革先驅者之一的知識份子顯然缺少利益集團所最“敬畏”的兩樣東西：權力和資金，但知識精英們所擁有的先進技術又是財富創造所必需的，同時在分臟完畢后為了掩蓋大部份成果被少數人占有的事實，為了從文化輿論上控制對改革的最終解釋權,官僚集團又不能將知識精英們完全剝離出這個“分利集團”，于是一場充滿威權恐嚇與利益誘騙的活劇從中國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在知識階層中上演了。
       某報在2009年9月版中曾刊登了一篇關于聯想集團前創始人柳傳志和他的創業伙伴倪光南院士的文章。倪光南無疑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知識精英中的杰出代表，而柳傳志原先不過是中科院計算所里一個默默無聞的職工，當初柳傳志能夠走出中科院創辦聯想，靠的兩樣東西：一是國家體制給他的照顧；二就是倪光南的聯想式漢字處理系統。但是聯想走過創業初期的艱難、羽翼豐滿之后，柳傳志竟將倪光南踢出了董事會，1995年倪辭去聯想集團總工程師職務，回到中科院繼續做他的研究員。在知識精英和商政精英的博弈中，前者專于知識而淡薄名利的優良品質成了后者借以擠占財富和資源的軟肋。不過倪光南總算是靠知識“下了一回技術海”，更多的知識份子由于沒有非常突出的技術才能和政治資本，他們甚至連參加“分利盛宴”的門票都沒有得到。上世紀90年代流行于大學老師中的一句口頭禪：“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恐怕就是這種知識份子尷尬處境的寫照。對于一個每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還不到世界平均水平(4%)的國家而言，克扣和壓縮教師工資成了司空見慣的事。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后，由于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收入有了大幅度提升，政府終于有足夠的資金大規模地改善教師待遇；另一方面，權貴階層也日益感覺到，改革成果的肯定、執政合法性的解釋離不開思維最活躍、理論功底最雄厚的知識份子階層。于是，官僚集團對知識精英的全面贖買開始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同時在權貴階層的謀利資本里除了權和錢兩樣法寶之外又多一樣：學歷。
   對知識份子來說，較之文革時那種生存狀況，近二十年來高校和大中型城市里中學老師薪酬待遇的顯著提升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金錢和權勢的誘惑讓這群當年的書呆子們有種“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般的幸福感，再加上信仰淪喪后留下的意識形態“真空”使得中國的知識界對功利主義趨之若鶩，他們不再相信任何理想，只熱衷于能夠換來金錢和地位的“知識”，而不能轉化為權勢的知識反而成為他們首先要批判的“歪理邪說”，一種近乎病態的“精神自我閹割”成了他們的必修課。甚至為了彌補“寒窗十年”的心理落差，他們會毫無顧忌地賤踏社會的道德和正義，這一點從近十多年來不斷泛濫的學術腐敗和高校教授以學謀利、以學謀色的事件中可見一斑。
   前不久，浙江大學一名姓涂的海歸博士后從自己的住宅樓頂縱身跳下結束了年輕的生命，他在留給家人的遺書里寫道：“國內的學術界太過黑暗，跟我原先在美國的設想差之千里，后悔回國。”在權貴階級的贖買名單里，顯然只是給那些“聽話、會辦事”的人留下了位子，不懂他們分利游戲規則的人哪怕是滿腹經綸也不過是“不值得雕琢的朽木”；另一方面，即得利益者急需一塊“文憑”的光環來提升自己的“素質”從而更加合法、合理地主導這場游戲，于是學歷變成了可以交換成權力和金錢的商品，以至于一個唱二人轉的演員花55萬就可以在北京大學里拿到研究生學歷，而且還是MBA總裁班的班長。在官和商的聯盟里終于如某些人所愿的那樣加入了新的盟友，官學商的“統一戰線”形成了。
   中國知識份子長期與底層群眾隔閡，在文革時期又是倍受打擊的一群，這使得他們對人民運動有種天生的恐懼感。筆者曾與一位大學教授在酒店吃飯，當她看到服務員久不來倒茶時竟說道：“現在農村生活太好了，小姑娘們都不愿來這種地方打工了。”而我當時在心里暗暗答道：“她們不來這打工恐怕是因為去當坐臺小姐才能養家糊口。”可見今天的高級知識份子對底層群眾的生活狀況是何等的無知。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生態也極劇惡化，在權力的威懾和利益的引誘之下，中國的知識界從根本上喪失了反抗能力，同時由于對底層群眾的蔑視和不信任感，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逐漸依附于威權，保存有限的生存空間，從而淪為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份子，他們可以在黨旗下宣示；也可以在講堂上大談民主和科學，但背地里卻懷著幾分恐懼和貪婪，隨時準備向任何一個可以給他們帶來實惠的“主子”投懷送抱。
        綜上所述，中國今天的中產階層，雖然他們的上沿可能達到了權貴精英一級，但其下沿卻如同雙腳懸于水中的行將溺亡者，其先天性的“營養不良”和對官僚利益集團的天然依附性注定了他們的軟弱本質，功利主義是中國中產階級的劣根，長期脫離下層社會使得這群人失掉了可以與當權者分庭抗理的力量源泉，也使他們的精神追求日益犬儒化。中國的真正勃興，有賴于中間階層認識到自身的缺點，自覺地回到廣大普通勞動者的立場上去，中國的民主運動必須要與工農和城市無產者爭取生存和發展權的斗爭相結合，我想勸告那些還在做著“白領夢”的人不要再重演《紅與黑》里于連一樣的悲劇，你們的知識和才能不應該用來為越來越反動的官僚資本服務，不要走60多年前你們的前輩們曾經走過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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