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將拉開戰幕，千萬學子及其家長又將度過這個充滿夢想而又難熬的夏天。但據最近媒體報道，已有數萬人放棄高考，其中又以重慶地區為甚。萬人棄考，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其背后又隱藏著何種無奈的社會現實？又折射出30多年來高等教育改革怎樣的變遷？提起這些問題，不能不讓人倍感唏噓。
高等教育，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素質教育的前沿和重鎮，它肩負著民族振興與復興的重任。可是，在今天的社會條件和環境下，談論這個話題幾近于奢侈。棄考的現實以及高等教育的現狀，乃是亟待我們反思和解決的問題。
從棄考原因來看，大抵有三種原因：一是因為家庭經濟困難，無法負擔高昂的學費，所以放棄高考。其實，上大學早已成為很多家庭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近些年來媒體上不乏高考生或其家長收到錄取通知書自殺的消息，希望變成絕望。近些年在中國逐漸展開的九年制免費義務教育，仍然無法維持高考的吸引力。沉重的經濟負擔，一直是上大學難的重要原因，現在恐怕同樣成為學子們棄考的原因之一。
二是目前的高等教育現狀已經讓眾多家長和學子倍感失望。畢業即等于失業是不可否認的現狀，數以萬計的畢業生在付出四年的光陰和汗水之后，仍然不得不和他們父輩一樣加入失業和再就業的大軍。對于絕大多數中國家庭來說，上大學依然是改變生活與命運的美好想象，但這種美好想象現在就像美麗的泡沫一樣逐漸破滅。他們不得不考慮上大學的成本與收益。換言之，對于很多貧困家庭來說，高等教育已經失去它“脫貧致富”的社會功能。就業難是他們棄考的根本原因。
和前面兩種原因相關，第三種原因可能在于某些高中畢業生及其家長有比上大學更好的選擇和出路，或者棄考，或者直接選擇國外高校。但這不是棄考的主流和重要原因。
中國高等教育的尷尬在于教育導向和理念的錯位。大學，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思想庫、知識庫和人才庫，作為一個社會最高端和最豐富的綜合資源庫，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放棄的現象？現實的情況是，放棄高考的絕大多數都是農村的考生。可以想見，他們絕對不是不想上大學，而是上大學的條件與可能性對于他們來說是個困難的選擇，高學歷作為一定程度的象征資本，誰又不愿意獲取呢？毫無疑問，他們放棄高考絕對是被動的和無奈的。無論何種原因，棄考這種現象折射出的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錯位和尷尬。
自1990年代中后期教育產業化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一直處于一種錯位的狀態，造成了今天尷尬的局面。
首先是高等教育導向的偏差。高校大規模擴張和擴招，形成了今天高等教育的嚴重泡沫，不但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同時還生產出大量名不副實的學士、碩士和博士。這一導向的嚴重后果就是，造成社會追逐學歷的傾向，學歷被越炒越高。其實，社會的人力資源需求根本無需這樣華而不實的學歷，完全可以通過中等職業技術教育來完成。更嚴重的后果則是，作為大學產品的畢業生，根本無法適應社會的需求，一方面是社會急需各種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所謂“人才”空閑。這根本不是中國大學生過剩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社會經濟結構、社會需求和高校教育配置的嚴重錯位所致。這恰恰是炒學歷的惡果，又正是社會和高校以學歷共謀利益的結果。
其次是高等教育理念的誤區。很多年以來，高教界一直在倡導所謂的“大眾化”的教育，但對“大眾化”的教育的理解又是極端錯位的，更多的是將“大眾化”理解為一種消費行為，而不是教育本身的質性問題。在我看來，所謂“精英化”教育更側重的是道德、價值觀和責任感的教育，而“大眾化”的教育則是側重于職業、知識與技能的教育。而我們的高等教育在對“大眾化”的理解上，是和“產業化”、“規模化”完全一致的，追求的只是量，而不是教育的質量和真正的社會需求。
再次就是高等教育模式的單一化和趨同化。長期以來，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幾乎所有的高校都想辦成所謂的綜合性大學，教育模式也是千篇一律，培養出來的“萬金油”等于一無所長的廢品。單一化和趨同化的教育模式無法應對多元的社會需求。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本身的問題。低端的產業和畸形的經濟結構，根本無需高等教育提供人力資源。這一方面嚴重浪費高等教育的有限的資源，另一方面還嚴重扭曲了社會的知識結構和智力結構。試想，如果所有的大學畢業生都去做褲子，造方便面，而不去造飛機和航母，這樣的高等教育還有什么“高等”的價值和意義呢？
從社會和高校共謀炒學歷，到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的畸形化，這一切造成了高等教育本身的尷尬，也造成了廣大考生的不幸，將他們的希望毫無愧疚地扔向絕望。毫無疑問，其中的受益者是以高校、考試部門等機構形成的學歷產業鏈，受害者正是無數求知與求學歷的廣大考生。面對就業難的形勢，我們的教育部門總是教育學生要“轉變就業觀念”、“改變擇業觀”，如此等等，可是我們反思過我們的高等教育本身么？這并非一個道德和觀念的問題那么簡單，這恰恰折射出我們社會和教育面臨的矛盾與困惑。
高等教育面臨的矛盾和困惑
作為一種公共資源，高等教育資源是有限的。任何一個國民，都應該有平等機會分享高等教育的資源，以推動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以提升民族整體素質和競爭力。這應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目標和理想。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高等教育的適度擴展，“大眾化”教育理念的適度推廣，是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的，這是社會現代化的必然結果。
但是，我們所做的，恰恰是將高等教育資源作為一種謀利的商品，形成了極度功利化的教育體制，造成了畸形的人才生產機制、人才評價機制和社會容納機制。萬人棄考，正是這種畸形的社會環境和條件的直接反映。大學已然失去了廣大考生和家長以及社會對它的信任。
萬人棄考，最深層的社會政治經濟根源恐怕在于30多年來的改革所造成的“現代性的后果”，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層已成定局。社會階層的分化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各階層之間無法實現人員的流動。上不上大學又如何，還不是一個樣，這恐怕是無數考生和家長最深層的心理焦慮。大學，曾經作為千千萬萬弱勢人群的“門檻” 和“臺階”，它已然失去了實現社會人群流動的功能，也失去了民族和國家賦予它的歷史使命。
因此，教育“大眾化”無論是作為一種消費形式，還是作為一種教育質性，它必須要以公平（包括機會和結果）作為前提。這樣才能保證教育資源分配的公正性。因此，必須以政策傾斜的方式，保證貧困人群能夠擁有上大學的條件和可能。
高等教育作為一種公共資源，其公共性的逐漸消失，社會階層分化所帶來的隱憂，以及我們教育理想和信仰的崩潰，是社會對大學失去信心和信任的最根本原因。這根本原因后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 ……
高考，作為許多人難忘的人生時刻，已不再成為這個社會年輕人群前進與奮斗的主要動力。這并不說明年輕人的發展機會有了更多的可能，萬人棄考恰恰表征著社會變革所帶來的焦慮與失落。上大學，曾經作為數萬中國家庭的夢想——我們共同的夢——我的“中國夢”，已經變得不再那么絢爛，仿佛更多地是被蒙上了一層悲涼的色彩。從1980年代到今天，大學生，從曾經的天之驕子到今天近乎于社會底層的弱勢人群，更是透露出改革開放30多來中國社會轉型和分層的歷史滄桑。 1990年代以來，中國資本主義的崛起所營造的那個“中國夢”已經不再那般迷人和絢爛，它更多地飽含著許許多多中國普通人的無奈、憂傷、痛苦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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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shi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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