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綠色GDP終于隕命

何必：綠色GDP終于隕命

中國政府在力圖抑制經濟增長以保護環境之際，放棄了對國內生產總值進行“綠色核算”的計劃。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位官員表示，已放棄引入國民經濟產出“綠色核算”的計劃。這位官員表示：“精確計算出根據對環境影響調整后的GDP數據，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中國20年來近兩位數的年度經濟增長率，給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激起了國民日益強烈的抗議。3年前，中國領導人要求國家統計局制定一個“綠色GDP”指標，用以評估地方官員的政績。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復雜多樣的國家，要想確保政策的實施，找出精確衡量地方黨政官員工作表現的方法至關重要。然而，在圍繞是否引入擬議中 “綠色GDP”指標的爭論中，國家統計局的觀點與國家環保總局相互對立。后者仍支持這一想法。國家環保總局認為，“綠色”指標有助于中國評估經濟發展在環境方面所付出的代價，也有助于實現可持續增長。但國家統計局一位官員表示，國家環保總局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復雜性。作為一種替代方式，國家統計局正著手引進所謂的“綠色會計”，該體系使用流程圖來追蹤資源（的運用情況），得到了聯合國的支持。（2006年5月10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如此，曾經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綠色GDP終于塵埃落定，我們該如何看待這樣的結局？

2月8日出版的《每日工業快訊》報道，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的環境后果已引起國內各界關注。據悉，已有10個省在嘗試測算并報告“綠色GDP”。“綠色GDP”是“十一五”規劃的中心，節約、環保的經濟增長是其首要任務。日前，泛亞洲智庫全球明天協會（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創始人發表文章指出，目前，中國每單位GDP能耗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9倍。中國政府希望將能源密集度在5年里降低20%，這個目標實屬不易。那么，中國何以實現其目標呢？文章認為，（1）鑒于中國在蒙特利爾會議上的聲明，中國應考慮貫徹《京都議定書》的規定（盡管作為附件一以外的國家，中國沒有這種義務）。如此一來，中國將承認其作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的責任，這也許比人民幣升值更重要，而這些措施對于自我生存也是必需的。（2）中國可建立一個內部排放交易機制，按中國自己的規則運行。該機制在珠江三角洲和香港試點后，其規模可能在10年內發展為全球最大。（3）中國的汽車引擎必須實現飛躍，先使用混合動力，然后使用氫燃料。中國的汽車增長預測讓人瞠目，這或許使中國成了唯一能使這些技術在經濟上可行的國家。比如可以通過一項方案，讓公交車和政府車隊采用這些技術，或向購買這些車的車主提供稅收減免，或兩種方法同時采用。（4）中國應通過已融入中國經濟和生活方式的各種技術，把所有這些都聯系起來。技術能降低中國的碳排放，同時把石油和天然氣進口限制到占消費的30%。此外，中國也可從日本這個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國家那里獲得啟發。中國的工業巨頭，可與為創新尋求新市場的日本集團攜手。而中國最大的汽車制造商一汽已與日本豐田在吉林開始生產豐田的普銳斯（Prius）混合動力車。

對此編輯部點評道：上世紀中葉開始，隨著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興起，一些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們，嘗試將環境要素納入，以發展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即綠色GDP。自2003年開始，盡快引入綠色GDP的核算也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考慮。然而專家指出，綠色GDP核算卻并非易事，全世界還沒有一套公認的綠色GDP核算模式，實施綠色GDP核算體系，面臨著技術和觀念上的兩大難點。技術的難點是如何來衡量環境要素的價值。觀念的障礙是一旦實施綠色GDP，必將帶來干部考核體系的重大變革，將面臨諸多來自官員的阻力。此外，我國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制于相關法律制度的空白。另一方面，一些人士也提醒說以綠色GDP指標考核官員也存在沒有顧及環境與社會、經濟和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的局限性。據說在中國陜西省，嘗試計算出來的綠色GDP居然是負數，只好不了了之了。看來中國要推行綠色GDP的困難雖然是個趨勢，但困難還非常非常得大。

而3月3日快訊就直截了當指出，綠色GDP目前在中國不具可行性。中科院《2006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指出，循環經濟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不成熟，作為一種新的發展模式還存在一系列尚未解決的課題，并且由于循環本身的局限性而難以解決所有資源環境問題。目前，我國發展循環經濟正處在全面試點階段，對循環經濟的認識并不統一，經驗積累不足，缺少規劃指導，一些地方還存在著概念炒作和盲目推進的現象，在管理和經濟上也都面臨著不確定性和風險。如果大規模推廣且得不到有效管理，有可能造成新的資金浪費和重復建設，延誤發展的機遇。為此報告提出了“試點先行、謹慎評估、規劃指導、循序漸進”的建議。該報告還指出，我國在建設節約型社會過程中要努力實現環境治理保護、資源開發和管理模式上的三大戰略轉變。首先，在污染控制模式上，要從末端治理向源頭預防以及生產和消費全過程控制轉變；其次，在資源開發模式上，要從資源依賴和資源密集型向資源節約和創新推動型轉變；第三，在管理模式上，一是要從部門分割的封閉管理轉向多部門參與的綜合協調管理，二是要從偏重生產管理轉向生產與消費管理并重。

編輯部認為，綠色GDP理論上不新鮮，推行起來很不容易。但推行綠色GDP核算是一種對環保、科學發展觀和外部性福利的追求，它與全社會的長期生存能力相關，當這種全局性、長期性的利益與操作可行性發生矛盾時，我們只能著眼于解決矛盾，而不是舍棄對綠色GDP的追求。“綠色GDP目前在中國不具可行性”這種說法更準確的版本應該是“在中國全面推行綠色GDP核算體系存在很多不可操作性”，如此一來，我們可以改變“全面”這個變量，也可以在綠色GDP核算體系前面加上“符合中國國情的”這一定語，可操作的辦法就會很多，比如開展幾個試點，試驗不同的模式和指標體系，從一個較小的范圍試行綠色GDP，降低難度，先簡后全，先易后難，逐步完善，先建立一個簡易的但卻包含了最基本內容的綠色GDP指標體系是可能的。至于部委之間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產生分歧，長期來看都是小問題。

事實上，對于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對于自然生態和人類生存環境形成的無以復加的瘋狂掠奪，早就成為坊間關注的焦點，并且得到了包括環保部門在內的政府機構的重視。國際上如今有“全球性公共產品”之說，其中包括安全、環境、健康、知識、治理等五大要素，也就是說，這些領域已經不能單純以國家主權為借口形成閉關自守。而中國諸如二氧化硫全世界排放量第一等污染物對國際環境破壞愈演愈烈的狀況，更是凸顯了中國式增長的致命缺陷（當然還包括貧富差距和社會失序）。于是，才了有亡羊補牢的綠色GDP的政績考量說辭。

云南省大眾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廣中心主任于曉剛認為，中國綠色GDP于國際上綠色發展概念有差距，是產值減去環境成本和人類健康成本。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指人類直接和間接從生態系統得到的利益。綠色生產也必須綠色消費、綠色購買。中國傳統GDP統計方法廣受質疑，尤其餐飲、奢侈消費也計算在內。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成為各新聞媒體追逐的熱點人物，而他在多個場合有關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的垃圾場的言論，更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地指認了中國環境現狀并以媒體人的話語風格形成了面對全社會的發聾振聵。應該說，在世界共識于環境是全球公共產品的時代里，中國卻依然冥頑不靈于所謂環保方面的內政干涉論，借以掩蓋內部各種環保劣跡、腐敗與丑聞。而各地瞄準最高當局所出臺的行政禁令，并沒有給環境帶來什么實質性的改善，反而卻由于地方保護色彩的加重而對環境造成了變本加厲的破壞。

聯合國亞太經社會4月28日發表了《亞太地區環境狀況2005報告》。這份新報告指出，亞太地區迫切需要綠色的、更高生態效率的經濟增長模式。聯合國亞太經社會1985年來每隔五年出版一份有關亞太地區環境狀況的報告，對于亞太地區的快速經濟增長進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稱，亞太地區當前的經濟增長率難以維持，應立即行動，采取“綠色經濟增長”模式。《亞太地區環境狀況2005報告》認為，亞太地區各經濟體必須繼續發展，減少貧困，但是快速的經濟增長正對有限的環境資源施加更大的壓力。盡管亞太經社會各成員國改善污染控制的努力取得進展，僅僅這些行動還遠遠不夠。環境的永續發展需要在污染控制之外尋找新的途徑。《報告》說，亞太地區經濟發展不能繼續走“先增長后治理”的道路，而必須轉變為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或“綠色增長”。亞太地區“綠色增長”模式的采取在經濟快速增長和環境壓力增加的背景下，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更為迫切。根據報告的分析，這種迫切性源于：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正在承擔著更大的地區和全球環境重負，快速增長正發生在那些自然資源人均擁有量比其它地區更低的地區。正在演變的市鎮生活方式，越來越多地表現為以能源和資源密集、生產浪費高為特征的全球化消耗方式。能源、原材料、水的需求上升和利用率低，正帶來經濟、社會和環境代價的增加。高消耗在亞太地區并不總是意味著社會經濟的高發展。各種自然資源繼續在廣泛的地區減少。此外，《亞太地區環境狀況2005報告》還研究了生態效率和綠色增長的概念，展望了每個亞太經社會次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前景。

應該說，經濟高速發展中的中國，正在成為全世界日益詬病的垃圾場和污染源。

但是即使這樣，在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里，綠色GDP還是明顯地超越了技術性層面，而成為政府不同部門之間權力與獲益方面的較量，成為爭權奪利的道具以及犧牲品。在綠色GDP的立場上，政府幾乎所有部門都面臨著站隊定勢表明立場的選擇。具體就可以表現在統計部門與中科院的態度，與環保部門的立場形成了尖銳的對立，而其背后則是對于政績評價體系規則制定以及行為管制等方面權力的爭奪。

據介紹，全國環保部門一年辦理環保審批手續的建設項目大概有幾十萬個，其中，縣級辦理的項目可占到60％?至70％；從項目投資額看，縣級環保部門審批項目投資額占建設項目總投資的50％。但是，縣級環保主管部門在建設項目管理中，卻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執法不嚴現象。主要表現為，許多違規建設項目，該處罰的有時只是要求其補辦手續，該從重處罰的只是輕微處罰了事。

而當權力屬地化、公共利益部門化成為政治生態的頑癥時，不止是環保，包括公檢法、審計、紀檢等等黨政司法體系都面臨著那個教育部原副部長張寶慶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中南海制定的東西有時都出不了中南海”的困局，地方保護主義、以及國務院各部委局辦之間的勢力叫板，成為了當今更為鮮亮的中國特色。

到現在，綠色GDP未出襁褓就已經作古，出師未捷身先死，成為中國政治權力場域中的一個新符號，標志著公權力當中利益分野的態勢將更加迅猛而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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