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像用兵一樣用好中國的錢
作者:戴旭
最近，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兩個關于“錢”的話題，在中國各界議論紛紛：一是中國成為美國頭號債主，由于美國銀行倒閉及美元貶值，中國已經遭受了約#萬億人民幣的損失，還應該不應該繼續“英雄救美”的問題；二是中國緊急決定兩年內投入4萬億人民幣的固定資產投資，“強心針”打的是不是地方和時機。這兩筆錢都是天文數字的國民財富，關于它的使用引發全民關注是很自然的：我們當初是出于什么戰略考慮，如此大規模購買美國債券的？我們今天又經過了怎樣的論證，決定4萬億投資方向和規模的？當代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說：抓住戰略的樞紐部署戰役，抓住戰役的樞紐部署戰斗。這個原理適用于所有領域。戰略的錯誤是最根本的錯誤，因此也是應該極力避免的。筆者放幾響馬后炮，以當初使用巨額外匯的經驗教訓，作為眼下實施四萬億決策的前車之鑒。
中國巨額外匯被套已是現實。但亡羊補牢，從理論上探討一下如何使用巨額外匯的話題，仍然具有舉一反三的意義。
一是應該服務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大局。自古不足謀全局者不能謀一域，不足謀萬世者不能謀一時。筆者認為，用錢如用兵，沒有全局的眼光和部署，就不會安排好每一個棋子，走好每一步。事關中國現代化全局和長遠的最關鍵制約因素是什么？一是資源，二是高技術。世界鐵礦石寡頭對中國的連續敲“砸”連普通人都感覺到了，而高油價的黑洞吞噬了中國多少錢也是盡人皆知。這不是正常的學費，而是目光短淺的代價。外匯應該用于在全球范圍內控制資源，因此成為常識。日本幾十年前就是這么做的。現在日本已經入股世界最大鐵礦石公司，最大的石油公司和最大的核能公司，一舉成為世界的資源大國。美國、歐洲（還有日本）一直對我們禁止出售武器和高端技術，我們試圖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失敗，不僅沒有在合資中拿到技術，反而大量的企業被外資控制。這方面西方和日本都可以做我們的老師。日本從仿制西方到研制，最后登上世界技術大國行列。日本在國家崛起過程中賺到的“第一桶金”，做了這樣兩個用途，明治維新完成國家全面轉型只用了30年，而在二戰的廢墟上第二次崛起，還不到20年。這就是戰略決策正確的結果。相比之下，我們30年改革開放積累下的錢，卻大部分“借”給了美國，結果如何盡人皆知。如果用軍隊形容外匯的話，我們把如此一支大軍，派出去給人家做了“體面的奴隸”，沒有給國家贏得寸土，也沒有抵擋住外軍（外資）對國家的侵襲，最后還處在被悄悄“坑殺”的境地。
二是改善國民的福利保障。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問題是過于依靠國外市場，靠出口拉動，其中又主要以歐洲、美國和日本。可是，歐美日三方加起來的人口，也只相當于中國國內的人口。我們既然可以為“外國人民”服務，為什么不能為十三億中國人服務？這就是所謂的拉動內需。現在美國和西方的金融危機來了，我們的有關專家和部門認識到需要拉動內需了，為什么以前沒有意識到？有些人可能會說是中國人窮，無力消費。這里面就有一個悖論：為什么中國的外匯在世界上是第一，而中國人人均收入卻很低？中國人既然沒有錢，為什么不讓中國人有錢？其實，中國人并不是絕對的沒有錢，只是因為中國沒有完善的福利保障，教育、醫療和住房消費奇高，對中國人起著釜底抽薪的“戰略威懾”作用，使他不敢花錢。如果我們能有像西方那樣的福利保障，能夠從新三座大山中解脫出來，誰不愿意消費，提高自己生活和生命的質量呢？當然，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民生問題的解決屬于國內改革思路調整的問題，但使用外匯的一部分，用于全面社保的建立，顯然是從源頭上拉動內需的戰略之舉。又能把全國人民的后顧之憂解決，又能拉動內需，振興經濟，社會和諧，經濟發展，真正落實以民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何樂而不為？從戰略高度看，富民也是富國的基礎。
三是用以保護民族產業。中國僅購買美國的各類債券就達一萬多億美元，而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引進利用的外資，才7000億美元。這里就有一個大問號：外資投在中國的錢，有多少是我們借給它們的？我們買債券，利息微不足道；他一筆資金投過來，我們的優惠政策有多少？而且外資還大量并購中國的優質資產和大型企業，如前段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的匯源和東航。它一下子投在股市上，不僅狂賺還攪亂中國金融市場。為什么我們的外匯不能用于保護民族企業？我們必須清楚，工業，只有工業，才是中國現代化的唯一支撐，所謂現代化，就是工業化，而這個工業化的主力軍就是民族產業。中國的外匯不為這個根本目標服務，就是無的放矢。為什么我們總是恐懼外國熱錢在國內興風作浪，而我們那么多錢卻無法在國外興風作浪，也不能阻止外國投機資本在國內興風作浪？說到底，還是我們不會用“錢兵”。沒有方向的行軍，沒有目的的打仗，結果必然是遭受重創。
其實，只需要進行簡單的反思，就可以看出中國大規模購買美國債券做法值得商榷：和美國比，中國肯定是窮國。世界上哪有窮人借錢給富人花的道理？為什么中國發行的國債美國不買，只有中國人民買；而美國的國債我們就要買？是貪圖那點利息嗎？那我們用那些錢投資豈不更好？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攢錢千日，也是為了用在一時。如何使用外匯，是國家戰略問題，不能由經濟專家更不能由具體的銀行、金融部門擅自決定。早在上世紀初，法國內閣總理克萊孟梭就說過，“戰爭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給將軍們去干”。美國埃利奧特.A.科恩在他的《戰爭中的元首和將軍們》一書中，就此評論說：將軍們可能認為自己懂得取勝之道，但政治家們才是具有大局觀的人。比如美國現在的救市，就突出反映出美國在金融領域的國家戰略。它有著8500噸的黃金儲備，按經濟規律來說，賣掉黃金，籌集資金救市并不難。但美國并不這么做，而是發行新的債券，繼續向別人借錢堵自己的窟窿。如果能堵住，則美國安然無恙；如果堵不住，則損失的是別人的錢。在如此巨大的危機面前，美國尚且如此算計，表現出世界帝國般的鎮定。相比之下，危機一開始中國就表態要經濟參與救市，要以此贏得世界的尊重等，顯得非常的膚淺和幼稚。救不救，如何救，背后是國家大戰略的謀劃，不能輕舉妄動。中國之前為什么如此多的外匯被美國套牢，并在美元貶值中承受巨大損失，原因就是思謀不周。如果這是在傳統的軍事戰場上，就相當于戰略兵團被敵人包圍和圍殲。美國以美元崩潰和繼續貶值會導致中國外匯進一步大幅度損失為由，要挾中國救市，是在玩心理戰。美國已經以誘敵深入的辦法，用所謂國債收益穩定的說法把中國9000多億（不算兩房的3000多億美元）美元裝進去了，現在還想用這種同歸于盡的威脅，把中國剩余的外匯也裝進去。這18000多億美元外匯，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積累起來的全部家當。如果美國把中國這些錢都玩沒了，就等于把中國又送到30年前。這種沒有硝煙的戰爭對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毀滅程度，超過一場大規模的核戰爭。套用克萊孟梭的話，金融、外匯的使用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給銀行和金融決策部門去干。美國的7000億救市計劃，并不是由美國銀行系統和財政部說了就算，而是經過美國府院經過反復的討論、否決再討論才通過，美國是用國家戰爭決策機制來決定這一方案的。與此相比，有關部門動用巨資購買美國債券，何曾通過全國人大和政協討論？決策機制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兩國對金融問題戰略重要性的認識不同和操作持程序的不正規。中國現在處處強調與國際接軌，其中也應該包含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上的接軌。軍事上講現代戰爭觀，經濟上也應該強調戰略經濟觀。
我們現在是外有1萬多億美元的債券，每天都在貶值，還被破產威脅著；同時，我們內部又有17000億美元的熱錢埋伏著，隨時可以打垮中國的金融體系，把中國經濟打進萬劫不復的深淵。這還不是威脅嗎？在中國的這17000億美元熱錢中，有多少是中國的海外兵團？我們不是只有海外體育兵團，我們更有海外金融軍團！我們的美元買了美國的債，就等于加入了美國籍，就要被美國人使用，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本來是自己保家衛國的大軍現在反戈殺來，此情此景真讓人不寒而栗。
從外匯投資說到內部投資，筆者認為，中國現在決定在兩年內投下4萬億人民幣以振興經濟，決心沒有錯，但其戰略考慮，顯然應該從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目標出發，以建立現代工業體系為依歸。這應該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堅定不移的目標，不能以突發性的國際金融危機為轉移。中國現代化的關鍵和唯一標志，是完成從農業國向工業化的轉型，而不是建多少高樓大廈，鐵路橋梁，更不是GDP概念。美國在近代的發展就是先以政策吸引巨資投向鋼鐵、石油、鐵路和機械制造，然后以“阿波羅登月”“星球大戰”和“信息高速公路”等大型國家計劃，引領資金和企業朝向現代高技術發展方向。中國經濟學家的最大缺陷是思維單一，沒有全局戰略頭腦，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因此在為決策層提供的參考方案中，局部看似乎是周密的，整體看則大可置疑。就眼下的情況論，是保GDP增長重要還是抓住機遇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發展布局重要？殺雞取卵和飲鴆止渴都有短期的效果，但也是自尋死路的捷徑。中央提倡科學發展觀，胡主席要求各級部門“問計于民”，道理正在于此：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錢者，兵也，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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