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幾點思考
高梁
一、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是重要的戰略問題
近30年來，我國順應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堅持對外開放政策，有力推動了經濟高速成長。開放促進了國內的市場化改革，推動國內企業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和國際經濟建立了密切聯系。2007年，我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和進出口總額占世界的比重均達到8%。我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超過7800億美元，外匯儲備資產達到1.68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第一次提出“統籌對外開放和國內發展”。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再次提出這個問題。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首先要清醒認識世界形勢的發展動向、國內發展改革的階段性特征和任務，全面把握國際國內因素，掌握全局和方向。當前，世界格局處在深刻的變革調整中。和平發展是當代主題，同時國際不確定因素增加，安全態勢漸趨復雜。國際經濟合作交往不斷擴大，競爭日益激烈。國家間貧富差距愈益懸殊。美元地位衰微、金融危機蔓延，經濟波動影響全球，世界經濟的風險空前增大。正如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所指出的，我國在加入經濟全球化的同時，“面臨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占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增多”。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也引起全世界關注，特別是在西方世界，“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遏制論”正在付諸行動。
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要以維護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整體運籌、內外兼顧，趨利避害，實現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統一。要妥善處理我國與國際社會的關系，營造良好國際環境，爭得更多的國際支持。要堅持對外開放國策，把握機遇，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要認真對付來自外部的風險和挑戰，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深化改革和堅持對外開放國策，要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要圍繞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推動結構優化升級這一戰略任務，解決好開放和國內發展的統一問題。
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要服務于落實科學發展觀
我國經濟增長迅速，但也存在若干重大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國民經濟總量中外貿和投資比例過重，內需不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鄉和區域發展差距拉大；發達國家強勢競爭的壓力，等等。所以，中央一再強調要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又好又快發展。本文從經濟結構分析出發，對發展模式和開放的關系提一些意見。
1.經濟增長格局和出口導向政策的弊端顯現。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因素，一是投資，二是對外貿易。2003～2007年，國內消費平均增長速度約為10%，投資平均增速約為25%，進出口平均增速約為28%。
我國作為世界制造大國，工業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外資驅動的出口型工業。2007年，出口的95%為制造品，工業總產值的30%用于出口，出口值的57%由外資企業完成（高技術產業出口外資占90%），加工貿易占全部貿易量的50%以上。一個大國，60%的外貿依存度是十分突出的，這是很大的不平衡。另外，每年8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雖然僅占總投資的5%左右，但外資存量已占我國工業總資產的26%和增加值的28%①，其能量是非常可觀的。
1980年代，東南沿海地區開風氣之先，利用地利之便和政策優惠，發揮低工資比較優勢，大力引進外資搞出口加工，推動了區域經濟的起飛。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從1990年代起，各地競相仿效廣東模式，不惜血本招商引資，讓外資坐收漁利，國民財富大量外流。既然“以GDP為目標、以吸收外資為主要途徑”的政策取向已經形成潮流，出現投資消費外貿失衡的局面就是必然的。偏重外貿外資和“低工資競爭優勢”，也不可避免地固化收入差距鴻溝。
這樣的發展模式具有自我復制和加強的機制慣性。過深地卷入國際分工體系，也成為阻礙本國產業優化升級的因素。經濟結構的特點一般是由發展模式的特點決定的。
2.傳統出口加工業的發展空間已十分有限。中國是第一人口大國，工業化、城鎮化已吸收2億多農村人口進城。中國制造的產品遍布世界每個角落。中國的勞動力人數比工業化國家勞動力總和還多，世界工業品市場也不是無限大的。依靠低工資優勢和外資為主的出口導向型發展還有多少空間？下一步發展靠什么？這是帶有全局性的重大問題。
第一，低門坎的出口加工業面臨低收入國家的激烈競爭，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實際上，十幾年來我國外貿一直面臨中高技術產品進口價格上漲、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價格下降的局面，這也是困擾所有后進國家的問題。據報道，從1990年到2002年，日本對華出口價格上升3%，對華進口價格下降18.4%，僅此一項就使日本每年節省200億美元。跨國超市占領我國高端零售市場加劇了這一趨勢。
第二，近年來我國本幣升值，農村勞動力大量進城，后備力量有限，農民工工資逐漸上升。種種因素步步壓縮沿海出口加工業利潤，“只要工資增長100元，珠三角很多工廠將倒閉”的預言正在得到證實。
第三是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作為制造大國，我國用最廉價的土地、大規模的廉價資源能源消耗和環境惡化的代價，向發達國家提供各種廉價產品，甚至廉價提供能源、稀有金屬等戰略資源，換來的只是不斷貶值的外國鈔票。這種犧牲子孫后代的利益去補貼發達國家的發展路子是不能再走下去了。
3. 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當務之急。20多年的高速發展，使我們形成了“發揮比較優勢”的思維定式，以及對外資和外國技術的崇拜心理。
30年前，我國人均收入僅200美元。當時發揮低工資成本優勢搞出口加工，確實是順應客觀經濟規律，推動了經濟的起飛。但是應該看到，所謂發揮低工資“優勢”恰恰是處于“窮國”階段、不得已忍受國際資本剝削的發展策略，是一個很吃虧的發展階段。今天，我國人均收入已經是30年前的12倍，要想繼續發展，只有堅決將經濟工作的重心轉向產業升級、改善分配格局和擴大內需上來。如不能適時地將經濟發展的驅動力轉向高附加值的產業，我們就無法實現經濟發展上臺階的歷史使命，也無法使廣大工人提高收入。
今天我國是制造大國，又是科技弱國、品牌弱國。事實說明，僅靠低工資成本不可能獲得長久的競爭優勢。
外資主導的出口加工業，實際上處于國際產業鏈的勞動密集、低技術工序、低附加值環節。當今由跨國公司主導的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中，價值鏈的構成形成所謂“微笑曲線”：制造環節前端的專利、設計，以及制造環節后端的營銷、品牌、物流、客戶服務和金融服務諸環節，獲得了增加值的大部分，且多數留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手中。2003年中國出口53億雙鞋，中國企業利潤占總利潤20%，其余80%被擁有品牌和銷售渠道的發達國家廠商所獲得。著名的“羅技鼠標，巴比娃娃”案例中，留給在華制造環節的增加值只有5%～10%。
在中國企業主導的中高端產業，由于缺乏對國外技術消化和替代能力，長期受制于人。例如，我國具有8600萬臺彩電生產能力，在很長一個時期，由于缺乏核心部件的技術能力，70%的核心部件由外資掌控并坐享高額利潤，而我國企業凈利潤率不足2%。這種尷尬處境十分普遍。
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經濟工作的迫切的第一位的任務。為此必須在新的基礎上建立國家競爭優勢，把增強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基本的推動力量。“新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必須把‘技術進步’和‘創新’列為思考重點”，①這就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第一要義。
有人會說，我國城鎮化發展還有很大空間，低工資比較優勢至少還能再“吃”十幾年，到時候再搞升級不遲。但是，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自主創新能力的獲得，不像逛超市，有錢就能買到東西。這是一個充滿了艱難險阻的爬坡過程，就象一個小孩子需要多年的刻苦學習積累，才能大學畢業。現在懶得付出努力，將來就不可能通過嚴酷的國際競爭考驗。很多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過了3000美元后長期徘徊不前，就是前車之鑒。
4.產業升級和科教興國必須以我為主，不能依賴外資。我們作為大國，現代化建設必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找出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進科技自主創新，必須以中國企業和科研機構作為主體，不能以外資企業和科研機構為主體。我們已經到了必須正視和全面評估外資問題的時候了。
關于外商直接投資的討論，是一個經濟政策問題，不涉及基本國策或意識形態。但現有的公開討論，僅強調外商直接投資的正面作用，對其利弊關系的全面分析諱莫如深。本文不能展開討論，僅將粗淺的研究心得列表如下。
按照“市場驅動”、“成本驅動”、“資源驅動”等類型的外商直接投資，可以深入分析投資的收益和代價：
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大多數經濟政策都兼有利弊兩面效應，關鍵是“度”的把握。任何主權國家對外國人和外國資本的準入，都不可能實行完全的開放。對外資的開放程度的掌握，應該根據國情和經濟發展目標，以本國經濟安全和發展的核心利益為準則，審時度勢，把握分寸，適時調整。
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已占世界第二位，外資企業在工業中的比重接近1/3。外資勢力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因素早已顯現，并逐漸大于正面效應。其中之一就是對我國自主創新方針的干擾。
關于自主創新問題，首先要了解一個基本事實：在今天跨國公司對我國形成巨大技術優勢的情況下，外資企業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在合資企業中，外方往往力圖控制企業關鍵崗位，力圖阻止技術外溢。加入WTO后我國放棄對外資轉讓技術的先決條件，以及外企獨資化趨勢，使“通過合資獲得先進技術”的目標越來越難實現。
科技競爭力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國家的科技進步只有立足自主創新（包括消化吸收國外技術和再創新），才能在開放中立于不敗之地。多年來人們習慣“市場換技術”思維，甚至以為只有合資才能獲得國外先進技術。這里有一個很大的認識誤區，就是把“技術”簡單地看作實物化的“技術成果”（如先進設備和專利），不明白技術永遠處于變動中，凝結在產品和專利上的技術能力（技術團隊和支持研發及產業化的環境和系統），才是企業獲得恒久競爭力的基礎。中國企業要獲得自主的技術能力，是不可能由外國人代替的。
一個企業，一個國家，如果懼怕艱苦的有風險的技術創新，滿足于外資的“技術溢出”，就會永久地陷入“合資引進陷阱”，不僅拿不到先進技術，反而失去了自立自強的意志和能力，就會長期受制于人，被鎖定在“發展中”位置。
5.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安全的威脅與危害不可忽視。目前，外資企業在我國部分高技術行業已占絕對主導權，在部分重要的加工業，則形成外企與國內企業激烈競爭的局面。外資投資領域正從下游加工業向上游裝備工業和基礎工業延伸，從一般加工業向零售、物流、城市公用、金融領域延伸，并企圖對各工業領域的龍頭骨干企業實行并購，蠶食侵蝕行業主導權。骨干企業是引領行業技術創新的核心力量和自主創新的主體。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的這一動向，不僅可能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和自主創新方針造成威脅，也對國家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帶來威脅。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所有發達國家的開放都不是完全的自由開放，都是有選擇的。選擇的取向是要求別國盡量開放市場，而對本國的命脈性、支柱性行業實行最嚴格的控制機制。國際上的“平等競爭”原則，都是以國家安全作為基本底線的。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須以中國公民控制的企業和機構作為主體。中國的所有經濟領域，都應該由本國企業主導或控制，外資只是必要的補充。這是維護中國公民的根本利益、維護經濟主權和國家獨立的基礎。
目前我國的工業已經形成了國有、民營、外資“三分天下”的局面，所有制結構已經趨于合理，外資企業不應該在我國經濟占有更大的比重。有人一談到國有經濟仍有相當規模的時候就痛心疾首，希望盡快把產權轉給私人，但提起外資規模不斷增大、不斷蠶食收購各工業行業產權時又聲稱“外資也是中國企業”，“不必過分在意產權”，真是咄咄怪事。
三、小 結
第一，要以國家最高利益為準則，協調內外經濟政策。
我國在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中，要堅持對外開放國策、爭取盡可能多的機遇發展自己，要對世界的穩定和平發展發揮積極作用。但開放政策歸根結底是為本國人民的福祉服務的。參與國際競爭合作，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核心利益和國格。國家的最高利益（國家安全、經濟發展），應該是處理內外經濟關系的基本原則。從系統論的眼光看，一個系統必須開放，只有與環境互動，才能新陳代謝，生存發展。但開放必須有選擇，不能被環境“融入”；要善于抓機遇、避風險、克服困難，才能在弱肉強食的環境中生存下來。
第二，國內發展的中心任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
我國處于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期，要扭轉片面依靠出口導向和片面依靠外援的發展取向，轉到“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軌道上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只有由中國企業或機構掌握了技術進步主導權和產業發展升級的主導權，才能在國際分工中提高自己的地位、獲得更多的附加值，保證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我們的對外經貿合作才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
發展是硬道理是指：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有利于國家長遠利益，能提高發展質量效益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應該有利于推進結構優化升級，進行政策配套。
第三，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更新觀念，確立國家競爭力導向的方針。
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條件，推進結構優化升級，要樹立以提高國家競爭力為導向的戰略思想。國家競爭力是在國際比較中體現出來的。國際競爭力是以企業競爭力為核心的國家（地區）生產力的綜合表現。按國際權威組織的說法，國際競爭力的決定要素是以下幾組基本力量的平衡和相互作用：引進吸收能力與輸出擴張能力的平衡，國民財富稟賦與經濟整體運行有效性的平衡，經濟的全球化特性與內部自足化特性的平衡，企業和個人的活力與社會整體協調和凝聚力的平衡。
簡言之，決定國家競爭力的經濟機制，是開放性和自主性的統一、市場機制和宏觀平衡的統一，微觀活力和整體協同的統一。國家競爭力也是國家之間的組織力、制度和政策有效性的競爭，并非僅靠市場和外援的“自然”演進進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高開放水平，應該體現這個基本的平衡思想。
第四，正確處理經濟安全和對外開放的關系。
居安思危，是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30年來我們從全球化中得到了較多發展機遇，但不可對來自國外的風險和威脅失去應有的警覺。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就是要在充滿不確定的內外環境中，保障自己的經濟主權和發展的核心利益。安全是發展的基礎，沒有安全就談不上發展。如果說這叫“經濟民族主義”，那么這個主義也是全世界都奉行的“價值”。經濟安全包括：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產業安全、資源與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環境生態安全等。
為此，國家必須保持對經濟命脈、支柱性和戰略性產業的控制，保障國家的經濟主權不受侵蝕，保持對經濟社會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另一方面，要在競爭中形成有效益和質量的發展及機制，不斷加強自身，爭得經濟結構升級、技術進步的主動權。
有人說“開放度越高越安全”，但東亞和阿根廷金融危機的前車之鑒還不遠。封閉會落后，必須開放。但開放要有度的把握，要警惕國際市場的風險、警惕“特洛伊木馬”式的威脅。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全面認識開放、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辯證關系，實在是太重要了。
最后，在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進程中，要堅持以我為主、平等互利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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