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癲狂的市場，市場的癲狂

癲狂的市場  市場的癲狂　　

　 （昨天的帖子太隨手，充實一下）　

癲狂的市場　　

我國改革開放30年了，自80年代中期施行利改稅和企業自負盈虧進入市場經濟階段，也有23年了。改革伊始，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一些癲狂事件接連發生。　　

從80年代中期的福建晉江的假藥和河南鞏縣的假電線開始，假冒偽劣產品就層出不窮。記得當時幾個人打牌，有人出錯牌，其他人會說：“你這是啥梅花6呀，你這是‘晉江’梅花！”當然，嘲弄河南人造假的笑話更是風靡全國。廣東的假餅干，山西的假酒，僅僅假奶粉就出現過兩次。除了消費品，而且假農藥、假化肥、假種子也充斥市場。經濟增長來自在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也很快用到造假上。前有蘇丹紅、瘦肉精，催膘素，今有三聚氰胺。至于給王八喂避孕藥、給鱔魚喂激素、給螃蟹喂保胎丸、給大米漂白、給韭菜、木耳上色、給用福爾馬淋給海產品保鮮、給瓜果注射糖精、撈陰溝里的油做食用油……樣樣都離不開“高科技”。　　

不僅產品有假，而且醫生有假，學校也有假。文憑有假，論文也有假。車牌有假，車票也有假。證件有假，發票也有假。記者有假，新娘也有假。警察有假，“專家”也有假。活人有假，尸體也有假[1]……假冒偽劣幾乎遍布各個方面，滲透到各個領域。讓人防不勝防，不知道能吃什么，不知道能用什么，不知道該相信誰。　　

中國造假之登峰造極，可以申請吉尼斯紀錄的。　　

不是其他國家沒有造假記錄，比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所謂“日本產”在國外市場就是低劣貨的代名詞。到七八十年代，這個旗號被臺灣、韓國打起來了，日本貨又成了質量高、品質好的代名詞。從八十年代末至今20多年，韓國貨、臺灣貨成了高品質的代名詞，而中國制造一直成為世界低質量產品的代表。國際市場是這樣，國內市場更典型。日本、韓國、臺灣這些制造業大國和地區，國內用的商品并不比出口的差。這些國家都是經歷了多則十幾年，少則十年左右，就從假冒偽劣產品生產轉向優質產品生產。只有中國持續20多年，不僅沒有消減跡象，反而愈演愈烈，滲透力越來越強。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不知道為什么沒人研究。　　

為什么日本、臺灣、韓國變了，中國總不變　　

日本在六七十年代，臺灣、韓國在七八十年代制造低劣商品，制造冒牌商品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后期工業化國家在趕超發達國家時，往往從低劣產品和假冒產品開始。　　

首先，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技術、工藝水平都低于發達國家，就是想制造出優質產品也很困難。　　

其次，這個時期國內市場的需求也支持低劣貨和冒牌貨。十幾塊一條的金利來領帶肯定是假的，賣者和買者心里都門兒清，但交易照樣成交。80年代，一個農民去買只能穿一年的便宜皮鞋而不去買一個正牌鞋，是因為他需要“拽”一下。去石家莊食品城批發飲料，同樣大小的可口可樂有48元一箱的，也有28元一箱的，小販一點也不隱晦28元一箱是冒牌的。其實，在很多偏遠地方的農村，農民如果喝了正牌可口可樂一定會懷疑是假的，因為他從來沒喝過真的。　　

第三個原因，由于工業化初期，工業化帶來的高效率使財富迅速增長，一些進入制造業和新行業的人很快發了財，而大批還沒有資源和能力進入新產業的人會明顯感到這個差距。原來的鄰居看著傻傻的，結果跑運輸三年蓋起個三層樓，其他人能不想抓緊時間想辦法？大家都往新產業鉆，資源市場又有限，于是歪門邪道就越來越多。也就是新興產業容納人群的能力和貧富差距大小也會促成假冒偽劣產品和其他癲狂的市場行為。　　

那么，為什么這些國家和地區經過十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轉變了呢？　　

技術進步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都盡量大的在新興產業，包括新型制造業和服務業中實現了就業，中產階級數量大幅度增加，貧富差距縮小，基尼系數呈現下降。這會使國內市場對低劣和假冒產品的需求迅速減小，也使通過造假和其他違法經營的沖動降低。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基尼系數為24.9，韓國為31.6，臺灣應該低于韓國，高于日本。這是東亞國家和地區在工業化高潮時期的一個突出特點。同期東南亞和拉美的新興市場國家雖然經濟增長速度也很高，人均國民收入也達到很高水平，但貧富分化依然很嚴重。1998年前后，這些國家和地區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都超過了5500國際元，這個數值差距并不大：韓國13286元，阿根廷11728元，泰國5524元，馬來西亞7699元。巴西6460元[2]。這個時期泰國基尼系數為41.4，馬來西亞為48.5，菲律賓為46.2，印度尼西亞為36.5，這個時期巴西基尼系數為60.0，墨西哥為53.7。[3] 這一時期，韓國和臺灣低于人均2國際元的人口比重為2%左右，而印度尼西亞為66%，泰國為28.2%，墨西哥為42.5%，巴西為17.4%。[4] 　　

從以上對比可以看出來，由于韓國、日本、臺灣在經濟高增長時期基尼系數在減小，貧困人口人數基本上沒有了。因此，國內支持假冒偽劣產品的市場大大萎縮，通過制造假冒偽劣產品或其它嚴重違法經濟行為來達到中產階級水平的人也就少了。而與他們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差不大的其他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市場混亂程度就高于前面的國家。這次三鹿奶粉事件中，查出大量奶農和中間商摻假，很多網友認為是把責任推給了窮人，表示氣憤。其實，正是這些人才有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的沖動，富人們根本不屑干這個。查查其他驚心動魄的類似事件，都是小業主和農民犯事的多。　　

到2006年，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中國人均國民收入也達到7740國際元，與1994年的阿根廷（8920）、巴西（5630）、韓國（10540）或者80年代末的臺灣很接近了。但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46左右，比同時期的韓國、臺灣高出很多，與泰國等國家很接近。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更接近東南亞和拉美的新興市場國家，與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模式是不同的。　　

這就是為什么東亞新興市場國家走了一條先假冒偽劣，后市場規范的道路，而中國沿著假冒偽劣的道路一直走了下來的重要原因。　　

為什么中國市場癲狂得讓人目瞪口呆　　

中國的市場經濟好像很特殊，一些制作假冒偽劣產品的手法，危害程度讓人匪夷所思。從陰溝里撈臟油提煉出食用油，在食品里添加危害健康化學原料還可以想象，而殺人賣錢的生意都有人敢做[5]，山西和很多地方的煤窯、磚窯竟然撿起在中國消失了2000多年的奴隸制。中國市場經濟的癲狂程度確實讓人目瞪口呆。　　

為什么會這樣呢？　　

從改革開放初期一直到現在，中國的“專家們”一直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西方長期‘重商’，一直是交換充分的市場經濟。中國古代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市場發育不成熟。這個說法也用來解釋為什么西方發展出資本主義，而中國持續了兩千年的封建經濟。市場自身具備解決所有經濟、社會弊病的能力。而且，中國人道德約束很嚴重，幾千年都是“封建主義”思想，奴性嚴重，膽小怕事，腦子里“重農輕商”思想根深蒂固。專家們告訴中國政府和老百姓，解決中國當前經濟存在問題的出路在于徹底解放思想，向西方拼命學習，加快市場化速度。　　

古代不是市場經濟，解放后又實行了計劃經濟，也就是中國人根本沒有市場經濟的歷練，，沒有商業頭腦。因此要徹底解放思想，“凡是沒有命令禁止的就大膽干”。這些話聽起來邏輯嚴謹，順理成章。可假如中國人確實本來就是市場經濟的生手，這樣忽悠還有點效果。如果中國人本來就是市場經濟的熟手，恐怕就要出亂子。　　

事實恰好相反，王小強的《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一文中曾經論證了一個道理：　　

在整個農業經濟時期，全世界只有中國一直是市場經濟，其他地區都沒有出現過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形態。下面把這個論證簡述一下：　　

交換來自分工的發展。恰好是小農經濟不可能“自給自足”。農業時期社會分工已經非常細小，而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體勞動力人數少則一兩個，多不過七八個。因此，這樣的經濟體不僅不可能包攬種類繁多的手工業和其他行業，也不可能生產包括鹽、藥材、鐵等生活生產用品，甚至連生活必須的農產品也很難種全，且不說金融、教育服務行業了。小農經濟是一種必須依靠市場交換的經濟體。　　

那么什么樣的經濟體才能夠“自給自足”呢？是西方整個農業時期的“奴隸主莊園經濟”和中世紀的“領主莊園經濟”。這些莊園小的十幾平方公里，大的上千平方公里，擁有數以百計、千計的農奴。這樣的經濟體可以包括幾乎所有當時需要的手工業，種植大部分必須的農產品，甚至包括當時可能的服務業。基本上是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只有大宗物資和奢侈品才需要與外面進行交換。　　

中國的精英們對于分工和交換的簡單邏輯都不能分辨，竟然編造一個“男耕女織”就滿足整個農業時期的分工，確實也太富于創造精神了。　　

市場經濟是按照市場供求規則，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發育完整的市場經濟必須包括以下內容：所有物品，包括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和勞動都是允許交換的；度量衡是統一的；交換的媒介——貨幣體系能夠完成這樣的交換任務的。　　

農業社會最主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中國自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土地就允許平民參與交換，秦以后的兩千多年無論商人、地主、農民都可以買賣土地。土地所有權變更頻繁。“千年田八百主”就是生動描繪。同時期待西方，從古羅馬到中世紀，土地所有權的變動主要通過“賜封”和“褫奪”。英國1290年在歐洲首先頒布了“買地法”，但買賣只在貴族和教會之間進行。西方“沒有無領主的土地”，商人、市民不允許參與土地交易。一個最基本生產資料都不允許自由買賣的經濟，怎么稱為市場經濟？　　

同時，中國古代雇傭勞動很普遍。大量破產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在地主的土地上和作坊里以自由人身份打工掙錢。一些貧困農民在農閑期出外做傭工更是經常的事。但西方無論羅馬時期還是中世紀，主要勞動者是身份不自由的農奴，他們與主人之間并不是雇傭勞動關系。　　

充分發展的市場交易需要統一的度量衡才能進行。14世紀的法國，“度量衡因省而異，因城不同。……有時在同一城市里，度量衡也各不相同。……每到一處，商人都必須對他的商品按當地量制重新量度。” 法國到大革命時代（1793年），德國到俾斯曼時代（1871年）才統一度量衡。中國早在公元前兩百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就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貨幣的幣材差別。是否使用可以大量發行的，小面值的貨幣，是判斷市場交換是否充分的識別儀。中國除了用金、銀等貴金屬做幣材，最常見的幣材是銅，宋元時期甚至還發行過紙幣。但西方一直到工業革命后，一直只有金、銀兩種幣材。沒有小面值貨幣，日常生活的交換：買個油鹽醬醋車輪掃把牛籠嘴就無法進行。中國宋代動輒鑄幣數十億枚，流通銅錢不會低于百億。到1912年，流通銅錢有近300億枚。這充分保障了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市場交換需要。西方莊園經濟自給自足，小額交換很少發生，必要的交換只發生在大宗貨物和奢侈品交換上，所以只有金、銀就夠了。現在看電影描寫古代西方人隨便在小酒館里喝個小酒，或者在小鋪里買個小東西的場面，基本就是瞎編的。因為買方根本沒有可以支付這么小面額的貨幣。總不能買個燒餅用天平分割一塊黃金吧。　　

經濟體的分工是市場交換的基礎。古代中國以細小的家庭為經濟體，無法實現充分分工，需要發育充分的市場體系得以活動。于是中國古代市場允許所有資源交換，度量衡統一，有完善的貨幣體系。古代西方以人口數量大的莊園為經濟體，內部分工充分，對建立完善的市場交換不迫切。其市場發育程度與其經濟結構也是配套的。 　　

這樣一分析，顯然中國人才是市場經濟的老手，從骨子里都習慣這一套。幾千年的習慣不會因為二十多年的計劃經濟就忘記了。把中國人忽悠的以為自己根本不懂市場經濟，因此必須“補”市場經濟這門課時，會產生一種“矯枉必須過正”的瘋狂沖動，一種必須“摸著石頭過河”的迷茫。再加上一些官員和專家在后面催促，什么“人人為自己加起來就是為大家”，什么徹底解放思想，“只要沒明令禁止的就可以干”，什么“不盈利的企業不道德”，于是政治權利、人身自由、貞操、廉恥、尊嚴、親情……幾乎所有東西在中國都成為商品，都毫不猶豫地進行交換，達到了現在的癲狂高峰。　　

拿奧運會打個比方：一個雅典奧運會山地自行車冠軍改練了幾天游泳，在要求他重練自行車時，一頓迷魂湯使他認為“自己從來沒摸過自行車，想趕上別人可要加倍地練！”——擁有良好的技術底子配合上癲狂的情緒到了北京奧運會賽道上，半路不翻山溝才奇怪！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市場經濟特別癲狂的主要原因。　　

能靠加強監管整肅出個好市場嗎？　　

很多人認為，現在中國市場上出的問題都是因為法律法規還不健全，政府監管機構辦事不力造成的。如果該整治的都有法律，執法部門還工作努力，這個問題一定會解決。　　

加強立法和監管當然會減少類似事件發生。但需要的是成本和配套的其他方面的整治。　　

先說成本。看到很多資料都說中國現在行政管理費用過高，政府部門太大，比美國還高還大。據香港中評社報導：中國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遠遠高出日本的2.38%丶英國的4.19%丶韓國的5.06%丶法國的6.5%丶加拿大的7.1%丶美國的9.9%[6]。這里就有問題了，如果中國現在管理成本就這么高，要治理市場規范就還得提高。政府受得了嗎？　　

如果查一下資料，會發現其實中國政府管理費用并不高于美國。行政管理費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例并不說明問題，可信的應該是行政管理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中國2003年財政收入占GDP不足20%，因此行政管理費占GDP比例為3.6%。而美國聯邦、州加地方政府總支出一直是GDP的一半左右。9.9%的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占GDP比重就達到4.95%，比中國高38%。而歐洲國家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更大，因此實際管理費用也不會低。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西方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的實際管理還有一塊花在訴訟上。美國每年訴訟費用大約在3000萬美元以上，而且逐年增加，占GDP比重始終在2-2.5%。而中國人在訴訟上花錢就少得基本可以不計算。也就是說，美國管理市場經濟下的社會總成本大約為GDP的7%左右。　　

市場經濟從來都是需要管理的，也就是玩市場經濟是要花成本的。美國對市場經濟的監管算是嚴格的，但照樣出監管不到位的事情。美國很快將點爆的信用違約掉期風暴，政府就根本沒有監管到位，甚至沒有監管。　　

中國要認為能夠通過加大監管力度能解決問題，首先要算算錢夠不夠。目前中國廣大農村每萬人行政管理人員非常低，治安混亂，管理不到位情況很嚴重。再擴大隊伍？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要考慮。目前，中國監管機構的腐敗問題并沒解決，甚至日益嚴重。這次三鹿事件就是例證，一直被評為質量第一的企業，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才視察離開幾個月，就暴露出這么大問題。究竟是疏忽還是有貓膩，很難講清楚的。　　

腐敗問題不解決，再多的管理者，再嚴格的法律都沒有作用。要是解決完腐敗問題再解決市場問題，那就不知道到什么時候了。　　

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首先要徹底扭轉“市場經濟萬能”的迷信，進行一次符合實際的“思想解放”運動，變“不爭論”政策為開展一次關于市場經濟，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大爭論，把此前專家們忽悠出來的東西都拿到陽關下曬曬，辨一下是非真偽。只有破處了迷信，完善法律法規，加強監管才有作用。　　

相反，在政府和民眾都處在對市場經濟的迷信中，在“除了沒有命令禁止的都可以干”的口號下，即使毒奶粉沒了，毒餅干很快就會出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