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芳洲：緊縮的貨幣政策不能對付通貨膨脹

緊縮的貨幣政策不能對付通貨膨脹

一．理論和實踐均已證明：緊縮的貨幣政策對抑制通貨膨脹完全無效

通過緊縮貨幣抑制總需求來抑制通貨膨脹，在理論上根本站不住腳。下降的總需求完全可以和上升的物價指數同時并存。因為緊縮貨幣在抑制需求的同時會更嚴重地抑制商品供給。只要商品供給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就可與物價上漲同時存在。下面給出公式舉例說明：

設：商品交易總額為 W ，商品供給（物）量為 Q ，商品價格為 P 。

有方程式： W = Q × P 。

如：貨幣緊縮形成貨幣供應缺口后，因需求受到抑制使商品交易總額（W）下降了10％，而商品供給量（Q）下降了20％，則物價（P）就會上漲12.5％ 。

其方程式為：W（1-0.1）= Q（1-0.2）×P（X） 。與貨幣緊縮前的原方程式聯立。解出：X=1.125 。即物價指數在商品交易總額下降了10％的情況下反而上漲了12.5％ 。

這也可從均衡價格曲線得到證明，需求曲線的左移如果導致供給曲線左移幅度更大，則均衡價格反而上升。

緊縮貨幣必導致總供給下降得比總需求更快

有人會說，貨幣緊縮直接抑制的是需求，然后才從需求傳導到供給，因此供給的下降應慢于需求。這種看似有理的推論其實根本不能成立，因為在貨幣緊縮時，商品供給受到的抑制決不僅僅是從需求傳導過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擠壓。

貨幣緊縮若有效，就會形成貨幣供應缺口（即負的乘數作用），而貨幣供應缺口的存在必定會中斷許多貨幣流通的鏈條而形成堵塞導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說，貨幣供應缺口的正、負、大、小決定著流通速度的變化，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貨幣就越多（即貨幣供應缺口就越大）。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貨幣供應缺口更進一步擴大，貨幣供應缺口的進一步擴大又將導致流通速度更進一步下降……，整個社會商品生產和流通因此進入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

而貨幣和商品流通（周轉）速度越慢，一定時期內銷量和產量就越小，則成本中的重要部分（固定資產折舊、借款利息、廠房設備店鋪等租賃費用、倉儲費用、一些辦公費用以及工資中的一部分等）分攤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不論工業還是商業都是如此。商品周轉快慢會使其單位成本有很大差異。

因此，在貨幣緊縮時，商品供給受到的抑制決不僅僅是從需求傳導過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擠壓。由于緊縮形成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流通速度持續的下降大大增加了商品的生產和流通成本，致使企業利潤空間受到市場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雙重擠壓，許多廠商虧損甚至破產，商品供給于是大減。（企業利潤在商品價格中平均不足10％，但它卻是企業經營的目的，因此企業利潤對商品供給的影響有十倍以上的杠桿調節作用。正反皆如此。）另外，即使一些產品適銷對路的企業，因銀根緊縮時普遍的資金短缺且（貸款）成本過高而無法擴大（甚至減少）生產。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產和流通）資金短缺，這三者的合力必定使貨幣緊縮時商品供給下降得比需求更厲害。正是由于被擠掉的商品供給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擠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斷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動價格上漲的空間。于是需求型的通貨膨脹轉變為成本型的通貨膨脹，甚至“脹”的速度更快。

自93年6月后，央行一直在為治理“通貨膨脹”而數年如一日持續勒緊銀根，抑制需求。其結果只能是隨著銀根越勒越緊，三角債和銀行呆帳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給越勒越少，物價指數越勒越漲。當然還有越勒失業越多，越勒活著的企業越少。這時的“通貨膨脹”早已不是通貨在脹，而是通貨持續的緊縮使物價指數在不停的漲。物價指數越漲，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這種越勒就越“脹”，越“脹”就越勒的錯誤政策人為的惡性循環，加劇了宏觀經濟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

（93年6月緊縮貨幣后，通貨膨脹速度顯著加快，年通脹率93年底已達12％，94年加速到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達27％以上，直到緊縮兩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脹率仍在20％以上。）

持續的貨幣緊縮政策雖然最終也能在所有企業拼命降低成本的短期行為掙扎中將物價降下來，但其代價卻太慘重了，而且結局無非是普遍的蕭條和嚴重的失業。還有巨額的銀行壞賬及多得無法計數的三角債。

關于貨幣緊縮的歷史

縱觀歷史，貨幣緊縮很少有過好結果。自工業革命以后資本主義世界絕大部分經濟危機都是由緊縮銀根引起。所有經濟危機最關鍵的病根都是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由于商品經濟中貨幣的流通和循環制約著整個經濟運行，所以危機時產生的其它一切經濟災難都是由最關鍵的貨幣流通的這個病根帶來的。

如美國南北戰爭后為恢復戰前金本位制而實行的貨幣緊縮政策，使美國的工業生產至少下降了40％。

法國政府在1884年后的幾年中因大幅削減修建鐵路和其它運輸系統的財政支出，使貨幣供應總量減少，導致了該國19世紀80年代后半期嚴重的經濟衰退。

1929年的經濟危機中，胡佛政府錯誤的緊縮政策，造成了更大的經濟災難。

在中國歷史上，在金屬貨幣時代至少兩次因貨幣緊縮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動蕩。一次是王莽篡漢時期，結果導致王莽被推翻。另一次是鴉片戰爭失敗，白銀因戰爭賠款和鴉片貿易大量外流，致使通貨嚴重短缺，結果導致太平天國革命。

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里根執政前，曾有10年緊縮貨幣治理通貨膨脹的歷史，結果導致美國等西方國家七十年代10年左右的“滯脹”（即菲利普斯曲線失靈，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失業增加交織在一起）。里根上臺后，采用供應學派理論，避免緊縮貨幣造成流通速度（即所謂“私營部門的流動性”）下降而造成成本上升等消極后果，相反卻通過減稅等鼓勵投資的政策增加商品供給去吸收通貨膨脹。憑著供應學派主要靠減稅增加商品供給的理論和政策，美國在里根時期成功地克服了“滯脹”，既降低了通貨膨脹率也降低了失業率。

直至今天，美國雖主要依靠從中國等第三世界大量進口廉價商品來吸收泛濫的美元以抑制通脹，但減稅及避免“私營部門的流動性”下降仍是美國國內治理通脹（尤其滯脹）的基本原則。那些據說精通西方（尤其美國）經濟學的精英們，竟對“供應學派”“減稅”等西方經濟學治理通貨膨脹的常識諱莫如深，絕口不提，一邊高喊著“通貨膨脹是主要威脅”而緊縮貨幣，一邊將殺雞取蛋式的高稅率政策一意維持至今。造成日益嚴重的大規模失業。

歷史證明：貨幣緊縮作為一項宏觀政策，如同一味烈藥，不可隨便亂用。它只能用于通貨膨脹發展到貨幣質的功能因量的膨脹而受到損害，從而使緊缺商品囤積在流通領域代替貨幣執行起社會交換價值功能的特殊條件下，其目的是盡量卡死投機性囤積的資金供應，把緊缺商品從流通領域的投機性囤積中解放出來，增加這些商品在實際用途方面的供給，并恢復貨幣的功能。但“祛邪”還須“扶正”，貨幣緊縮即使如此使用也還必須要有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給的“松”的貨幣投放措施相配合，才不致陷入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和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如此“緊縮”實際上已非總量上意義上之緊縮，而是總量均衡基礎上“縮”“放”結合各有側重。

如解放初期，陳云等領導的反投機性囤積，政府一方面大量拋售糧食、紗布，另一方面收緊銀根。當發現銀根緊縮導致企業大批停產、倒閉，工人大量失業后，又立即投入大量貨幣收購農產品，訂購工業品。不但很快制止了投機，增加了緊缺產品的供給，徹底克服了通貨膨脹。而且消除了銀根緊縮強烈的副作用。這一“緊”一“松”的配合，堪稱緊縮貨幣最成功之應用典范。

二.我國經濟緊縮的受益者是美國

緊縮貨幣，這是美國人幾十年來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權威機構一貫誤導他國，但卻與其自己國內經濟政策完全相反的藥方。只有誤導他國緊縮經濟，才能消除其社會利潤空間，造成其普遍衰退蕭條。從而實現：1.使這些國家成為依賴美國市場的廉價商品供應國。2.使這些國家的資金因無投資機會而流向美國以支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3.利用這些國家嚴重的經濟困境，以最低的成本控制其經濟命脈。（拉美諸國就是最好的例證。）

我國自93年6月開始的宏觀調控，央行及管理層以貨幣緊縮政策和殺雞取蛋的（企業）高稅率政策完全實現了美國人的這些目標。不僅以內需為主的中國經濟轉變為主要依賴美國市場，而且廉價出口換來的外匯儲備又主要用于購買美國債券。美國因此獲得了六重巨大利益。1.巨額公司利潤。 2. 對美國財政商品形式的支持，大量極廉價的中國商品使美國政府過量發行美元毫無通貨膨脹之憂。3.中國美元購買美國債以貨幣形式再次支持美國財政。 4.抵消了美國進口他國商品而產生的美元貶值因素，支持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注1]。5. 為形成巨額財富外流（流向美國）的國企私有化改革創造了條件。6.為美國等國際資本趁機剪羊毛——廉價參股兼并我金融機構和骨干國企創造了最好的機會。

三.中國緊縮經濟的慘重損失

93年6月以前，我國的改革開放盡管有許多錯誤，尤其教育科技投入嚴重不足，腐敗也在不斷發展；但由于買辦勢力尚未發展到能左右大局的程度，主導改革開放發展方向的是體現民族利益的國家意志。因此，人民（尤其農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鄉差別大大縮小，國企、民企及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效益普遍大幅提升，虧損企業不足10％。國家經濟實力增長迅速，年均經濟增速始終保持在兩位數以上。銀行等金融機構壞帳最多也就2％左右。農村的剩余勞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鄉鎮企業吸收。鄉鎮企業的發展為農村政權和公用事業提供了物質基礎。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業，從未發生過大批工人下崗的事。教育和醫療也未成為群眾承受不起的沉重負擔。不合理的商品比價逐漸得以糾正，市場價格機制在93年已基本形成，其巨大的調節效率很快就要顯現出來。

但是93年6月的宏觀調控改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和自主方向，造成94－98年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其后五年嚴重的通貨緊縮。被剛形成的市場價格機制調節出來的大量生產力統統成了“過剩”的產品和生產力。其巨大損失概述如下：

1.超過4-6萬億元的巨大經濟損失（真正銀行壞帳——即確實已無法收回的壞賬的2-3倍）。

2.大半國內企業破產倒閉。

3.數千萬城市工人下崗失業及數億農民重陷貧困。

4.銀行金融系統風險空前嚴重，壞帳約3萬億元，壞帳率30％以上。三角債則不知高出銀行壞帳多少倍。

5.中國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中央通過高增值稅率將錯誤的宏觀政策造成的巨大損失轉嫁給地方，各地方則也通過加重稅費負擔層層下轉，最后這些損失統統落到最無權勢的農民身上，使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又迅速擴大。我國社會關系的方方面面因巨大的經濟損失而空前緊張，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奴隸制剝削，教育和醫療成了賺錢牟利的“產業”，教育、醫療、住房成為民眾難以負擔的新“三座大山”。另一方面，中央將巨大的經濟損失轉嫁到地方，大大加劇了各地方和中央之間的矛盾及離心傾向。

6.中國企業因社會利潤空間消失殆盡而只能拼命壓低成本，為生存而掙扎，因此統統是短期行為。不僅根本無力自主研發，技術上永遠依賴外國；而且假冒偽劣，野蠻運輸，環境污染卻越演越烈，經濟秩序空前混亂。

7.大量財富外流。

8.金融及經濟命脈被國際資本廉價控制。

當然，中國各級政府還得到了GDP的統計數字，而2002年底以前的GDP數字經常還是編造出來的[注2]。

四. 為美國利益服務的宏觀調控

尤其應當指出的是：央行和管理層緊縮貨幣、高（企業）稅率政策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害，僅以工作失誤是解釋不通的。有三事可證明其惡治之故意：

其一，宏觀調控時對輿論也前所未有的加強了控制，此前關于經濟政策的正常爭論自93年年中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以后就成了禁區，傳媒對宏觀調控“必須與中央保持嚴格的一致”。如國家喉舌媒體的內參，原來的對象范圍是很多領導，但自宏觀調控后變成僅面向管理層個別領導。這說明大權在握的經濟權威知道其政策將產生什何等破壞性結果及遭何等社會反對，因此先嚴格控制輿論防人之口。

其二，最高經濟權威不顧國家經濟實力和人民財產、生活的慘痛損失，蓄意長期堅持其受到美國鼓勵的災難性經濟政策，據他自己解釋：“我本想把泡沫徹底打下去，再通過出口把經濟帶動起來。誰知我這一腳剎車踩下去它（指經濟）就起不來了。”他這番話本意是為其持續緊縮貨幣和高稅率的錯誤政策辯解，但無意中卻說出了其宏觀調控的內在真實目地：將以內需為主的中國經濟改變為依賴國際市場（主要是美國市場），并且還要擠干泡沫（以為外國貢獻最大的經濟價值），是其借宏觀調控有意為之。

其三，更不可思議的是，中、美、日三國的官方傳媒和“權威機構”異口同聲地將我災難性宏觀政策炒作為“中國的經濟神話”。“軟著陸”“高速度”“出色的宏觀調控能力”等謚美之詞傳遍了全中國、全世界。在美國甚至還有我宏觀調控應得“諾貝爾獎”之說。此“中國經濟神話”的另一版本就是被美、日進一步煞有介事炒作的“中國威脅論”。

而美國和日本的許多大公司在94年后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內部分析報告中卻都與其本國官方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公開評價南轅北轍。這些大公司幾乎都指出了中國經濟的嚴重衰退和全面滑坡，（因此這些大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及以后在華的經營業務主要是先建立足點而不先急于大量投資。）  美國和日本政府不可能不清楚這些有根有據的分析判斷。（日本和美國的許多大公司都有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所在國情況的任務。）[注3]

實際發生的經濟災難和呈現在國內外傳媒上的“巨大成就”強烈的反差，至少說明了兩點：

1. 我們的經濟政策被外部勢力有意嚴重誤導，這只能是經濟戰。

2. 我們內部有人對敵人的經濟戰給以了有力的配合。這也是使我造成巨大損失的主要原因。

隨著2003年外資大量涌入我股市樓市，并乘人之危兼并參股我大量民族產業（包括四大國有銀行等金融命脈），已實現其剪羊毛坐底意圖，我宏觀經濟政策便不再緊縮，而是配合外資利用經濟波動掠我財富，掀起了一波以房地產和股市帶動的經濟高潮。新高潮雖緩解了經濟緊縮之困局，企業（包括銀行等）經營有了改善，但因其是配合國際資本爆炒樓市股市掠奪財富之目的，巨大的投機需求導致房地產高速畸形發展，使我資源配置嚴重錯亂，我寶貴的土地和資源大量浪費在空置房屋的不斷建造上。而關乎國計民生的眾多企業仍然資金緊張，失業嚴重。

當外資賺夠出貨并反手作空我股市后，央行及管理層又迎合美國利益再度緊縮貨幣，以運作外匯儲備為名而發行1.55萬億巨額特別國債搞二次對沖，吞噬了我幾乎二十年的國債建設資金，（1.55萬億元相當于10年國債建設資金，此外還要白白賠上每年1500多億元的利息負擔，又是10年國債建設資金。） 卻沒有帶來任何產出，如此浪費和低效率必將大大減少今后商品供給總量（尤其是瓶頸部門），無疑是巨大的長期通脹因素。而且二次對沖將巨額資金用于制造經濟衰退還將產生3倍負乘數作用（-4.65萬億元）的巨大經濟損失，并大大惡化已經很嚴重的失業問題。

尤其美國次按經濟危機爆發后，央行為給美國經濟危機救火，除連續大幅增加利率并配合國際資本打壓我股市，以將資金趕往美國，并為其再次廉價控股我經濟命脈創造機會外，還與中投公司樓繼偉等將巨額美元購買美國垃圾債券，造成我國力巨大損失。

稅收政策

管理層宏觀調控15年利美損我，除以央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外，財政部十幾年來的企業高稅率政策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殺雞取蛋的企業高稅率（增值稅、所得稅）與貨幣緊縮政策結合在一起，徹底封殺了企業的利潤空間，整垮了大半企業，造成極為罕見的大規模失業和慘重的經濟損失。為保中央財政收入，以高增值稅率將巨大經濟損失轉嫁地方，稅費負擔層層下轉，最后統統落到農民身上，使我國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又迅速擴大，社會矛盾因而空前激化，并大大加劇了各地方和中央之間的矛盾及離心傾向。

時至今日，在失業及通脹威脅日益嚴重的形勢下財政稅收仍在大幅增長。企業經營卻依然困難，從而面臨廉價被外資兼并的厄運。大量失業人口則繼續起著壓低出口商品工資成本，從而為外國貢獻經濟價值的作用。我國內大量儲蓄也因無投資機會而繼續流往美國支持美元。

總之，15年慘痛教訓至少應使我們明白這樣一條真理：宏觀調控必須由真正代表國家民族利益的國家意志所主導，而不應迎合代表他國利益的意志及其所誤導的錯誤藥方。

五．當前我國通貨膨脹最主要的根源是財富外流

當前世界性的通貨膨脹是美元泛濫的產物，其實質是美元不斷貶值。而中國的通貨膨脹除具有美元貶值這一全球一般通脹因素外，還有更嚴重的財富外流、熱錢涌入、及銀行金融機構創造債務貨幣等問題。其中以財富外流為最大威脅。

看看我們波濤滾滾一瀉汪洋的財富外流：

我們的股市每每總是讓外資坐底而獲暴利，哪次不流失成千上萬億財富；貪腐非法收入造成資本外逃也至少在5000億美元以上；外資廉價控股我民族產業造成的財富外流也是巨大的數目，其中僅廉價參股我銀行金融系統一年就賺走我1.7萬億元[注4]；再有各地各部門招投標歧視國貨，進口并不先進的昂貴外國設備（如鐵道部）等，財富外流也是天文數字；我大量海外上市公司將國內壟斷暴利給其海外股東分紅超過其國外融資額數倍乃至數十倍，又至少造成成千億美元財富外流；加之我萬億美元投資美國債券的巨額虧損（其中約2000億美元次級債已灰飛煙滅，3700億美元兩房債券也因無買家接盤而難逃滅頂之災，5000億美元美國政府長期債券任其不斷貶值。這些美國債券投資損失已經差不多造光了六、七千億美元，只是還沒有表現在帳面上）；所有這些財富利權外流至少已達平均每年數千億美元規模，（如此還能撐幾時？）現在又要允許外資公開發行A股、債券、金融債券，財富利權外流必成倍增長；而且新外匯管理條例又將“外匯使用和資本流出渠道”（財富外流通道）拓得太寬太寬；這些巨額財富流失的累積無疑正使我面臨因此而導致惡性通脹經濟崩潰的嚴重局面。

所有類型的通貨膨脹，不論是需求型的還是成本型的，都有辦法對付（但不是央行緊縮貨幣的辦法）。只有兩種通脹最難辦，神仙也沒轍。

其一是財富大量外流而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貨幣失去對應的物質財富即成廢紙。）

其二是濫發貨幣引發的惡性通脹，如國民黨在大陸潰敗前所為。（以有限的財富對應無限的貨幣，貨幣也成廢紙。）

銀行金融系統以各種貸款及衍生品制造大量債務貨幣也屬于第二類。

我們超大規模的財富利權外流屬于第一類。僅此就難逃惡性通脹厄運！

而我們允許外資公開發行A股、債券、金融債券，使其既大量圈錢掠我財富，又以各種金融產品創造大量債務貨幣，則是這兩類惡性通脹的疊加。僅此也將產生惡性通脹。

如此兩種惡性通脹互相交織強化，焉能有救？！

六．對付通貨膨脹應采取的對策

（1）必須盡快制止財富外流并扭轉過度開放局面

如不能盡快制止當前嚴重的財富利權外流，任何對付通脹的措施都蒼白無力，無濟于事，惡性通脹和經濟崩潰將難以避免。

為此，首先必須嚴肅法紀，嚴厲查禁金融及經濟管理層令人發指的賣國罪行。否則亡國滅種無日矣！

再有，必須盡快糾正單方面過度開放（尤其金融領域），并重新嚴格外匯管制。由于我現在的法制環境，所有通向外部的血管只能是以我單向失血為結果。因此，我國經濟當前只能是在保持和提高國內流動性及其所產生的效率的同時，對世界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隔離狀態，放緩與其接軌。堵上財富外流閘門。這也完全符合《服務貿易總協定》有關文件中所認同的金融業審慎原則。

糾正單方面過度開放其實并非難事，只要堅持開放的對等原則，要求我對其開放之國也平等地對我開放同樣的領域，否則即根據對等原則停止對該國開放該領域。問題既可解決。

糾正了過度開放問題，熱錢大量流入產生的通脹因素問題也將容易解決。

在能有效阻止財富外流及過度開放的情況下，下列措施將很容易解決通脹問題：

（2）減輕企業稅負

在防范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形勢方面，首先應減企業所得稅，將內資企業所得稅率降至15％，與外資拉平。由于所減企業稅收即直接增加企業利潤，而企業利潤在銷售額中平均不足10％，因此企業利潤對商品供給（銷售額）的影響有10倍以上的杠桿調節作用。（即減企業所得稅對抑制通貨膨脹有至少10倍以上的杠桿作用。） 此舉既能增加就業，也是有效抑制通脹的良方。而且可改變內資企業在與外資競爭中的不利地位。

除企業所得稅外，企業增值稅也有很大的減稅空間，可酌情而減。

有人擔心，減企業稅負會減少財政收入，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對企業減稅不僅使稅收可以不減少，而且還可大大增加財政收入。

減企業稅之所以并不減少稅收金額，是因減稅金額對企業銷售額（營業稅稅基）、增加值（應納增值稅稅基）和利潤（應納所得稅稅基）有10倍以上的杠桿調節作用，雖降低了稅率卻也大增了企業應納稅基礎。（與商品降價會增加商品銷售額一個道理。）

另一方面，企業因減稅而大增商品供給，帶來增發貨幣的需求，從而增加財政收入。如宏觀經濟環境處于通貨膨脹時期不增發貨幣，則減稅所增加的商品供給可有效地吸收與之相同的通貨膨脹量，即可抵消相同的貨幣緊縮金額，并至少減少相當于貨幣緊縮數量3倍多負的（破壞性）乘數作用。這樣帶來的宏觀經濟及財政利益會更大。

經分析，因減企業稅負而帶來的財政收入大約可比減掉的企業稅多出一倍。（詳見我2003年9月的文章《減稅增幣可實現GDP增速和財政收入雙翻番》，2006年5月的文章《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并軌有何難？--將內資企業所得稅率降至與外資同等水平是最佳選擇》 http://yfzh.blog.china.com/#）

（3）增加對瓶頸領域建設投資。

立即改變1.55萬億特別國債的用途，停止對運作外匯儲備毫無意義且浪費巨大的二次對沖。將此巨額國債資金用于水電、水利、農業、教育、科研、國防、就業培訓、航天、氣象、環保等瓶頸領域。

不僅國債投資，其它形式的政府和社會投資也都存在宏觀效率問題，即只有將大量投資主要用于瓶頸產業和部門，才能獲得最大的回報，產生最大的效率，從而以大量社會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將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吸收在萌芽之中，并解決失業問題。

從物質生產部門來說，凡大宗基礎產品，如水、糧食、棉布、金屬材料、基本能源等，由于是社會普遍使用的必需品，因此，其需求量對價格變動的反應一般都不太敏感。相反這些需求彈性較差的大宗基礎產品，其價格對供給（相對于需求）的余缺狀況的變動卻有著很靈敏的反應。這些基礎的東西供給一緊張，馬上形成瓶頸，價格立刻上漲[注5]，并全面抬高商品生產成本，對全部商品的經營利潤和供給狀況產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進而形成全面的通貨膨脹。

農牧業無疑是生產大宗基礎產品最多的部門，（糧、棉、油、麻、肉、蛋、奶、禽、魚、毛、絨、竹、木、茶、絲等，）因此無疑應增加相關基礎投入。

當前，外資正滲入我糧食系統大量收購糧食，若其掌控我大量糧源，即控制了我經濟命脈，并極大地削弱我控制通脹的能力，此趨勢必須立即制止。

今后供需矛盾最突出的瓶頸將是水和電。此當今人類最基本之二必需物若短缺，不僅將引發物價全面上漲，而且將嚴重威脅我民族及人類生存。

將藏、云、貴豐富的水力資源開發北調，將徹底解決北方日益嚴重的荒漠化威脅。而開發西南豐富的水電資源，可解決大規模無污染廉價能源需求。

除生產部門的瓶頸外，重要的非生產部門也會形成瓶頸，嚴重阻礙社會發展。

教育和科技是我國長期以來投入嚴重不足，且又對社會發展最為重要的部門，因此也將長期是我國最大的社會瓶頸。對科技和教育方面的投資無疑將是回報率最高的投資。

從目前我國面臨的嚴重安全形勢及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需要來說，我們的國防建設還遠未能使國家得到可靠的安全保障。因此增加國防投入是當前最迫切的安全生存需要。

由于我國目前存在嚴重的失業問題，對最有助于解決就業問題的各類職業培訓和技校的投資也是回報極大的高效率投資。

此外，還有航天、氣象、環保等許多瓶頸部門也是投資效率最高的領域。

總之，對瓶頸產業和部門積極投資，既能有效抑制通脹，又能增加就業加快發展，避免衰退，并可大大減少房地產投機資金的數量。

當然，對瓶頸領域除投資外，還有大量工作要做，投資不是萬能的，但不投資是萬萬不能的。

（4）擴大有利于我之進口，盡量減少不利于我之出口，以平衡外匯

安全、有效地經營運作外匯儲備，用其進口我所需要的資源，建立黃金、白銀、石油、天然氣、金屬、鐵礦砂及其它戰略資源儲備。因這些東西經常會排擠貨幣（包括世界貨幣）而執行交換價值物的功能，因此也即國家一般價值物之戰略儲備。其作為重要大宗基礎物資緊缺時必大幅漲價的特性[注6] ，將極大地拉抬商品世界的整體價格水平，因此，對其足夠的儲備也是國家抑制通貨膨脹最重要的物質手段。

停止稀土、焦碳、煤炭等一切寶貴戰略資源及我付出嚴重傷亡和污染代價的資源產品的出口。

安全、有效地經營運作外匯儲備，擴大有利于我之進口，盡量減少不利于我之出口，以對我有利的方式減少外貿順差，必極大地平衡外匯收支，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并消除外匯占款的通脹因素。

（5）完善股市等資本市場建設，加強監管，嚴肅其法紀法規，嚴懲蓄意打壓股市的犯罪行為。保護投資者熱情，恢復其投資信心，拓寬融資投資渠道。

健全維護股市功能的舉措可與吸引社會資金投入瓶頸產業結合在一起使用。

此舉對抑制通貨膨脹和房地產投機，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6）針對因土地等資源的不可再生性導致的房地產炒作，及因此而造成大量資源的低效率配置，則應在搞活股市，拓寬將社會資金引入瓶頸產業和社會部門的投資渠道的基礎上，以房貸和稅收政策去抑制投機資金所代表的投機需求，實現無投機的供需平衡。

（顯然，可有效抑制通脹并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的調控措施，該干的我們基本都沒干，而干了的卻基本都是不該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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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由于美元在其他國家內部不能作為貨幣流通而只能用于國際貿易，因此在理論上，美國不斷擴大的國際收支逆差總額，既是其無償占有的世界各國商品和勞務總額，同時也是貨幣市場上美元供大于求不斷增加的差額部分，因此也是美元必然貶值難以改變的長期趨勢。

美元貶值不同于其它貨幣貶值，美元是世界貨幣，具有世界一般財富儲藏手段的職能，因此其絕對不可以具有必然貶值的長期趨勢而應是長期堅挺的貨幣，即不能因持有它而受貶值損失，否則必將從世界貨幣的寶座上被排擠出去。

如美元一旦喪失世界貨幣的地位，其幣值將因需求減少而大幅跌落。美國將因此而發生重大的經濟災難。美國大量的土地、不動產、優秀企業及大學等學術機構都將被外國人以極低的價格買走，然后發生惡性通貨膨脹和銀行倒閉風潮，接下去由全面的金融危機引發全面的經濟危機（類似俄羅斯和東南亞曾發生過的經濟災難）。

注2：就連美國的一些經濟學愛好者也覺得政府的“中國經濟神話”和“中國威脅論”非常荒唐，他們在寫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了中國政府統計資料的自相矛盾和荒謬之處。在同樣的中國政府統計資料中，與中國經濟連年高速增長數字相矛盾的是中國能源消耗及中國民航等行業連年的大幅萎縮。他們根據中國官方各方面的具體統計數據準確地判斷出：94－98年中國經濟經歷了連續五年的嚴重衰退。從99年以后的幾年止住了衰退，經濟出現了正增長，但遠未達到中國政府對外公布的經濟增長速度。而美國政府卻對這些經濟學愛好者的報告裝聾作啞，不置可否。（中國的經濟學家們解釋說，94年后能源消耗連年大幅下降是推廣節能措施的結果，與經濟高速增長并不矛盾。但到了2003年以后中國經濟真正快速增長，能源供應全面緊張之時，經濟學家和管理部門卻又說中國的能源消耗水平在產出同樣金額的GDP的條件下比發達國家高出三倍以上（十幾年前就是這樣）。這就是說，2003年相對于發達國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起十年前其實并無多大改進。這就證明了：中國經濟學家對94－98年自相矛盾的統計數據的解釋完全是謊言。）

注3：同注2。

注4：見張宏良《中華民族曠古未有的財富浩劫》。

注5：這從這些基礎產品的需求曲線較陡的性質上也可反映出來。某商品以供給量的變化為原因的邊際價格曲線和此商品（以價格為原因）的需求曲線實際上是重合的，只不過自變量和因變量互相調換了位置而已。這是因為價格的變動總是使需求和供給趨于一致。商品價格的變化在正常情況下，也總是趨于平衡的需求和供給決定的均衡價格的變化。由此可知，需求曲線越陡—即需求彈性越小的某些必需品，其供給的松緊余缺狀況變化對價格變動的影響就越大，越靈敏。

注6：同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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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芳洲

                                    2008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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