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世襲和不公平交易
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 楊繼繩
當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進入官場，就會飛黃騰達；進入商場，就會財源涌進。政府機關，外國公司，大型的國有和私有企業，也爭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給予高位高薪。有人說，當今，高干子弟是集體世襲。
平心而論，“集體世襲”的說法有點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萬別、良莠不齊，有依賴父兄權力的紈绔子弟，有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就是已進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權力的蔭護。高干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超過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會難以避免的現象。不過，在民主國家，家庭背景只給他一個起點，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當總統，與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沒有關系，但顯然不是出于“讓我們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選舉上來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領導干部不可能不讓自己的子弟當官、經商。高干子弟也是獨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們當官、經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權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進入市場和官場，但必須限制公共權力時入市場。一旦公共權力進入了市場，借助權力升官發財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樓臺之便利。
在公共權力不受制約的條件下搞市場經濟，權力就有會進入市場交換領域。兩千多年的專制社會，在中國形成了權力至上的傳統。在權力崇拜的社會，權力一旦進入市場，就會成為極其昂貴的商品。我是主張搞市場經濟的，但我反對公共權力進入市場。在中國將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目標的時候，我發表了一篇評論：《權力不能進入市場》（載《經濟參考報》1993年2月11日），我寫道：
搞市場經濟并不是什么都能進入市場的。權力就絕對不能進入交換領域。我這里說的是公共權力。公共權力應當在更高的層次上體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它應當公正地對各種利益個體進行管理，監督，協調，不能參與到利益個體之中。權力一旦進入了市場，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會的合法性，社會就會出現極大的混亂。設想一下，如果球場上的裁判員一邊吹著口哨一邊踢球，球場會亂成個什么樣子？權力進入市場以后，權錢交換，權權交換，權色交換，必定腐敗叢生，民怨沸騰，這還能搞什么市場經濟？
很不幸，現實發展和我的期待相反，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權力真的進入了市場。經濟市場化了，公共權力的運作方式還基本保持計劃經濟時的狀態。權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辦公司，申請營業執照得審批；向銀行貸款要審批；進口商品要審批；地皮需要審批。審批的權力掌握在官員手中。對經營者來說，需要審批的是發財機會。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財富。所以，手中有審批權的官員如果沒有高尚的情操和堅強的意志，就無法抗拒“糖衣炮彈”的進攻。何況，審批有相當大的隨意性，他可以批給這個人，也可以批給另一個人。這樣，沒有經過改革的政治權力，在市場上可以兌換成大量的黃金白銀。市場化的過程是利用政治權力聚斂財富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與高官有關系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一種極為寶貴重要資源。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訂單，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權力。高干子弟親自出馬經商，很快就成億萬富翁。商人們有高干子弟參加他們的商業活動，也會日進斗金。經濟權力部門在權錢交易中獲得了實惠，黨政權力部門也不能“守著大餅挨餓”，官員任免權也隨之進入了市場，成為高度壟斷性的“商品”，賣官鬻爵頻頻發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錢買官，人家會送給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給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會給我更大的官帽子。給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買賣。
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干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呆在家里，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權力升官發財就有了一種利益機制：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升官發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高干子弟，讓高干子弟升官發財――讓高干子弟升官發財者，自己升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經有過“讓我們自己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說法，這一說法對世襲當然會起作用。但是，如果僅有這句話，沒有利益機制作為動力，世襲現象不會普遍、持久。有了這種動力機制，不僅是高干子弟，連高干的跟班、司機、情人，也有了升官發財的機會。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社會出現的不公平問題。社會不公平的主要表現是，對改革成本的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對稱。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而對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農比官員大得多。產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市場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力參與交易。我曾提出過“權力場”的概念。像“物理場”一樣，“權力場”也是一個能量場。在這個“場”的每一點的能量都是不一樣的。每個人都生活在“權力場”的某個位置。中國的改革沒有破除計劃經濟時代的“權力場”。在原有的“權力場”的基礎上建立了經濟市場。這樣，處在“權力場”高能位置的人與低能位置的人進行交易，必然是前者勝，后者敗。不公平的交易就是這樣發生的。一個有趣的例子，有一項技術成果多年無人問津，某公司得到這個技術之后，聲稱這是某公子的專利技術，結果訂單如潮。為什么能產生這樣的效果？因為這家公司把這一商品從“權力場”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與這商品搭上關系的買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關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權力的高端。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批評“紅頂商人”（《市場經濟不需要“紅頂商人”》，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7年第2期）。我說的“紅頂商人”是指用行政權力發財的商人。他們有的沒有“紅頂”，而是與“紅頂”有親密關系。“紅頂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不完善的市場交媾的怪胎，是權力和金錢的私生子。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紅頂商人”破壞市場經濟，必須改革上層建筑，使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即盡快建立民主政治體制。沒有民主政治的市場經濟只能是“權力市場經濟”，也可以稱作“權貴資本主義”。
1998年，印尼蘇哈托下臺，當時的報道說，蘇哈托家族在全國1247家公司中擁有重大股權，這些公司分屬20個財團。蘇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兒媳、孫子、異母弟弟及其它親屬都各有財團，業務遍布全國，涉及公用事業、金融、地產、通訊、交通運輸、石油化工、建筑、傳媒、超級市場，等等。蘇哈托家族在許多外國公司中也擁有股權。蘇哈托家族帶頭，印尼“廉潔官員鳳毛麟角，要找一個手腳干凈的官員難似大海撈針。”自身不干凈，怎么能站出來清除腐敗？退一步講，即使中央有廉潔的人站出來，下面誰來執行？法不責眾，腐敗就成了常態。這些腐敗官商們還是國家商業活動的主體，打擊他們，商業活動就要停頓，經濟就要遭受損失，沒有人敢下這樣的決心。想清除腐敗，還要涉及到很多外國投資公司。在蘇哈托家族聚斂財富的過程中，外資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蘇哈托家族在這些外資公司中擁有大量股權。沒收蘇哈托家族財產，就要影響這些外國公司的利益，外資就可能退出。蘇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將這些上市公司清盤，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這也為反腐敗增加了難度。
我借蘇哈托下臺的機會，發表了一篇題為《權力市場經濟的教訓》的文章（載《方法》1998年第8期）。我寫道：蘇哈托家族聚斂財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貪污，而是利用權力經商。他們的公司可以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緊俏商品的進口權。印尼經濟市場化了，但政治并沒有民主化。蘇哈托搞的還是鐵血政治。在這種情況下的市場經濟只能是扭曲的市場經濟，即權力市場經濟。權力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權力進入市場，權力可以轉換成金錢，金錢可以買到權力。權力大的人不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親屬也可以分享權力之惠。
應當說，蘇哈托執政時期，經濟發展還是比較快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誰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級大大小小的掌權者，其中以蘇哈托家族為最。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尖銳。老百姓生活比原來是提高了，但不滿情緒也增加了。亞洲金融危機引起社會矛盾總爆發，老百姓的怒火燒毀了蘇哈托的王冠，也燒毀了他的金權王國的漂亮外部裝飾，把一切丑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蘇哈托下臺的權力過渡，雖然是在群眾風暴中進行的，權力交接卻還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權力不受制衡。看來，沒有民主的法制只不過是掌權者的程序游戲。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種意義來說，只有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時間又過去了10年，被腐敗官司纏繞蘇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發財的人還有勢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為他舉行國葬也不會出人意料。此時中國改革進入了第30個年頭。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國民經濟的蛋糕已經做大。與此同時，一方面市場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權力體系更加強化，更加擴張。在威權政治加市場經濟的格局下，權力和金錢私下結盟，權貴資本急劇膨脹。結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體形成了強勢，強勢群體不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還吞噬了改革前勞動者創造的、以國有名義存在的大量財富。他們還利用這種強勢左右著改革的政策，企圖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標部門化，部門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們扭曲改革的一種形式。那些有損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臺都是很困難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改革，出臺就相當快。以公車改革難為例。上世紀90年代后期有一個統計數字：當時有350萬輛公務用車，每年耗費3000億人民幣，這些公車消耗遠遠高于國家財政對國防、科研、農業、公共衛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個三峽工程。而這些公務轎車只有1／3用于公務，1／3被官員家庭私用，1／3被司機私用。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車改革的問題。1998年國家正式推動公車改革。但是，公車改革喊了十年，試驗了近十年，沒有絲毫進展，到新世紀，公車繼續大量增加，2005年我國公車轎車保有量超過了500多萬輛，每年為此消耗6000多億元。而據國家統計局數字，2005年“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為6104億元，“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為716億元，國防費用為1817億元。為什么公車改革推動不了？主要是觸動了乘車官員的利益。公車改不動是因為“公權”沒有改革。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國住房改革的目標。1996年政府硬性規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單位還沒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紀過去了幾年，福利性分房還在進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米1480元出售給個人（北京價格，當時市場價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蓋了一批檔次很高的住宅，市場價格在15000元左右，卻以“經濟適用房”的名義，以4000元的低價賣給中直機關的司局級、副部級干部。“經濟適用房”本來是照顧窮人的，買“經濟適用房”必須對其家庭收入經過嚴格的審查。人們說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鄧小平以后，強人政治已經轉化為常人政治。進入中國高層領導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層是因為機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個特點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會現實需要行事；他不能憑借自有的政治強力來推行某些主張，他只能在各種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動下作為。而在社會合力中，強勢群體的力量有著更大的權重，它左右著社會合力的方向。如果按這個社會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會就更加不公平，社會危機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違抗社會合力，又要防止強勢群體左右中國的發展方向，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在威權政治下，他們不僅走不出這個困境。常人政治的領導人要走出這個困境，必須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用民主來制衡強勢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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