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為什么反對水電開發?
作者:老譚
看到《南方周末》2008年4月10日15版記者曹海東的文章《西南水電為何瘋狂》很不理解,忍不住要評論一番。
現在節能減排是國家的既定方針,而開發水電正是節能減排在能源建設上最切實可行的辦法。現在西南水電站蜂擁上馬,正是人們急國家所急,只爭朝夕,努力進行國家建設的好事。曹東海記者為什么對這種好事潑冷水?
曹記者首先列舉的理由是長江流域管理規劃修訂跟不上。可是我們知道,流域規劃總是要不斷修訂的,不能因為規劃正在修訂而不再進行建設。而具體每個工程建設都要經過規劃設計和環境影響評價的審批。如果國家審批通過了,當然也就考慮了修訂規劃中可能要考慮的因素。
曹記者說“國際通行慣例是河流開發利用率一般不超過40%。”看來曹記者不懂得區分水能和水量。對于一條河流的水量我們說不能過分開發,以免嚴重影響下游。但是水電開發水流仍然回歸原河道。為什么只能開發40%?這是哪里的國際慣例?我知道很多發達國家水電開發已經接近完成,沒有還可以經濟合理利用的壩址了。
曹記者說水電開發遺患無窮。可是我沒有看到有哪些隱患。他說“中國目前已經有了三峽等幾個大型水電站,為何不仔細觀察研究這幾個工程的實際情況,然后總結經驗再定奪是否上馬其他水電站?”在我國,早在上世紀50年代我們早已建設了安徽大別山的佛子嶺、梅山等淠史杭水庫群、建設了新安江等大型水庫。這些工程的經驗教訓難道不能借鑒,非要等待三峽嗎?我當年參加過佛子嶺、梅山水庫的建設,應當承認由于那時的局限性,在水庫建設時是對當地環境有一些不良影響。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水庫區早已是青山綠水,美麗的旅游勝地了。在1991年我們就在維也納國際大壩會議上發表過文章《淠史杭水庫群環境影響后評價(Post-evalu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Pi-shi-hang reservoir group)》。總結了淠史杭水庫群在防洪、灌溉供水、發電的效益和水庫的環境影響。有充分的數據說明水庫群效益巨大,對當地的工農業和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水庫區的生態環境與建庫前沒有明顯改變。建議曹記者以及真正關心水庫建設的人們去淠史杭水庫群或者新安江等水庫去看看。調查一下到底還有哪些潛在的威脅。
曹記者還說了一大段關于“為水而戰”的話,但是他又忘記了水能開發是不消耗水的。有了水庫調節之后,水量還可以更充分利用。
我希望《南方周末》和曹記者能夠科學的認識水電建設在節能減排中的作用,不要受某些盲目的環保人士的影響,喪失《南方周末》在讀者中的影響力。
為瘋狂妖魔化水電的《南方周末》答疑解惑
文/水博
繼2008年4月7日《南方周末》發表質疑水電開發的《西南水電大躍進:相當于八個三峽工程籌建》之后,我曾經寫了一篇《妖魔化水電,無知、偏見還是別有用心?》的文章予以答復。04月10日《南方周末》再次刊發記者曹海東的《西南水電為何瘋狂 危害生態后患無窮》文章(下稱南文)。然而,文章內容卻不免讓人再次感覺到《南方周末》反感、敵視中國的水電開發的心理幾乎已發生了變態。文章中一些說法的荒謬程度,用《南方周末》記者自己的話說,真是有點令人“瞠目結舌”。
文章一開始就說“現有的長江流域管理規劃無法約束各大水電公司的行為,是西南水電大躍進的根本原因,而新規劃在2009年才會修訂完畢”
這種說法應該屬于明顯的無端污蔑。南文引用甕立達的話解釋說“西南水電現在瘋狂上馬,是因為國內正在使用的舊長江流域管理規劃無法約束水電公司的行為,而新的長江流域管理規劃將在一年后才能完成。在此之前,長江上游如此巨大的水電開發規模將給長江上游各個地區的環境和居民的生活產生嚴重的影響。”
我覺得甕立達所說的“西南水電現在瘋狂上馬,是因為國內正在使用的舊長江流域管理規劃無法約束水電公司的行為”完全是他表述個人情緒的一種不負責任的言論,不僅沒有任何說服力,甚至可以說是對我國政府現行的水利、水電和環境法律法規以及監管機構的公然污蔑。
我國的水電開發當然要根據國家規劃,依法進行。水電公司按照現有的國家規劃開發水電,是完成國家計劃保證我國經濟發展和實現節能減排的重要步驟。分明是國家水電公司按照國家規劃,依法正常地進行水電開發,而因為個別人自己對我國的水電開發抱有敵意,就別有用心的說成是“舊長江流域管理規劃,無法約束水電公司的行為”,那么我們請問《南方周末》和翁先生,您能跟大家說清楚,這原因到底是我們國家現行的長江流域管理規劃制定錯了呢,還是國家水電開發公司不應該遵照國家規劃開展建設呢?如果腦子沒有問題的,一定不會說水電公司不應該按照國家規劃開發水電吧?話又說回來,如果水電公司真的敢不按照國家規劃開發水電,翁先生和《南方周末》不是更要有的說了嗎?
其實,所謂長江流域管理規劃只是一種綜合的規劃,并不能用來具體指導長江流域水電開發工作。真正能夠用來指導長江流域水電建設的,是長江流域水電開發專項規劃。這些專項規劃是在十幾年前,根據現有的長江流域綜合規劃,由國家專門的水電管理部門制定和批準的。目前,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全世界水資源矛盾的加劇,國家對江河流域的管理要求確實需要有所變化。最近,負責長江流域綜合規劃的水利部門,認為原來制定的長江流域管理規劃需要進行部分修訂。目前正在開展修訂原有的長江流域綜合規劃的有關工作。這本來是國家工作中一項再正常不過的活動,卻被個別人拿來當成攻擊、誣蔑我國水電公司依法進行水電開發的口實。
奇怪的是,既然是“新的長江流域管理規劃將在一年后才能完成”,《南方周末》和翁先生又憑什么會確信新的長江綜合規劃一定會對現有的長江流域水電開發專項規劃加以限制呢?眾所周知,隨著全世界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的壓力,2002年世界可持續發展高峰會議以來,水電開發已經越來越得到全世界的重視和支持。2004年聯合國在北京專門召開了《水電與可持續發展研討會》并發表了支持水電開發的《北京宣言》。在此基礎上,2006年的《世界水資源的報告》第七條幾乎是全文照搬的引用了《北京宣言》的有關內容,重復對水電開發的支持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如果不出意外,我們新修訂的長江流域綜合規劃,不僅不會限制現有的水電開發規模,而且還應該更加大水電開發的力度。我的這種說法并非沒有根據,最近美國就因為節能減排的需要,重新興起了小水電的開發熱潮。再說,假設新修訂的長江流域綜合管理規劃,真的和原有的專項規劃發生了巨大的矛盾,也必須還要通過政府管理部門的協調加以解決。尤其讓人難以容忍的是,在沒有公布新規劃的具體內容的情況下,翁先生和《南方周末》憑什么就預言“在此之前,長江上游如此巨大的水電開發規模將給長江上游各個地區的環境和居民的生活產生嚴重的影響”呢?難道我們現有的長江規劃的目的,就是要破壞環境和嚴重影響人民生活嗎?
總之,這種無中生有的批評、誣蔑,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來形容都已經不合適了,唯一的解釋就是《南方周末》對我國水電的仇視程度,已經到心理變態,喪心病狂、語無倫次的地步。
南文說“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制定了以防洪、發電、航運為主的流域管理規劃,而“生態功能擺在了次要位置”。事實上,真正的流域管理規劃,包括防洪、供水、灌溉、發電、航運、生態等多樣性功能。”
難道我們以前的流域規劃真的像《南方周末》說的那樣不考慮供水、灌溉和生態問題嗎?只要稍加分析,我們就不難發現這種說法明顯的不符合事實。大家都知道我國的南水北調是什么時候開始實施的。請問南水北調是不是從長江調水?南水北調的目的是不是供水、灌溉?我們已經實施的南水北調難道會不包括在長江流域綜合規劃中嗎?包括了南水北調的長江規劃,能說是不考慮供水和灌溉嗎?此外,關于生態等多樣性功能也不可能不包括在我國的長江規劃中。我國的葛洲壩水電站是上個世紀80年代建造的,該工程已經對中華鱘等魚類的保護采取了很多重要措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難道隨后制定長江流域總體規劃,居然不考慮這些已經建設成的工程?
再說,如果《南方周末》這種謊言成立,按照它前面的后制定的規劃應該約束以前的建設事實的邏輯,現有的長江規劃出臺之后,葛洲壩水電站似乎應該立即拆除所有的生態保護設施。難道不是嗎?總之,我覺得《南方周末》編造這個謊言的水平非常低。我們國家的“流域管理規劃,”從來都是要“包括防洪、供水、灌溉、發電、航運、生態等多樣性功能”的,盡管隨著人們觀念的改變,具體的標準可能會有所不同。
南文說“曾在亞洲理工學院攻讀流域管理規劃博士學位的于曉剛對此深有體會。他現在是云南環保組織云南大眾流域的負責人。他介紹,流域管理是一個多樣性的生態系統,目的就是要把人類活動與生態系統進行綜合管理。正是這種認識差距,在過去的十多年內,水電公司做的規劃主要是發電規劃,把發電作為了江河開發的首要目標。”
早就聽說那個云南“大眾流域”是一個喜歡造謠誣蔑中國水電開發的極端環保組織。看來,果然不假。難道《南方周末》不知道,于曉剛說的什么“在過去的十多年內,水電公司做的規劃主要是發電規劃,把發電作為了江河開發的首要目標”,完全是睜著眼睛胡扯?河流開發規劃從來都是政府的職責,我國的水電規劃也必須是由相關的管理機構制定。至今為止,從來也沒有一個規劃是由水電公司制定的。況且,說什么“把發電作為了江河開發的首要目標”也完全是一種不符合事實的污蔑。眾所周知,我國最大的水電站三峽的首要目標就是防洪。
南文說“相比財大氣粗的水電公司,還要靠國家掏錢才能搞規劃的長江水利委員會不得不“落后”,直至2007年國家才啟動新一輪的長江流域綜合管理規劃的修訂,計劃用三年時間完成。”
《南方周末》的這種說法極不可信,而且還具有明顯的邏輯錯誤。首先,水電公司再財大氣粗也沒有權力制定規劃。其次“國家掏錢才能搞規劃的長江水利委員會”也從來沒有“落后”過。請注意,修訂規劃,并不是以前沒有錢制定規劃。再有“2007年國家才啟動新一輪的長江流域綜合管理規劃的修訂,計劃用三年時間完成”的原因,并不能說是因為錢少。顯然,按照《南方周末》此文的邏輯,如果真要是錢少,似乎就更沒有必要去重新修訂規劃了。這里關鍵的錯誤是《南方周末》還是理所當然地認為水電公司自己也能夠做規劃。
南文說“正因如此,水電公司拼命在流域綜合管理規劃完成之前,按照上個世紀90年代長江水利委員會的規劃設計,上馬水電站”。
這又是《南方周末》不負責任的胡說。按照我國2020年達到水電裝機3億千瓦的規劃要求,我國每年至少要投產1000到1500萬千瓦的水電。我國長江上游的水電站,目前只有極少數進行了開工建設。盡管有大量的水電資源亟待開發,至今國家有關水電和環境監管部門對水電建設項目的審批還是相當的嚴格。例如,非常湊巧去年一年,全國經國家發改委核準的大型水電項目只有260萬千瓦。還不到一個三峽工程的1/7。難道這就是“拼命在流域綜合管理規劃完成之前”“上馬水電站”的表現嗎?其實,我們國家積極開發利用水電,不僅符合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大趨勢,而且也完全是科學、有序、正大光明的。根本就沒有必要“拼命趕在”什么之前“開發水電”。只可惜我們《南方周末》的造謠宣傳,也不知道挑個好時機。
南文說“水電公司按照原規劃采取的做法可謂來勢兇猛,連原水利部部長汪恕誠在2007年“長江論壇”上也對此表示:“下手太狠了,每一米都不放過。”畢竟,國際通行慣例是河流開發利用率一般不超過40%,跨流域調水不超過20%。”
對于甕立達的這種說法,我也覺得可信度不高。汪恕誠原來就是電力部最后一任專門負責水電的副部長。應該說對所有的水電開發規劃,他都是最高負責人。即便是以前的規劃存在有什么不足和問題,他也有權利和義務去更正。可以說除了在他調走之后出臺的怒江水電開發規劃,所有國家水電規劃都是他領導下的作品。試想、堂堂的共和國部長能夠糊涂到不顧事實的自己批評自己嗎?
當然,我覺得汪部長說出“下手太狠了,每一米都不放過”之類話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不過那很可能是針對某一個胡亂開發的小流域、小水電站或者某一個局部地區的批評。如果此話真的是指整個長江,顯然也不符合事實。比如,我國長江自葛洲壩以下,就再也沒有規劃任何水電站。分明是已經“浪費”了幾十米的水頭,所謂“每一米都不放過”又從何說起呢?總之,我覺得最大的可能是,《南方周末》和某些人喜歡斷章取義的利用部長的某些話,拉大旗、作虎皮,達到某種其它目的。
所謂“國際通行慣例是河流開發利用率一般不超過40%”的說法,也是不準確的。我已經在很多地方寫文章,強調注意水資源的利用率與水資源開發率的區別。請問那些根本就分不清水資源開發與水資源利用的區別,就大肆宣揚河流水資源的開發率也不能超過40%的人士,能不能講出道理來?或者拿出哪一個具體的國際規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呢?
記者的文章把這些話說成是原水利部汪部長說的,我覺得只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部長把我們習慣的開發和利用混在了一起,用來表示水資源應用罷了。由于在業內一直沒有明確地強調過水資源開發和水資源利用的區別,很多水利專家包括我自己也經常會犯這種誤用“開發利用”表示利用的錯誤。不過,我敢確切地說如果去問汪恕誠部長本人,他一定會明確地說明40%的限制是指水資源的應用。因為,汪恕誠部長的學術水平很高,頭腦也相當清楚,當年汪恕誠兼任我們學會的領導,下面我所說的國際上關于40%利用率限制理由的解釋,就是當年聽汪恕誠部長說的。
通常情況下,河流系統用水的70%會變成污水,返回到河流里。因此,一旦河流的用水率超過40%,大約就會有28%的污水進入河流。這樣原來剩下的60%河水里大約就會含有一半的污水。這就會對河流的生態產生較大的不利影響。國際上對水資源的利用率的不宜超過40%的限制原因就在于此。而對水資源的蓄水開發,因為只是一種儲備性的開發,不僅不應該有什么限制標準,而且很多情況下還可能是越高越好。
南文中“隱患無窮----如今,屢試不爽的超前賽跑已經讓水電公司肆無忌憚。”的說法更是可笑。
例如,記者說“一位參與金沙江上一座裝機一千多萬千瓦水電站環評的學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環評會議上,水電公司并不讓學者談論移民以及地質災害方面的問題,”我很想讓《南方周末》把這位環評專家的名字報出來。我相信這位所謂的環評專家很可能是和移民、地質毫無干系的所謂專家。而是屬于那種對自己的專業領域內的問題不感興趣,甚至總是敷衍了事的瞎對付,而對于一些容易引起社會上炒作的,非本專業內的問題特別感興趣。前不久,我就寫文章批評過一位考察完怒江,拿錢做完了怒江的環評報告之后,居然還不知道怒江電站有多大作用的,“內行不內,外行不外”的所謂專家。我想《南方周末》所說的這位專家,八成就是屬于那種“內行不內,外行不外”的喜歡嘩眾取寵的炒作“專家”。只可惜《南方周末》在報導這種專家意見的時候,也不知道動腦子想想,假設是一名地質專家參加環境評價,如果不讓他談論地質災害,那還要他來干什么呢?
南文說“目前水電公司的開發模式是“下一級庫尾接著上一級大壩”,江河變成了一個個“平湖”,那些以前在急流和中、淺水環境中生活的魚類,將無法適應庫區的靜流深水環境。”
這又是一個老掉牙的污蔑水電的說法。《南方周末》不要以為謊話說的人多了,就變成了真理。其實,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所有水電站水輪機出水口,往往必然就是一片激流淺灘。不信,《南方周末》的記者們去看看,過去只能在長江上游產卵的中華鱘,就已經在葛洲壩的下面建立了新的產卵場。
南文說“密集的水電開發還會破壞許多人文歷史景觀。目前西南水電的開發涉及到世界遺產3處,國家自然保護區12處,國家風景名勝區13處等。金沙江阿海以上的梨園、兩家人、上虎跳峽(龍蟠)三個電站均位于三江并流世界遺產區內。若按規劃中的水電站開工建設,一些曾經被譽為中國鬼斧神鑿般的歷史文化景觀,將會隨著水電站,慢慢沉入水底。”
《南方周末》這種說法也不可信。據我所知,按照原有規劃即便開發完了水電,虎跳峽也根本不可能被淹沒。人們可能不了解,水電開發根本就不是全流域的淹沒,不管是任何景觀,只要我們覺得需要保護,都可以通過適當的調整水壩的高度和位置達到保護的目的。當然,在建設之前被人造謠誣蔑一番是避免不了的了。就像當年的三峽將被淹沒炒作的十分熱鬧,建成之后大家都看到了,不僅三峽都還建在,而且還形成了更加美麗的小三峽。三峽大壩本身和周圍也形成了炙手可熱的重要景觀。《南方周末》的這種宣傳不過就是一種“故伎重演”的把戲。
南文說“長期研究地質的四川省地礦局區域地質調查隊工程師范曉說,目前規劃的河流水電站基本都在地震活躍地帶上。岷江流域有龍門山地震帶,大渡河流域與雅礱江流域有爐霍-康定地震帶,金沙江流域有東川-嵩明地震帶、馬邊-昭通地震帶、中甸-大理地震帶等。在范曉看來,這些水電站在建設過程之中,極有可能誘發山體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如此,未來水電工程的維護成本將很高。”
這是一位公眾熟知的反對建壩的地質學者,發表過很多“專業”的反壩意見。我已經多次專門寫文章批駁過他的“專業”謬論。以怒江地區為例,怒江現在就是因為江水湍急不斷的深切河谷,為了適應河谷的變化,兩岸不斷的要發生崩岸和滑坡。怒江水電建成之后,江水的能量將被用來發電,河谷不再被深切,兩岸的崩岸和滑坡最終將從根本上得到減輕。關于地震,我只想提醒《南方周末》注意一個問題:日本的東京、美國的舊金山都是地震高發區,他們敢在那里建高樓,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在山溝里建設水壩?一些更具體的理由,可以去查看有關駁斥范嘵的文章。
南文說“而對于動輒幾百米的大壩高庫,長期研究垮壩威脅的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力學所總工程師劉樹坤則有幾分擔心:如果一座100米高的大壩垮壩,水頭可達50米,速度可達30m/s,“房毀人傷”,普通河水比較急時才達到3m/s左右。”
我需要先更正《南方周末》的一個說法,劉樹坤先生已經退休八年之久,如果我們國家沒有編外總工程師的設置,他早已經不能再算是什么總工程師了。而且,《南方周末》重復他所列舉的這些數據,也不知道要想說明什么問題。要知道對于我們水電工程而言,即使20米高的大壩,我們也要保證它不能垮壩。而且,壩的建設高度越高,安全度要求越高。全世界的實際情況也都是水壩越高,垮壩率約低。《南方周末》的記者們可能不懂,工程建設的科學性就要體現在這里。
南文說“中國社科院環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鄭易生多次在怒江水電站問題上振臂高呼,希望決策層慎建。他頗帶幾分遺憾地說,中國目前已經有了三峽等幾個大型水電站,為何不仔細觀察研究這幾個工程的實際情況,然后總結經驗再定奪是否上馬其他水電站?為何現在這么慌忙上馬?”
我覺得《南方周末》的文章非常沒有水平,強調一個社科院的研究員的振臂高呼能說明什么問題呢?再說,這位研究員振臂高呼得很可笑。中國不僅建了三峽等幾個大電站,還建了豐滿、新安江等經歷了半個世紀考驗的大電站。全世界早就建成的大型電站就更多了。為什么研究員不相信以前的電站的實際情況,已經被充分總結過?而且一定會對現在的水電建設者有所幫助呢?研究員為什么不去總結完全可以總結的經驗,而非要愚蠢的振臂高呼呢?
南文說“隨著各大水電集團在長江上游建設一個又一個破紀錄的水電站,一個潛在的危機是,建設的電站很可能面臨水資源緊缺或者無水的境地。”
《南方周末》的這種說法,又是一種無知的體現。水電站只是利用一下水的動能,水輪機里又沒有“黑洞”,水電站的建設和水資源的緊缺又有什么關系呢?這里面的道理,說來話長,由于篇幅的關系,就請《南方周末》自己先科普一下吧!
南文接著說“這也意味著,下一步要么不進行西線調水,要么這些已經在建或者規劃的水電站的投資浪費。地質學家楊勇一再表示,西線工程與水電站之間爭水的狀態在所難免。”
《南方周末》的這種擔心則是完全多余的。西線調水最多也只能占一定的比例,不可能把長江水都調光。再說,水電開發所創造的能源,也是與應用的時間成正比的。不管將來的變化如何,只要我們用一天水電,就能節約一天能源,創造一份財富。以怒江水電開發為例,不到1000億的投資,每年一千多億度的電量,每年相當于產煤5000萬噸,不到三年就可以收回全部的建設成本。我真不明白,我們的《南方周末》為什么非要用“替古人擔憂”的態度,跟水電開發較勁呢?
南文說“翁立達以黃河為例解釋,黃河最多的年均來水量在五百多億立方米,但是近年急劇減少到三百多億立方米,而目前已經建成的水庫庫容已達六百多億立方米,“全部裝進去都裝不滿”。長江也可能面臨這種情況。翁立達清楚記得,2006年長江三峽蓄水蓄了一個多月,這出于很多人的意料。如果按照原有的規劃長江上游的水電站全部建設起來,那么在9月、10月之時,長江三峽基本蓄不滿水。加之,目前長江上游的水電開發都是不同的法人主體,利益沖突嚴重,“到時肯定要搶水””
《南方周末》的這種解釋的方法特別有欺騙性。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要求水電建成之后,一定要一次性的蓄滿水。例如,我國黃河的水資源比較緊張,黃河上的龍羊峽水電站,建成20多年了,至今還沒有達到過最高水位。美國科羅拉多河上的水電站具備了年徑流量的4倍的蓄水能力。按照《南方周末》文章的邏輯,科羅拉多河的水電站一旦蓄水,還不得是4年河流都沒有水了?然而,事實上水電站是要人來控制的,它僅僅是把河流的管理權交給了人類。沒有水庫我們無法調節水資源,只能聽天由命,但是建了水庫之后,如果需要我們也完全可以模擬自然狀態下的河流進行管理。因此,河流上的水庫蓄水能力高于年徑流量是大有好處的,可以實現河流水資源的多年調節。遇到豐水年多蓄一些水,遇到枯水年多放一些水。
所謂搶水的說法也十分的荒謬,我不知道下游電站怎么才能與上游電站去搶水?此外,即便是上游電站把水“槍”走了,只要它發電,它就必然要把水放下來。咱們《南方周末》在危言聳聽的制造和傳播污蔑水電站的謠言的時候,也應該增加一點基本的科技知識和邏輯概念。
南文說“2006年9月到11月間,長江口連續遭遇三次咸潮襲擊。咸潮沿著河道進入內陸,則會導致用水企業設備氧化、腐蝕,土壤鹽度升高,甚至直接危害農作物。這種損失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
《南方周末》的這種說法是有可能的,我們知道2006年我國的長江上游遭遇到了特大的高溫和干旱。幸虧我們已經有三峽工程儲蓄了上一年的一部分水,所以才會在2006年的前段時間沒有把干旱的嚴重影響傳播到下游。到了9至11月間,三峽水庫的儲水已經消耗的差不多了,為了保證下一年使用,可能會要在適當時機補充蓄水。這樣必然造成下游的缺水。應該說明的是,如果沒有三峽等水電站的蓄水調節,2006年的咸潮威脅可能就會發生在炎熱的夏季,而且肯定會更嚴重、更致命。此外,如果我們能夠建有更多水電工程,讓長江具備了跨年度的調節能力。我們才有可能從根本上避免這種枯水年的災害。這才能體現出流域的水庫蓄水量高于河流年徑流量的跨年度的生態保護作用。很顯然,解決這類問題的根本出路,恰恰在于盡快完成西南地區(長江上游)的水電開發,實現人類對河流水資源時空分布的調控。否則,即便“這種損失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我們也束手無策。
總之,針對南方周末的這篇《西南水電為何瘋狂 危害生態后患無窮》的奇特文章,我不知道本文能否解答《南方周末》對“西南水電為何瘋狂”的所有疑問。但是,對于我國西南水電開發,由于那是嚴格按照國家規劃,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的有序開發,因而我敢確信它絕不可能“危害生態后患無窮”。而真正讓人擔心造成“危害生態后患無窮”的,恰恰是《南方周末》的嘩眾取寵的文風和不負責任的誤導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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