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南街村收回土地,重走集體化道路。

南街村集團“改制”的鐵證。

　　南街村——一度被廣泛報道“紅色億元村”,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當成一個歷史符號、一種異類的典型。但是,這個號稱資產數十億的村辦企業集團已經欠債十余億,3年前悄然“改制”,背后意味著近30年來苦心經營的“神話”或將走向終結。

　　發展的真相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聯產承包制成為潮流度之際，南街村卻選擇了走集體化發展的道路。

　　“那時候，隨便做個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賺錢。”南街村村辦企業迅猛發展歸之于“毛澤東思想”。從此，自“文革”結束以后，學習“毛選”、念毛主席語錄、召開“批斗會”等在中國大地上湮滅的景象開始在南街村復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億元村”的桂冠。據南街村公開的資料顯示：1990年南街村集團產值是14億。“這種發展速度是16年增長2100倍，”王宏斌說。南街村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經濟增長不是靠自身積累，而是靠銀行貸款。”知情者稱，南街村從農行貸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還，該行已將南街村列入（貸款）黑名單……

　　集體的真相

　　從1991年起，南街村進行“十星級文明戶”活動。星少一顆，就意味少一項福利。如果是6星戶，那就意味著喪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對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這些好處一下子就會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廠廠長耿宏因為負責的工廠衛生檢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職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樓自我反省。被責令搬出村民樓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舊房，這幾個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稱之為南街村的“西伯利亞”。

　　1999年，王宏斌決定上馬“永動機”項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員均反對。然而，“永動機”項目還是上馬了。南街村還實行了一些看似荒誕的項目，但這些項目均以失敗而告終。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遺物時至少發現了2000萬現金及多本房產證。更讓人感到震驚的是，追悼會當天，有幾個抱著小孩的王的“二奶”來到現場，對王生前擁有的財產提出要求。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廣泛報道“紅色億元村”，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當成一個歷史符號、一種異類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們在《東方紅》的樂曲中齊齊走進工廠，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中齊齊走出工廠；他們強調著自己的集體主義，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資，領導與職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開放進入30周年之際，突然有媒體披露，這個所謂的“共產主義”樣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進行改制，自稱每月仍拿著250元工資的村黨委書記王宏斌（稱呼是“班長”）名下擁有9%的股權，“共產主義引路人”變身“紅色資本家”。最早發現南街村集團改制的《第一財經日報》宣稱：“南街終結”了。南街到底怎么樣了，記者試圖解開其中的迷霧。經過深入調查，我們挖掘出許多鮮為人知的秘聞，也看到了又一個“神話”的破滅……

　　“共產主義”背后的秘密

　　毛澤東高大的雕像豎立在南街村東方紅廣場的中央，標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眾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遠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畫像環繞周圍……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城關鎮南街村，時間仿佛停滯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但矗立的高樓大廈及來往的汽車都在不時地提醒著人們，時光并沒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張大爺家領到了村里分發的一塊帶一只腳的豬肉，20斤。這是南街村分發給漢族村民的年貨之一。對于張而言，他有權決定這塊豬肉的烹調手法，或炒，或燉，或腌；但是，他無權選擇這塊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實行的是供給制，這是村民享受的14項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諸如住房、家電、醫療、求學等也屬于福利供給的范圍。

　　自1993年起，村民幾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樓房，用上了如電冰箱、電視機等家電。但是有一點，這些東西都不是屬于他們的，村民擁有的僅是使用的權利。如果哪一天，村民違反了如“村規民約”上的規定，他們對這些物品的使用權或原來享受到的福利將一項項被剝奪。

　　行使這一權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稱之為“班長”的村黨委書記王宏斌。20多年來，王自始至終都是南街村最有權勢的人。20多年前，王帶領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還在帶領著這個隊伍向前。

　　一直以來，南街村對外宣稱他們信仰的是毛澤東思想，將為建設共產主義而奮斗???這個被馬克思設想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形態，20多年以來被地處中國中原的幾千農民自稱熱切向往并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國農業銀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營業部主任關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憑證詐騙等罪，被法院一審判處無期。此事雖與南街村并無瓜葛，卻引起了南街村觀察者們的注意，觀察者獲得一個意外的發現：在2004年，經年堅稱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卻在法律意義上接納了私有制。白紙黑字、紅章指印，證據確鑿。彼時，反映在財務賬面上的南街村集團，欠債額高達16億余元。

　　“欠債”、“改制”只是南街村眾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體化道路

　　1977年12月，26歲的王宏斌當上了南街村黨支部總書記。當時，他還叫王洪彬，參加工作時的第一學歷是初小（相當于小學三年級）。

　　南街村，地處豫中平原中部，隸屬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城關鎮，因位于縣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戶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約7分土地，耕地近1000畝，土地面積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縣城，南街村民多是亦農亦商。王宏斌當年放棄了父親給他爭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標，毅然回到農村當上了農民，19歲被選為南街村一隊生產隊長。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體辦起了一個面粉廠和一個磚廠。這是在王宏斌的帶領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為了籌集建廠的款項，村干部們主動借款交給集體，王宏斌甚至變賣家產，直到“家里已沒一件值錢的東西了”。在為了集體拼命的干勁下，一座日產20噸的面粉廠在南街村建成。為了建立磚廠，王宏斌想出了“指山賣磨”的點子???他們先賣掉還沒有燒出的磚，用這“賣磚”的錢再建磚窯。在地處省級貧困縣的農村，南街村當年創造了一個令人艷羨的數字：40萬元。這是兩個村辦企業的工業產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國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們順從了歷史潮流，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制度。然而，由于亦農亦商傳統的影響，土地對村民的意義不是特別大。“村民們在縣城做小買賣賺來的錢，甚至比務農還多”，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院研究員劉倩說，南街村承包到戶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蕪。

　　村辦的面粉廠和磚廠，也承包給了個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廠和磚廠讓承包者發了財，他們卻因經常不發工資、不上繳利潤而引起眾怒。村民們開始咒罵領導無能。面對這種境況，以王宏斌為首的領導班子決心改變現狀。1984年，南街村黨支部決定收回面粉廠和磚廠，繼續由集體承包；面對大量閑置荒蕪的土地，村領導又做出決定：將耕地逐步回收，進行集體經營。

　　1986年農歷二月初五，王宏斌開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誘人的一大舉措：他和同伴貼出了“關于回收部分閑置責任地的告示”：

　　針對我村自實行承包責任制以來，部分村民因外出經商或進村辦企業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對農業的投資和管理，出現了把自己的責任田租賃給外村，甚至將責任田拋荒無人管無人種的現象，……現結合村辦企業得到初步發展，閑余勞力就業問題可以解決的實際，村委會特此制定實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責任地的農戶參加村里的集體勞作，剩余勞力由村辦企業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給集體的農戶吃糧問題由村里解決，每人每月供應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體供應面粉，又能參加村企業得工資，告示最先吸引了勞力少、孩子小、缺農具和人口比較多的農戶。逐漸，村民們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體的保障。彼時的王宏斌就像一個牧羊人，希望村民這些“羊群”進入集體的羊圈內呵護他們。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進入羊圈的門。

　　找到“毛澤東思想”法寶

　　將面粉廠、磚廠收歸集體，又將承包到戶的土地再次集體化后，南街村開始走上了集體化發展的道路。

　　在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鄉鎮企業、集體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發展了起來。“那時候，隨便做個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賺錢。”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院研究員劉倩對南方都市報說，南街村的發展，得益于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大環境。

　　1984年，南街村工業產值達70萬，1986年，村辦企業的產值則達到了320萬元。

　　一個中原農村獲得如此發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績令人刮目相看。彼時，發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讓以王宏斌為首的村領導集體感到困惑。

　　“80年代末，年輕的黨支部書記陷入了思考，南街人應該是什么樣的人？……猛然間，他覺得眼前亮堂起來，一輪圓月正高掛天上。”一本講述南街村的書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澤東思想。

　　“宏斌書記是找到了法寶，”知情者稱，王一開始并沒有堅定要信奉毛澤東思想，而只是利用其來調理南街村內緊張的干群關系，懲治那些不服從領導的村民。

　　很快，在南街村學毛選、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開來；廣播里，《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社會主義好》等革命歌曲開始傳唱。

　　在提出大學毛澤東著作以統一思想和大唱革命歌曲以弘揚主旋律的同時，也大學雷鋒精神，以培養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鋒的集體主義和傻子精神。南街村領導層提出的一句口號是“這個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動，由傻子去創造，是最后屬于傻子的。”村干部們也自稱是“二百五”的干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月薪僅拿250元。

　　從此，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學習“毛選”、念毛主席語錄、召開“批斗會”等在中國大地上湮滅的景象開始在南街村復活。

　　與大搞崇拜毛澤東思想運動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體經濟彼時亦屬于快速發展時期。早先就利用信貸資金等銀行貸款為集體經濟奠定基礎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體經濟產值達到2100萬元。

　　南街村現象引起關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領導的關注。南街村一時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典型。據稱，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和銀行因此聞風而動，開始扶持這個典型，大量的貸款開始向南街村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發言中說：

　　現在，咱南街要貸款不著什么難。前幾天我們的副書記郭全忠、黃經理，在北京跟國家總行達成了協議，答應給我們貸款。當前各方面的形勢對我們南街都很有利，各級領導、各級職能部門都想抓南街這個典型。省水利廳、縣水利局要在南街搞農田噴灌，所需款項都是國家撥款，一撥就是幾百萬元。我們要抓住每個機遇，在兩三年內把南街來一個大的轉變。

　　以毛澤東思想為旗號，并獲得銀行巨額貸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彼時，中國社會上有一種思潮，“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在這種政治氛圍下，南街村不但堅持“走集體主義道路”，而且堅持“用毛澤東教育人”，正好符合當時中國的政治需求。“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曾有人如此評價。

　　彼時，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團）已下轄有26個企業，其中5個是中外合資企業，3個與日方合資，2個與港方合資。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億元村”的桂冠。

　　當年，河南省官方有關部門對所謂南街村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南街村經驗”被歸納為四個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二、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三、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據悉，這是對“南街村經驗”首次系統的、明確的表述。此后，當地媒體都按照這一口徑大力宣傳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村莊發展規劃，并對“政治掛帥”、“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線做了更為完整和系統的表述。當年，曾于1988年升格為黨總支的南街村黨支部，再次升格為黨委，王宏斌依舊就任書記。

　　在南街村提出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規劃時，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據稱，因“共產主義小社區”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領導層感到不安。但是，這一做法很獲得了個別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建立“毛主席共和國”

　　1992年，南街村在東方紅廣場上豎了一尊毛澤東雕像，并規定由民兵24小時守衛。之后，又在塑像兩側分別豎立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畫像。

　　同年，為了維護南街村及其企業的利益，臨潁縣公安局特意在村內設立了南關派出所。該所的目的明確，主要是為了維護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勢，并為南街社會經濟發展保駕護航。兩年之后的1994年，對南街村極為重要的一個金融機構在村中設立。將大量款項貸給南街村的中國農業銀行，專門為南街村設立了一個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這些行政金融機構以外，南街村還設有直屬漯河市軍分區的武裝部（與縣武裝部平行），法庭、檢察室、紀委等屬于鎮級的機構也在此設置。

　　至此，一個擁有財政（銀行）、武裝力量（武裝部、民兵營、派出所）、司法機關（法庭）、“法律”（“村規民約”）、工業部門、農業部門等設置的“小國家”現出雛形。南街村人自稱其為“毛主席共和國”。

　　在這個“小國家”中，王宏斌是領導的核心。南街村人習慣稱他為“班長”，這是因為毛澤東曾說過“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除了任南街村黨委書記、南街村集團董事長外，王宏斌于1992年開始擔任臨潁縣委副書記，這三個職務一直就任至今。

　　隨著媒體宣傳加劇，南街村聲名鵲起。它被譽為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恩澤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澤東思想的樣板村”、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縮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稱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確實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簡出”，熟識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說，有一次一名從外地來南街村參觀的老紅軍，看到在院子里植樹的王后激動不已，宣稱自己看到了毛澤東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當年夢中的理想家園。

　　吊詭的發展速度

　　在舉世矚目之下，南街村像一個被急驟吹氣的氣球迅速脹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團雇傭的員工已逾萬人。

　　“那時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黨委辦副主任雷德全說。一時間，方便面廠、啤酒廠、調味品廠、印刷廠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調味品廠、面粉廠及印刷廠等少數幾個企業效益還算可以以外，其他企業績效平平甚至虧損。

　　據南街村公開的資料顯示：1990年南街村集團產值是4100萬，1991年是1.01億，1992年是2個億，1993年是4.2億，1994年是8個億，1995年是12個億，1996年是15個億，1997年16億，1998年16億，1999年14.2億，2000年是14億。

　　“這種發展速度是16年增長2100倍，”王宏斌說。南街村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因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團聲稱銷售收入14億，利稅7000萬。

　　南街村的發展速度，動力從何而來？彼時鋪天蓋地的宣傳，幾乎主要是兩點：南街村選擇了集體經濟；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堅持了毛澤東思想。

　　在改革開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領導集體幾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稱，因為毛澤東是發展公有經濟，鄧卻允許發展私有經濟。

　　吊詭的是，在毛時代亦如中國所有農村一樣完全屬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個貧窮的中原農村。

　　一個隱秘的事實是，南街村高速發展的背后，真正的動力是兩個能量巨大的“隱形外援”：巨額的銀行貸款及大量廉價的外來勞動力。

　　自從獲得某些要員的肯定之后，銀行便對南街村大開方便之門。1994年，一位中央領導提到南街村“艱苦創業”的問題后，立即引起了中國農業銀行的重視。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報告上說：

　　“他這一講不打緊，引起了國家農業總行的重視，當即國家總行副行長???抓業務的二把手，專程來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貸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銀行的，如果有其他銀行的，要求南街把它還掉，因為南街這個典型是他們農業銀行扶持起來的，現在不能一面紅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國家農業總行給南街撥了5000萬元貸款，這是南街發展史上的第一次”。

　　對于包括貸款在內的經濟檔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機密材料。2000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馮仕政曾對南街村進行調研，其根據不完全統計的1985?1998年南街村銀行貸款的數據分析后得出：

　　第一，總產值和銀行貸款增長趨勢是完全一致的，增長幅度也差不多，在總產值翻番的同時，銀行貸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銀行貸款遠遠高于利稅，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經濟增長不是靠自身積累，而是靠銀行貸款。”馮認為，南街村經濟是典型的“高增長、低效率”，正是在巨額銀行貸款的拉動下，南街村經濟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情況下，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資不抵債的南街村集團

　　從1991年開始，南街村的貸款額連續多年數倍于其利稅，即使多年未見效益，銀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資印證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頁上記載：“1995年，村里上麥恩、拉面兩條合資新線，因當時啤酒廠虧損嚴重，流資短缺，農業銀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萬元，為企業快速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

　　此外，再集體化之后，南街村集體企業開始大量雇傭外來勞動力。在1990年左右，外來勞動力的人數開始超過本村村民的人數，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萬余名外來員工在各個企業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數從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來員工絕大多數從事體力勞動。

　　與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來員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資+高福利”的待遇，他們只能拿“低工資”???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體經濟的快速增長，一是靠巨額銀行貸款，二是靠廉價的外來勞動力。”馮仕政說，在這兩個因素中，銀行貸款是首要因素，沒有銀行貸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大規模上項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勞動力。

　　在南街村連生產投資都主要靠銀行貸款的情況下，其仍然大量進行非生產性投資。1993年辦南街學校投資5000萬元，1995年辦幼兒園投資1500萬元，1998年，號稱將耗資5000萬的南街村“長城”和朝陽門等也開始興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經濟發展開始連續下滑。2004年，甚至發不出員工工資，多條生產線停工。

　　這除了因中國宏觀經濟調整緊縮銀根，導致迅速擴張的南街村集團面臨資金鏈斷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賴的輕工業，利潤也日漸稀薄。“為了貸款維持資金鏈，南街村駐鄭州辦事處的三層辦公樓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說。

　　南街村啤酒廠（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脹的產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團最明顯的一個敗筆。1993年，聲稱將實現年利潤1078萬元的該廠自投產以來，年年虧損，最高年虧損達3000余萬。2007年，連續虧損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聲稱“實現了歷史性的新突破”，開始扭虧為盈，有了20萬的純利潤。然而，該啤酒廠填報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資企業聯合年檢報告書》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資產負債表”，均同時標明該廠“負債總額”為2億6千萬余元，而其“資產總額”僅為1億1千萬余元???這意味著該廠實質已經資不抵債。對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卻認為，這正體現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如果是私人企業，它早就破產了”。

　　啤酒廠只是南街村集團財務狀況的一個縮影。一名熟識南街村集團財務狀況的人士告訴南方都市報記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團號稱純利潤1億多，但如果將銀行貸款本金利息等計算在內，當年整個集團還屬于虧損的狀態。”

　　知情者稱，南街村集團從中國農業銀行的貸款本金利息至今未還。南方都市報得到確鑿的消息稱，該行已將南街村列入（貸款）黑名單，“現在一提要貸款都貸不出來了，除了一家銀行外，其他銀行與南街村集團基本不再有（信貸）業務往來”。

　　面對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團開始將經營權下放到各個企業，希望各廠“自謀生路”。此前，各企業并無獨立核算權，企業的經營績效根據南街村內部價格核算，而每年的生產和銷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會議上做出計劃。

　　據知情者稱，作為南街村集團一把手的王宏斌，從未看企業財務報表，對企業經營發展并無成熟規劃，“他喜歡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政治人物”。

　　一人說了算的集體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樞是所謂的“三大班子”???村黨委、村委會和村集團公司三個系統的高級管理干部組成的一個委員會性質的機構。實際上，這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在“政治掛帥”的口號下，南街村的所有權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權力又向書記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后，又開始逐步實行生活資料公有制。

　　從1991年起，南街村進行“十星級文明戶”活動。評定星級，星少一顆，就意味少一項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錢買，比如面粉、醫療待遇。如果是6星戶，那就意味著喪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買青菜，從婚喪嫁娶到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所有費用都是南街給的。如果反對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這些好處一下子就會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樓，村民按人頭數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進22棟樓房。將全部村民動員搬入居民樓之后，南街村實現了所謂“共同富裕”的目標???“要讓村里人富得一分錢存款都沒有”，王宏斌說。

　　至此，“羊群已進入羊圈”。南街村領導集體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務，大到集團企業發展戰略，小到村民婚喪嫁娶。據稱，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資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萬元。

　　“實際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說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劉倩說，南街村領導集體并無真正的監督機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廠廠長耿宏向這種“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戰。因為負責的工廠衛生檢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職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樓自我反省。

　　被責令搬出村民樓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舊房，原來的福利供給也將被掐斷。這幾個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稱之為南街村的“西伯利亞”（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氣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國策，退出集體，個人承包一塊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團總經理耿富杰成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戰的第二人。在做了數年沒有權力的總經理后，他向王宏斌遞交了辭呈。此后，被認為當時最具經營頭腦、南街村集團為數不多盈利企業的調味品廠廠長陳書欣，也因種種原因不辭而別。

　　幾位村民的離去，引起了外界對南街村模式的質疑。如在未經法定而克扣屬于村民財產性質的福利，就曾引發法律界人士的關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繳一切不正當收入，與星級掛鉤”，“以權謀私，損公肥私怎么辦？退出贓物，停發福利1?5年，職工開除”這樣的規定，仍是“村規民約”的內容。

　　對此，有些南街村人將南街村比作是一個“牢籠”。不住在居民樓的張某說，“處處感覺受限制，在那養老還行。”張的父母住在居民樓內，而張在村外經營著自己的生意，因沒有“村籍”，他只能自稱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為了體現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優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條被人稱之為“長城”的城墻，其原本將修成環形，將南街村與其他村莊隔開，但后來因資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墻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門的城樓，名曰朝陽門。

　　一人決定的“永動機”項目

　　1999年，承認自己“一意孤行，獨斷專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個決定，南街村要上馬“永動機”項目。這個已經被科學原理及諸多實踐證明不可能實現的項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員均反對。然而，“永動機”項目還是上馬了。

　　熟知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訴南方都市報記者，為了上馬“永動機”項目，王決定將一個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庫改造成項目研發基地。

　　經過幾個月的研發，所謂的“永動機”得以生產出來。南街村為此買來了三臺新的奧迪轎車用于實驗，但將發動機拆卸后裝上“永動機”的汽車并不能正常啟動，轎車報廢。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動機”項目的幾個負責人聲稱，之前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來八仙相助，永動機將獲得成功”。

　　在這些人的建議下，彼時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幾個樓房的頂部，安裝上了10余盞探照燈，加以各種小的彩燈，一共“九九八十一”盞。

　　晚上，村委大院燈火通明，探照燈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認為這是為了營造“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實際上那是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稱，王宏斌上馬“永動機”項目，源于一個偉大的計劃：如果永動機研發成功，南街村可日進純利近千萬，這不但可扭轉南街村陷于頹勢的經濟狀況，有了錢???我們可以先收購一個鎮，復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購一個縣，收購一個省……最后，讓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對當時“永動機”項目了解的南街村民及觀察者，證實了知情人的這一說法。

　　“永動機”項目并未給南街村帶來任何經濟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聲稱“被騙了”，還為此賠進了2000余萬。王并未因此而承擔任何責任。他在一次大會上公開做了檢討而獲得了村民們的原諒。一位當時檢討會的親歷者說，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開向村民檢討，流下了眼淚，“班長為我們日夜操勞，還要受這等委屈”。然而，至今仍有關注此事的觀察者提出疑問：2000多萬不是一個小數目，怎么說自己被騙了就完了呢？被誰騙了？騙子為何沒有被抓捕歸案？甚至，有人說，“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設下一個局，把錢‘造’走了？”對于這些疑問，至今成謎。

　　除了“永動機”項目，南街村還實行了一些看似荒誕的項目，但這些項目均以失敗而告終。這些項目是，能讓番薯增產100%的“豐植露”（一種葉面肥）項目，畝產萬斤的“黨員試驗田”項目。“只有你聲稱信仰共產主義，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說。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對這些項目的癡迷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之外，“三當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為人們提供了管窺南街村領導集體成員不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臟病突發身亡。清理其遺物時，在其辦公室的保險柜中據稱至少發現了2000萬現金及多本戶主為王金忠的房產證。

　　這讓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稱月薪250元的領導者，怎么有那么多錢和房產？更讓人感到震驚的是，在王金忠追悼會的當天，有幾個抱著小孩的王的“二奶”來到現場，對王生前擁有的財產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會的親歷者對南方都市報記者說，王宏斌對此勃然大怒，“他說，‘以后誰再敢這樣胡來，死了我再也不給開追悼會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諒王宏斌一樣原諒了王金忠。有村民為這位被譽為“勞苦功高、鞠躬盡瘁”的村主任辯護，“上邊的中央領導都可能犯錯誤，更何況我們這么一個小村莊的領導呢”。

　　隨著這些解構南街村自我宣傳的事件接連發生，南街村的意識形態在此后開始向大環境做出妥協，開始將南街村的“成功”歸結為“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小平理論、各級各界關心支持，再加上我們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南街村自稱這是所謂的“外圓內方”???對外與大環境接軌，對內堅持“共產主義”。

　　彼時，王宏斌亦放棄了伴隨他近半個世紀的名字???“洪彬”，將名字改為了現名。

　　王改名的緣起，亦如南街村開始悄然承認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一樣微妙。本報記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當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道王書記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術士為其測命測名，“道士寫了首藏頭詩，大意是南街村和王書記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將名字改為‘宏斌’，南街村和書記可以繼續輝煌”。

　　“改制”：誰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沒有阻止南街村經濟的頹勢。

　　2003年，為了使南街村集團獲得充裕的資金，曾有幾名高管要求運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資，但王宏斌與推動“永動機”項目上馬一樣，堅持了自己的見解???這次，他投了反對票。

　　彼時，運營逐漸規范、并有幾家已經上市的銀行也向宣傳堅持“紅色路線”的南街村亮起了紅燈。

　　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開始開發“紅色旅游”，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變成對共產主義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復制了毛澤東故居、遵義會議舊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義的標志景觀。在觀光園中，南街村還特意修建了一座用于收藏毛澤東選集（1～4卷）書法作品的“四卷樓”，但據稱因資金短缺，至今未投入使用已略顯破敗。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義”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堅持“公有制”（集體經濟）歷史的終結。

　　在南街村集團第25次股東會議上，形成了如下決議：

　　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南街村集團核實股東，為集體企業）將12648萬元股本中的1809萬轉讓給王宏斌、1206萬轉讓給郭全忠、1206萬元轉讓給賈忠仁、387萬元轉讓給王繼春，轉讓后的股本為8040萬元。此外，原屬集團子公司的4個企業，也將相應股本轉讓給該企業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東大會上，再次對此進行了確認。南街村集團由原來的5個法人股東（集體性質）變成了1名法人股東及12名自然人股東。除了中原工貿仍屬南街村集體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將股本轉讓給原來的法人代表。

　　至此，注冊資本為5億3千萬的南街村集團股權結構，由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賈忠仁6%，王繼春6%，竇彥申6%，劉曉青6%，王金安6%，鄧富山3%，張平3%，王武軍3%，盧林政3%，姚喜蘭3%.在12名自然人股東中，出資額最高為4770萬元，最低為1590萬元。

　　這12位自然人股東，都屬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領導成員。其中，郭全忠是村黨委副書記，賈忠仁是村委主任，王繼春為南街村集團黨委副書記，竇彥申為集團總經理，劉曉青是食品廠廠長，王金安是村辦公室主任，鄧富山為包裝材料廠廠長，張平是南街村彬海膠印公司經理，王武軍、盧林政是集團副總經理，姚喜蘭是南街村集團麥恩鮮濕面公司總經理。

　　眾目睽睽下的否認

　　在南街村集團提交河南省工商局的“有限責任公司變更等級申請書”、以及新的“公司章程”及漯河信利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驗資審計報告上，都證明了南街村股權結構變更的事實。此后，南街村的股東會議簽章也由原來的5個法人股東（公章）蓋章，變成了1個法人股東蓋章及12名自然人股東的簽名。

　　對于這一事實，王宏斌的回應只有寥寥數語：無稽之談！

　　南街村黨委辦副主任雷德全則反問說：“這怎么可能？南街村還是堅持集體經濟的道路”，“如果他們在臺上說的和臺下干的不一樣，他們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腳了。”雷說，

　　對南街村股權結構變更一事了解的時任黨委辦副主任王洪凱解釋說，在變更時，工商局的人說集團公司應該有自然人股東，“所以就那么填了”。

　　本報記者從河南省工商局查閱的材料卻顯示，是南街村集團內部在2004年11月已經將股權結構、公司章程等變更完畢之后，才于2004年12月向工商局提交了變更等登記申請書。在包括《公司法》在內的相關法律中，亦無集團公司必須有自然人股東的規定。

　　此外，在漯河市工商局，南方都市報記者查詢到注冊號為4111002103267、注冊資本是8500萬元，名為“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藥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企業。在其股權結構中的23名自然人股東中，除了姚喜蘭外，南街村“三大班子”的11名成員均是該公司股東，出資方式為貨幣出資。

　　包括王宏斌在內的南街村諸領導，對“改制”的消息均予以否認；如雷德全這樣不屬于企業高管的村委相關人士，也說這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數南街村的村民，更是堅稱這樣的事情不可能發生。“背后有那么多高參，他們怎么可能不懂，那么容易被騙？”觀察者們如此質疑。

　　在證明各南街村集團高管出資購買股本的“收付款項證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團高管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們都堅稱“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誠實信用原則，保證以上所述內容是真實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虛假，甲乙雙方愿意承擔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責任”。

　　“一個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2007年歲末，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給南街村捐了10萬元，并希望該款用于改善南街村領導班子成員的生活；王宏斌代表全體南街村民在給李訥的回信中則說，李的“無私捐助，體現了真正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高風亮節，以實際行動為我們上了一堂生動的破私立公政治課”，并表示此將激發南街村“加快共產主義小社區建設步伐”。

　　村民們既敬又畏的“班長”王宏斌，還是被認為是一個至今無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領導人。以他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責任像稱職的牧羊人般，為已進入羊的門的村民們尋找水草、遮風避雨。

　　2008年2月17日，春節還未過完，南街村已迎來前來參觀的游客。游客們在南街村導游小姐的引導下，感受這里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取得的成就。南街村自稱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為建設共產主義奮斗了近30年。走馬觀花的游客們，在聽著導游小姐解說南街村的故事時，中國實行的改革開放國策，也已到了30周年。

　　來源：南方都市報

　　采寫、攝影/本報特派記者 上官敫銘 發自河南

　　特約審稿：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助理巡視員、研究員 盧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