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與維權是一場力量的博弈。從廈門PX與許多農村地區維權的不同結果看，城市與鄉村、市民與村民，其間官民力量的對比是大不一樣的。鄉村是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農民最缺乏自我維護的手段，卻要承受層次最多、在利益上聯成一體的官權壓力，所以他們的維權最艱難，前景也最不容樂觀。城市相對而言已經是社會的中間層次，市民擁有更多博弈手段。不僅力量對比不同，利益關系也不一樣，不同于農民的無足輕重，市民往往是經濟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并且可能與當權者有著復雜的利益關聯。因此，城市維權相對容易，廈門市民只是“違法”散散步，就取得了在農村流血沖突都難以取得的成果。這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矗立在官民沖突之上的，是以政治穩定為目標、以社會和諧相標榜的中央政府，誰的聲音更能引起執政者的重視，誰就能在這種博弈中得分。民、官、執政者三者的具體站位，將長期決定中國社會利益分化與力量對比的格局。
比較廈門PX與上海“東八塊”，更可看出這種博弈的力量對比特性。上海的特殊利益集團太強大了，多年經營，形成上下縱橫勾連的格局；相比之下，廈門先天不如上海，而且經歷了“遠華案”帶來的官場震蕩，所以兩個地方的力量對比大不一樣，結局也截然不同——上海在周正毅判刑之后，“東八塊”仍無聲無息地落入了香港“李超人”的口袋。
再比較廣州的“禁電”事件，似可得出結論：作為一個階層的市民，比某一個行業的從業者更有力量。同時，政府又在這種對比中釋放了“不和諧”的信號：“違法”散步比合法聯名上訪更有力量，更有利于問題的解決。
不管怎樣，廈門PX事態變化的柳暗花明，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政治進步。這種進步似乎印證了由西方近代史所提供的兩條經驗：1，政治上的進步總是萌芽、生發于城市，而非農村；2，中產階級壯大是政治進步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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