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中國經濟日趨浮現的危機

通貨膨脹——中國經濟日趨浮現的危機

Inflation – China’s Looming Crisis

作者: 蓋保德 (Albert Keidel)
譯者: 李嵐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持久的經濟繁榮期或許正在走向它的終點，并且很可能面臨著一個困頓的結局。美國人對中國種種商貿問題窮追猛打的同時，中國經濟卻仍然高歌猛進。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長率驚人，達到了 12% 。但是正當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通貨膨脹也開始登陸。今年春夏，食品價格出現大幅度上升。中國正蹣跚于經濟過熱的危險邊緣。

中國經濟的現狀與 1988-89 年和 1993-96 年通脹危機前的情況相似。跟過去的情景類似，現在擺在中國面前的，不僅僅是通脹問題。如果通脹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任何試圖壓制它的強硬手段都有可能會引起經濟困難和社會動蕩。這些后果不但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增長，而且會傷及中美兩國之間的經貿和政治關系。

中國有自己的政策工具來將通貨膨脹限制在適度的范圍內，但是歷史經驗表明政策性調整往往是隔靴撓癢并且姍姍來遲。如果通脹愈演愈烈，過去那種強硬手段最終會重新恢復社會均衡和經濟快速增長，但是它的代價――延誤的發展、公眾的不滿及國際社會的批評——將會十分高昂。

接下來的 15 個月對于中國而言十分關鍵。由食品和玩具安全糾葛、美元巨額持有量引發的恐慌情緒和奧運激進運動早已招致尖銳的外部批評。而在美國，反華的政治人物們也在為 2008 年的大選磨刀霍霍。中國若對圍繞通脹產生的異議采取嚴酷鎮壓的舉動，無疑會為已有的經貿、制裁、策略權變和軍費大局負面態度雪上加霜。

如此高度的國際敏感性偏偏在最高領導層最缺乏駕馭危機余地的時刻到來。五年一次的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分別于今年秋天和 3 月份舉行，為平衡各種政治勢力及鞏固領導地位，胡錦濤主席必須向世人證明經濟改革不會危及共產黨的統治。可是，如通貨膨脹引起社會動蕩，并進而波及奧運會的進行，各種惡意譴責將在瞬間充斥于全球媒體。因此，為避免遭遇這些困境，北京方面應該馬上采取行動來化解嚴重的通貨膨脹。

要理解為何現在需要立刻行動，中美兩國都應該分析并領會此次經濟過熱的內在的結構性根源。中國長期限制小麥和大米進口的做法已經造成了一種國內周期，即 20 年來食品價格在或高或低的通脹之間上下浮動。實行進口限制原來的出發點是出于國家安全考慮，但是現在看來，它和中國長期將農村地區當成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的做法更加相關——它應是節省外匯的方式，而非花費外匯的理由。但是在現今日益市場化和全球化的中國，這種態度無疑是一種害人的過時思想。

自從 20 多年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誕生以來，中國的農民一直想將土地從低利潤的糧食生產中轉向更高利潤的作物種植。但是每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糧食供應問題也隨之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導致食品價格上漲過快。面對這種情況，中國政府并沒有增加進口，而是制定了某種行政責任體制，通過補貼和其他誘導措施來鼓勵糧食生產?？v然沒有虧損，但微薄的利潤也嚴重影響到了農民的收入和消費。隨著食品價格趨于穩定，非食品價格上升，通貨膨脹最終消退。但是一旦減弱種植誘導措施的力度，農民們又開始將土地退出糧食生產，由此開始又一輪循環。

所以說，中國現在積聚的通脹風暴并不是由貿易順差或外匯儲備增加等國際因素引發的。這是一個由內部產生的風暴，形成于中國中部省份的糧食產區。確實，這次經濟過熱風險的結構說明了中國最近的經濟運行的一個總體特征。與現在比較流行的觀點相反，一系列的數據和分析驗證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由內部驅動，而非出口帶動。這樣說來，內部力量也使一些問題突然浮現也不令人感到驚奇。中美兩國都需要把這個觀點考慮進去。

經濟過熱的風險

許多分析家都否認中國現在面臨著嚴重的通脹風險。畢竟 7 月份官方提供的消費物價指數 (CPI) 才上升了 5 ％，在農村地區也只是剛過 6 ％。但是更具體化的價格數據顯示了一個驚人的趨勢―― 7 月份的整體食品價格上升了 15 ％。豬肉占中國肉類消費的 90 ％以上，而它 7 月份的價格攀升了 90 ％。食用油和蛋類價格也上漲了 30 ％。除此之外，豆油的年中價格上漲了 43 ％，與此同時中國的方便面生產廠家也一致提價 20 ％，理由是棕櫚油價格上升了 90 ％。這些都是在關鍵消費領域內出現的爆炸式上漲。

確實大部分的物價上漲只限于食品。如果政府能抑制這一上漲趨勢，那么出現經濟過熱的可能性將很小。但是將已大幅攀升的食品價格回復到原先水平并非易事。即便它們最終不再上升，食品價格還是暗示了一大部分工業勞動力漲薪的必要。除非進行大量裁員，否則勞動生產率不會快速提升到與工資成本匹配的水平。更高的通貨膨脹率也會隨之而來。

更大層面上的通貨膨脹已經由最全面的衡量指標明顯地反映了出來，即 GDP 通脹――中國生產的所有商品價格的變化。過去三年，中國的 GDP 通脹率一直處于 6% 和 7 ％之間這個危險地帶（請參考附表 1 ）。由于某種原因，消費物價指數并沒有反映出由“后非典”投資熱和最近糧食價格上升觸動的價格上漲的變化。這樣高的 GDP 通脹率折射出的趨勢與 1988 － 89 年和 1993 － 96 年通脹危機前的情況相似。

名義 GDP 增長是將通貨膨脹也包括在內的。 2004 至 2006 年間，它的數值在 17 ％和 18 ％之間（表 1 第 5 欄）。單就這一趨勢就能確認經濟過熱這一風險的存在。如果通貨膨脹率如消費物價指數表明的那樣低，那么剔除通脹之后，前三年的實際 GDP 增長率應該在 16 ％以上（請參考表 1 ）――高于過去最嚴重的通脹危機來臨之前的增長率。或者，如果實際 GDP 增長率接近官方數字 11% ，那么通貨膨脹率應該在 6 ％這一區間。不管怎樣，經濟過熱危機的存在都是顯而易見的。

最近的價格上漲趨勢似乎在困擾著中國政府。 7 月份，北京方面專門成立了一個以監控通貨膨脹為目的的高層工作小組。但是可供這個工作小組選擇的糾正性措施看上去成效不會很顯著。這些措施包括對價格上漲進行行政性限制、補貼養豬戶和豬肉運輸。這樣做也許能暫時阻止通貨膨脹的征兆進一步惡化，但是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它們。近期，為了調節公眾期望，北京用一種很微妙的措辭拒絕承認通脹的存在，并指令各省份和城市的統計局不準使用“通貨膨脹”這個詞語來描述正在發生的事實。

那到底什么是正在發生的事實呢？ 食品產量波動和價格攀升的周期性趨勢是近三十年來中國主要經濟波動中一貫組成部分。高飼養成本也是豬肉價格問題的重要因素。 2004 年，中國的糧食價格大幅度攀升的原因就是 2000 年到 2003 年間，糧食的種植量和產量出現下降。而后， 2004 年推行的新的“責任制度”復原了一部分糧食種植面積和產量。但是糧食的價格還是不可能很快就會降下來，因為另外的生產成本，比如以石油為原料生產的化肥的價格，也一并上升。

最近的趨勢看起來非常像 1987 年發生的豬肉荒，當時居高不下的飼料價格和被人為壓低的豬肉價格迫使農民們為了避免虧損經營而屠宰母豬。豬肉價格的提升最終解決了肉荒問題，但同時也催生了 1988-89 年間的高通脹。 89 年“天安門事件”中，人們的抱怨就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對高通脹的不滿。

微弱的回應――過去和現在

北京方面針對通貨膨脹的回應的微弱，一如過去幾十來年中拙劣的表現記錄。中國的三次經濟過熱（分別指 1985 年、 1988 － 89 年和 1993 － 96 年）為今天提供了一個重要教訓：北京現在需要大幅提高存貸款利率?？上?，即刻采取這一步的可能性不大。在中國，利率由政府掌管，它的調整被相互競爭的利益團體間的政治紛爭所束縛，例如前段時間，北京和上海的前共產黨領導集體之間圍繞投資節奏展開的爭辯。即將到來的共產黨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也使在經濟領域實施大膽步驟一事難上加難。

而遲遲不出臺應對措施帶來的危險，像過去一樣，來自低于通脹率的銀行利率。居民和企業在銀行的存款正在逐漸喪失它們的購買力。盡管 7 、 8 月份政府對其設定的存款利率作了調整，但是活期存款利率仍低于 1 ％， 1 年期存款僅稍稍超過了 3 ％， 而 3 年期存款則低于 5 ％。相比之下， 7 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上漲幅度大于 5 ％，也就是說，銀行里面的存款都在貶值。

在 1988 － 89 年和 1993 － 96 年的通脹時期，因為利率過低而使存款貶值的原因引發了大規模的提款，并加快了居民消費支出，其結果是加劇了通脹壓力，從而推動了危機的爆發。

1988 年，當通貨膨脹率遠遠高于存款利率的時候，現金大量從銀行流出，而后流入市場用于搶購，一時間許多商店的貨物被哄搶一空。政府花了兩年的時間才抑制住后續的通脹。嚴厲的治理措施致使經濟增長嚴重放慢，激起天安門前乃至全國地區的流血事件，中國正在提升的國際聲譽受到了長期的破壞。

相同的幕次在 1993 － 96 年那場通脹危機開始前再次重演。早期溫和的通脹率同樣在食品價格上漲的推動下進一步上升，并遠遠超過了銀行的存貸款利率。人們很快又開始擠兌，然后花掉銀行存款。企業由于貸款利率的低廉肆意展開投資項目。這些反應把通貨膨脹率推到了 20 ％以上的水平。

這次的通脹危機直到 1997 年才被遏制住，期間政府不得不采取嚴厲痛苦的措施。政府將當時的央行行長解職，禁止所有獨立的銀行分支機構發放貸款并大大提高了銀行貸款利率。很快，企業的虧損倒閉使工人的福利待遇銳減甚至大批下崗，城市居民舒適的生活被完全改變。但是因為有了一個新的社會安全網絡，像 89 年天安門事件那樣嚴重的社會動蕩并沒有發生。然而在傳統工業區，罷工、靜坐示威和街頭游行卻此起彼伏，十分普遍。

中國的農村地區為遏制通貨膨脹承擔了最大的代價。降低食品價格的舉措使農民收入減少，從 1997 年到 1999 年，農村家庭的消費實際上是連年下降的。于是農村地區也開始動蕩不安，矛頭特別指向拮據的地方政府強加在農民身上的苛捐雜稅。直到 2004 年，糧食價格急劇上升時，農村地區的情況才開始重大改觀。

這兩次通脹危機的遏制中有一個關鍵的步驟， 即將銀行利率與通貨膨脹率掛鉤的指數化政策。 銀行要保證不管通貨膨脹率有多高，一些存款的利率會始終至少高于通脹率。對于普通的中國民眾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到手的利息收入會大大增加，所以都非常認同這一政策。于是現金又回流進銀行，不過那個時候，損失業已造成。

最終的結論是，政府這樣或那樣的政策總是出來得太晚。如果早一些執行這些政策的話，就有可能避免搶購恐慌和通脹帶來的緊要危害，包括后來的社會沖突的悲劇。這是歷史給今天的重要一課。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大幅提高存款利率或把它們標定指數定為通脹率水平的話，即便是小幅度的整體價格上漲都可能演變成一場通脹危機。

作為一個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同時也為了爭取時間，北京會提高它對肉類和其他食品生產的補貼。這些補貼也許會在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內制止住不滿的聲音，可是它們無法扭轉成本壓力推動價格和工資上浮這一趨勢。受到食品漲價的壓力，城市的工資也會被迫提高，特別是對于低收入的工人和民工來說。但如果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跟不上工資上漲的速度，物價就會走高并引發企業裁員。在那樣一個背景下，北京奧運會有可能會成為主張民主會解決一切問題的看似自發的城市游行力量的一個誘人的舞臺。

從更深的層面上說，中國沒有通過大量增加細糧進口來應對問題，相反，它一直選擇以“鼓勵”農民繼續種植低利潤的小麥和大米的方式來維持價格，由此帶來的農村貧困問題持續了許多年。因此，即使北京方面立刻行動，仍將有更多的基本步驟需要隨之跟進。其中一個關鍵的戰略性選擇就是通過擴大細糧進口來推進高利潤作物的多樣化，這樣做不僅能牽制未來食品價格的通脹，并且將提高農民的生產力。很具諷刺性的一點是，中國的一個根本上是由國內引發的問題居然需要通過提高向國際市場的開放程度來解決，在這一情況下，是小麥和大米的國際市場。

正確的眼光應聚焦國內 

盡管這次通貨膨脹的爆發給中國帶來了種種難題，然而對美國的政策制訂者來說，這是一個頗具價值的機會。它給美國國內傳回這樣一個訊息―― 中國的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主要由內部而非出口帶動。在重新斟酌廣泛的政策范圍，包括經貿、外交和軍事時，這個觀點應被作為指導。

有什么證據能證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內部帶動的呢？對中國經濟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九個周期性階段的詳細回顧顯示，除 1987 年之外，沒有一年的 GDP 增長的變化深受貿易順差或逆差的影響。硬要說有影響的話，那就是貿易變化值朝相反方向移動（請看PDF版中圖1）。真正對經濟增長和通脹率的重大變化起到作用的，是內部投資、價格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變化。拿現階段的經濟擴張來說，即使出口和貿易順差呈現巨幅飆升的態勢，它對 GDP 增長的貢獻度仍遠遠落后于內部因素。

另外的現象也動搖了出口帶動 GDP 增長這一臆測的基礎。中國內陸省份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二，這些省份對于全球貿易和投資的融入度遠遠不如沿海地區，但是 2006 年所有內陸省份的經濟增長率都在 11 ％到 14 ％之間。

此外，美國經濟如有風吹草動總會影響到歐洲國家和一些亞洲國家的經濟，但是中國卻在它的影響之外。 90 年代后期，欣欣向榮的美國經濟把很多國家拉出了金融危機的泥潭，然而那時中國的經濟增長卻因為內部投資和農村消費疲軟而出現驟降。相反在 2001 － 02 年，美國經濟的滯脹和不景氣傷及到了亞洲和歐洲的發展，但是在中國， 2001 年興始的蓬勃的內部投資將經濟推向了一個新的擴張階段。

現在出口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觀點十分流行。出口確實非常重要，中國需要利用出口來賺取外匯，為設備、原材料和能源的進口提供資金。但是它并不依賴出口來推動產品需求，出口只是中國總體比較成功的發展計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最近貿易順差和外匯流入使情況復雜化，并不受到歡迎。因為對于維持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來說，這兩個因素并非必要。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政策都需要反映出中國發展的內部決定性。通貨膨脹，也正是由內部滋生。

中國的一些官員擔心利率的提高會吸引國外熱錢涌入。這個擔心是次要的。雖然有它不完備的地方，但是中國短期資本賬戶還是處于嚴控之下。投機資本的規模還在可控范圍之內。中央銀行有充分的資源通過出售國庫券或自身債券來使流入的國外資金撤出中國經濟。政府現在優先要考慮的就是通過提升利率來控制國內的通貨膨脹。

一些人認為，使人民幣升值從而降低進口成本可以幫助抑制通貨膨脹。但是，中國的成本上升、價格上漲的壓力來自國內，而通脹和匯率的關系方向是相反的。中國國內的全面通脹會使它的出口商品的價格上升，與人民幣升值導致的結果一樣。如果通脹太嚴重，那么中國的貿易順差會像過去那樣朝逆差的方向變化。在這樣的條件下，市場會迫使人民幣貶值，而不是升值。

在太平洋的另一邊，如果政府的分析家們能強調中國經濟的崛起是長期性的，并且深深扎根于其自身運轉良好的經濟發展計劃，那么美國的政策制訂將受益匪淺。中國的經濟并不想許多人想象的那樣脆弱，或那樣依賴于美國進口訂單的“恩惠”。無論全球經濟發生何種情況，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很可能會持續幾十年，甚至它還能從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中得到好處，因為那時能源、技術和重要材料的價格會低廉得多。這個前景在提供戰略性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挑戰，謹慎地制訂政策規劃是十分必要的。

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由出口帶動的這個流行的誤解也為美國一些尋求特殊利益的人提供了更多口實，這些人宣稱中國是美國國內出現的經貿和財政危機的元兇。當中美兩國官員舉行對話時，這個誤解往往阻隔了雙方之間有效的溝通。美國方面如果能對中國經濟增長之源做一個更為準確的評估的話，就可以避免在導向錯誤的說帖上浪費自己的外交籌碼。另外，更犀利的評估能使美國對中國各種抱怨不滿更言之有據，可以促進中國改善其約束不嚴的商貿行為。

最后一點，美國的政策制訂者應該小心地回應可能由通脹危機引發的動亂。如果美國政策考慮到中國經濟成敗的內部原因，那么美國就能更好地預測中國迫在眉睫的政治和社會挑戰。美國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除了責備中國的政治體制引發與通脹相關的異議之外，更應該關注能幫助中國緩解現階段社會緊張的方法。

對于民主是解決一切由通脹危機帶來的社會不穩定的良藥這一曖昧的號召，美國的政策制訂者們應特別小心。通貨膨脹經常讓傾向于以市場為基礎進行定價的改革成為了可能。但是這樣做就切斷了享受優待的城市居民遺留自毛澤東時代就有的補貼。在危機發生時，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會走上街頭，將批評的矛頭錯誤地指向腐敗或集權主義。因此美國的政策必須仔細辨別哪些“支持民主”的游行是正當的并值得鼓勵的。一些高調的運動很可能只是為過時且功能不良的補貼政策作辯護的行為的偽裝術。

總而言之，在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后，通脹的壓力在中國再次顯現，中美兩國都應該采取措施來限制它潛在的破壞。

中國方面需要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無論是以正式的形式還是通過選擇某幾類帳戶類別進行標定，只有這樣，存款的回報率才能跟上現階段的通貨膨脹。同時它還需要放寬對小麥和大米的進口限制，并倡導農業經營的持久多樣化，鼓勵農民生產更多每畝收益率更高的勞動密集型產品。

而美國方面則需要想方設法打消中國對于進口小麥和大米會危及國家安全的疑慮。美國政府內部對中國發展現狀的分析——如，財政部每年兩次對國會的世界貨幣行為的報告——需要突出中國經濟成功的內在根源，并強調它的經濟增長并非由出口帶動。

去年美中兩國終于成功地建立起了高級別的戰略經濟對話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SED) ，該對話在美國財政部部長和中國國務院之間進行?，F在美國國會正希望通過戰略經濟對話來迫使人民幣加速升值，這個做法并不可取。相反，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應集中在戰略性問題上，比如對中國糧食安全的關注、能源和全球變暖問題上的合作以及入世后美國零售業在中國的擴張等等，它會在這些領域內發揮很好的作用。在確認了中國國內挑戰中的首要問題后，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就會在一個更好的位置來解決美國對中國的合理抱怨。

表 1 通脹衡量指標和經濟增長

在中國，最常用的衡量通貨膨脹水平的指標叫做消費物價指數（ CPI ），然而近年來 CPI 顯示的通貨膨脹率較低（表 1 第 1 欄）。 GDP 平減指數是一個更健全的衡量指標，它反映的是 GDP 的通脹，但是它有三種不同的計算方法。運用最為廣泛的方法是將兩組 GDP 生產增長率的官方數字——分別是將價格因素計算在內的名義增長率和去處價格因素的實際增長率（第 2 欄）——進行比較。按國際經驗，最好的計算 GDP 平減指數的方法是把 GDP 支出的名義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放在一起比較（第 3 欄）。實際的支出增長率數值最近才出現的，它是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者對 GDP 增長的貢獻。第三種是一非正式的方法，它利用 CPI 指數和投資價格數據把通貨膨脹的影響從 GDP 支出的名義增長率的數值中剝離（第 4 欄）。因為消費和投資完全占據了 GDP 的國內總需求，第三種方法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指標，但是它得出的結果卻低于其他方法算出的結果。

將 GDP 名義增長率減去通貨膨脹可以得到實際增長率的大概數值。因此，就像文中所說的那樣，近幾年高的 GDP 的名義支出增長率的自身就表明了經濟過熱的存在。如果 GDP 通脹較低，那么經濟增長率就會很高。如果 GDP 支出增長率較不為人擔心的話，那么 GDP 的通脹率一定是走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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