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畢節4兄妹服毒死亡的事情，再度震驚社會。直面這樣的慘劇，我們或悲傷、或憤怒，但在悲傷與憤怒之后會發現，這樣偶然的小概率事件，都是多因素導致，而每一個因素，都有著自己的偶然性，面對太多的偶然性，人們似乎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評說角度
父母對他們并不很好，都有暴力行為，父親雖然盡職掙錢，但卻疏于交流。即使他們不是留守兒童，跟在父母身邊，在城里生活，并不一定會生活得更好，暴力之下，說不定是其他的慘劇。正是這些原因，使得人們覺得無力評論，至于如何解決問題，那就更是無從下手。
反過來說，這些偶然的、個體的因素，卻很好地成為一些傲慢的人保持冷漠的理由。他們強調超生、父母不盡養育之責，然后，心安理得地生活在明顯區分等級的中國社會中，并為自己稍微好那么一點的投胎技術洋洋得意。
事件本身雖然充滿偶然性，但與之處于差不多境況中的兒童，卻是一種普遍性存在，有制度性原因。哪怕這個制度性因素，在這一起事件中的權重并不大，但卻不能忽略有同類的悲劇在系統性原因的推動下不斷發生。
其實，你只要明白他們是一個個鮮活的人，是青少年與幼兒，就會明白，父母的失職，對政府與社會而言，并不是四兄妹死亡的合理理由。因為，人類正是為了避免個體的風險，才進行群居生活，并在漫長的文明史中發展出政府這種形式。
也很難說當地政府是冷漠的，根據媒體報道，田坎鄉黨委委員、政法委書記胡海峰，在事發前的兩個月，曾三次上門家訪。從5月8日開始，4名孩子中的老大、老二、老三，便不再上學，只有最小的妹妹堅持上幼兒園。學校老師和鄰居曾多次試圖敲開4個孩子的家門，但大多遭到拒絕。4月17日，胡海峰第一次上門看望孩子們，為了讓孩子們消除戒備感，他叫村里的幾個老百姓幫忙去敲門，但孩子們始終不開門。5月13日，胡海峰又與田坎鄉教管中心主任潘峰及小學教師潘汶、鄉干部李仲武等人在此上門家訪，即便孩子們的二爺爺張仕貴到場，一行人仍舊沒能叫孩子們打開房門。6月9日晚，相關人員再次家訪，這次，終于叫開了門。潘峰進屋之后，立刻電話通知了胡海峰。當胡海峰聽說老二和老三臉皮浮腫，據說是互相毆打造成，立刻叫鄉衛生院的白梅醫生和村干部張勝騎摩托車趕到4個孩子家，為他們檢查身體，并吩咐屬下，給他們買幾身衣服，買新鞋子，帶他們去理發。
我相信，這些描述都是真實的。雖然理論上，這些相關人員仍然要為自己沒有盡責避免慘劇的發生而負責，對他們而言，這并不冤，但客觀地說，在貴州一個小山村，很難做得更好。現在，胡海峰正在等待接受處理，很多時候，正是這樣，人們追問直接的原因，但對那些似乎無力改變的事物做出有意識的忽略。
在過去一段時間中，中國發生過多起校車事故。在評論這些校車事故的時候，人們往往愛用美國的大鼻子校車做對比，不過人們忽略了的是，大鼻子校車輪胎下，那寬闊、路況良好的道路。實際上，在幾起校車事故中，有兩起都是因為校車太重，壓塌了路沿，校車側翻導致慘劇。但是，相比購買幾輛校車的費用，全面地更新中國的鄉村道路，顯然是不可承擔之重。所以，人們有意識地忽略了這個問題。
鄉村不能建造更好的道路的原因在于，鄉村人口密度稀疏，無法承擔高昂的改造費用。相比之下，在城市中，人口密度更高，相同里程的道路，有更多的人來分攤，因此可以負擔得起更好的道路設施。這個邏輯，對于軟性制度也同樣成立。
當地的村支書，鄉政法委書記一定程度上承擔了照顧四兄妹的責任，這是當地政府設立的一種軟性的救助制度。但他們注定不專業，他們有眾多責任，這只是其中之一，很難做到盡責。法治、社會救助、交通安全、個人權利，都是城市化的產物，這些軟性設施在城市更好，更完善，這與在縣城只有20層的樓，而在大城市能有100層的樓一樣客觀，不可違背。
未成年保護制度，在現代條件下，不會來自于鄉紳。從成本上說，更高的人口密度，才能更低成本地實現這些公共服務，就像公交車與自來水。最終，還是指向城市化。雖然有人說，即使跟著父母也不一定能過得更好，家庭暴力之下，說不定發生另外的慘劇，但是，當他們在城市里與父母生活，他們就更有可能獲得更高水平的社會軟性制度的幫助。所以，畢節慘劇背后，最系統的原因，當然是留守兒童四個字。
留守兒童，在官方話語中，仍然是一個雖然應該加以幫助，但卻不應該消減其規模的存在——某種程度上，就像集中處置的外國難民營。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創造條件讓留守兒童留守，與創造條件讓孩子與父母們生活在一起，這是馬克思人口觀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上的實踐。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是“人的身體即或的個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總和”，既然“勞動會消耗人的力量、神經、腦力，這些消耗就必須得到補償”。那么，所謂勞動力的再生產，“就是這個個體本身的再生產或維持，即活的個體(勞動者)在生產消耗一定體力和腦力后，通過取得和消費一定的生活資料，使其在體力和和腦力上不斷恢復維持以前的狀態和水平”。不僅如此，個體是會死的，所以，“勞動力的賣者就必須像任何活的個體一樣依靠繁殖使自己永遠延續下去”，“死亡的勞動力至少要不斷地由同樣數目的新勞動力來補充。因此，生產勞動力所必須的生產資料的總和，包括新一代勞動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
與此同時，馬克思還認為“工人的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在不同國家，不同的文明狀況下當然是不同的”。在《資本論》中，更是明確提出：“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于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么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要素。”
這就意味著，勞動力的再生產價格，與他們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息息相關，與工人階級形成在什么條件下息息相關，而中國當代工人，脫胎于戶籍限制下的農民。
即使農民有這個經濟能力，仍然通過嚴厲的驅逐政策，不允許農民工及其子女在高成本的生活環境中生存，維持他們原有的習慣和生活方式、生活要求，把他們隔絕在“歷史和道德的要素”之外，就能壓低他們的生活水平、生活成本與權利訴求，從而獲得低成本的勞動力供給。這個邏輯，很符合馬克思的人口再生產理論。不過，如果這個理論是正確的話，這也意味著徹底的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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