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新型集體經濟：榜樣的巨大作用
2017年2月，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組織了“三農”工作座談會，邀請了多位著名三農領域的學者和農村一線工作者參會。當時正值各地農村開展農民承包集體耕地確權工作，對此社會上存在不同的意見。有些人主張，土地確權后應允許農民將承包地流轉出賣以增加“財產性收入”，而土地流轉集中到私營大企業手里就可按照現代化農場模式進行規模化生產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反對意見則認為，農民之間承包地流轉一直在農村自由順暢地進行，用“確權”固化農民承包權的做法會鼓勵一小部分農民把承包地當作個人私產，而村委會則喪失了對承包地塊進行微調的功能，更多的擔心在于，允許農民將土地一次性流轉出賣與憲法規定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原則相違背。我們要堅持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況且目前農村之所以存在大量撂荒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村集體和鄉村政府對耕地有效管理的能力受到削弱，農民土地承包固化后，撂荒地更難得到遏制和治理。
《塘約道路》一書作者王宏甲介紹了貴州畢節市塘約村在遭遇特大洪澇災害時，全體村民在左文學書記和村黨支部的領導下，重整村里的農田、房屋和道路，因勢利導組建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村民將自家承包權入股合作社，實行統一生產經營的模式，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塘約道路”開辟了新形勢下村黨支部領辦農民合作社、在新型集體經濟下發展生產的道路。塘約村的做法得到與會人員的高度贊同。
在“塘約道路”的啟發下，中共煙臺市委組織部牽頭并聯合市有關部門，在全市范圍推動開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試點。截至2020年8月，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已占全市村莊總數的40%，入社群眾達34.5萬人，帶動新增集體收入3.91億元，群眾增收5.01億元。
嚴海蓉當時是香港理工大學教授（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她從社會學角度從事三農研究，對國外農業生產經營模式有深入的研究，《鄉村紀事》一書是嚴海蓉研究團隊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嚴海蓉團隊調研范圍比較廣。她們在南方重點調研了貴州畢節市塘約村、大壩村以及云南省的農村，在北方調研過黑龍江新興村（以朝鮮族村民為主），在西藏海拔5000米的嘎措鄉進行了數年跟蹤調研；在中原調研了河南省土洞村，在東部調研了煙臺市農村。她們所調研的鄉村涉及農村幾個主要產業類型、多個民族地區的農村現狀，研究成果對鄉村振興、對廣大農村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參考價值。
體現鄉村全面振興新形勢的應時之作
2024年6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經過數年醞釀討論，在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通過，這意味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了明確的法律地位，標志著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法律地位不可動搖，集體經濟組織可以依法開展正當的生產經營活動，帶領廣大農民群眾走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鄉村紀事》這部書的出版，可謂是應時而作。
這本書重點總結了包產到戶以來7個農村案例，這些具有典型示范意義的村莊在黨支部的領導下，通過集體經濟組織開展生產經營活動所取得的成果和經驗，同時指出，當前影響中國鄉村可持續發展的制度缺陷和短板是缺乏組織化、缺乏內生性，認為重新激活的村集體應該成為引領鄉村社會發展的龍頭，村莊的新集體化能夠解決鄉村的組織化和內生性問題。
從權責統一的角度來看，鄉村振興的龍頭不是地方政府，而應該是村集體。地方政府需要提出地方發展的方向和戰略規劃，而鄉村振興的具體路徑、方法和決策，需要依靠村集體發揮責任心和能動性。
鄉村振興是多方面發展的統籌協調，包含社區、文化、生態、農民生計等方面，只有村集體能夠兼顧多元價值，兼顧短期利益和長期可持續性。所以，鄉村發展、鄉村振興的龍頭和主體應該是村集體。而非資本和政府，多年資本和政府的實踐都錯置了鄉村振興的主體。
在以中國70多年的發展經驗觀察，中國鄉村發展的制度特點和優勢是什么？我國長期積累了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主導制度特點，能夠發揮組織化的優勢，超越小農作為小生產者的局限性，實現適度規模經營，開發多樣化業態，同時，可以更好地統籌和保護社區農業的多功能性和多元價值。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有多種功能，包括管理資源、統籌經濟、保護農業、社會發展、生態恢復。
我們認為，新型集體化的原則在于公共性的豐富和擴大，其靈活性則在于不是一步到位，允許有探索的過程。
新型集體化實踐的初心從哪里來？在鄉村基層的土壤中依然留存著種子，而新型集體化便是這些種子發芽、開花、結果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集體重新被塑造，成為鄉村振興的發動機。只有提供新的公共性能量，創造“合”的條件，才能帶動群眾，讓村民們逐步脫離“分”的慣性，創造新的集體經濟。美國政治經濟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貢獻是在世界各地的“公地”維護中發現了多種付諸實踐的合作制度，打破了私有化的迷思。從廣義的農業資源（包括農、牧、漁）來說，中國可能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公地”，中國在農業“公地”的管理上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對這些經驗教訓的總結和揚棄，不僅關乎中國農業資源的未來、關乎鄉村振興的前途，也對世界“公地”的管理有著重要的意義。
作者的觀點來自對農村深入調研的結果，來自對世界各國農業生產經營模式的考察對比，來自對人類發展史的回顧，更來自要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建設可持續和諧社會的理想初心。
下面分別點評一下書中的幾個案例。
塘約村案例
王宏甲的《塘約道路》一書出版后，很多人前來參觀學習。有關塘約村的新聞在互聯網上也爭議不絕。有人說這是當地政府用錢堆起來的假典型。
《鄉村紀事》一書對塘約村2014年遭受特大水災后政府的資金扶持作了一個全面梳理，作者走訪了當年村會計，查看了有關賬本，與鎮政府等有關方面進行了核對，基本上弄清了塘約村所接受上級扶持資金的來源和數目。2015年上半年之前，塘約獲得政府一般災后救助和其他普惠政策，并沒有特殊之處。合作社起步時缺乏起始資金，而銀行信用社按政策規定，不對村集體經濟組織放貸款。無奈之下，11位村干部以個人名義貸了114萬元，合作社盈利了就作為集體貸款對待，賠了由村干部個人承擔。
塘約村集體經濟組織一旦運作起來，就有條件競爭政府的支農項目資金。比如修村里的道路，縣政府有關部門要求村里用自己的力量修整好道路毛坯，縣里施工隊才進村施工鋪路。其他村整修道路時需要對村民土地和房舍建筑做必要的微調整，因牽涉村民個人利益，工作頗費周折。而塘約村輕而易舉地就把毛坯路修了出來，政府修村莊道路的資金自然首先由塘約村得到。其他村不服氣地去鎮上反映，鎮書記馬松對他們說：如果你們也有塘約村這樣一個硬班子，能把村民組織起來，我們也照樣支持你們。其他村無話可說。
塘約村左文學書記說，農村的發展道路需要“讓真正的村集體組織成為主人，堅持自己的主人公地位”。他這樣看待政府的扶持：要政府的“幫”，不要政府的“包”。政府在行政架構下的幫扶很有可能幫倒忙，個別項目可能只顧局部、不顧整體和長遠，甚至影響村的持續發展。
塘約村當年的11個村干部，有的是老村干部，有的是老村干部和老黨員的第二代，比如村支書左文學的父親就當過多年村支書。所以，在特大災害面前，大伙能夠跟著村黨支部走，組織起來重建家園，搞集體經濟。此前，村黨支部也曾組織過村民自力更生，整修了村里的道路橋梁和水利工程等。
塘約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之道是，堅持村黨支部領導下的村民民主集中制原則，合作社和村里的重大事務在村民大會上作出決定，村黨支部管理監督黨員和村民，村民反過來監督黨支部成員和村干部，村干部的工資是由村民打分，按得分檔次來領取報酬的。
塘約村土地合作社的盈余按3:3:4比例分配，其中30%歸合作社，30%歸村集體（支付干部津貼和用作風險保障儲備金），40%按村民入股數實行二次分紅。平時村民參加合作社勞動，一般都按計件工資管理。雖然對貧困戶有多安排上崗勞動的照顧，但也是按計件掙錢。合作社也采取村民以承包的方式包種合作社大棚、菜園等項目，超產部分按比例與合作社分成，村民占大頭。合作社鼓勵村民多勞多得，不養懶漢。
嘎措鄉：雪域高原的人民公社案例
嘎措鄉位于西藏自治區那曲市雙湖縣，轄區面積2.74萬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900米。嘎措人民公社成立于1976年，目前共有123戶，578人，分布在兩個行政村。1982年，西藏推行包產到戶改革，而70%的社員反對包產到畜，這樣嘎措就成為全自治區唯一保持人民公社體制不變的鄉。嘎措人均收入水平歷年在雙湖縣7個鄉鎮中名列第一。2016年全鄉人均可支配收入18494元，遠高于那曲地區農村居民8638元的收入。
嘎措鄉地處西藏高原深處，地廣人稀，與最近的鄰居也有幾百公里的距離，放牧是唯一的產業。在這種生態極為惡劣的環境下，個體牧民一旦生病不能放牧，畜群不久就會散群走失，這家牧民也就破產了。因此，堅持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團結互助共同生產，就顯示出了優越性。
由于地理上的隔離，嘎措人民公社幾乎處于封閉狀態。而且全國人民公社除河南周家莊外都早已轉制，嘎措人也沒有現成經驗可借鑒。這反而促進了嘎措人自己去探索創新。嘎措人自己制定了嘎措人民公社189條管理細則，每一條都是來自生產實際，都是經過全體牧民反復醞釀討論制定出來的，沒有虛的東西。這就保證了全公社生產和牧民生活的順利進行，真正體現了牧民當家作主。這是嘎措人民公社能夠比全市其他鄉鎮搞得好、牧民生活質量高的前提。嘎措人民公社建成了牧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個也沒有少”的世外桃源。
我認為以人民公社憲法之稱的“六十條”是非常好的文件。但我對人民公社的弊端也有深切的體會。公社后半期政府往往違反“六十條”原則，過度干涉生產隊的事務，政府不時下派工作組，隊長必須聽工作組的話，無視社員當家做主的權利。社員包工干活、勞動定額管理被批評為沒有突出政治，搞工分掛帥；社員多養幾只羊、幾只雞也要被割“私有尾巴”；有的地方把社員自留地收歸集體。搞水利工程會戰，即使本隊不受益也要派工出資，這本來是違反“六十條”的行為，但有的生產隊長提不同意見卻被扣上思想落后、反對學大寨的帽子。在官僚主義的指揮下，很多水利工程發揮不了作用，純屬勞民傷財的花架子工程。這種剝奪生產隊自主權的官僚主義做法能搞好人民公社嗎？
集體經濟組織自有其堅韌旺盛的生命力，世界各國都有成功實踐的案例。比如以色列的集體農莊“基布茲”“莫沙夫”，個體移民在自然環境惡劣的沙漠干旱地帶只有通過互助合作，才能生存和發展生產。2013年以色列有274個基布茲，工業產值占全國的9%，農業產值占全國的40%。
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是黨的優良傳統，是黨的基本路線。讓人民群眾當家作主，這是辦好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前提。左文學說，集體經濟組織“要政府幫，不要政府包”。這是出自切身經驗的感受。嚴海蓉團隊在本書中為我們提供了嘎措人民公社這個成功而且稀缺的案例。
山溝里的華西村——大壩村集體經濟發展案例
貴州安順市大壩村與塘約村相距幾十里，該村集體經濟領頭人、村黨支部書記叫陳大興。與左文學一樣，他父親也曾當過村支書。
我與陳大興在一次開會中認識，多次聊天，對大壩村的事有所了解。大壩村重搞集體經濟是由一項林業新科研成果促發的。
貴州省安順市林業科學研究所，從省植物園引入種源進行無子刺梨的栽培育苗經營中，發現了金刺梨品種。該所于2009年在《種子》雜志發表“貴州薔薇屬一新變種——光枝無子刺梨”一文，介紹了這一品種。光枝無子刺梨為攀緣灌木，高4-6米，冠幅2-3米左右，分布在貴州省安順市、黔西南州等地。無子刺梨的果實可生食，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人參皂苷，味甜于普通刺梨，鮮食加工均宜，是重要的經濟樹種，也是治理石漠化的先鋒樹種。陳大興本人就是農民技術員，是最早一批引種試驗示范金刺梨的人。他起初通過出售樹苗獲利幾十萬元，后來與幾個村干部一起流轉了林場失火廢棄的林地種植金刺梨，使大壩村成為當年繁育推廣基地。為了幫助本村村民共同致富，2012年，大壩村黨支部帶頭成立了金刺梨種植合作社，大壩村有3個村民小組，150戶，其中有120戶以承包地入股加入了這個合作社。2011年金刺梨每斤可以賣25-30元，后來種植的人多了，價格下降。于是合作社就在金刺梨深加工上做文章，建立了生產金刺梨果酒廠，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也獲得了盈利。但金刺梨是一個新產業，市場需要深度開拓。大壩村需要與大企業和旅游公司深度合作開發，才能把金刺梨產業做強做大，大壩村正在向這個方向努力奮斗。
陳大興曾經去江蘇省華西村參觀，和吳仁寶老書記的深談對陳大興觸動很大。2013年，貴州省實施“美麗鄉村”項目，上級政府下撥專項資金供村莊“穿衣戴帽”規劃使用（就是將民居的外墻和房頂進行統一裝飾）。陳大興和村黨支部一班人不滿足這種小打小鬧，決心借鑒華西村的經驗，利用“美麗鄉村”和“危房改造”項目為契機，把村里大部分舊房拆掉，實行新房統一建設，分五期工程實施。全村宅基地統一流轉到合作社，每畝面積統一計價為3萬元，每家新房建筑都不能超出省里規定的宅基地面積。村民兒子成家分戶可再申請一份住宅地。有的戶原住宅面積超標的，多出的面積可從合作社領錢；原住宅面積不達標的，可以拿錢向合作社買地。用這個土辦法一下子搞活了新房規劃建筑。當時村民個人建房，每平方米成本是1000元，村委會統一雇用工程隊，因為工程量大，建筑成本相對低。村委會與工程隊談成的建房協議是每平方米790元，村民和建筑隊都滿意。重新規劃建成的大壩村，居民一式三層樓，底層可當作商鋪，有10多戶經營農家樂、餐館。大壩村成為周邊聞名的一個商貿小鎮，被人戲稱為“山溝里的華西村”。
河南新安縣土洞村的集體經濟之路
我與土洞村黨支部書記鄭向東常有聯系，這是一位瘦小干巴的農村老者。他自1983年開始擔任村干部，是一個忠誠社會主義事業的基層干部，精明強悍，很有商業頭腦。
該村背靠郁山國家森林公園，與鄭州市、三門峽市不遠，到新安縣城10分鐘的路程，走高速前往洛陽市僅需半小時。該村黨支部抓住小浪底搬遷調地的契機，做通村民的工作，將原本分田到戶的土地重新收歸集體，形成了土洞村特有的土地使用機制，村集體擁有村內土地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以及對郁山國有土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村民保留自留地，擁有自留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但村民承包權服從于村集體對村內土地的所有權和經營權，農戶聽從集體對于土地的調整和安排。
這時，土洞村發現了晉代藏兵洞，土洞村黨支部利用這一古跡和周邊優美自然環境和大城市相距不遠的優勢，將農村旅游業作為一項基礎產業來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原來村里的煤礦實行股份制，其中鄭向東也有股份。他帶頭退出煤礦股份，說服其他股東也退出股份，改由村集體經營。村里還新建了好幾個加工企業。
鄭向東說：“群眾不富我不富，民窮我富是恥辱”。土洞村領頭人具有這樣的胸懷和境界，能搞不好集體經濟嗎？如今土洞村已經是聞名遐邇的旅游勝地，建設成村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彩云之南的新岐村
2021年，我到貴州省畢節市農村調研，發現當地農民用網圍欄圈住一塊山林，散養跑山雞。我問，散養雞不怕被野獸吃掉嗎？當地陪同人員告訴我，當初林地也分到了戶，因為農民窮，沒有錢買煤，就砍樹燒火做飯，很快把山林砍光了；甚至有村民刨草根生火。這樣方圓上百公里的山地不見了樹林。后來國家對畢節市重點扶貧，一系列惠民措施的實施，才改變了農民砍樹摟柴生火做飯的陋習。同時鄉村組織建設得到了加強，使砍樹之風得到了有效地遏制。現在我們看到的森林，是近七八年恢復過來的，當年隨著森林消失，野獸也滅絕了，現在森林雖然恢復過，但吃雞的野獸還沒有出現。
嚴海蓉團隊在《鄉村紀事》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令人鼓舞的保護林木的正面案例。
云南省騰沖市新岐村，1982年實行包產到戶時，頂住上級政府要求劃分林地到戶的壓力，保留了全村三分之二的集體林地沒有分，繼續實行集體管理的模式。這些林業資產成為新岐村走上新集體經濟道路的起點。集體林場的可觀收入，使新岐村有財力為村民辦了很多公益事業，修建了進村油路，使該村成為周邊地區的商貿中心，發展起了旅游業，成為當地一個欣欣向榮的富裕新農村。
《鄉村紀事》一書還記述了黑龍江省的兩個案例，其主要做法是，村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動員村民加入合作社。實行“五統一分”經營模式，“五統”即土地統一、技術統一、種植品種統一、農資統一和統一銷售。“一分”指分戶經營。這種做法在社會上具有普遍性。組織起來的農民具有移山倒海的力量，全國農田水利建設取得了改天換地的偉大成就，祖國山河面貌煥然一新，全國人口增加了60%之多，一掃農村90%以上文盲的局面，青少年普遍接受了初等教育，這為以后的改革開放創造了物質和高素質勞動力的基礎條件。一盤散沙成不了氣候，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力量大，這是歷史的經驗。《鄉村紀事》所提供的鮮活案例告訴我們，只有把農民組織起來，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才能夠實現鄉村振興的宏偉戰略，才會實現中國的全面現代化。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于2025年5月1日實施，這標志著農村集體經濟會有一個新的發展高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如何搞，《鄉村紀事》一書為我們提供了一批成功的范例，可供各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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