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化學除草及其危害
古人采取的以人力為主的物理除草措施費力費時,現代農業多不愿意采用,工業革命以后人類發明了除草劑這種化學除草方法?;瘜W除草可追溯到 19 世紀末期,在防治歐洲葡萄霜霉病時,偶爾發現波爾多液能傷害一些十字花科雜草而不傷害禾谷類作物(閻世江 等,2017)。法國、德國和美國同時發現硫酸和硫酸銅等的除草作用,并用于小麥等地除草。有機化學除草劑始于 1932 年選擇性除草劑二硝酚的發現。20 世紀 40 年代,2,4-二氯苯氧乙酸(2,4-D)的出現大大促進了有機除草劑工業的迅速發展。1971 年合成的草甘磷具有殺草譜廣、使用方便的特點,是有機磷除草劑的重大突破,轉基因耐除草劑作物的出現更是將除草劑的使用推向高峰(李云河 等,2012)。
化學除草能夠發揮作用,是根據除草劑對作物和雜草之間植株高矮和根系深淺不同所形成的“位差”、種子萌發先后和生育期不同所形成的“時差”,以及植株組織結構和生長形態上的差異、不同種類植物之間抗藥性的差異等特性而實現的。20 世紀 70 年代出現的除草劑助劑(蘇少泉等,2007)用以拌種或與除草劑混合使用,可保護作物免受藥害,擴大了除草劑的選擇性和使用面。由種子萌發的一年生雜草,一般采用持效期長的土壤處理劑,在雜草大量萌發之前施藥于土表,將雜草殺死于萌芽期。防除根狀莖萌發的多年生雜草則采用輸導作用強的選擇性除草劑,在雜草營養生長后期進行葉面噴施,使藥劑向下傳導至根莖系統,從而更好地發揮藥效。
化學除草具有高效、及時、省工、經濟等特點,適應現代農業生產作業,還有利于促進免耕法和少耕法的應用、水稻直播栽培的實現及密植程度與復種指數的合理提高等。但大量使用化學物質對生態環境可導致長遠的不利影響。這就要求除草劑的品種和劑型向低劑量、低殘留的方向發展,加強生物除草劑研發,盡早實現推廣(陳世國和強勝,2015)。同時力求與其他措施有機地配合,進行綜合防除,以減少施藥次數與用藥量。
由于除草劑的廣泛應用,目前人類食用的主糧、水果、蔬菜,乃至中草藥,都難以逃離除草劑的影子。然而,這種科技進步是有代價的,即食物鏈有可能被污染,譬如市場上暢銷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油、菜籽油;含轉基因大豆蛋白與轉基因大豆油的國內外知名品牌嬰幼兒配方、孕婦營養食品;轉基因豆制品、豆漿粉等,添加轉基因大豆蛋白的火腿腸、香腸、餃子等一系列冷凍食品、面包及蛋糕、餅干;一些快餐用轉基因油炸的食品、轉基因豆漿、喂養轉基因大豆的家禽、家畜的肉等食品,皆可能讓超低微量濃度的殘留草甘膦進入人類腸道,通過腸壁血液循環系統進入體內所有器官,甚至進入孕婦體內的胎兒。
除草劑對健康的影響甚于殺蟲劑。除草劑除草只管滅殺雜草,而不管土地,也不會關心除草劑對于人類食物鏈的污染,噴灑除草劑這個農活本身就是很有健康風險的。除草劑的毒性很強,即使幾十米遠的地方飄過來的除草劑對那些敏感植物仍有殺傷作用。
農業從來都不是一個偷懶的產業,如果盲目像工業生產那樣提高效率,發展懶人農業,那么生存健康問題就會隨之而來。研究顯示,與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玉米、油菜捆綁使用的草甘膦除草劑農達中的活性成分草甘膦,具有雌激素作用,而且在一萬億分之一超低微量濃度范圍即可促進乳房癌細胞增殖(Thongprakaisang et al.,2013)。國際癌癥研究所將草甘膦列為 2A 類致癌物質(Guyton et al.,2015),也有研究表明草甘膦會引發“非酒精性脂肪肝”(Mesnage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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