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本是家家告別一年的辛勞，回家團圓的時候，但是當我年前回家，聽到最多的卻是母親抱怨——“工錢又沒結到”“老板又把我拉黑了”“這幾年的錢越來越難要了”。
一、 辛苦一整年，歲末討薪難。
我的家鄉位于祖國的大西北、天山腳下——新疆的中部小城。近年來大量的道路、建筑、園區建設需要大量的工程設備，我母親便是做澆灌、降塵相關機械工作。跟著工地做工程，母親需要在一年之春工地開工就上工，一直干到年底氣溫降低工程暫停而結束，辛苦一整年，報酬卻是一年比一年難拿。年前回家，筆者母親和一些親戚紛紛抱怨道，別說今年，就是幾年前的工錢到現在都還沒交付。為什么會這樣？本文正是經由筆者的親身經歷，展開敘述。
二、 為什么農民工屢遭欠薪，為什么農民工討薪困難？
原因之一是建筑行業承包關系的階梯式造成的混亂。
筆者跟隨母親參與了幾次討薪，在承包商和建筑企業的拉扯中，工程款被企業拖欠的情況十分普遍。建筑行業大多是“建筑單位——承包商”的招投標承包模式，然而在實際的施工過程中，建設單位拖欠工程款的情況已經屢見不鮮。這種現象在一些市政工程中更甚，拖欠的工程款只能由下游承包企業墊資，如此層層分包下去，上游資金鏈斷裂直接導致包工頭和工人的工資無法得到保證。一個工地的包工頭告訴我們：“這兩年的工程錢發的越來越慢，今年的工錢我墊了幾十萬了，年底再不發我就帶著工人去總部要賬去！”
此外，筆者在與包工頭交流時發現，開發商或市政將建設項目工程發包給有建筑公司，建筑公司又根據施工需要將建設工程劃分為小項目分包給多個包工頭。這里，開發商或市政單位將工錢發放給建筑公司，而建筑公司是否將工錢足量按時給付包工頭和工人，開發商往往對此并不知情。筆者在跟隨包工頭前往工程開發商總部要賬時，了解到總部早已將工錢超額撥給了建筑公司，然而建筑公司卻遲遲沒有給付下游包工頭工錢。在這個層層發包的過程中，分包的層級越多、違法轉包的次數越多，工程款和工資給付的問題就越嚴重。
早在三年前，筆者在湖北調研時，就發現建筑行業的“三角債”現象尤其嚴重，這在筆者家鄉的建筑行業也普遍存在。市政財政不支卻大搞“政績工程”，或開發商的效益不好而負債開發時，項目款給付往往會滯后，這導致下游的承包商拿不到工程款的同時又欠工人的工錢，同時建筑企業的銀行貸款又遲遲難以還款，最終導致項目資金鏈斷裂，工程暫緩甚至停滯。建筑行業這種階梯式的發包結構，尤其是市政的建設項目，一旦層層環節的資金都延遲給付，那么無疑工人的工錢發放也面臨風險。
原因之二是建筑行業中勞動關系的混亂。
如上文所述，建筑行業中的資金鏈條是通過層層發包、轉包等形式，這個鏈條只要有一個地方出問題，那么工人的工資就會被拖欠。筆者多次跟隨工人討薪交談之余，了解到，許多工人認為“我跟誰做的活就找誰要錢”，因此在討工資時工人往往只“認”包工頭（工人稱之為小老板）。但是，工人和包工頭雖然存在事實上的勞動關系，但是二者通常不簽訂勞動合同，而是口頭答應或不正規的憑據。目前大部分建筑企業都是將工資統一撥給包工頭，由包工頭統籌給付工人，具體表現為工人和包工頭達成口頭契約，包工頭給工人打欠條，年底統一發放。母親的工友中，工地的包工頭年底跑路已經屢見不鮮，大量的惡意欠薪、企業盈利狀態差而沒錢給包工頭發工錢等現象，這些都增加了工人向包工頭討薪的風險和難度。
建筑行業勞動關系的混亂又表現為工人到底是同建筑公司還是包工頭存在勞動關系。《勞動法》第五章第五十條規定：“工資應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但多年以來，建筑企業和工人形成一種潛規則，這種“潛規則”多表現為不簽訂勞動合同、工資年付、工資由包工頭代發等，這無疑增加了工資給付的風險。
兩年前，筆者同母親前往工地初次做工時，筆者要求工地和我們簽訂勞動合同，但是工地甚至拿不出同工人的合同模板，最后是筆者在現場手寫勞動合同，規定雙方的權責、工作內容、工資給付等內容。同我們簽訂合同的是建筑公司的承包老板，但在年底要工錢時，每當我母親給老板打電話都會被推脫給包工頭，包工頭又拖延說老板沒有給付工程款，這種反復拉扯正是建筑行業勞動關系混亂的體現。此外，在家鄉一個大學城建設項目中，因為資金鏈斷裂，大量的工人工資無法交付，工人隨即建成微信群約定“堵老板”來討工資，最后老板堵到了，但是很多流動農民工由于沒有和工地簽訂勞動合同，在當場無法結到工錢，如今老板跑路，結錢更是遙遙無期。
原因之三是勞動管理部門的權限不明，管理力度欠佳。
當工人被欠薪時，他們往往會打12345市民熱線處理，市民熱線則會委托勞動局出面協調或責令包工頭立即給付工人工資，但是遇到惡意欠薪時，這種協調或責令整改的違法成本很低，勞動局也起不到太大作用。此時才會通過司法訴訟來解決，而司法程序復雜，少則三個月多則一年起步，工人又不能將全部的時間寄托于過去干的活上，工人既不懂行政訴訟程序，又和發包單位耗不起時間，維權困難，時效慢，周期長，成本高，多數遭欠薪的工人只能望而卻步，吃啞巴虧。
實際處理過程中，市政或公安部門面對欠薪單位大多優先采取調解的方式，只有在遇到始終不配合交付工資的企業才會進入勞動仲裁或司法過程，這時才有一定強制力手段。然而這樣的做法由于缺乏威懾力，違反成本低，很難使得一些“老賴”企業按時結款，甚至很大程度上助長了這些企業老板惡意欠薪的氣焰。筆者的小叔就曾遭遇惡意欠薪，他的機械做完市政綠化工程后，由于是給包工頭干活，包工頭表示也沒有收到上面單位的工程款，他只能向上面的平臺公司要賬，平臺公司老板說沒錢并叫囂“就算你們告到法院我也是沒錢”，之后又推脫給市政，市政的環境、交通、勞動等不同部門互相推脫，遲遲沒有結工程款項。最終他只能將諸部門和公司訴諸法院，折騰了一年半才拿上工錢。
原因之四是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且沒有工會，沒有媒體，缺乏發聲渠道，利益訴求得不到重視。
由于建筑行業的工人大多是農民工，他們對于除自身工作技能之外的知識了解十分有限，法律知識則更為欠缺。筆者母親的許多工友告訴我，他們好幾次在與包工頭、用工企業打交道中吃過“不懂法”的虧，或被單位欺騙扣薪，或被單位簽訂不對等合同甚至不簽合同，他們在被拖欠工資時很多拿不出企業欠薪的證據，只能憑借第一反應找包工頭或小老板要工錢。在個人討薪無門后，往往采取工人聯合堵門、談判甚至上訪的形式討要工錢。筆者和這些討薪工人交流中，了解到他們一方面自覺自己缺乏法律知識，另一方面由于做工單位主要是大型建筑企業或政府的平臺公司，他們也在潛意識中認為自己即便打官司也打不贏。
在討薪的實踐中，工人們第一時間都是先個人找老板要賬，或打電話或前往項目部直接找老板，實在要不到才會找市民熱線或勞動局。工人大多數時間是個體化地自行追討，采用法律手段的很少，會借助媒體輿論來幫助討薪的則更少。筆者的小叔就曾遭遇過一項惡意欠薪，三年前做工的工錢一直拖欠，考慮到司法途徑時間長成本高，小叔無奈之余委托筆者將工程企業和包工頭欠薪的事件情況發到市長信箱及地區媒體網站，迫于輿論監督壓力和后續承包項目的信用壓力，工程單位同意“先撤稿，后打款”，最后討到了工錢。
由于農民工的做工方式是流動的，很難形成統一組織，更沒有工會為他們維權，因此在自身權利遭遇損害時，缺乏維權相關知識的工人們也找不到發聲渠道，難以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三、 討薪的方式：底層抗爭的邏輯
在上文中，筆者的觀察和親身經驗可以總結出幾種討薪方式，筆者暫且將其劃為三類。第一類是借助公權力的方式討薪，如上訪、12345、官媒監督通道、訴訟等；第二類是強力式討薪，如工人聯合圍追堵截，甚至造成工人和企業的沖突等；第三類則是表演式討薪，如工人帶著一家老小前往工程單位討薪，或工頭帶著農民工向建筑企業要工錢等。
不論是行業的亂象，還是政府管理缺位，又或是農民工自身法律意識淡薄，各類失范現象的最大受害者是大量的底層民工。不妨在此反問，如果被拖欠工資的是教師、醫生、律師，這些群體會采取何種行動？為何被拖欠工資的往往是農民工而不是上述群體？顯而易見，因為農民工是弱者，他們大量處于社會底層，在飛速的城市化過程中他們成了失語者，身體的進城沒有導致他們身份的進城 ，農民工實質上的弱者身份仍然沒有得到改變。
但是這個問題卻不能這么簡單地回答了之，在社會轉型、城鄉二元對立走向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關注農民工的討薪問題，完善近3億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的相關權益，建立健全相關維權機制，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完成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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