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三年的疫情,我們帶著后疫情的反思來交流生態合作實踐,格外珍惜這些實踐的意義。
新冠大流行給了我們三點反思:
一、疫情為人類和自然關系敲響了警鐘。流行病學家和疾病生態學家們指出,疫情爆發不是一個孤立的緊急事件,而是有著結構性的背景[1]。擴張的資本化農業體系,破壞了病毒原先棲息的、閉塞的生態環境,導致病毒向人類聚居地擴散;同時,單一種植、單一養殖在減少多樣性的同時也消除了病毒傳播的屏障[2]。
二、疫情流行加劇了糧食不安全的態勢,全球新增過億的饑餓人口。
三、在疫情管控阻斷常規商業物流的情況下,亟需建立社區網格的采購配送渠道,防疫常態化需要我們重建社區互助團結的網絡。
總之,在后疫情的反思中,我們更加理解生態文明的戰略意義,更加珍惜基層生態-合作實踐的探索意義。因此,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中國及全球發展網絡攜手人民食物主權網絡,在河南周山村組織了一場線下研討會,與各地關注農村問題的伙伴共同探討:在后疫情時代下,團結經濟如何前行,生態農業為何需要合作發展。
與會者們來自東西南北,有學者、農村社區工作者和村黨委干部等等。大家的視角、經驗和實踐各不相同。我們對大家的發言有所采擷,以饗讀者。
必須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
鄭向東(河南洛陽土古洞村書記)
1995年,土古洞村的帶頭人鄭向東書記在知道南街村的集體經濟后,立馬帶領村兩委班子考察學習,回來后召開村民大會,經過兩個月的爭辯討論,最終確定走黨支部引領集體經濟發展的道路。村兩委重新獲得對土地的經營管理權,通過統一規劃,確定了以旅游業為主導的集體經濟模式。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應該被激活,這是土古洞村從現實中找到的答案。
無村財政則無鄉村發展的能動性
胡靖(華南師范大學三農與城鎮研究所)
胡靖老師從自身長期的調研經歷出發,歸納出七種“村兩委/村集體+”的新型集體經濟模式,即七種村集體經濟的財政來源方式。他認為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離不開穩定的村財政的保障。但如果村財政的建立僅僅寄希望于政府財政的轉移支付和鄉賢捐贈,勢必成為另一種負擔,也無益于提升村民們的主體性和凝聚力,唯有新型集體經濟才能成為村財政長期穩定自主、無依附性的資金來源。這一觀點擺脫了一直以來對鄉村振興建設的認知誤區,即認為鄉村振興還是以外部資源輸入為主,也論證了建立新型集體經濟的必要性。鄉村需要真正地自己成長起來,離不開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離不開與自己血脈相連的村財政制度。
零污染,為公心
胡詩澤(海南次灘村觀光旅游專業合作社)
返鄉青年胡詩澤帶著生態理念,在家鄉海南次灘村搞起了振興鄉村的事業。村里的自然學堂和生態農場常舉辦豐富的活動,讓男女老少都熱熱鬧鬧地學做酵素、學習垃圾分類等等。胡老師帶著大學生的知識、創業者的眼光,守護村莊的綠色,培育村民的公心。
團結經濟講團結,生態生活行中悟
何明培(南充南部縣旗田種植專業合作社)
回鄉五年來,何明培一直堅持與村民們共同勞作,走家串戶、團結村民。在他的帶領下,合作社已經覆蓋了5個鄉鎮、8個村莊。他秉持著兩個理念:一是追求“小而精、多而美”,二是反思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在鄉村建設中應當讓自然保持美麗,讓土地充滿活力,讓人文得以傳承,讓勞動得到尊重。他指出當前鄉村振興的難點和痛點是村民的參與度不足,而這背后的深層原因是村民對于鄉村振興的理解不足。
鄉村振興有三力,村民齊心最大力
林爐生(中華慈善總會幸福家園村社互助工程)
林爐生圍繞著“好厝邊計劃”和鄉村振興巾幗行動介紹了他在福建內龍村的實踐。通過外力引發內力的方法,原本衰敗、處于邊緣位置的內龍村不僅實現了村民內部的重組織,還吸引到了政府的關注與支持。他將內龍村的實踐總結為”外力、政府力、內力“三力合一的模式,并指出這三力只有配合才能產生最大合力。依據自己的經驗,他認為在鄉村發展產業真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
探索路上遇坎坷,合作發展心更堅
范鑫(河南黃河共富)
黃河共富合作社是由一群關心生態與健康生活方式的初心者創立的。在實踐以來,成員們從消費端的合作帶動生產端的合作,逐漸建立了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和消費者合作社“三位一體”的模式,讓在城市工作的社員也能夠參與勞動,吃到自己種出來的生態瓜果蔬菜。2021年河南特大洪水給合作社帶來了嚴重的打擊,范鑫和伙伴們不拋棄、不放棄,重振旗鼓,期待能在2023年全面恢復。
生計難組織難,自下而上再向前
廖鳳連(廣州從化區深耕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鄉村振興的一大目標是實現產業振興,帶動農民致富。從2010年開始,深耕就培育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返鄉青年等為主體的鄉村自組織,逐步打造出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社區產業鏈。然而,市場“大魚吃小魚”的規則越來越脅迫小農戶的生存和發展。合作生計不僅面臨產品市場化、渠道拓寬等挑戰,而且對農民的組織工作也頗費心力。路在何方?也許還是要堅持:村莊的公共性服務不能停止,公平的合作原則也不能廢止。
種子在手,人民無憂
許遠國 王源(信陽雞公山山水云間農業合作社)
老種子被大公司的種子逐漸排擠出市場,這讓小時候的味道消失了,甚至讓人的健康權受到了威脅。在意識到種子安全的問題后,許遠國專心致力于收集老種子。從2012年退伍后,他開始跑村莊、上互聯網、參加老種子大會,把收集來的種子進行培育、種植再篩選。這個過程至少要3年才能完成。如今老許已經在各互聯網平臺上收獲了一批“粉絲”,也吸引了不少生態農人一起合作。王源作為老許的搭檔,懷揣著對生態農業的期望開展了許多種養殖實踐。盡管頻頻遭遇打擊,王源仍然繼續堅持生態理念,希望以農業生產撬動鄉村建設。
合作要算賬,效益長遠看
劉海慶
(敖漢旗興隆洼小米生態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
海慶認為,“組織起來”是小農走向現代化的階梯。生產上,敖漢小米生態種植合作社目前有5戶農戶,300畝土地,采用互聯網訂單的銷售模式;組織上,發動村民一起改造廣場出工出力;文化上,有專業攝影師拍攝農民肖像,還有小米音樂節。我們常說算一筆賬,看合作生產的效益到底多高。可是,還有一些效益常常沒有“進賬”:村莊關系和諧了,村民精神豐富了,農村生態改善了。
村莊里,建筑工人再現“三結合”精神
梁軍老師和周山村施工隊
“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人民當家作主在毛時代不是口號,而是真正的實踐。在周山村有一支施工隊,他們和大學的設計專業老師一起合作,用自己的奇思妙想和技術打造了一個環保建筑群。“去打工,是給老板干活,聽工程師的指示;在周山村,是俺們自己想,為了村民們干。”
夢里老家生態墻,用到了很多廢棄物品:
電風扇葉片、電飯鍋、收音機、鐘表、酒瓶
夢里老家的打造,不僅讓師傅們收獲了自尊自信,也極大地激發了師傅們以及村民們的創造力。在施工期間,只要看到垃圾,村民們都往施工隊送去。垃圾一時全是寶。當然,工人只是“三結合”的主體之一,我們也無法復制歷史。即便如此,在這種令人振奮的實踐中,我們看見了燦爛的希望。
黃亞軍(廣州從化區深耕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來自廣州深耕的黃亞軍總結道:這次的研討會中出現了許多不同的主體——有村莊基層干部,有返鄉創業的青年,有農民,也有“城里人”——不同主體開展鄉村建設的切入點不同,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也不盡相同,但是大家都秉持著生態理念和團結精神。同時我們看到在實踐過程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組織工作者和村莊的關系都是需要付出額外的精力去打造和維護的,同時在強調農民為主體的理念下,如何開展組織工作,如何整合多種資源,尤其對待政策資源的態度,都是未來需要考慮的問題。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