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近十幾年來，農村陪讀現象越來越普遍，許多家長從孩子上小學、初中開始，就不惜代價到縣城或鄉鎮租房陪孩子讀書。王丹老師指出，在這種家長追求城市教育的擇校行為背后，是一場由教育引發的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遷移——教育移民。

　　究其原因，教育移民是城鄉二元體制和農村改革造成的結果，去集體化導致村莊經濟組織削弱甚至近乎崩潰，鄉村缺乏足夠的組織能力去調動人力物力財力，以提供包括基礎教育在內的公共產品。

　　在農村空心化問題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教育移民又進一步加劇了農村人口流失、資金外流和農業生產萎縮，將本就陷入蕭條的農村徹底掏空。

　　農村教育的出路在哪里？它和農業、農村、農民的出路是分不開的，它需要我們對農村社會和農民生活提出新的愿景。探索公平、正義以及生態的農村教育不僅關乎農村的未來，也關乎整個社會的未來。

　　主講人｜王 丹，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目前的研究關注鄉村教育對于農村社區發展的影響和意義。主持建立了《中國農村教育文獻數據庫》（crel.lib.hku.hk），希望以此推動和深化農村教育的研究和實踐。

　　主講人 | 滕 媛，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鄉村教育、教育社會學、家長參與以及學校管理

　　一

　　“陪讀”的本質：農村教育移民

　　馬克思預測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農民向城市轉移的現象。隨著農業被進一步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部分農業人口不可避免地成為“潛在過剩人口”，“經常準備著轉入城市無產階級或制造業無產階級的隊伍，經常等待著有利于這種轉化的條件”。

　　90年代以來，中國前所未有的城鄉勞動力轉移證實了這一預測。農村人口外流仍在持續，但呈現出新的特征。除了勞動力遷移外，近年來，為了陪伴孩子上學而遷移到附近城市的“陪讀”現象也越發普遍。

　　高等教育長期被中國農民視為“通往城市工作的階梯”，以及逃離農業和農村生活的途徑。以往，高等教育對農村人口的影響并不大。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頭10年，農村學生讀大學的比例低于1%，到2010年以后的10年間，這一比例約為5%；一個村莊幾十年來總共只出10到20名大學生是很常見的現象。

　　通常只有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才會遷往城市學習和工作，而他們的家人大多仍留在農村。因此，教育制度雖然通過將精英輸送到城市，導致農村人才流失，卻很少會擾亂農村生活和生產秩序。

　　然而，近十幾年來的教育移民現象反映了農村教育的顯著變化。一些農村家長由于擔心農村教育質量低下，決定讓家庭的部分成員遷到鎮或縣上，以便孩子就讀更好的學校，從而離開原村莊或小城鎮的學校。

　　這些家庭中至少會有一名成年人與孩子一起搬到鎮或縣上，通常為母親或祖父母，他們會購買或租賃學校附近的房子來照顧孩子，這些陪讀家長通常沒有工作或只做兼職，主要的精力放在照顧孩子上。而父母一方（通常為父親）則在大城市務工以支持家庭開支，也有許多家庭父母雙方都在大城市務工，由祖父母照顧孩子。

　　因此，陪讀不僅讓更多農村兒童在城市學校讀書，而且還改變了一個或多個農村家庭成員的地理分布。從表面上看，這是農村家長的擇校行為。從本質上講，這是由教育引發的新一波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轉移，即使目的地只是縣域內新興的小城鎮。農村社會正在經歷新一輪的人口流失，許多兒童和陪讀家長離開農業和農村生活之后，不愿再回到農村。

　　在本文中我們將這一現象稱為“農村教育移民”，而不只是“陪讀”，以強調人口變化對農村社區更廣泛的影響。

　　七十多歲陪讀奶奶，20年陪8名孫輩考上大學

　　圖片來源：百度

　　教育移民在中國農村已然普遍，農村社區（依據2008年國務院發布的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定義，本研究將縣城和鄉鎮均作為城鎮地區。）正在流失大量學齡兒童以及他們的部分成年家庭成員。

　　陪讀熱潮如今已經吸引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已有研究調查了陪讀兒童的學業成績、心理健康狀況和壓力水平、陪讀家庭的經濟負擔、陪讀父母的婚姻穩定性、以及陪讀家庭對城市環境的適應情況。但這些研究很少超出個體和家庭的視角，鮮少分析陪讀潮對農村社會更廣泛和更深層的影響。

　　事實上，教育移民的原因和影響都與更大的社會背景相關。與勞動力外遷類似，教育人口外流是由長期的城鄉不平等造成的。落后的農村經濟迫使農民進城找工作，質量低下的農村教育迫使家庭將孩子送到附近的城鎮學校就讀，以獲得更高的社會流動性。農民轉移到城市務工使“潛在過剩人口”立即轉變為城市勞動力，而教育移民的目標是為農村兒童提供未來的城市就業機會。

　　站在個體和家庭角度，向城市流動可以提高個人收入，拓寬兒童未來的生活道路。然而，不平等的城鄉結構依然存在。而且，隨著勞動力和人才外流的加劇，農村社區將進一步衰落，從而擴大城鄉差距。

　　遺憾的是，現有研究尚未關注陪讀潮對農村發展的影響，對其后果知之甚少。本研究采用了社區視角，將陪讀與農村人口流動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關聯起來考察。以下，我們將首先探討農村教育移民的驅動力，然后運用訪談和問卷調查數據描述求學外流的趨勢，最后分析農村教育移民對農村社會和經濟的影響。

　　二

　　教育移民的驅動力——

　　撤點并校和城鎮化

　　農村教育移民與2001年頒布的農村撤點并校政策密切相關。為了提高教育質量和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此政策合并了一些農村初中和小規模農村小學，尤其是村教學點。由于上學路途遙遠，部分鄉鎮學校配備了寄宿設施。這項政策引發了全國各地鄉村學校的大規模關閉。

　　至2010年，全國52%的六年制小學、58%的不足六年制小學和27%的農村初中已經關閉。農村小學數量從2001年的416,000所銳減至2012年的155,000所，2015年進一步降至118,000所。

　　撤點并校政策給農村兒童就學帶來了嚴重挑戰，引發了強烈的反對聲音。學校的輟學率迅速上升，甚至在一些學校達到40%，寄宿學校的兒童營養不良也成為一個嚴重問題。

　　最令人擔憂的是小學生的通勤時間過長，一些年幼的學生為了上學需要跋山涉水。部分學校雖然為學生上下學提供校車，但由于校車數量短缺，經常超載，發生過多起嚴重交通事故，奪去了幼童的生命。在2011年和2012年的一系列農村校車事故后，國務院于2012年放棄了撤點并校政策，并下令恢復農村小學。

　　然而，盡管中央政府已明令禁止，學校撤并卻并沒有停止。2018年，全國每天仍有16所農村小學被關停。

　　荒廢的農村學校 | 圖片來源：深圳新聞網

　　村小消失后，許多農村家庭選擇了教育移民，家長陪同小學適齡兒童一起遷移到鄉鎮或縣城以照顧孩子的學習和起居。一些學者認為這種人口流動是有經濟分層的，但證據較零碎。只有一項研究記錄了一所村小合并后，43名農村小學生的分布情況。這些兒童中約三分之一（35%）就讀于該鎮指定的公立寄宿學校，這些學校雖免費，但教學質量、學校管理和生活條件較差；這部分學生主要來自貧困家庭。其余65%的兒童到了縣城就讀。比較富裕的家庭（43個家庭中有25個）主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寄宿學校。而只有三個有“硬關系”的或能負擔昂貴城市住房家庭的孩子被重點公立學校錄取。

　　可見，學校撤并對農村人口的影響是不均衡的。對于貧困的農村家庭來說，當地小學的關閉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不便。然而，對于許多中等收入的農村家庭來說，教育給了他們一個進入附近城市生活的機會。

　　這些農村中等收入家庭的涌入也有利于小城市的發展。有研究認為，撤點并校是財政緊張的縣級政府為減少開支而采取的一種措施。葉敬忠（2017）對這一解釋提出質疑，他認為農村學校雪崩式關停本就在地方政府的計劃當中，旨在逼迫農村人口轉入縣城，促進縣城的經濟發展。

　　張玉林（2019）使用來自全國多個地方政府的證據證實了這一論點。例如，在廣東省大埔縣，一位黨委委員在向政府領導人發表的演講中說道：“大埔若要發展，就是要把農村的孩子都弄到縣城來！”。廣西省平果縣縣委書記也曾宣布：以教育為重心牽引城鎮化建設，……縣城的教育的發展……還可以吸引一批人進縣促進消費，同時拉動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城鎮化建設。

　　這一模式首創于山東省平原縣，最初將農村初中遷入縣城，很快又擴展到小學。一個在城市學校就讀的孩子可以吸引農村家庭部分或全部成員遷到鄉鎮或縣城。這不僅成為縣級政府的發展戰略，也受到遼寧、甘肅和江西等省政府的重視。

　　2009年，甘肅省政府計劃將60萬農村中小學生拉入到城鎮接受教育，預期這“將是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這一戰略在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找到了政策支持，該決定明確指出“學校布局調整要與危房改造、規范學制、城鎮化發展、移民搬遷等統籌規劃”。

　　教育移民推動了縣城房地產的發展。在甘肅省永昌縣，縣城70%的新樓盤由農村教育移民人口購買。學校擴招后，河南省濮陽市縣城房地產銷售額增長78.5%，其驚人的經濟發展獲得《人民日報》點名表揚。甘肅和河南各縣城的陪讀家庭年開支在2萬至5萬元之間。房租租金因地而異，普遍占陪讀總開支的20%至37%。

　　許多在縣城從事兼職工作的陪讀家長的收入只勉強夠用，當縣城的工作無法維持開銷時，一些父母會回到大都市尋找薪資較高的工作，把孩子留給祖父母或找商業托管機構照顧。面對這一市場需求，一種名為“代理家長”的課后照料和寄宿服務在縣城涌現，服務對象為沒有親屬陪同的兒童。根據服務質量和內容的不同，收費為每月150元至2000元不等。

　　可見，無論是否有親屬陪同，學校和學生進城都將拉動城市消費。根據國家審計署對30,000名學生的調查，每名陪讀學生的年平均開支約為8046元。

　　湖北武漢最大的農村寄宿制小學新洲區向東小學，

　　學生正在用餐 | 圖片來源：溫州網

　　與城鎮的快速發展相反，教育移民為已經空巢化的鄉村帶來的是更加黯淡的前景。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外遷導致農業生產減少，土地轉讓增加，土地閑置，農村的社會紐帶被削弱，傳統文化受破壞。

　　而教育移民不僅進一步掏空了村莊，還將農村的資金轉向城市消費，使農村經濟發展更加舉步維艱。一位農民抱怨道：“讓學校到城里去就是要讓學生到城里去，主要是要把老百姓打工攢的那點錢弄到城里去，要么買房，要么租房。”

　　三

　　來自G縣的證據：

　　教育移民對鄉村發展的影響

　　以下，本文將根據在華中G縣的田野調查詳細分析教育移民對鄉村發展的影響。

　　G縣位于主要糧食生產省份之一的湖北省，2018的總人口為35.8萬人，其中75%為農村居民。

　　本研究重點關注小學，因為年幼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照顧，成人一同搬遷的比例更高。研究樣本包括6所城鎮小學和6所村小。城鎮小學包括縣城的總共3所公立小學（G縣縣城2018年共有4所小學，包括3所公立小學和1所私立小學，私立小學建于2017年，未被納入本研究中。）以及3所鄉鎮公立小學。6所村小分布在三個鎮，其中5所為完小，1所為教學點。

　　陪讀家庭和村小家庭通過滾雪球抽樣獲取，并盡量兼顧父母（或監護人）性別、年齡、職業和教育程度的均衡狀況。

　　此外，對樣本村小所服務的8個村莊進行了調查，調查數據表明這些村莊的確存在大規模的教育移民。村內抽樣包括村民和村委會成員，抽樣的村民均在村里居住五年以上，村委會成員管理村內事務，對村莊比較熟悉。

　　本研究主要通過訪談和問卷調查收集數據，并輔以學校檔案數據。對128名農村家長（83名陪讀家長和45名村小家長）、88名鄉村教師和校長、5名教育局官員、14名村民和8名村官進行了個人訪談，每次訪談持續30到60分鐘。

　　此外，我們共收集494份陪讀家長（縣城353名，鄉鎮141名）和320份村小家長的有效問卷。如果有父母陪同孩子，盡可能邀請父母填寫問卷；在父母均外出務工的家庭中，則邀請祖父母或其他照顧孩子的成年人填寫問卷。

　　結果表明，大多數陪讀家長為祖父母（53%）或母親（42%），陪讀父親僅占教育移民監護人的5%。大多數父親繼續在其他大城市務工，表1顯示了樣本的具體情況。

　　1. 農村教育移民的普遍性

　　G縣的情況反映了教育移民的普遍趨勢。縣城和鄉鎮小學由于學區外的農村兒童涌入，學校規模逐漸變大（表2）。樣本中最小的城鎮學校，學生人數約為700-800人，而最大的兩所學校的學生數在2500人以上甚至超過3000人。

　　2017-2018學年，在樣本鄉鎮小學就讀的4602名學生中，43%來自學區外的附近農村地區，而這一比例在三所縣城小學為68%。縣城三小（學校3）是2016年縣政府為了吸引更多農村兒童和家人而新建的一所學校。縣教育局官員表示，建立三小和另一所私立學校就是為了給農村陪讀學生提供教育，政府還計劃“在縣城再建一所公立學校，招收更多農村學生”。

　　吸引農村家庭到縣城的并非就業機會，而是學校教育。工業在G縣的經濟中占比很小（28.6%），非農就業機會不多。在接受訪談的83名陪讀家長中，52名為全職家庭主婦（縣城25名，鄉鎮27名）；另外三人在縣城做兼職，當家政工或開淘寶店。問卷數據表明，樣本中67%的陪讀家長沒有工作。

　　與城鎮學校的爆滿相反，村小學只招收了學區內15%至50%的學生（表3）。例如，8號學校的校長表示，“今年一年級本來應該有44個學生，但只來了22個，其余的都去了縣城的學校”。

　　在大多數村小，由于父母外出務工而轉移到大城市的兒童僅占學生損失的20%，而40%-60%村小流失的學生轉到了縣內城鎮學校（表4）。陪讀家長稱，孩子們步行到鄉鎮學校通常需要超過1個半小時，也沒有校車。然而，在所抽取的六所城鎮學校中，只有6號學校配備了寄宿設施。幾乎所有選擇城鎮學校的農村家庭都因家校距離太遠，安排了一名成年人陪同孩子住在鎮上或縣上。

　　2. 強迫與自愿流動

　　撤點并校導致有學校和無學校的村莊之間出現明顯分化。在沒有學校的村莊，如金村（54%）、雪村（81%）和苗村（69%），有半數以上的兒童轉移到鄉鎮和縣城上學。而有學校的村莊的教育移民率低于沒有學校的村莊，介于13%到51%之間（表5）。

　　鄉鎮和縣城陪讀家庭之間有明顯的區別。在接受訪談的鄉鎮陪讀家長中，有一半以上（35人中有20人）是因村小關閉而被迫將子女轉移到鎮上讀書。問卷調查也顯示，在鄉鎮教育移民家庭中，村里沒有學校是其到鎮上的主要原因（72%；141例中有101例），而縣城陪讀家庭中，只有32%（353例中有113例）歸結到這個原因。

　　轉往鄉鎮的教育移民通常為撤點并校政策所迫，而縣城的教育移民則主要是自愿擇校。自愿擇校的主要考量是孩子的學業成績，這一因素是大部分縣城陪讀家庭（71%，n=353）選擇進入縣城陪讀的原因。

　　我之所以把我兒子轉到城里，是希望他能在中考時考好一點。這樣，在高中也更容易進入快班。

　　小學打好了基礎，她讀高中就更容易一些，也更有可能考上大學。

　　教育主要被視為通向理想職業和社會流動的階梯。不出所料，所有家長，無論來自陪讀還是非陪讀家庭，都希望子女在城市工作。而且在經歷了城市務工的艱辛后，許多農村家長都盼望子女能有“體面”、“穩定”和“輕松”的工作。

　　我希望她在城里有個穩定的工作，希望她自己能夠努力讀書，能夠考起公務員……像地稅、國稅，包括銀行，工資都比較高，而且也還穩定、輕松。我有個表妹，她現在是在工商銀行上班，工資比較高，工作也輕松。

　　其他家長也表達了類似的愿望，希望孩子能在城市里有“體面而穩定”的“鐵飯碗”。在接受訪談的家長中，只有四位因孩子“無藥可救”的學業成績接受了其以后成為農民工的前景。其他農村家長都希望他們的孩子能夠定居于城市，甚至希望他們能夠進入城市中產階級。對大多數農村居民來說，上學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許多農村家庭選擇到縣城陪讀就是懷著這樣的希望。

　　圖片來源：百度

　　教育移民同時也是逃離農業勞動的一種方式。97%的受訪者認為務農是農村唯一可能的工作。農業意味著辛勞和貧窮。受訪者在討論務農時使用了“辛苦”、“整天不得閑”、“收入低”或“不掙錢”等詞匯。一位祖母說道：

　　現在務農根本養活不了自己。我們需要買油、肉、肥料、農藥、飼料等，這些都要錢……我基本上一天從早到晚都在地里做。一年到頭，累死累活，只能掙到吃飯的錢。

　　這一抱怨揭示了小農在市場上的弱勢地位，他們的生計受制于農資市場和日用品市場的價格控制。該縣小農的農業收入僅夠維持生計，只有老人可以接受務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主要因為他們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沒有一位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成為農民，兩名受訪者指出：

　　我和孩子他爸都沒讀多少書，還是希望他們能多讀點書，不要像我們一樣，（讓他們）能上個大學，不要再當農民，就想辦法把他轉到縣城來讀了。

　　我就想他努力讀書，考個好大學，以后有個好工作，總比在農村搞農業好。

　　問：你希望他以后在農村工作嗎？

　　不，農村的工作不好，再說農村哪有什么工作？

　　馬克思的幽靈籠罩在農村大地上。熱切尋求出路、逃離農業的農村家庭積極培養他們的年輕一代從農民轉為城市無產階級，最好能更進一步成為城市中產階級。歸根結底，教育移民與勞動力移民有著相同的目標：城市的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教育移民者很可能一去不回，他們的離開讓村莊進一步空心化，使農村更加衰落。

　　3. 資金流失

　　隨著陪讀家庭成員大規模遷往城鎮，大量財富也離開了農村。從所抽取的樣本來看，2017-18學年，縣城有3686名陪讀兒童，鄉鎮小學有1970名（表2）。而問卷數據顯示，陪讀生活成本很高，鄉鎮平均每戶每年12,600元，縣城平均每戶21,300元。據此計算，僅本樣本中的陪讀家庭每年從農村流出的資金總額便為7900萬元，其中6170萬元流向了縣城（表6）。

　　7900萬元的資金流失仍是保守估計，因為本樣本僅包括三所鄉鎮學校，而G縣共有八所鄉鎮學校，并且私立學校尚未統計在內。樣本中的陪讀家庭在縣城的房租支出共有1100多萬元。此外，在接受訪談的83個陪讀家庭中，有13個已經在縣城買了房子，另有21個家庭計劃近期買房。

　　2018年，縣城平均房價為3860元/平方米，一套樓房總價位于308,800元（80平方米）至540,400元（140平方米）之間。教育移民是G縣房地產市場的強大驅動力。縣教育局的一位官員承認了這一點，表示“如果沒有這些陪讀的，縣里這么多房子也賣不掉”。

　　圖片來源：搜狐

　　2018年G縣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為10,340元。據調查，陪讀家庭的年均農業收入為4037元，而村小家庭的年均農業收入為7073元。三分之二樣本家庭的收入主要來自外出務工人員（大多數是父親）的匯款。顯然，農民工的匯款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鄉鎮和縣城，以支付陪讀所需費用。

　　如果這7900萬元能夠集中起來為村莊所用，可以成為農村發展的重要資源，用于村莊的農業生產現代化、基礎設施（包括學校）改善或其他發展。這樣的鄉村發展建立在當地村組織能夠號召個體農戶進行集體投資和集體行動的基礎上，山西蒲韓公社就是這樣一個例子【編者注：點擊文末“閱讀原文”，查看蒲韓實踐的具體內容】。然而，教育移民導致這些寶貴資金從農村流失，反而助長了城鎮地區的消費和房地產市場。

　　4. 農村中上階層的外逃

　　只有農村的富裕家庭才能負擔城鎮地區的昂貴生活費用。超過90%的村小家庭表示希望將子女轉到城鎮學校讀書，但許多家庭因經濟條件匱乏而無法如愿，約61%的村小家庭年收入低于60,000元，而鄉鎮和縣城的教育移民家庭中，分別只有49%和37%的家庭年收入在60000元以下（表7），縣城約三分之一的教育移民家庭年收入超過80,000元。這一比例在鄉鎮陪讀家庭中為17%，而在村小家庭中，僅為14%。

　　同樣，陪讀父母的教育和職業水平也高于村小父母。縣城陪讀父母獲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27%），明顯高于鄉鎮（13%）和村小兒童（12%）的父母（表7）。縣城陪讀父母中只有21%為小學文化水平或文盲，而鄉鎮陪讀父母和村小父母中，此比例約為40%。

　　縣城陪讀父母中約有17%為商人、專業人士、村干部或官員，而鄉鎮陪讀父母和村小父母中這一比例僅為7%-8%。更多的村小父母自報其職業為農民，占9%，而在縣城和鄉鎮，陪讀孩子的父母只有3%-4%為農民。

　　顯然，教育移民是農村社會分層的表現：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更傾向于陪讀，留下最貧窮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口在村莊。

　　社會關系在農村家長選擇城鎮學校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顯著。絕大多數縣城陪讀家庭都動員了他們的社會關系，以確保孩子能進入一所縣城學校。一位母親說：

　　最好提前找個熟人幫忙，在放暑假之前就要打招呼。不然，想進縣一小還是挺難的。聽說進其它學校也要關系才能進，其實也差不多，都要熟人。

　　簡言之，受過更好教育、資源更豐富、人脈更廣的村民可以把孩子送往縣城讀書，將其他人留在村里。

　　5. 農業生產收縮

　　中國農村為城市經濟貢獻了1.69億農民工，提供了一支年富力強的勞動力隊伍。而村莊中的農務則成為了老人事業。問卷數據顯示，在814名父母中，674名在當地或大城市從事非農工作，而職業為農民的只有44名（表7），這表明祖父母在農業中起著關鍵作用。而今，教育移民進一步拉走了農村的成年人，尤其是祖父母，從而加劇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短缺。

　　在我們調查的494個陪讀家長中，祖父母占了53%（260名）。三分之二的陪讀家長每月只回村一次甚至更少。盡管鄉鎮與村莊相距較近，也只有三分之一的鄉鎮陪讀家長每周回村。雖然訪談顯示有一些陪讀家長定期回村繼續耕作，但這只是極少數。大多數陪讀家長回村只作短暫停留，甚至只為參加婚禮等特殊場合。

　　大量農村成年人外流導致農業生產減少。一位陪讀母親指出，她來到縣城后，再也沒有時間管理她的茶樹了。一位祖母說，她的農業收入減少了一半以上，從9000元減少到4000元，因為她務農的時間減少了。

　　由于大多數陪讀家長很少回村耕作，許多人要么把土地租給他人，要么任由土地荒置。一位村小母親說：“我們村大部分陪讀的都沒種地了，他們的地有的給親戚種，有的就荒了”。據一位祖父估計，由于他不在，他家大約三分之二的土地（4畝）已經給了親戚。另一位陪讀祖父曾替全家耕種了15畝農田，但在他遷到鎮上陪讀后，4畝給了親戚，10畝較低產的農田被拋荒。

　　拋荒的土地 | 圖片來源：科學網

　　事實上，陪讀家庭出租土地也并不容易。例如，一位63歲的陪讀祖母就找不到人耕種她的土地，因為“年輕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五六十歲的老年人也到城里送孫兒讀書去了”。一位母親曾經耕種大約10畝被鄉親荒置的田地，但當她陪兒子到縣城讀書時，這額外的10畝土地連同她自己的土地都一起被閑置拋荒了。一位村民受訪者估計，“因為陪讀，就我家附近估計都有100多畝地荒了”。幾乎所有的村領導都將村莊土地拋荒的加劇歸咎于陪讀。我們的問卷數據也有力地支持了訪談結果（表8）。

　　表8顯示，陪讀家庭25%以上的田地被閑置，而村小家庭中，此比例僅為7.7%。控制其他變量后，陪讀家庭閑置土地的可能性是村小家庭的2.175倍（表9）。每增加一戶陪讀家庭，土地拋荒就增加1.489畝（表9）。按此速度，樣本學校中4265（2896+1369）個陪讀家庭共棄的耕地估計約6350畝（423.4公頃）。而樣本8個村莊的村平均耕地面積約為1640畝，6350畝的拋荒規模相當于4個村莊的總耕地面積。

　　“陪讀家庭”這一變量對土地拋荒的影響系數為第三大（系數=0.777，p<0.05），僅次于“家庭本地非農就業比例”（系數=1.325，p<0.001）和“家庭外出務工勞動力比例”（系數=1.186，p<0.05）（表9），這表明除了外出務工和當地非農就業外，教育移民是導致農村土地拋荒的最大原因。

　　由于較年輕的父母及其子女不太可能返回農村，農業萎縮將持續下去。在所有被訪的陪讀家長中，只有一半（83人中的44人）家長計劃在孩子長大不再需要照顧后返回自己的村莊；其中33人是50歲以上的祖父母。其他人或已經通過買房在鄉鎮或縣城定居，或正計劃買房。陪讀兒童占樣本中所有農村兒童的40%以上，他們長大后不太可能回到農村。有一半的陪讀兒童即使在節假日也不愿短期回村。這一趨勢令人擔憂。

　　以上所有證據表明農業的前景并不樂觀。在勞務輸出之外，教育移民進一步減少了農業勞動力，加速了土地荒置，最終降低了農業產出。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兒童在城市環境中長大，不再從事農業勞動，也不打算回到村莊，農業勞動力短缺必將加劇。農業生產的收縮已經越發嚴峻，在小農生產的基礎上振興農村社區和經濟將前景黯淡。

　　6. 討論和結論

　　對G縣的研究證實，農村教育移民的后果超出了已有陪讀文獻所探討的范疇。教育移民源于城鄉經濟差距，并對農村社區發展有深刻的影響。

　　從表面上看，這一現象是由農村撤點并校政策引發的。而隨后的縣域城鎮學校擴招為農村家庭提供了機會，去切斷與農業和農村生活的聯系，讓子女融入城市勞動力市場。盡管其直接的目的是為農村兒童提供更好的教育，但教育移民的長期目標是使農村兒童脫離農業環境，并使成就最高的孩子從無產階級躍入城市中產階級。

　　從本質上講，農村教育移民的最終指向與勞動力移民相同，即城市的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小農經濟僅能維持生存，因此小農階層積極尋求加入城市勞動力群體的機會，教育移民正是這一農村社會長期趨勢的延續。

　　然而，盡管最終指向相同，教育移民與勞動力移民在兩個重要方面上是不同的。

　　首先，勞動力外遷發生在農村社區的各個階層，而教育移民的主體主要是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農村家庭，這在縣城的教育移民中尤為顯著。這些富裕家庭的儲蓄主要來自農民工在大城市的務工收入。農民工的外流為教育移民提供了條件，讓他們的孩子能夠遷移到鄉鎮或小城市生活成長。

　　其次，教育移民和勞動力移民對于農村資金的影響是相反的。勞動力移民通過農民工寄回的匯款，為農村經濟和生活做出了積極貢獻。這些匯款的一部分用于留守家庭的農業生產投入，對農村經濟有一定的促進。匯款的一小部分有時候用于鄉村社區的公共設施和服務。有研究者甚至認為，支撐中國農村的不是“移民文化”而是“匯款文化”。

　　然而，教育移民將這些匯款從農村轉向鄉鎮和縣城，投入了城鎮消費。本研究清楚地表明，僅樣本中6所城鎮學校的教育移民，每年就有超過7900萬元的資金從農村流出。這些資金主要促進了縣城消費，對縣城的房地產市場至關重要，但卻在消耗農村微薄的資金資源。

　　與此同時，盡管縣城的飛速發展備受關注，但農業縣的經濟增長既沒有可持續的產業支撐，也非源于縣域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變化，而是依賴房地產市場的擴張和消費的增加而實現的。這兩個經濟增長點都與撤點并校下農村學生進城密切相關，事實上，這是通過教育改革變相將農民工的務工匯款吸入縣域內城鎮地區，以侵蝕農村經濟資源為代價而實現的。

　　同樣都是農民工子女，在大城市的學校受到排斥，在縣域內卻成為城鎮化的推動力。

　　眾所周知，在大城市，農民工的子女難以進入公立學校，而為這些農村兒童服務的農民工子弟校也經常因“學校條件不達標”而被關閉。教育政策趕走了成千上萬的農村流動兒童，因為他們被認為是大城市的負擔。然而，在大都市中處于底層的農民工卻構成了鄉村中的中上和中產階層。

　　面臨拆除的北京打工子弟學校 | 圖片來源：新浪網

　　這些被大城市視為負擔的孩子，在小城鎮卻被視為有益的資產，受到縣內城鎮學校的追逐。大城市的學校排斥農民工子弟，通過拒絕支付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以維持廉價的勞動力。而小城鎮的學校吸納農民工子女，又讓農民工的務工收入重新流入城市經濟。因此，教育移民與勞動力移民相互作用，在不同等級城市中形成了一個封閉的資源流動循環，加劇了農村的人力和資金短缺。

　　從這個意義上講，城鎮經濟仍然是在剝奪農村社會的基礎上而蓬勃發展的，并以越來越高效和徹底的方式掏空農村社會。

　　上述現象對農村發展的不利影響是顯著的。教育移民和勞動力移民都會導致勞動力流失，從而導致農業萎縮。勞動力移民把務農主要留給了老人和婦女。而近年來這兩個群體也越來越多地因教育移民而離開農村和土地，導致村莊的土地拋荒加速、農業產量下降。人力和資金的大量外流讓本已困難的農村經濟雪上加霜，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歸根結底，無論因工作原因還是教育原因，農村人口外流是由于農民對農業生產的極度焦慮甚至絕望造成的。教育移民是農村兒童逃離農業的一條途徑。這種絕望展示了后毛澤東時代中國家庭式農業經濟的失敗。農村去集體化導致村莊經濟組織的削弱甚至近乎崩潰，鄉村沒有組織能力調動農村的人力物力以提供公共產品和保護地方經濟。

　　設想，如果G縣存在有力的農民組織，能夠將分散的人力和資金進行集中，陪讀所耗費的7900萬元本可以用于修繕學校、招聘優秀教師、維護農田和建立農業加工業，從而創造就業機會，至少能將一部分勞動力和利潤留在村內。然而，去集體化摧毀了這種集體行動所依賴的經濟和組織基礎。

　　面對零散的小農家庭，資本與市場滲透和控制農業生產幾乎沒有阻力。國際國內的農資企業控制了農業生產的上下游，包括種子、化肥、農藥、產品定價、加工和銷售。全球化和市場自由化使農民處于生產鏈的最底端，農業收入被擠壓到僅僅維持生計的水平。

　　在沒有任何集體緩沖的情況下，單個農村家庭被迫獨自對抗高度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市場，因此在農業中看不到未來。沒有其他社會組織的保護，家庭便成為了最后的依靠，而向城市轉移成為了農民家庭及其子女擺脫農業的最后出路。正如本研究所表明的，教育移民可能會改善某些個體農村家庭的狀況，但最終會使農村社區陷入更深的經濟危機。

　　人民公社宣傳畫 | 圖片來源：百度

　　四

　　問答環節

　　主持人

　　非常感謝王丹老師以詳細的證據和深入的思考，為我們揭示了當前城鎮化，尤其是縣域城鎮化對農村發展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是如何通過教育移民來發生的。同時，今天的講座也將教育和鄉村發展相聯系，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去思考當前鄉村教育和鄉村發展的問題，未來可能的出路又在哪里。

　　Q

　　問題一：在陪讀潮現象下，有很多耕地都拋荒不種了，那這些耕地大概有多少可以租出去？

　　王   丹

　　如果要統計一共租出去多少畝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們在問卷中只能通過計算他們租出去的土地占家庭所有土地的比例來做一個估算。陪讀家庭可以租出去的土地，大概占其家庭所有土地的23%。因為每個家庭的土地量是不同的，所以這個23%只是大概的一個平均數。

　　Q

　　問題二：請問到縣城陪讀的家長也是靠打工獲得收入嗎？那為什么有些人靠打工可以進城陪讀，有些人卻只能進鄉鎮或者留守在農村？

　　王   丹

　　教育移民其實是有爭議的，也就是說移民家庭到底是不是為了孩子上學才遷徙到縣城或鄉鎮去的。那我們是怎么定義教育移民的呢？就是看他的目的。比如說農民工打工也有帶孩子的，但他的主要目的首先是為了打工，而不是為了孩子教育才遷到城里去的。然而對于縣域的陪讀移民，因為大人是跟著孩子上學進城的，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城里找工作，而是為了孩子教育，所以我們稱之為教育移民。

　　那教育移民的經濟來源主要靠什么呢？——靠打工收入。在我們訪談的83位農村陪讀家長中，有52位是全職家庭主婦，其中25個在縣城陪讀，27個在鄉鎮陪讀。也就是說，很多陪讀家長是不工作的，或者只是做些兼職，比如在縣城做家政工或者開淘寶店。

　　這意味著陪讀費用并不能僅靠陪讀家長在縣城找一份工作來支持，而是要靠父親，甚至父母兩個人的打工收入。所以在我們的問卷和訪談中，有53%的家庭都是祖父母陪讀，父母兩個人都在外打工，他們的打工收入在整個家庭的收入中占據了最主要地位。

　　打工為什么會造成農村家庭的分層呢？很顯然，在城市里面打工，首先大家的工作和收入肯定是不一樣的；其次一個家庭的打工人數也是不一樣的，有的是父親一個人打工，有的是父母兩個人打工；還有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況，比如家里有沒有病人等等，這些差異都會造成農村家庭的分層。所以才會出現一些家庭靠打工可以支持孩子去縣城陪讀，而另一些家庭同樣靠打工卻只能勉強支持孩子去鄉鎮陪讀。

　　正在做工的陪讀家長 | 圖片來源：新浪

　　Q

　　問題三：中部某些縣域正在建設教育園區，所以陪讀群體更加聚焦于縣城，導致鄉鎮和村莊的一些學校呈現出教育設施越來越好，但學生又越來越少的現象。這是不是意味著改善農村的教育資源并不是解決農村教育困境的有效辦法？那么農村教育困境的本質問題是什么，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去改善？

　　王   丹

　　這是個好問題，也非常大。是的，現在的很多現象就是這么吊詭或者說充滿悖論。一方面，在過去的20年，農村教育資源實際上得到了很大改善，比如說學校的學生均經費從2000年到2019年大概翻了十幾倍；教師工資也基本上翻了一番；很多學校的教學樓、多媒體、互聯網等設施和資源在普及六年和九年義務教育時期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另一方面，我們都能看到，農村學校的學生留不住，老師也留不住，投了越來越多的錢，學生和老師卻越來越少。所以說資源投入確實不是解決農村教育困境的有效辦法。但也不是說農村學校可以不要資源了，農村的教育資源還需要繼續投入。只是我們認為這種資源投入，沒有解決農村教育的一個根本問題，需要思考的事，農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我們現在的農村教育，說白了就是為了向城市靠攏。很多人認為好的教育就是考出高分數，能夠進入城市重點中學，考進城市名牌大學，最后留在城市找到一份好工作。這樣的一個教育，本身就是以離開農村、離開農業為目的的，所以建立在這個目的基礎之上的農村教育制度，投入的錢越多，都只會更加促進農村孩子向城市的轉移，而不是留在本地。

　　當我們發現資源分配并不能解決農村教育問題的時候，就應該反省我們診斷問題的方向是不是出了偏差。農村教育問題不僅僅是資源分配的問題，而是我們整個教育的根本目的出了問題：它是一個不斷為城市勞動力市場，尤其是所謂城市高精尖勞動力市場培養人才的教育體制，農民、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并不在它所關心的范圍之內。這樣的教育目的怎么可能改善農村教育的困境呢？它本身就是問題產生的根源。

　　所以我覺得改善農村教育困境，首先要有一個觀念上的方向性扭轉；其次要有一些政策性支持，可以讓農村教育真正服務于農村。例如，首先從國家政策層面能夠通過一些激勵機制，促使城市青年人流向農村，或者農村青年人留在農村。

　　荷泉小學是一個有54年歷史的鄉村小學，目前

　　只剩下十幾名學生 | 圖片來源：新華社

　　此外，青年人回流之后，農村還要能接收他們，不能讓他們沒有工作、不能施展抱負或者所學不能所用。所以農村還必須要有一種組織能力，能夠接收回流人口，這種組織就是我們提倡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回顧一下上一期誠食講座【編者注：點擊“誠食講座”，獲取完整版講座內容】，張文茂老師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進行了解讀。所謂農村集體經濟，就是要讓農村形成自己的經濟體系，從而建立自己的產業和產業鏈，只有這樣農村才能夠吸納從城市回流的人口，讓他們回到農村之后有事可干。

　　大家可能會想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國家的上山下鄉運動，那時候大批城市青年去了農村，那當時的農村為什么能夠吸納他們呢？如果今天我們再來一次上山下鄉運動，那今天的農村又該怎樣去吸納他們呢？

　　比如說你把他們安置住哪里？如果是安置住在某個農民的家里，那這個農民為什么要接受？如果他們不住農民家里，村集體有沒有一些公用的房子供他們住呢？此外，他們怎么參與生產？現在包產到戶都已經這么多年了，很多村集體的農田分的一畝都不剩了，下鄉的城市青年去參與哪家哪戶的生產，并且這家到底需不需要他們參與生產呢？

　　所以在沒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情況下，即便是來一個上山下鄉的命令，農村都沒有辦法安置他們。農村必須要有自己的集體經濟組織和制度，才能夠安置回流的人，讓他們留下來有事可干。

　　此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由于有了自己的產業鏈和收入來源，實際上還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和城市、政府和高校進行聯合培養人才，或者說定向培養人才，并輸送到農村，而農村目前是沒有這個培養能力的。

　　如果我們回首歷史，即便是80年代的鄉鎮企業，在有收入的時候，也有和高校進行過聯合培養，就是把他們自己的人送到高校去培養，然后再回到鄉鎮企業繼續服務。所以我覺得如果農村可以再一次組織起來強大的集體經濟，那么農村不僅能夠接收回流的人，甚至還可以主動去培養自己需要的人才。

　　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大環境，而且僅靠教育體制是無法全權干預的。那么學校可以做什么呢？首先就是從頭腦上去鼓勵那些回流的人，給他們一種類似于浪漫主義的精神支持，因為我們的教育總不能把人們都培養成功利主義的，甚至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讓大家都在城市里為自己服務。我們還需要在教育中培養一種服務于社區和社會的情懷，培養一種為社會可持續發展多做貢獻的世界觀。

　　其次，我們的教育還可以給回流或愿意回流農村的人一些知識和技能，讓他們更加理解農村，知道農村危機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進而獲得真正的技能去改造農村。我覺得這是在教育改變根本目的之后，能夠真正為農村所做的事情。

　　當然這些說起來都比較宏觀，也是回應你比較宏觀的提問。其實現在教育領域也發生了一些新的現象，比如說“優師計劃”，也就是為農村定向培養師資，激勵大學生或受過高等教育的老師回到農村教學。當然這是不需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因為目前農村的學校本身就能夠安置這些老師。

　　但問題是，我們在培養農村未來教師的時候，沒有一個“農村化”的過程，沒有系統性地去培養他們服務于農民、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意識和頭腦，使得他們缺乏對農業和農村的了解，所以在這一點上是需要進一步加強的。但是我們的確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現象，在歷史上我們對農村教育問題也做出過非常大的改善，所以這個問題不是沒有出路的。

　　1958年長沙都正街和平人民公社辦得

　　有聲有色的托兒所 | 圖片來源：掌上長沙

　　Q

　　問題四：在當前農村生育率越來越低的情況下，村小是更加招不到學生的，那么本來學生就少，卻還要向村小投資，這個成本收益率是不是比較低？

　　王   丹

　　這是一個現實問題，我覺得我沒有那么浪漫化，確實是需要考慮在生育率降低，并且很多農村人口確實外遷的情況下，村小的效益問題。但是這個效益問題我們也需要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農村學校對于農村到底意味著什么？

　　在現在的精英教育體制之下，農村學校在我們的觀念中和城市學校并無兩樣，只不過它是個條件很差的城市學校。在這樣的背景下，要使農村人口受益于教育，給農村孩子更好的教育質量，享受更公平的教育，縣城城鎮化的這些提議是沒有錯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能不能跳出精英教育的框架？因為在這個框架下，農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目的是一樣的，這個目的實際上是為了自己的，功利的，自私自利的。

　　然而，農村教育的社會功能可以是不一樣的，比如說農村學校作為一個農村社區的文化中心，它不僅僅只是農村孩子讀書升學的場所，還可以是農村的成人教育中心，可以是農村老年人的社區活動中心，甚至還可以承擔部分衛生健康功能，成為一個公共衛生知識普及中心。這樣一來，農村學校的成本收益是不是要重新計算？

　　我們暫且不講農村學校的成本收益，就講現在新的教育政策。雖然小學已經撤并了，但新的教育政策要求每一個村莊都要有幼兒園。這是不是一個矛盾，或者說是另一種形式上的教育機構？如果每一個村莊都要建立幼兒園，那是不是需要投入新的資金，需要新的幼兒園教師？

　　實際上小學撤并之后，農村同樣需要一個文化機構，那么為什么不把小學和幼兒園合在一起，同時又擴大它的功能，使之成為一個農村文化的、衛生的、健康的、老人娛樂的中心呢？這樣說來，成本收益就有另外的算法了。

　　Q

　　問題五：王老師今天講得很精彩，但我覺得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應該一半講問題，一半講建議和方案，包括改善路徑等等。我覺得現在的農村可能和改革開放初期一樣，最大的一個問題是沒有哲學了，出來的全是實用主義哲學，把最終的宗旨拋棄了，所以我認為還應該下很大的功夫把建議和方案做出來，而不僅僅是道德理想。

　　王   丹

　　謝謝您的建議，確實是需要一個對于農村未來的遠景，才能夠定位農村教育或者農村公共服務到底需要什么。但是我認為農村的未來遠景也不是一個那么高大的哲學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中國未來還要不要農村的問題。

　　很多人會說為什么一定要在農村投入，農村人走就走了，以后中國就像美國一樣就5%的人口是農民，或者像香港一樣有2%的人口是農民，糧食都靠進口。我覺得農村的問題，實際上最現實的就在這里，就是我們中國14億人口要不要農業的問題。如果我們可以不要農業，那農村教育可能在未來20年是個問題，但在未來40年可能就不是問題了。但我們不可能走到那一天。

　　我估計很多人都承認，鄉村不可能消失。在這個前提下，農業是中國必須要發展的產業，因此需要對于農村社會和農民的生活提出愿景。我們當然希望農村能夠是一個讓農民生活幸福的、有生產的、有文化的、有充分的至少是富足的公共服務或設施的社會。在這樣的愿景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討論在教育、衛生、公共服務和經濟等層面，如何能夠向農村傾斜。

　　Q

　　問題六：您提到的這些問題，國外有沒有什么好的解決方式？

　　王   丹

　　我覺得農村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就我所知的非常有限的范圍里，比如說美國的農村教育也不那么理想。因為美國的農業人口特別少，農村教育在美國的教育研究中占非常邊緣的位置。他們也存在類似的一些問題，比如農村兒童的大量遷移和農村空心化問題，而且程度甚至比中國更高，因為沒有戶口限制，說走就走了；還有農村文化被城市文化、尤其是消費文化所壓制等等。他們也提出了農村移民之后的社會問題，比如農村人口轉移之后，尤其是社區的一些骨干一走，本地的一些工業或產業也開始出現沒落，所以美國面臨的問題和我們有很多是相似的。

　　歐洲最近有位老師做了一個項目叫空心化（emptiness），就是說在東歐，也有很多農村學校變成了“空”的。這個項目本身跟我們所研究的中國農村學校的消失、農村兒童向城市遷移等問題，都呈現出類似的趨向。

　　資本主義條件下，農村的未來和農村勞動力的未來是可想而知的，農民就是一個城市工人階級的后備軍，他們作為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不斷地做好準備向城市轉移。所以只有打破資本主義整個生產的邏輯才能夠逆轉農村勞動力的命運和整個農村的命運。

　　注：本講座稿基于講者已發表的論文：Wang, D & Teng, Y. (2022). Educational Migration and Rural Decline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Vol 88: 100-125. https://doi.org/10.1086/719473

　　講座回放鏈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M411j7MZ/?spm_id_from=333.999.0.0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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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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