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農業，是中國最古老的傳統產業，是為人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資料的基礎產業，因此曾被稱為百業之首。農民，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職業群體，是中國幾千年來逐步形成的最為龐大的一個職業群體。農村，是農業生產的根基之地，是農業人口生存棲息之地，是農耕文明的承載之地。

　　在中國遼闊的大地上，一個個鄉村星羅棋布。幾千年來，一代代農民在這里面朝黃土背朝天，篳路藍縷，櫛風沐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傳統的中國農民只要處在有土地可以耕種這種生存狀態中，身心就會獲得一種踏實感。

　　在這撒落各地的村落里，也有無數的農民子弟從這里走出農家小院，走出山野柴門，走入繁華都市，走向大千世界的各行各業。所以，這大大小小的村落里，有城里人魂牽夢繞的老家。鄉村的坡坡嶺嶺上，有著城里人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祖墳，祖墳里沉眠著城里人的祖先。鄉村的尋常巷陌里，還會坐落著城里人家族的宗祠，宗祠里記載著城里人那祖祖輩輩的故事。

　　——鄉村，是城里人的“根”之所在。

　　現在中國的城市居民，如果上推四五代，幾乎全是農民！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農民，祖祖輩輩都生活在豫西山區的農村。我也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后代。我是在農村生活成長到25歲，才參加“文革”后的高考從農村來到城里學習和工作的。和我一樣的許多人，我們在鄉村出生，從小喝著家鄉的河水長大，然后告別那片生養我們的土地，來到城里生活。我們的身上都或多或少烙刻著農村的印記，血液里潛藏著農民的遺傳基因。農村，會時常勾起我們美好的回憶。家鄉的山，家鄉的水，家鄉的人，都曾一次次地出現在我們的夢境中。

　　我們如果久在異鄉，偶爾回到久違的家鄉，漫步在家鄉的田野，雙腳踏上家鄉那松軟的土地，那就如同小時候依偎在母親的懷抱，匍匐在父親的脊背，一種親切感就會油然而生。這種與農村母子般的依戀之情，常常使我們的內心一次又一次地涌動起感情的波瀾，甚至會涌出滿眼的淚水。

　　對自己的家鄉，我們總會飽含感情去表達自己深深的眷戀，那是難割難舍的故鄉情結。誰也不愿說故鄉落后，不愿說故鄉愚昧，不愿說故鄉的貧窮；而愿意把落后浪漫化，把鄉愁審美化，把貧窮道德化。大家覺得，作為生活在城里的農民子孫，如果老說農村的落后，那就是忘記了家鄉的養育之恩，那就是忘本！就是對家鄉的背叛！誰敢丑化我的家鄉，那就是對我人格的侮辱！

　　“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可如今，當我們面對那片沉悶的土地，面對那日漸蒼老的鄉親，我們不得不為農村的冷落、農業的落后、農民的無奈而深深地嘆息！

　　一、鄉村在悄悄地走向衰落

　　我出生于上世紀的50年代，在農村度過了那難以忘懷的童年時光和青春歲月。如今仍清楚記得我們青少年時期的農村生活場景：生產隊上工的鐘聲一響，男女老少社員一個個從家門走出，在生產隊長的指揮下成群結隊走向田野。男女老少統一出工，一起勞動，統一休息，統一收工；記得那春節時的露天戲臺，夏夜里的露天電影；記得夏收時節那烈日下的揮汗如雨，那打麥場上的熱火朝天；還記得在“農業學大寨”的工地上，架著高音喇叭，豎著宣傳板報，每天報道著各小隊的生產進度，宣傳著共青團、民兵連涌現的先進人物和模范事跡；還記得那時生產大隊、生產隊經常召開群眾大會：有學習，有發言，有討論，有表決……

　　那時的農村，雖然貧窮，但充滿生氣；那時的農業，雖然落后，但充滿希望；那時的農民，雖然勞累，但充滿夢想。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滿懷著對“社會主義新農村”美好前景的無限向往。

　　可是，到了21世紀20年代的今天，當我們抱著一種既熱情又冷靜的態度來觀察中國農村、中國農業、中國農民時，我們的內心感到了一陣陣的隱痛。因為我們看到了當今農村令人驚嘆的蕭條與衰敗！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鄉村，在這近幾十年來“城鎮化”的狂飆突進中，已經嚴重衰退了，沒落了！沉淪了。城鄉差別不僅沒有縮小，而且越來越大了。

　　鄉土，已經沒有了營養；鄉村，已經傷痕累累。村莊還在，可村莊已經沒有了人氣和希望。沒有了人氣和希望，村莊就一片死寂。

　　曾經生氣勃勃的鄉村啊，你為什么成了這般模樣？我們在苦苦思考著其中的原因。

　　人，都有“發展”的需要，都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人類的一個本能就是“人往高處走”。當城市能夠給人們提供更優質的教育、更良好的醫療、更優美的生活環境、更多的發展機會、更高的薪酬待遇時，我們怎么能夠奢望讓大家抱著“故鄉情懷”留在農村呢？畢竟生存與生活才是第一位的呀！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農民眼睜睜看著農村無望、農業無望之后，只好放棄了祖祖輩輩曾視為生命的土地，告別了曾日夜廝守的村落，離開了熟悉的農事，拋下“老婆孩子熱炕頭”，毅然決然地背起行李，擁進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從此掀起了中國波瀾壯闊的農民工打工大潮。

　　農業，已經養活不了農民！農村已經留不住農民！這是中國農業發展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現象。

　　打工——這是中國農民在現實逼迫下不得不選擇的一個新的生存方式。

　　中國最古老最龐大的產業——農業，如今為什么會如此衰落？中國最大的人口生存棲息地——農村，如今為什么會如此冷落？中國最大的職業群體——農民，如今為什么會如此無望？歷來安土重遷的中國農民，為什么要拋家舍業離開農業和農村才能養家糊口？

　　現在，走進村子里，人們難以尋找到那種轟轟烈烈的生產勞動場面，難以感受到那蓬蓬勃勃的生活氣息。村子里居住的絕大部分是60歲以上的滿頭白發、身軀佝僂、行動遲緩的老人，還有一些不到上學年齡的孩子。青年人絕大多數出去當了農民工，有的甚至帶走了孩子。在村子的學校里，再也看不到過去孩子們那活潑的身影，聽不到孩子們那嘹亮的歌聲。有不少山區村子的學校只剩下了三五個孩子上學，有些村子的學校已經空無一人，只剩下滿院荒草，還有一個銹跡斑斑的籃球架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守望著一個空蕩蕩的操場。

　　你到山區農村走走，會發現相當多的農家院落，大門常年落鎖，隔著門縫向院里看去，滿院雜草叢生，一人多深的蓬蒿遮蔽了門窗。

　　老齡的人口，生命是有限的。接二連三地，這輩老人開始凋零。他們大多都是像蜜蜂一樣，辛勤勞累到最后，也就靜悄悄地死去。隨著一座座新墳的出現，農村人口在一天天減少。

　　我曾經去過距離縣城只有十幾公里的一個村莊，新修建的村部，稱得上大方美觀，硬化的院子幽靜整齊，而且也配備了電腦，接入了互聯網。然而一起同行的朋友卻告訴我，這個看起來挺氣派的村部，其實平時是很少有人住的，不定猴年馬月，上級來人了，有關村干部會回來一下。村部的電腦，估計一年也開不了幾次機。

　　去了幾家農戶的家里，房子還是修建的挺整齊的，但進入房間里所遇見的村民們，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殘。絕大部分村民常年在外地打工，恐怕也只是春節回來呆幾天。春節過后，打工大軍又南下北上，村莊又歸入了沉寂。

　　這些農民工一天天，一月月，努力地去掙錢，等待下一年春節回來，重復同樣的故事。

　　盡管村莊的房舍道路整整齊齊，但一個沒有年輕人的村子，即便再好，也會顯得沒有生機。

　　站在村頭，望著這個沉寂的村落，我在想：當老一輩人年齡越來越大，最終離開人世之后，這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年輕人還會再回這個村子嗎？回來干什么？回來種不了地，做不了生意，掙不了錢……但是，如果他們不回來，他們能順利在城市立腳嗎？恐怕他們進城之后，大多數人只能棲息在城市的屋檐下。他們在城里沒有低保，沒有醫保，沒有各種社會福利，城市會不會將他們拒之門外？

　　我理解那些遠在他鄉務工的農民工的酸辛：有家的地方，沒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沒有家。故鄉，安置不了肉身：他鄉，安頓不了靈魂……

　　如果農村能留人，誰愿意背井離鄉？如果農業有希望，誰愿意拋家舍業？這是多少農民工無奈的嘆息啊！農民工的“前途”究竟在哪里？

　　讓農村80%以上的青壯年勞動力離開家鄉，靠外出打工來養家糊口，這是農村的長久之策嗎？這是農業發展必然結果嗎？這是農民的奮斗目標嗎？農業沒有了前途，農民自然也就沒了前途。

　　鄉村還在，但鄉村的人們卻沒有了方向感，中國最龐大的一個職業群體看不到前途在哪里。有多少青年農民，展望未來，憂心忡忡，一臉迷茫。

　　在剛實行“大包干”的時候，每家每戶對自己家分得的土地的地邊地界，都了如指掌。而現在呢，土地無人耕種，大片大片拋荒。村落的田野上，很難看到種地人的影子。即使到了春耕時節和夏收秋收時節，也只能見到幾個佝僂的老人在田間勞作。

　　等老一輩種地人離去，恐怕村里的大部分年輕人都不會種地了，有些人恐怕都不會使用農具了，甚至忘了農具的名字了，有些人恐怕都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塊在哪了。

　　耕地拋荒，不見人種地，這還叫農村嗎？村民都去打工了，也不會種地了，這還叫農民嗎？

　　中國的農田是一代代農民陸續開墾出來的。你如果到淺山地區的山溝山坡上看看，在那些溝溝坎坎里，那些壘砌著石壩石堰的地方，殘留著田埂模樣的地方，都是當年農民開墾的農田，有的是“農業學大寨”時修整的梯田，現在已經地堰坍塌，草樹蔥蘢。人民公社時期修建的水壩、水渠、水庫、渡槽、排灌站等農田水利設施，絕大多數因常年失修而廢棄。還有靠近市、縣、鎮的大片良田，也在本世紀之初被“工業園區”“產業聚集區”圈占，處于半荒廢狀態。

　　中國曾經是個農業大國，一直以來，上有東北三省，中有“兩河兩山”，東有沿海水鄉，南有洞庭魚米，西北河套平原，西南天府之國……舉國上下，勤勞的幾億中國農民，支撐著這個地球上第一人口大國里十幾億人的一日三餐。然而，到了現在，農業的衰落，已經撼動了中國人的生存根基。中國農村，這個五千年來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家園，走到了最危險的崖邊。

　　上世紀90年代末，一位農民曾給我算過一筆賬：種莊稼如果算上種子、化肥、農藥、灌溉以及耕種收割的投入成本，基本等于白干！說這話時，這位農民分明沒把自己起早貪黑、日曬雨淋、流血流汗勞作的人工費計算在內。農民算的這筆賬，聽起來就是一聲沉重的嘆息！這筆賬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數字，這分明是泥土混合著汗水和淚水而釀成的苦酒！

　　聽了這筆賬，你會感覺到如今的農民是多么的無奈！

　　在幾千年的農耕社會里，農民堅信：“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到了現在，土地成了累贅，農民不愿種地，誰種地誰賠錢！種地越多賠錢越多！農業前景竟然是如此的暗淡！

　　農業和農村的衰落，導致農村難以留得住人才；農村人才的流失又導致農業農村的更加衰落。惡性循環已經形成。

　　新中國建國以來，一直都是農村補貼城市。城市就像一臺巨型抽水泵，源源不斷地從農村抽取各種資源：抽取勞動力，抽取“剩余價值”，抽取人才·······

　　從農村考上大學的孩子一批接著一批，畢業后都去服務城市了。農村原有的一些有文化、有知識、有技術、有能力的青年一個個地離開農村，跳出農門，到了城市。

　　人民公社時期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大有作為”；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教育一直鼓勵農村的優秀孩子“跳出農門”。 從“知青回城”開始，一直到恢復高考后這40多年，優秀人才由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近半個世紀，這會導致什么結果？導致農村的各種資源日益干涸枯竭！

　　隨著農村優質勞動力資源的貧乏和枯竭，農村發展后勁明顯不足。而失去了人力資源這個生產力要素，農業產業鏈越來越萎縮，農業發展的產業體系難以形成。

　　中國傳統農民們幾千年來一代一代口耳相傳的農耕文化秘籍，已經徹底在“城鎮化”口號聲中永久消失了。華夏大地再也回不到那個神農氏開創的“老黃牛遍地走”的大農業時代！五千余年的農耕文明，正漸漸走進落日余暉，成為歷史的挽歌·······

　　看看湖南大學一位老教授回農村老家過春節后的感受吧：

　　過年回鄉村，歸來淚滿巾；

　　田荒藏野兔，不見種田人。

　　難尋兒時伴，翁嫗帶幼孫。

　　幼童多留守，難見爹娘親。

　　異鄉難留魂，故鄉難留身。

　　家園已荒蕪，落葉難歸根。

　　此詩將鄉村衰落的實況展現讀者眼前，讓人讀來感嘆，憂心，五味雜陳，似有凝重鄉愁，更有回不到從前的感慨。

　　鄉村的衰落，還不僅表現在農業產業的衰退，還有鄉村淳樸民風的江河日下。鄉村沒有了敬畏，沒有了家規家訓，沒有了宗祠家法，沒有了村規民約，傳統的道德已經崩塌，傳統的習俗已經瓦解，鄉賢已經走失，公序良俗對村民已經毫無約束之力。農村上層建筑在失去了經濟基礎的支撐之后正在逐漸坍塌，農村的意識形態陣地已經無人值守，拜金文化、地痞文化正在泛濫，鄉村的優良傳統文化被侵蝕殆盡。現在已經沒有一種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或價值系統能形成一種強大的向心力把農村的人心凝聚起來——鄉村文化也在衰落。

　　農業衰退，農村衰落，農民無望，誰來拯救我們的鄉村！

　　故鄉猶在，山水依舊，村魂已失，我們該到何處為村莊招魂！

　　二、農民養老保障，時代的難題

　　現在的農村，已經沒有了早年那種老年父母與多個兒子共同居住的幾代同堂的“大型家庭”，取而代之的都是老年父母與子女分居的“小型家庭”，這是目前農村家庭結構的常態，且子女多數都在遠離父母的外地打工。于是，過去的那種居家養老模式難以為繼，不得不走向終結。

　　現在中國的十四億人口中，大約有一億左右6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他們在失去勞動能力以后，沒有經濟來源，沒有社保，也沒有參加任何人壽保險、健康保險等。近年來，才有國家每月發給他們的100元左右的養老金，其中有不少人還在為生計發愁。他們與子女分居，子女又常年在外地打工。他們的養老問題成了這個時代的痛點。

　　雖然現在我國實行了農村合作醫療以及大病救助制度，但這個制度還一直處在不斷地完善過程中，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來，對于真正得了大病的農村老人來說，救助往往難以到位。而且，當今農村親情越來越冷漠，敬老意識越來越淡化，尤其是孝敬公婆的兒媳越來越少見。這些又加劇了農村養老問題嚴峻性。

　　農村老人一旦得了大病，醫療費用少則幾萬元，多則幾十萬元，即使加入了“新農合”，以前那種“個人先墊付，之后農合報銷”的操作辦法也會讓農民因借錢無路而望病生畏，如果沒有加入“新農合”，這會讓原本脫貧的家庭一夜返貧，甚至債臺高筑！一個農村家庭由小康到赤貧的距離就是一場大病的距離！所以，許多農村老人得了大病后不得不放棄治療，慢慢地等待著死亡的臨近。

　　他們中有的人大小便失禁，又沒有親人陪護，只好拉在褲子里，干了濕，濕了干，最后都結成糞板了，都沒有人給換洗換洗；有的人白內障嚴重到失明，依然要每天摸索著生火做飯；有的人年輕時候勞累過度，老了彎腰駝背，腰肩腿疼痛難忍，晝夜無法入睡；有的人查出癌癥后直接放棄治療，回家喝農藥自殺；有的人子女都不在身邊，自己在家里病死好久后才被人發現。

　　在農村，人至暮年，竟如此悲苦，如此無可奈何！

　　一個農村鄉級衛生院的醫生講了一件事：

　　我曾經接診了一個農村老太太，子女送到門診時說是老太太的腳破了點皮，讓我們給看看。當我打開她原來裹纏著腳的紗布后，都被映入眼前的畫面驚呆了！這是怎樣一只腳啊：深可見骨的潰爛壞死，幾個腳趾全都爛成了黑色，還散發著濃烈刺鼻的惡臭！這是嚴重的糖尿病并發癥——糖尿病壞疽！而從子女口中說出來就是“破了點皮”。

　　這種程度的壞疽，有點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是要截肢了！在跟老太太的子女說明這些情況后，她的子女紛紛面露難色，子女們沒有問他們的母親不治療的話會有什么后果，而是不停地問“要花多少錢？”

　　在聽到一個大概的數字之后，子女們一致表示“不治了”，要回家。而老太太本人，全程一言不發。換藥的時候沒有喊一聲疼，整個人表情麻木，似乎早已習慣，也早已認命，任憑她的幾個子女草草地決定她的生死。

　　在這個老太太被她的子女帶走后，我不知道該憤怒還是該嘆息。

　　在農村，喪失了勞動能力和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沒有任何經濟收入，如果再疾病纏身，那么他們當然就只能是依靠子女。子女們如果外出打工，他們的生活就無著落。如果子女為了老人放棄打工，子女一家的生活就無著落。

　　我曾見過一雙老年夫婦到醫院看病，得知老伴得了癌癥以后，老漢在蹲在醫院大門口嚎啕大哭。

　　這些老年人在年輕的時候累死累活，在土里刨食，忍饑挨餓，辛勤勞作，養兒育女，把一個個孩子撫養成人之后，還要給孩子蓋房子、娶媳婦、帶小孩。一旦完成這些“人生使命”之后，他們就覺得自己活著已經沒有了任何價值，活著就是拖累子女，于是只求早點離開人世。

　　在農村還有一些老人選擇的是有病不去治療，從而慢慢將小病拖成大病，一直拖到不能自理時就用自殺擺脫這一困境。

　　一個喝農藥自殺的老太太，在搶救過程中她的幾個子女在搶救室里哭得肝腸寸斷，讓在場的人都十分動容。可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幾天之前，老太太在醫院查出了肝癌晚期，也正是這幾個子女十分平靜又坦然地告訴醫生，他們選擇放棄治療。而老太太可能覺得自己的病毫無治愈希望，活著就是個累贅，干脆在自己在還能動彈的時候選擇了悲壯地自我了斷。

　　這個老太太走得十分決絕，一個字、一句話都沒有留下！

　　村里人對于老太太的自殺，流露出一種贊賞的態度：“這老太太是個明白人，走了也好，不用受罪了，也不拖累兒女。”

　　聽了這樣的故事，我不覺一聲長嘆，沉思良久，潸然淚下。

　　假如村里有一個老人癱瘓了，農村人一般是請不起護工的，也難以找到合適的養老院。如果子女孝順，那就子女輪番照顧。那也意味著一旦一個老人癱瘓，就會拖累著幾個子女都必須留守在家照顧，沒法外出打工賺錢，這對于農村家庭是個巨大的經濟消耗。所以，老人在喪失自理能力或者身患重病時，他們每天都備受煎熬，時間長了，就只盼著早點結束生命。如果他們選擇了自我了斷，周圍人都會紛紛贊賞他識大體，子女也會跟著松一口氣。

　　在農村，老年人只要喪失了勞動能力，即使沒有重病纏身也過得艱難無比。主要是他們沒有穩定可靠的收入來源，除了國家每個月發放的那100來元的養老金，他們就只能依靠子女。如果子女不在身邊照料，中國農村養老機構實在是無能為力。根據全國“老齡辦”統計的數據顯示，目前3.3萬個農村養老服務機構的261萬張床位，面對的是1600多萬不能自理的老人！

　　目前農村有大量的“空巢老人”，如果這些老年人生了病，那只能去村里的衛生室求醫，如果是頭痛腦熱，衛生室還可以處理，如果遇上稍微大一點的病，就完全沒有像樣的醫療條件。去醫院的話又面臨沒有人照料陪護的問題。很多老年人也正是在這種孤獨又絕望的困境里欲哭無淚。

　　難道這一代農民，生命的最終歸宿就只能自我了斷嗎？他們晚年為什么會生活得如此卑微？

　　我曾經問過一個有輕生念頭的老人，為什么會想自殺呢？他告訴我說，他不是想死，只是實在活不下去了，所以只能死。我聽后長久沉默，想勸他不要這么想，想勸慰他困難一定會能解決的，但是我知道，我的話對他沒有任何說服力——因為我也不知道該怎樣解決他的難處。

　　新中國建國70多年了，為共和國出過力、流過汗、吃過苦、受過罪的一代農村老人，是與共和國患難與共的一代老人。他們一輩子出了幾輩子的力，一輩子吃了幾輩子的苦，一輩子受了幾輩子的罪。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沒有億萬農民的辛勤勞動和無私奉獻，就沒有中國工業化的基礎。那一代農民是最吃苦耐勞、最忍辱負重的一個群體，是共和國初期和中期發展的最大的功勛群體。這一代老人，往往一年里也吃不了幾頓飽飯，一輩子也換不了幾床新被褥，不知多少年才能穿一件新衣裳，有許多人一生連縣城都沒到過，許多人是餓著肚子、穿著補丁衣服離開這個世界的。還有一部分剛剛吃上幾天飽飯就撒手人寰了。剩下的一部分，如今仍然在農村的社會底層艱難度日。極度的無奈，使他們只能匍匐在地面，卑微地生活。操勞一生，臨老本該頤養天年，但面臨的現實是：連體面地活著都難！

　　看到中國農村這一代老人的生活現狀，我仰望蒼天，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只覺得眼里噙滿淚水。

　　我們該呼喚何人來關注這一特殊群體？

　　隨著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越來越多的農村老人，不知道該如何度過他們的晚年。農民社會保障問題、農民養老保障問題該如何破解？沒有遠慮，必有近憂；近憂已現，該如何遠慮？

　　三、老一代農民——共和國的功勛群體

　　從新中國建立到本世紀初取消農業稅之前的幾十年里，農村、農業、農民對國家的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做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這其中有顯性的貢獻，也有隱性的貢獻。在國家的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已經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們必須把這一歷史事實告訴今天的年輕一代。這既是為了告慰老一代農民，也是為了昭示我們的子孫后代：我們真的不能忘記了那老一代農民。

　　現在，竟然有些年輕人認為目前的農村和農民是國家的累贅，這真是對那一代農民的忘恩負義！

　　請看看我們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是怎樣走過來的吧。

　　由于建國之前的連年戰爭，已使當時的中國山河破碎，百業凋零。新中國建立之初，國庫嚴重空虛。這時，國家還要養活400多萬人的軍隊，還要維持政府的運轉，還要保障基礎性工業項目的開工上馬。建國第二年就爆發了朝鮮戰爭，面對這百廢待興的局面，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和我們新生的國家政權能依靠哪個階層、哪個群體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呢？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最信任的三大群體就是“工農兵”，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后，最擁護新生政權的三大群體也是“工農兵”。而“工農兵”這三大群體中，中國的產業工人占人口比例很小，且新中國的工業幾乎是“零起步”，當時我們能見到的工業產品幾乎全是“洋貨”。新中國的工業是急需國家扶持才能發展的，國家不可能從工業上獲得資本積累。“兵”就是軍隊，軍隊是需要軍費維持支撐的，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我們又有幾十萬志愿軍戰士赴朝參戰，也是需要戰爭經費支持的，我們不可能從軍隊獲得資本積累。所以，建國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和新生的國家政府要進行國家建設，唯一能夠依靠的，就只能是中國最大的勞動力群體——農民！唯一可以依靠的經濟基礎，當然就是中國最大、最古老的產業——農業！

　　新中國的國家原始資本積累基本上全靠農業！

　　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對國家的貢獻主要有兩種形式：

　　第一種形式，就是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國家創造“剩余價值”。

　　在計劃經濟時期，通過政府強制性定價手段，壓低農產品價格，抬高工業產品價格——這就是著名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采取這種決策的戰略意圖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 “以農補工”，就是從農業那里收取“剩余價值”，進行資本積累，用來促使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譬如，當時全國農村的各個生產隊生產的糧食，除了留下口糧、種子和少量儲備以外，全部低價上繳國家，稱為“繳公糧”。當時上繳給國家的小麥，價格僅為每市斤0.139元，上繳的玉米每市斤0.1元，遠低于市場價。

　　在當時國家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為了度過難關，國家實行國民超低消費、國家超高積累的宏觀決策。為了保證這一決策的實行，國家對生活物資供應按人口發放票證，沒有票證，即使有錢也很難買到生活物品。特別是糧票和布票的推行，對“超低消費”起到了關鍵的作用。80年代時有人倒賣糧票，每斤糧票0.2元，70年代到80年代糧食相對充裕時，小麥的市場價為每斤0.38元。這樣你大概可以知道當時農民賣給國家的糧食的價格比市場價低多少。

　　那一代農民從小就這樣毫無怨言，勒緊褲帶，節衣縮食，省吃儉用，愛集體，愛國家。他們把籽粒最飽滿的的糧食揀了又揀，曬了又曬，然后低價交給國家，一直交了50多年！就此一項，你說那一代農民對國家的貢獻有多大！如果沒有那一代農民的貢獻，不知道我們國家該如何度過難關。

　　你知道當時生產隊里一個青壯年男勞動力干一天活所獲得的工值（報酬）是多少嗎？當時農民的工值各地各年份不太相同，我所在的生產隊多數年份一個成年男勞力勞動一天（10分工）的工值只有一毛多錢！

　　農民的工值為什么這么低呢？我們先看這樣一個公式：

=農民每天的工值

　　在這個公式中，當然“分子”越大，工值就越高，“分母”越大，工值就越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是依靠國家的強制性行政手段，強行壓低農業產品的價格——這是有意在這個公式中“縮小分子”；生產隊年終決算時要把大量的為國家義務勞動而不給生產隊創造效益的民工外出參加“大會戰”的工分、把鄉村干部、鄉村醫生、鄉村教師的補貼工分等“虛增”工分，統統列入年終決算時的分紅——這是有意在這個公式中“擴大分母”。

　　如此想方設法地在這個公式中縮小分子、擴大分母，農民的“工值”豈能不低？

　　村干部的待遇、鄉村醫生的待遇、鄉村教師的待遇……這些本應由國家政府負責的經濟負擔，當時都統統用生產隊記工分的方式由農民負擔起來，這也是當時農民為國家做貢獻的形式。

　　從上世紀50年代到本世紀初，國家通過工農業價格“剪刀差”到底從農民那里取得了多少“剩余價值”， 我們無從知道。這肯定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對國家的貢獻的第二種形式是：通過大量的農民義務勞動投入國家的基礎性建設。

　　人民公社初期，國家對農民勞動力管理幾乎是半軍事化管理：政府可以隨時向各個人民公社、各生產大隊無償征調勞動力，組成“民工隊”“民兵營”，參加國家修公路、修鐵路、建水庫、建電站等大中型建設工程。這些民工的待遇就是由他們所在的生產隊為他們按天記工分。各省、各地市、各縣也都有本地區的建設項目，這些建設工程都主要靠民工來完成。譬如，我們嵩縣有好多人參加過修建焦枝鐵路、修建洛欒公路、修建陸渾水庫、修建栗子坪電站、修建前河大橋的工程建設。一直到80年代初期，全國各地的很多建設工程都是靠農民工參加“大會戰”用義務勞動建成的。我國50年代到70年代修建的8萬多座水庫，多數都是依靠農民義務勞動建成的。

　　農民工參加的這些勞動，完全是為國家盡義務的，是不能為農民所在的生產隊創造效益的，有些地方性建設工程甚至需要農民自帶口糧、自帶勞動工具去參加義務勞動的，但這些勞動都是由農民所在的生產隊按勞動日計工分的，這些工分到年終決算時是要在生產隊參加分紅的。這種 “由生產隊記工分并參與分紅”的形式掩蓋了民工是在“盡義務”的實質。如果站在生產隊集體的角度去看，那就很容易看出：生產隊輪流分批派出民工去為國家義務勞動，由生產隊給自己派的民工記工分。也就是說，農民是以生產隊集體的名義為國家盡義務的。那時生產隊里一年四季都有在外做義務勞動的民工。我1973年一年內就去當了兩個月的民工：一個月是去修栗子坪電站到縣城的運輸公路，一個月是去加固德亭龍佛水庫的大壩。這種義務勞動形式上類似于中國古代的徭役。

　　當然，當時的國家干部職工也常參加義務勞動。1958年5月25日毛主席、周總理就曾帶領中共中央的干部到十三陵水庫建設工地參加義務勞動。但那時農民的義務勞動則是經常的、大量的和長期的，從上世紀的50年代持續到80年代，持續時間近40年！

　　那一代農民到底無償為國家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干了多少活，建了多少工程，創造了多少價值，那是難以計算的。那些工程建設如果放到現在，國家需要多大的物力財力投入，無人去算這筆賬。那一代農民為共和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真的是立下了汗馬功勞！如果沒有那一代農民的義務勞動，就不會有“祖國的大建設一日千里”那樣的神速！

　　這里需要強調說明的是，我們決不能把老一代農民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國家創造“剩余價值”、通過參加“大會戰”的形式為國家義務勞動的這種經濟政策說成是國家對農民的“剝削”和“壓榨”。這些決策，都是根據當時的現實國情不得不采取的宏觀經濟策略，包括當時的國民超低消費、國家超高積累的經濟政策都是當時應對特殊國情而采取的特殊經濟手段。當時老百姓對政府的“超低消費，超高積累” “實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 “以農補工”“為國家義務勞動”這些決策是理解和支持的，也是積極響應的。那一代農民知道，他們創造的“剩余價值”并沒有裝進資本家的腰包，也沒有進入貪官污吏的口袋，而是成了國家的資本積累，用于工業發展，用于城市建設；他們的義務勞動不是為封建皇權賣命，而是為自己的國家出力；他們知道自己是在用自己的體力和血汗為自己的國家分憂解難。這是老一代農民的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的體現。當時有很多農民常常為自己參加過國家某項建設工程的義務勞動而感到自豪和光榮；農民們常常把自己“繳公糧”的行為稱為“交愛國糧”。有很多農民為自己所在生產隊能超額完成“繳公糧”任務而感到驕傲。這就是那一代農民整體的思想覺悟水平！

　　這里必須特別指出，從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黨內外左傾思想占據上風，使得以高指標、浮夸風、盲目冒進為主要標志的左傾思想泛濫開來。在當時的左傾思想裹挾之下，好多農村的基層干部為了邀功，虛報糧食產量，競相攀比糧食上繳數額，人為造成這些地區的農民口糧不足，致使不少農村出現了糧食危機，甚至出現餓死人現象。這是在當時全黨全國占據主流的左傾思想影響下農村干部在執行農村政策過程中的一次重大錯誤，是一次沉痛的歷史教訓。我們必須深刻銘記。

　　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業和農民為國家做貢獻的又一形式是政府對農民的收費、集資和攤派。

　　1984年全國撤銷人民公社以后，改制成為61766個鄉鎮。后來這些鄉鎮機構的攤子越鋪越大，先后建立起了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紀檢、武裝部六套班子，相繼產生了與上級部門對應的“七所八站”：財政所、稅務所、工商所、郵電所、民政所、土地管理所、公安派出所，農技站、農機站、水利站、種子站、林業站、植保站、畜牧站、計生站。于是縣鄉基層公務人員越來越多，縣鄉財政供養人數急劇增長。

　　80年代到90年代，是我國政府“精簡機構”的呼聲最響亮的時期，但也恰恰正是縣鄉機構膨脹和人員擴充最快的時期。每個鄉鎮少則七八十人，多則一百多人。1986年，國家實行財政體制改革，明確各級財政“分灶吃飯”，就是各級公務人員的工資和公務運轉經費由各級財政分別負責。縣鄉村的財政沒有足夠的合法來源，而不得不處于“違法尋租”的生存狀態。90年代開始的分稅制改革（國稅地稅分開）使縣鄉財政收入又迅速減少，于是縣鄉各部門不得不千方百計“依法創收”——想方設法擴大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向誰收費？當然是向農民收費！

　　根據《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提供的數據，從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間，國家從農民那里征繳的各種稅收總額增加了四倍多！不僅如此，農民除了要繳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以外，還有著名目繁多的“提留” “統籌”費用和各項社會集資、攤派以及各種各樣的罰款。這些都是農民沉重的社會負擔。

　　向農民征收的各種稅費究竟有多少項？這居然是誰也說不清道不明的一件事。從80年代末開始到本世紀初這十幾年時間，各級政府向農民收繳稅費的名目之繁多，令人觸目驚心！這一時期是坑農害農事件頻發的時期，也是農村社會治理最混亂的時期，也是城市貴族利益集團乘機坐大的時期，是社會腐敗嚴重蔓延的時期，是農村社會干群矛盾最尖銳的時期。根據中央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統計，僅中央一級的機關和部門制定的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和集資等項目就有93項之多，涉及國家24個部、委、局、辦，而地方政府制定的向農民收費的項目則多達269項，還有大量的無法統計的“搭車”收費。有些收費項目，壓根兒就是鄉村干部的隨心所欲！

　　我們不說收稅，只說集資攤派和收費。首先，鄉鎮要集資：鄉鎮的各個辦事機構及七所八站都有集資攤派項目，你找它辦事，他就得收費。當時在鄉鎮流行的四句話就是：“領導就是服務，服務就得有償，有償就得收費，收費就是領導。”

　　建鄉鎮政府辦公樓要農民集資，建鄉鎮衛生院門診樓要農民集資，建鄉鎮所屬的機構的辦公樓都要農民集資……有的鄉鎮民政所僅結婚登記一事就得征收多項費用：結婚證工本費、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計劃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兒童樂園籌建費等等。

　　其次，村里也向農民集資攤派：全部村干部的誤工補貼要農民集資，村獸醫員、護林員、保潔員及村里安排的勤雜工的補貼要農民集資，村學校的校舍改造費及學校辦公經費要農民集資，村里的獨生子女獎勵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要農民集資，村里的公益事業及優撫支出，如敬老院建設費用、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村醫補貼、烈軍屬及殘疾軍人復退軍人優待費、困難戶及五保戶照顧費，都要農民集資，還有修路集資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統統要農民集資！ 因為村里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只要涉及村集體用錢，那就得集資！那就得攤派！如果不集資不攤派，村集體就一分錢沒有！

　　大家都還記得當時的民謠：

　　頭稅輕，二稅重，

　　集資攤派無底洞。

　　這大辦，那大辦，

　　都是農民血和汗；

　　這達標，那達標，

　　都是農民掏腰包。

　　滿街都是大蓋帽，

　　看見群眾伸手要。

　　穿黃的，穿藍的，

　　張口都是要錢的。

　　幾個大蓋帽，

　　圍著一頂破草帽。

　　三亂之風微微吹，

　　白條收據一大堆；

　　三亂之風升一級，

　　農民身上扒層皮。

　　農民苦，背朝蒼天面朝土，

　　農民悲，四方攤派八方催，

　　農民用義務勞動形式為國家付出、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國家創造“剩余價值”，這兩種形式主要是在人民公社時期，政府對農民的收費、集資和攤派這種形式主要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的世紀之交的十幾年里。如果說前兩種形式是農民心甘情愿的話，這種對農民的收費、集資和攤派的形式則遭到了農民不同程度的抗拒。

　　取消農業稅之前的十幾年里，農民的負擔實在是太重了！一時，農民負擔問題成了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各地由此引發了大量的群體惡性事件，由此引發的農民越級上訪大潮也一波連著一波。

　　如果一個社會問題不是某鄉某縣某省單獨存在的，而是全國普遍存在的；不是某一年兩年存在的，而是長期存在而解決不了的，那都是政策問題和體制問題！

　　為什么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民義務勞動問題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問題都能得到農民理解和支持，而改革開放之后的世紀之交向農民亂收費、亂集資和亂攤派問題卻遭到了農民的不同程度的抵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人民公社時期，毛主席和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留下了巨大政治信任資本的“儲蓄”。中華民族是由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從亡國滅種的危險中拯救的，這就是毛主席和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留下的巨大的政治信任資本的儲蓄。所以新中國建國之初老百姓才發自內心地高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正是在這種世代報恩的感情在支撐著中國農民對共產黨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擁戴。所以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便黨內出現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人民群眾仍然初心不改，依然擁護黨的各項政策。改革開放以后，毛主席和共產黨儲存在人民心中的政治信任資本儲蓄中仍有一定余額。到了世紀之交這一時期，黨內政治腐敗的泛濫在不斷消耗著這筆政治信任資本儲蓄的余額，各級政府對農民的亂收費、亂集資和亂攤派更是日益抵消這筆余額，這時農民對國家的農業政策不再絕對信任了。于是，就出現了農民對政府亂收費、亂集資和亂攤派政策的不同程度的抵抗行為。

　　中國工業的發展的原始積累是靠中國老一代農民一口一口從嘴里摳出來的。當時的農民風里雨里勞苦一年，分紅時全年的工值可能只有幾十塊錢。正是農民的這種付出，才逐步給我們貧窮的國家積攢了一些家底，才使我國的工業有了較快的發展。我們無法知道中國農民為國家工業資本積累做出的犧牲究竟有多大！

　　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讓中國農民付出了太高的代價，甚至是幾代人的代價！國家虧欠那一代農民的已經很多了，很久了。

　　現在我們國家已經建成了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大家千萬記著，其中包含著那一代農民的犧牲和貢獻。對國家貢獻最大的一代農民有很多已經離開了人世，我們即使想報答他們也沒有機會了。當下，那一代老人中還有一部分正在鄉村的老屋里煎熬，或正躺在病床上呻吟。國家不能忘了那一代吃苦耐勞、任勞任怨、樸實憨厚農民！

　　人，要有良心；國家，也要有良心！

　　我們應該向那一代農民致敬！

　　四、鄉村治理功能的退化與農民的一盤散沙

　　農村的衰落不僅僅表現在農業產業的衰退和鄉村文化的衰微，而且表現在鄉村治理功能的退化和農民的一盤散沙。

　　中國農村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活力在于是否能激發農民的活力。當最基層的農民沒有活力的時候，當農村的經濟發展沒有活力的時候，就證明基層的政治經濟體制也缺乏活力了。人民公社后期出現過農村集體經濟管理制度僵化、缺乏激勵機制的問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到現在四十多年了，同樣也出現了體制僵化的問題。

　　按照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一定的產權是一定的治權的經濟基礎；一定的治權是一定產權的政治保證。也可以說，一定的產權支撐一定的治權，一定的治權保護一定的產權。產權和治權是互相依存的。要使鄉村組織享有有效的治權，就必須鞏固其治權的經濟基礎——產權。這是健全農村社會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

　　人民公社時期，我國農村的土地所有制一直為集體所有制。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實現，是通過集體對土地的占有權、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等一組權益來實現的。人民公社時期，土地的集體所有權是以生產隊為單位實現的。集體占有，集體經營，集體管理，共同生產，統一分配。這是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生產隊集體擁有對土地的管理權、調控權和收益權。正是這種土地集體所有制這種生產關系，維持著村莊政治經濟根基，維持著村莊的農田水利系統，維持著村莊的道路，維持著村莊的規劃，維持著村莊的公共生活設施，維持著村莊的倫理和共同價值觀，也就是維持著村莊的有序治理。如果廢除了農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也就意味著村莊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要坍塌。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來，所謂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已經虛化，已經被架空了。土地集體所有權就成了“虛權”。為什么這樣說呢？大包干以后，集體對土地的統一經營權沒了，發包和調整的管理權沒了，“村提留”的收益權也沒有了。這樣，集體所有制不是徹底被虛置了嗎？不少山區農村的村集體沒有任何可以掌控的經濟資源，導致村委會的地位非常尷尬。

　　現在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對行政村的治理功能和人民公社時期相比，已經嚴重退化了。民主選舉和村民自治在不少地方流于形式，甚至在某些地區被黑惡勢力所把控。強大的宗族勢力，死灰復燃的封建迷信和宗教信仰，連同日趨抬頭的幫派勢力，都是鄉村治理功能退化的結果。

　　實行大包干以后，“村民村莊共同體”逐步解體，村民成了高速流動化的個體，中青年農民多數常年在外打工，他們與行政村的基層組織之間處于游離與隔膜狀態。村委會沒有了經濟支配權，什么事也辦不成。農田水利設施損壞嚴重，村集體沒有經濟能力維修；農戶經營規模日益萎縮，農民在農業方面的受益越來越少；村民的榮辱得失、生老病死、婚喪嫁娶，都與村委會沒有多大關系。行政村不再是一個凝聚人民群眾利益的共同體了，村支部與村委會的治理功能也就逐漸退化了。

　　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上，中國農村是一個超穩定的社會結構。村莊的形成，是千百年來農耕文化發展的自然選擇。鄉村是自然、社會、經濟三位一體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鄉村具有農村居民點的居住功能；具有融合地緣關系和血緣關系的功能；具有融合政治文化和地域民俗的功能；到人民公社時期，鄉村的功能又擴展到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組織載體功能和集體經濟統一經營的功能。農村“大包干”實行以來，村莊功能也被大大的削弱。特別是鄉村集體經濟的統一經營功能沒有了，村莊只剩下了單純的農村居民點的居住功能。土地集體所有權、使用權、管理權、處置權、收益權統統與鄉村集體組織沒有任何關系了。

　　8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有些鄉村兩級的治理出現了“灰色化”傾向，因為鄉村治理的這種“灰色化”可以減少管理成本。例如，鄉鎮政府及其村級組織或明或暗地利用社會強勢群體（宗族勢力、黑惡勢力、富人群體），對農民實行強勢威逼式的管理。譬如在土地征用、房屋拆遷、阻止上訪等一些棘手的問題上，鄉村干部會雇傭以上人員去處理問題；上述強勢群體介入管理后，作為回報，鄉村干部會默認這些人去獨霸市場，強占公共資源，或給予他們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勞動模范等政治頭銜或榮譽頭銜，讓他們用來漂白自己的身份。

　　鄉村基層政權功能的退化突出表現在：村支部和村委會沒有了凝聚力，沒有了公信力，沒有了感召力，沒有了動員力，沒有號召力。村支部村委會想召開一個全村的群眾大會都組織不起來。這種狀態下，村干部沒有權威，老百姓不信服鄉村干部，只害怕黑惡勢力，只害怕流氓惡棍，使不少農村社會變成了叢林狀態。

　　由于世紀之交這一時期農業農村政策的一再失誤，導致農村多種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這一時期的農村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農民上訪潮”。為了解決上訪問題，當時有些人提出的“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的辦法，消耗了各級政府大量的“維穩”經費，但效果似乎并不明顯，因為矛盾沒有得到根本化解。

　　鄉村治理失序，已經制造了很多內生性風險，這種風險不斷積累，并且經常不定期爆發。政府用于“維穩”的成本越來越高。當時有些鄉鎮每年用于“維穩”的經費就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農村中的基層治理問題已經形成了令人擔憂的危險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基層政府只能通過“鄉村能人群體”的“灰色治理”來勉為其難地維持村莊基本秩序。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黨的“十六大”之后，情況才有所好轉。

　　農民由于窮，打不起官司，請不起律師，農民享受不起法律這個“奢侈品”。當窮人用不起法律的時候，法律就變成了富人或權勢群體欺負窮人的工具了，農民只好忍氣吞聲，實在忍不下去了，就會走極端，由一個維權者變成一個違法者。這就是鄉村治理混亂導致的直接結果。

　　鄉村的農民組織有的消失了，有的弱化了。譬如農村原有的共青團組織、民兵組織，像流在沙漠里的河水，不知何時悄悄消失了。村里的婦聯組織被嚴重弱化了，只剩下一個可有可無的婦女主任。

　　人們常用“沒組織沒紀律”這句俗語來形容那些沒有紀律觀念的群體。其實沒有紀律是因為沒有組織。人們沒“組織”了，也就沒“紀律”了。村民沒組織沒紀律了，也就成了“野百姓”了，群眾成了一盤散沙了，人心也就渙散了。農民沒有“組織”了，村民也就沒約束了，沒底線了，沒敬畏了。村民選出來的村官，要么成為上級的代理人，要么成為強勢群體的傀儡，要么一點權力也沒有，什么事也做不了。那些遠離城鎮的村莊，早就將集體財產分得干干凈凈，村集體已經沒有任何經濟收益。有不少村集體的經濟實力還不如一個富裕的家庭，這樣的村支部和村委會還能干成點啥事？村民有了天災人禍的特殊困難，村里沒錢救濟，不管不問；村莊出現見義勇為的典型，村里沒錢獎勵，不吭不哈；村莊德高望重的老人去世，村里毫無表示，不理不睬。村支部和村委會管不了人，管不了地，管不了物，管不了錢，管不了事……這種情況下，村支部村委會還能有什么作為？還能有什么動員力和號召力？還能有什么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完全空心空殼的村級機構就談不上起碼的村級治理！

　　那些城鄉交叉地帶的村莊和一些“城中村”的村莊，這些年來由于有地可賣，有房子可拆遷，村集體尚有部分經濟實力。但這些村莊又往往是村干部和社會黑惡勢力結幫、與貪官污吏結盟的灰色地帶，是村官違法亂紀的高發地帶。

　　農村分田到戶以后，村委會沒有了組織農業生產的功能。取消農業稅以后，村委會的功能更加弱化，也使鄉村社會的散漫化、灰色化更加明顯。農業稅的取消，村民自治組織的財政基礎也隨之削弱，村支部村委會沒權可用，也沒事可做。村主任是民選產生的，但他們的工資是由上級政府發放的，這就成了村主任的尷尬。

　　農民沒有了自己的組織，誰來代表農民的利益？誰來配置農村資源？實踐證明，依靠權力和資本來配置資源，配置的結果只能是：把大部分資源配置給了優勢階層。醫療資源90%配置到了縣級以上醫院，教育資源主要配置給了重點學校，基礎設施建設大部分配置到了城市里。現在城市里的公園、小區及綠化地帶的灌溉系統非常完備，而農村農田的灌溉系統破敗不堪，也無人理睬。試問：是城市公園的灌溉系統重要？還是農村的農田灌溉系統重要？全國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農民越來越少，沒有人為農民說話，農民只有仰天長嘆。

　　免除農業稅之前，由于農民負擔過重導致農村干群關系緊張，取消農業稅以后，變成了由上級政府承擔對村里公共開支的責任，這就導致村干部“誰給錢，我對誰負責”。如此下去，基層治理不但要以錢為手段，而且成本將會不斷增加。

　　這就是目前農民一盤散沙、鄉村治理功能嚴重退化的現狀。

　　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對村莊的治理功能退化的深層原因在于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體制已經缺乏活力了。

　　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強化。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鄉村振興的必然要求。

　　五、國家農業農村政策的演進過程及經驗教訓

　　目前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新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國家農業農村政策是如何變化的？新中國農業曲折前行七十年的經驗教訓是什么？我們必須用科學態度和理性精神來實事求是地看待和分析。

　　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中，農村經濟都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模式。新中國建國初期，全國大約有1億個農戶，建立互助組后，變成了約700多萬個互助組，成立農業社后，變成了79萬多個農業社，到了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只用了三個月時間，全國的合作社就變成了52781個人民公社。

　　成立農業初級合作社以后，中國的農民突然要面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經濟。這在中國農村是個開天辟地的新事物。怎樣管理公有制的集體經濟，這對當時的農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也無從借鑒。按理說，面對這種既陌生又新鮮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農業的管理，應該慎重行事，將經營規模由小到大逐步擴展，逐步積累管理經驗。但是，剛剛加入了農業社的中國農民正在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感到無比地興奮和激動。特別是到了大躍進時期，中國農民精神抖擻，豪情萬丈，一些黨政領導干部也高喊著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于是，“左傾”思想產生了。1958年“大躍進”運動的浮夸風、公社化運動的“共產風”、1959年到1961年成立集體食堂的盲目冒進，都嚴重脫離黨的實事求是原則，脫離社會生產力的實際發展水平，違背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使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壞，也導致了1959年到1961年我國三年嚴重的糧食危機，甚至河南等地出現了餓死人的慘痛現象。應該承認：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左傾冒進，對新中國農村、農業、農民是一次很大的傷害。對此，我們沒必要回避。

　　解散集體食堂以后，我國的農村經濟政策經過重大的調整和改進，農業生產很快步入了穩步發展階段。1964年以后，全國農村掀起了“農業學大寨”的高潮，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建水庫，修水渠，筑堤壩，建排灌站，把荒山河灘改造成良田，把山坡丘陵整修成梯田，農業水利設施有了較快發展。河南林縣的“紅旗渠”就是這一時期農業學大寨的輝煌成就。

　　“農業學大寨”為農業生產的條件的改善，為促進農業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并且，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社會主義風格對中國農民也產生積極的思想引領作用，提升了中國農民的精神高度。

　　中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在新中國存在了20多年，它是中國共產黨探索管理農村、管理農業、管理農民的一種組織形式。在人民公社時期，幾千年靠天吃飯的中國農民曾經組織起來，把祈求皇天的誠惶誠恐變成了改天換地的自豪。我們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了剝削制度，消滅了貧富分化，實行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分配制度，修建了八萬多座水庫，修整了上億畝的梯田，建成了初級的農田水利灌溉系統。這就是集體經濟取得的成就！

　　人民公社，為新中國農業農村的建設和發展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雖然人民公社時期的中國農業還很落后，農村和農民還很貧窮，但人民公社時期的中國農業擔負起了“以農補工”的艱巨歷史使命，為新中國工業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些都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當然，人民公社畢竟是新中國一種開天辟地的制度創新，畢竟是一種“尋找路徑”的艱難探索。既然是探索，就難免會出現波折和失誤。譬如，人民公社時期也確實出現過“共產風”“浮夸風”“盲目冒進”等等左傾錯誤。進入70年代以后，由于多年來農村集體經濟管理制度僵化、管理體制中缺乏激勵機制，壓抑了農民的創造性和積極性，這些弊端也確實存在。但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業的發展在整體上是在“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這也是客觀事實，應該充分肯定。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開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這時，我們沒有認識到：農村的改革，應該是農村社會主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而不是對過去農業農村政策的徹底否定。這時，我們本應該認真總結人民公社時期農業農村政策所取得的經驗教訓，本應該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的完善和創新方面、在農業的產業結構調整方面，在創新集體經濟發展的新模式方面，在探索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途徑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來得及理性地總結人民公社的成敗得失，就把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村“大包干”政策的實行，把中國農村和農業的管理模式徹底打回到舊中國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模式。現在看來，恐怕也是一種失誤，這一次是右傾錯誤。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農業政策的調整大約經歷了四個階段。

　　我國農村經濟政策調整的第一階段大體上是1978——1983年，政策調整的核心內容主要是分田到戶，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本質是把生產經營自主權交給農民個人。

　　由于人民公社后期的體制僵化，缺少激勵機制，使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壓抑，分田到戶之后的前幾年內，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得到了釋放，勤勞的農民把村前屋后、坡坡嶺嶺、溝溝洼洼，能種莊稼的地方全部給種了，種植面積大幅度增加。再加上小麥、水稻、玉米三大主糧新品種的推廣，化肥的廣泛應用，大大促進了糧食總產量迅速提高。這些都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計劃經濟體制缺乏活力時候采取的一個矯枉過正性質的刺激性策略。這一時期糧食產量的迅速提高，既是農業科技對農業的極大推進，也是農民的勞動積極性被長期壓抑之后又突然釋放形成的短時間內的一種夸張性反彈。這種反彈給人一種錯覺，誤認為“分田到戶大包干”就是為中國農業、農村、農民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實際上這種“釋放”的時間不可能太長，釋放的能量也十分有限。到80年代后期，糧食產量增長速度放緩就是證明。

　　我國農村經濟政策調整的第二階段大約是1983——1988年，其核心內容是準許農民“離土不離鄉”，從事多種經營。這一階段，農民雖然不能離開鄉村，但可以離開土地，獲得了在本鄉本土發展“非農業”經營的自主權。這就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允許農民發展多種經營、發展私營企業和鄉鎮集體企業。到了80年代中期，農民在吃飽飯以后，又通過賣點余糧和發展副業，手里稍微有了點資金積累，一部分農民跳出祖祖輩輩死守的土地，在手工行業、修理行業、飲食行業、農產品加工行業、建筑建材行業、服裝加工行業、流通運輸行業等領域尋找出路。國家在也在金融、稅收等方面也給以扶持，于是個體工商戶、鄉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起來。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離開土地，成為鄉鎮企業的職工。部分有一技之長的農民首先成為“萬元戶”或“十萬元戶”。鄉鎮企業很快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河山”。一批農民企業家出現了。

　　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鄉鎮企業用地權力仍為集體所有，這一特例使農村經濟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這10年當中，基本農田以外的土地使用權基本上有鄉村自主決定，一般鄉鎮就可以審批。這10年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除了糧食產量直線上升以外，還形成了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和個體經濟異軍突起的可喜局面，這同時也為“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格局奠定了制度基礎。大家看一下華西村、南街村、劉莊村的集體企業基礎，基本上是那時候開始發展起來的。蘇南的集體企業、溫州和廣州的等沿海地區的個體私營經濟，也是那時候開始發展起來的。

　　這一階段的改革，激勵并保護了農民在鄉村創業的積極性。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新增值的70%是鄉鎮企業和農業創造的！這一階段的改革將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合理配置，使農村約1%的農民成為企業主，約10%的農民成為鄉鎮企業職工。鄉鎮企業的出現和蓬勃發展使農村有了活力，有了生氣，使農民有了出路，有了希望。這一階段的農業農村政策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我國農村經濟政策調整的第三階段大體上是80年代末年到本世紀初黨的十六大前，其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對鄉鎮企業進行私有化改制。

　　80年代末，有人認為當時遍地開花的鄉鎮企業管理水平低，沒有發展前途，提出要以國內廣闊的市場換取資本主義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提出要大力發展中外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為了吸引外資到中國來，國家政策給外資企業以“超國民待遇”：土地超低價，稅收減免，財政金融支持，低環境成本，低價勞動力等等，享受多種優惠政策。

　　1988年國家《土地法》出臺，國土局成立，鄉鎮企業用地權收歸國家，農民集體沒有了處置集體土地的權力，所謂“土地集體所有權”開始成了“虛權”，鄉村集體不能在集體的土地上發展鄉鎮企業了。接著要求各地新辦企業必須進入劃定的“經濟開發區”或“產業聚集區”。這使鄉鎮企業的用地成本大大增加。并且這一時期正是鄉鎮企業稅負最高、農民負擔最重的時候。中國中西部的鄉鎮企業與外資合資企業已經不是在一個平臺上競爭。這對鄉鎮企業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之后，中國官方最響亮的一個口號是：“穩定壓倒一切”。接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停了下來，一切為了“維穩”。中央開始對國民經濟實行“治理整頓”政策。國家銀行不再給鄉鎮企業貸款了。這對鄉鎮企業又是一個沉重打擊。接著，國家對鄉鎮企業實行產權改制，也就是把集體所有制企業與集體剝離，改為民營企業，即私人企業。改制的結果是：鄉鎮企業一部分被“關、停、并、轉”，一部分成為私人企業。蓬勃興起的鄉鎮集體企業幾乎全軍覆沒！

　　關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人們可能會注意到，到80年代末，由于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中國農村出現了一次重建鄉、村兩級集體經濟體制的機會，但可惜的是，我們錯過了這次契機。1989年以后，國家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治理整頓，使農村“重建集體經濟組織”的努力被阻斷。在政策導向上，則是鄉鎮集體企業紛紛與鄉村母體在產權歸屬上徹底切割，把集體企業變為個體經濟，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濟支撐最后被掏空。80年代蓬勃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到了90年代已經處境艱難，風雨飄搖，急劇萎縮，紛紛倒閉，最后消失殆盡。

　　這一階段內，大力倡導國有企業改革和鄉鎮企業改制，倡導民營經濟，高喊著“不要爭論姓社姓資”，提出“改革的步子再快一點，膽子再大一點”。這一時期內，國家以鄉鎮企業改制的名義，以對經濟進行“治理整頓”的名義，把蓬勃興起的鄉鎮企業整垮，是這一階段我們農村政策的又一次失誤。

　　本鄉本土的鄉鎮企業一個個消失了，這又逼得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得不“離土又離鄉”，拋下父母妻兒到城市打工。于是，“打工潮”從中國農村出現了。

　　農村剩余勞動力失去了本地鄉鎮企業的依托，就只好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體力。這里舉一個例子：90年代末，貴州有一個鄉發現了錫礦、鉛礦、煤礦，本地的鄉鎮集體沒有經濟能力開發，于是一些外省的有錢人聞風而來，在這里開礦。附近的村民就到礦上當農民工。每天從這里運出去的礦產的價值就高達40多萬元，每年有上億元，礦主每年給鄉政府提供的稅收大約是50萬元，而那些運礦石的超載重型卡車把當地的道路壓壞了，這50萬元還遠遠不夠用于維修這些道路的費用。

　　礦開了，集體資源沒有了，環境破壞了。并且這些礦石有些是有毒的，當地到礦上務工的農民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在這里干活如果超過三個月，就會有生命危險。農民工們從事這樣的勞動，當時每月工資只有300元左右。

　　你說那里窮，每天都有那么多的財富從這里源源不斷地運出去，投資者暴富了，當地人受益甚微，但受害不淺：水源污染了，空氣污染了，植被破壞了，道路損壞了。這就是鄉鎮企業倒閉消失之后鄉鎮政府的無奈，這就是失去鄉鎮企業依托之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假如中國農村的鄉鎮企業能得到正確的引導扶持，能得以持續發展，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將會是另一番景象。

　　由于中國農業一家一戶的零零碎碎的生產方式實在太落后了，效益實在太低了，和發達國家現代化農場全程機械化的生產方式相比，生產效率簡直是天壤之別。所以，即使國家給農民發放“種糧補貼”，農民種糧食仍然不掙錢甚至虧本，于是就出現了耕地的拋荒、國家糧食總產量減少、糧食自給率下降的問題。由于中國農民生產糧食的成本太高，國內糧價也就遠遠高于國際糧價，國家只好用增加糧食進口來應對。在國際政治局勢變幻莫測的情況下，國人碗中的飯，至少是部分國人碗中的飯，要依靠別人來供給，這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國家隱憂。因為民以食為天，糧食關乎國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即便是只有極少數國人的飯碗要依靠進口糧食解決，也是足以讓人提心吊膽的事情。這就是說，農業的衰微又導致了國家糧食安全問題的出現，而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關鍵，還在于解決農業、農村以及農民的出路問題。

　　當鄉村干部們一再呼喚“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吶喊的時候，我國就已經到了必須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時候了。但是，我們又沒有及時調整農村的經濟發展政策，地方政府仍在瘋狂追求GDP增長。這種“GDP崇拜”的畸形發展觀、畸形政績觀，導致了國家經濟的粗放型發展，也導致了忽視農業、農村的傾向，使傷農害農事件屢屢發生。特別是1989年到2002年這十三年，是農民負擔最重的十三年，也是鄉村治理最為混亂的十三年，更是農村中惡性事件屢屢發生的十三年。我們有必要對這一階段的農業農村政策進行深刻反思。

　　我國農村經濟政策調整的第四階段是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后，其政策的核心內容是提出科學發展觀，工業反哺農業，減輕農民負擔，開展扶貧攻堅和做出鄉村振興的戰略決策。

　　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后，我國堅持科學發展觀，農業農村政策有了明顯調整，農民負擔開始大幅減少，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力度逐年加大。例如“村村通”農村公路網的建設，農村電網改造，農業稅的取消，深山農戶的移民搬遷，“種糧補貼”的實行，農民養老金的發放。黨的十八大以后，國家開始了扶貧攻堅戰并取得了顯著成效，黨的十九大提出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開始了全面謀劃、綜合推進振興鄉村的偉大事業，成就有目共睹。

　　但是，由于中國的三農問題已經是幾十年來形成的痼疾沉疴，解決三農問題也決非一朝一夕之事。

　　回顧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農業發展的歷程，我們看到，新中國建國之初的50年代，把農民組織起來是正確的，但應當在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的發展中逐步積累經驗，而過早地進入人民公社反倒欲速則不達，顯得過于激進了，這是犯了左傾錯誤；改革開放后40多年來，我們又長期維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業經營模式，沒有抓住農業和農村發展鄉鎮企業、重建農村集體經濟的契機，又拖延了農業發展的進程。這是犯了右傾的錯誤。

　　早在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總理就莊嚴宣告：“中國要在本世紀內實現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技現代化。”近五十年過去了，中國的工業、科技、國防現代化都已經實現了。唯獨中國農業不僅沒有實現現代化，反而倒退到了一家一戶經營的小農經濟時代，成了全中國四個現代化的短板，三農問題成為全中國人民的痛點。

　　中國農村和農業的發展道路注定是艱難曲折的，每一步都是探索之旅，需要我們摸索著前進。我們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前赴后繼，繼往開來，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發展道路。

　　六、鄉村振興，路在何方？

　　面對農村的蕭條，農業的衰敗，農民的無奈，2017年中共十九大作出了鄉村振興的重大戰略決策。接著，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提出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農業政策體系，統籌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20個字，是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而戰略目標是要靠一個個的戰術措施去實現的。由于這里只講了戰略而沒講戰術，所以在廣大農民心中和眼前的迷霧仍未廓清。譬如中國農業發展走什么樣的具體道路？如何把農民組織起來？未來農業發展的基本模式是什么樣的？是小崗村模式？是南街村模式？是大寨村模式？農民心中仍然不夠明確。

　　鄉村要振興，首先必須明確回答：中國農業發展到底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這是鄉村振興的一項重大戰術措施。

　　有人主張中國農業的發展道路應該繼續維持目前的“大包干”，繼續走“安徽小崗村”的道路。

　　全國數億農民用四十年的實踐已經證明：分散的小家庭經營這種農業生產模式不利于農業的集約化和規模化經營，不利于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的實現，不利于扶農資金的有效使用，不利于農民抵御市場風險。

　　我們不是要講“三個代表”嗎！那我們不禁要問：“大包干”的農業生產方式能代表中國農業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嗎？能代表中國農業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嗎？能代表全體農民的根本利益嗎？

　　我們不是講“科學發展觀”嗎？那我們不禁要問：這種一家一戶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能體現我們中國農業的科學發展嗎？

　　我們不是說改革要改出效益嗎？那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它的農業制度、農業生產方式、農業組織形式，難道不是一直都是：一家一戶的、沒有組織的、個體單干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嗎？中國千百年來都是如此！“大包干”只不過是將中國農業再一次地打回到了中國封建農業制度的原型！分散的小家庭經營毫無效益可言！

　　我們不要再神話帶頭包產到戶的小崗村了！大包干的“小崗模式”已經沒有生命力了！

　　這條道路不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康莊大道。

　　有人主張中國農業要走菲律賓農業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前幾年不少地方提倡的“龍頭企業帶農戶”的模式。那就是政府扶持城市企業家下鄉，以“公司+農戶”的方式整合農村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顯然，這種道路不符合我國地理環境和人文條件千差萬別的實際，不符合中國農民和農田高度分散的國情。

　　“龍頭企業帶農戶”這種發展道路，就是讓資本家成為農業產業化的主導，并分享農業產業化的大部分收益，農民被動接受資本的整合。我們對這種農業發展的道路深感憂慮。

　　個體小農很難和企業資本家結成聯盟。因為資本的天性是追求壟斷利益。與農民沒有任何地緣關系的資本家來到農村，很容易和腐敗官員結合，和黑惡勢力結合，和富人“能人”等強勢群體結合，他們必然是要追求低成本、低風險、高效率、高回報的經濟效益，他們很可能會剝削小農的利益。

　　“公司＋農戶”的農業發展道路，其實就是黨和政府通過支持資本家扶持農民，再依靠資本家轉達黨和政府對農民的關懷，并由資本家組織農民建立起黨在農村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那必定會導致我們黨和政府離資本家越來越近，離農民越來越遠。

　　我們不能把中國農民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資本家身上。如果我們把很多優惠條件給了這些資本家，企圖讓資本家救助農民，結果很可能是讓這些資本家的資本積累越來越多，小農加速破產，農民依然貧窮。

　　這種企圖“由富人帶動窮人以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子已經證明是走不通的。

　　還有人認為，中國農業的發展要從土地私有化那里找方向、尋道路——主張農村土地徹底私有化和市場化。他們認為中國農村現在的“土地流轉不暢”就是現行土地沒有徹底私有化造成的。他們的理論根據就是以私有化為底色的“現代產權理論”。這些理論在誤導了我國國有企業改制后，又誤導了農村的鄉鎮企業改制，現在要開始誤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了。我們必須提高警惕！

　　目前中國農業的“小農劣勢”不是私有化可以解決的。一旦形成制度性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市場自由買賣，短期內會有土地流轉和土地市場交易的方便性，但從長期看，它會為資本下鄉的“圈地運動”大開方便之門，它帶來的惡果將十分嚴重：一方面，在地方權力與資本結盟的強勢介入下，本來就無心經營農業的“小農”會大批失去土地。小農喪失了在農村生存的根基之后，一部分農民又無法在城市立足，這就很可能會造成城市貧民的增加，造成農村“新地主”和“新貧農”的對立和貧富分化的加劇，造成新的社會動蕩。

　　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

　　也有人主張中國農業發展要走臺灣農業的道路。就是政府扶持“農民組織”，將分散的小農組織起來發展合作經濟，變分散的小農為有組織的“現代大農”，讓農民成為農業現代化的主導。

　　這條道路對于我們應該是有借鑒價值的。

　　有比較才有鑒別，有鑒別才有選擇。中國的農民只能依靠黨和政府的支持而組織起來走上集體化、合作化道路。

　　這是一條既有成功經驗可以汲取、又有失敗教訓可供警示的道路。

　　黨的十九大前后，貴州農村出現了一個由“包產到戶”重新回歸“鄉村集體經濟”的塘約村。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王宏甲又出版了《塘約道路》一書，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塘約的集體化道路再次為中國廣大農村提供了借鑒。

　　在解散人民公社的時候拒絕分田到戶，一直堅持集體經濟體制的河北省周家莊，還有河南省南街村，山西省大寨村，與后來由分田到戶又回歸集體經濟體制的貴州省塘約村，像璀璨的明珠閃耀在中國大地，成為中國農民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范。

　　現在，絕大多數農民單純依賴種莊稼而生存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純農業的小家庭經營模式正在走向終結。農民除了一部分進入城市成為市民之外，留守農村的農民必須重新組織起來走多業并舉、綜合發展的集體化道路。

　　鄉村集體組織是農村集體經濟的母體組織。從大寨村到華西村，從劉莊村到南街村，從塘約村到將軍村，從周家莊鄉的農工商合作社到煙臺市的村級領辦合作社，它們都在引導農民規模化和集約化生產經營中取得了成功經驗。這些“集體經濟試驗田”的實踐已經證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村鎮集體經濟模式是有生命力的。中國農業重新走回集體經濟，應該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但不會走回過去的“純農業”的道路，不會走回那個貧窮的時代。

　　中國農業的發展道路，必然和中國的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密切相關。在我們選擇了確定的農業發展道路之后，就必須建立起相應的國家土地政策體系和土地制度體系，有一個科學、公平、公正的土地政策作為制度保證。

　　農村閑置勞動力和閑置土地是農村建設的兩大物質基礎，農村有數億的季節性閑置勞動力，有數億畝拋荒的閑置耕地，還有更多的非農業用地，如果有一個科學、公平、公正的土地政策作為制度保證，就有可能激活閑置勞動力和閑置土地等要素，那將是一個不可低估的力量。

　　要讓幾億農民轉為城市居民，留守鄉村的農民要重新配置農村資源，這已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這種城鄉大變局當然需要有國家法律和土地制度層面的配套支持。這個大變局到底能帶來多大的投資規模，帶來多大的消費市場，不可估量，潛力巨大。但這種變局同時也必然產生不可預知的新的社會問題，伴生一系列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目前才只有一部分農民進城，土地問題就亂成了這個樣子：征地問題、拆遷問題、釘子戶問題、土地定價權問題、城鎮規劃問題、“城中村”開發改造問題，房價虛高問題、戶籍問題、污染治理問題，都與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密切相關。由土地問題引發的一系列矛盾已經形成了行政執法的老大難問題，成了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

　　中國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對中國農業農村發展有著定海神針的作用，它需要對不同類別的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處置權、收益權問題有明確清晰的界定。這是從法律層面為鄉村振興保駕護航，這是農業農村政策體系建設的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這一步過去了，就可能產生對中國城鄉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過不去，農民還會與政府在法與情、法與理的混合交叉地帶纏斗博弈。這種長期持續的不斷纏斗，會削弱黨政機關的執政的權威性，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增加國家治理成本，也誘導著老百姓朝著“痞子化”的方向發展。

　　中國農業如果重新走回集體經濟的道路，除了解決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問題之外，還要扶持建立相應的農民組織體系，解決農民的一盤散沙問題。這是鄉村振興的又一重大戰術措施。

　　中國目前農業的零碎性和散漫性在于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太低。要想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讓農民組織起來。只有“農民組織”充分發育，小農才能聯合起來，過剩的勞動力才能有效地動員起來，民主自治才有組織保障，鄉村社會管理才能行之有效。

　　要借鑒原來農村的合作社組織、民兵組織、共青團組織的組織方式，逐步建立健全農村的各種農民組織。要讓農民有安居樂業的身心歸屬感。

　　農民窮，是因為農民沒錢花；沒錢花是因為農民沒事干；沒事干是因為有事不能干，不敢干，想干也干不成。中國農村每天都有許多事需要人干，而同時每天都有許多人沒事干。中國農村最大的優勢是勞動力，浪費最大的也是勞動力。為什么沒有人來配置農村勞動力？因為農民是一盤散沙，沒有組織起來。農民只有組織起來，才能聚沙成塔。鄉村振興，就要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提高農業的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水平。這些都離不開農民的組織化。

　　我們不要再讓農民工拋家舍業、妻離子散去城市打工了！農村常年大規模人口流動，讓農民不能安居，也不能樂業，這不應該是農村發展的常態，農民也不想要那種動蕩不安的人生。況且，農村青壯年農民都外出打工了，我們靠誰來振興鄉村？

　　結語

　　鄉村振興，不僅是鄉村物質條件的改善，更是鄉村文化血脈的延續和鄉村精神文明的復興。中華文明根植于農耕文化，鄉村是中華文明的基本載體。我們要深入挖掘農耕文化蘊含的優秀人文精神，充分發揮鄉村文化在凝聚人心、教化群眾、淳化民風中的重要作用。必須培育文明鄉風和淳樸民風，尤其是要用教育打破窮和愚的因果循環，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鄉村振興，也不是為城市中產階級和文藝青年提供看星星看月亮的休閑娛樂去處，而是要為沒有城市就業機會的農民提供基本保障。

　　鄉村振興不是任何單項改革所能完成的工程，而是一次全面謀劃、綜合推進的偉大事業，是一個系統性的宏大工程。鄉村振興，不僅要體現共產黨百年前的建黨初心，也要融入百年來一代代鄉賢的鄉建思想，還要借鑒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發展的經驗教訓，調動農村的一切積極力量來促進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和諧發展。

　　鄉村振興，既需要有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也要有鄉村干部的貼地潛行；鄉村振興既需要啟迪民智，也需要開發民力，既要有知識分子的智慧參與，更需要廣大農民的力量投入。我們需要發動社會大眾參與對農業和農村的改良實踐。

　　我們殷切期盼著在我們心中描繪了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壯麗圖景早日成為現實！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親愛的讀者、作者、紅友們：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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