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民盟中央提交的提案顯示，據農業農村部抽樣調查，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國70萬個行政村中，村級債務總額已達9000億元，村級組織平均負債已達130萬元。據悉，近年來，在新農村建設中，很多村普遍舉新債實施項目，村級債務額持續上升趨勢。據分析，村集體債務逐漸私人化，為償還銀行債務和利息而“拆東墻補西墻”，一些鄉村組織開始不斷向私人進行借款。
民盟中央建議，應及時綜合治理。比如，做實“村財鄉管”財務管理機制。再比如，建立和落實“第一責任人”制度。明確各鎮（街）鎮長（主任）和各村民委員會主任是化解村級債務的第一責任人。（《第一財經日報》3月8日報道）
9000億元只是2019年上半年的村級債務總額數據。在2020-2022年三年里，眾所周知的原因強化了包括農村行政村，以及城郊地區依照原有自然村模式進行運行的社區的動員能力，齊心抗擊疫情——這期間，70萬個自然村增加的花費，是不是均由上級撥款，有沒有新增債務，目前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結論。
即便只考慮9000億元這個數據，除以70萬個行政村，村均負債的看起來不是那么驚人，還沒有一線和新一線城市的一套房子的均價。
但現在的問題是，這個債務肯定不是均衡分布的，比如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山東等較為富裕的省市，很多行政村的經濟發展能力比較強，村集體、村控股的產業、房子比較多，即便欠債，償債能力也比較高。
反過來，中西部很多地方的農村，行政村以及再往上的鎮，并沒有什么產業，一些村子欠下的債務肯定要大大超過130萬元的均值。一些地方發展起來的產業，包括招商引資布局的企業，享有優惠稅費待遇，行政村和鎮從企業那里也拿不到什么錢。所以，這些地方的行政村償債是比較困難的，并且如民盟中央提案所顯現的那樣，他們的債務很多是向私人所借的，還不是金融機構，這就給上級有關方面調處帶來了比較大的麻煩。
民盟中央提案中就提出，村級債務持續增長，主要原因是財力不足，普遍舉新債來實施項目。這里所指的項目，包括美麗鄉村、養老院、移民新村建設等，上級曾經承諾過補助或者按比例出資，但因為縣區一級的財政本來也比較困難，每個村哪怕需要花費50萬元的小項目，加在一起，也讓中西部地區的縣區財政難以擔負。
這些年來，文化旅游部門加快推動基層農村的旅游業開發。但說到底，同一個文化區域，同一種山川、河流地貌，同質化建造的小商品商鋪+農家樂餐館+酒店，不要說吸引外地游客，就連本地游客也不可能經常去光顧。就像是民盟中央提案所提到的那樣，這造成了行政村債務的增加。
還有一個原因是，要保障村級基本的公益事業，或者破解發展的難題，就必須花錢，但受益者是村民，也不可能讓大家來分擔這個花費，所以只好讓村集體來背債務了。其實，有些農村題材的電視劇也反映出，一些下派到基層工作的干部為了快速推動村子鄉親致富，或者解決供水、供電問題，想盡辦法向金融機構以及私人借款。比如供水問題解決了，村民種糧食、種蔬菜可以獲得基本的產出，也談不上賺了多少錢，想要出錢也依舊囊中羞澀。這個錢顯然只能讓村集體來還。
現在的問題是，鄉村債務在增長，但有關方面的提案提出的解決思路，其實還是老做法，比如“村財鄉管”財務管理機制，又如建立和落實“第一責任人”制度，讓鎮、村主要干部成為化解村級債務的第一責任人，等等。這些做法不能說完全不會有效果，比如約束村級集體的盲目開發，但對于化解現有債務，以及上面提到的完成上級任務項目的資金配套、供給村級公益事業等方面可能導致的債務繼續新增，并沒有太大作用。鎮、村干部總不能不去執行縣里、市里下發要求進行某某項目建設的通知吧？
所以，解決鄉村債務問題，不能簡單地將解決問題的責任下沉到村一級，或者鎮一級，還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如果村里和鎮里有能力解決現在的債務，當初他們就不會欠下那些債。上述很多類別因素造成的債務，說到底是需要由縣里、市里、省里的財政包攬的——這三級財政當然可以嚴格審查鄉村債務，要求相關的責任者承擔貪腐（如果有的話）、浪費等造成的債務，但剩余部分就得全部承擔。
為避免鄉村債務持續存在、不斷新增，要應該明確鄉村建設中，提出工作要求的主體（比如說省級或者縣級）必須全額承擔財政出資的責任，絕不能上級“點菜”，鄉村“埋單”；而市縣級兩級財政也有必要將鄉村基本公益事業的支出責任，納入兩級財政支出的總框架。在此基礎上，再出臺支持政策，鼓勵鄉村增強發展能力，造福每個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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