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集體的主體地位是由憲法確定的。這兩年頒布實施的《民法典》和《鄉村振興促進法》都進一步明確，要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鄉村集體和集體經濟組織要發揮主體作用。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文規定，要全面推行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委會主任和村集體經濟合作組織負責人的制度。2022年8月，民政部修訂《村委會組織法》時，也將這些規定放進了修訂稿。
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指出，“農村集體經濟是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通過合作與聯合實現共同發展的一種經濟形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形式。”這里，集體經濟的概念和形式已經表述得很清楚和準確。
盡管中央定了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中，從社會認知到法律政策的落實，還存在較多問題。從各級干部到農民集體，對這些問題都存在疑惑。有很多具體事情相互混淆，邊界不清，概念不明。
鄉村振興到底要走什么路？為什么要走集體化的路？這條路是老路還是新路？如果是繼承老路的新路，那么繼承在哪里？新在哪里？為實現農民共富，怎么做才能既發揮集體中每個成員各自的主體性，又發揮成員集體的整體的主體性，實現集體內部的成員合作與集體內外的多主體多形式的聯合？這些認知問題沒有解決，將會直接影響走集體道路的成效。
鄉村振興為什么要走集體化道路
首先要認清，農民共富必須靠集體。少數個體富了，先富帶后富，能夠帶動一部分人致富，但不能可持續地帶領全體人民共富，因為動力是跟著目標來的。除非這些先富將個人致富拓展為集體創富，否則個體有再大的能耐，也不會產生為他人謀利益的持久動力。
有人說，合作化不是也能推動生產發展和農民致富嗎？合作化存在私人的合作化與集體的合作化，私人的合作化是私人之間建立互助為主的專業合作社。目前，大部分現存的專業合作社都是單一產業、單一產品和單一功能，重點是生產和銷售合作，農資統一買，產品統一賣，產生的利益按交易量分配。其中，囿于農產品流通市場的銷售大規模與專業合作社的生產小規模之間的張力太大，所以私人專業合作社往往難以發展，大部分成為外來公司或頂著合作社牌子的公司的產品提供者。
集體化的合作化，是集體內部成員之間的合作，它以村內的集體成員共有的土地、經營性資產為公共財產，以村民共富、民主治理為目標，形成成員間規范合作的集體經濟合作社。合作社的重大決策由村民大會通過，專人擔負運營職責，專人管理財務，有效益全民分紅，透明公開。集體在經營共同資產之外，為個人經營搭平臺，鼓勵個人發家致富。所以村集體組織內的合作化有兩重含義，集體主體與成員主體各自以對方為自己存在的前提，結成集體與個體的共建、共融、共享關系。
其次，集體化創造了新型生產方式。集體組織不僅在內部進行成員間的合作，還與外部主體通過各種聯合形成新的經營主體，多主體、多種經營方式在集體所在的社區，以平等互利為原則，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這種由集體經濟合作社與成員個體、與村外多主體多元互動、合作生產的生產關系，產生出來的社會財富就在當地形成了綜合生產力。
這種產生綜合生產力的生產方式是新型集體化創造的，它與過去人民公社的集體化固然有聯系，但是區別更為本質。聯系主要是指土地歸集體所有的生產關系。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規定了以生產小隊（即初級社時的自然村）為集體土地的生產單位和分配單位。今天規定的集體經濟組織還承認自然村或村民組是最基層的集體經濟組織。兩者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主體和主體性上。今天的村集體不再是過去被計劃體制捆綁的、缺乏獨立地位、也難以具有獨立意識的缺損主體，而是在市場經濟下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未來發展目標的主體。今天的集體經濟組織正在創造出與成員個體之間以及與外部市場主體之間的多種合作與聯合的方式，以多主體多形式自主構建自己想要的社區綜合生產力。
這種綜合生產力，是集體經濟合作社和個體以及多主體的經營組織在多元互動中、在平等互利的合作關系中形成的，是共同合作創造出來的。它與集體經濟組織的生產力不同，或者說它是一種以社區范圍經濟為邊界的、包括集體經濟組織在內的多主體共同貢獻的總體生產力。
國家有GDP總量，一個村、一個鄉范圍內的經濟總量也可以度量。如果集體通過與成員個體合作、與外部主體聯合產生的經濟總量能在總的經濟總量中占到相當比例，就說明這個集體的經濟具有實力。這個比例能持續下去甚至還能擴大，在一定意義上，就是這個村或者鄉的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標志之一。
在村集體走向發展性主體的途徑中，這種多元、多邊合作產生的生產力，有利于達成該地造福于農民共富的適度規模經濟，而不是脫離農村社區實際、更多為外來投資獲利服務的大農場、大企業的大規模經濟。
第三，集體化能建構鄉村新型治理體系。中國鄉村的治理體系具有獨特性。這首先是因為鄉村的黨的基層組織是“全息型”組織，即基層黨組織有著與黨中央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一致性的全息特征。其實，這種全息特征是從革命戰爭年代支部建在連上就開始的，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傳統。所以，村黨支部能夠成為村級集體包括村民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的戰斗堡壘。
此外，我國自1980年以來逐漸成型、1987年頒發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際上也促進了村民自治傳統的逐步形成。而這個傳統繼承了從革命戰爭年代到改革開放的群眾路線。它發展成為以村莊為邊界的社區的集體治理，一種統合的綜合性、公益性治理。這種治理的重點是農民通過村集體這樣一個中間主體，形成和政府之間二元互動合一的中國獨特發展道路，而不是國家-社會之間完全對立的道路。這是需要從實踐到理論深入發掘的很重要的概念。
這樣的一種村集體內部的集體自治，包括經濟自治、社會自治和文化自治，對于形成社會市場上的獨立主體有著非凡的意義。因為它以集體的整體意志與外部市場連接，以交流和利益交換等市場化方式，能夠比較自由地探索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生產方式。所以，對于鄉村振興為什么一定要走集體化道路的命題，我們要從實踐出發做出理論說明。
農村新型集體經濟新在哪里
討論這個問題，我認為要從根上討論，首先要厘清“集體”這個概念。以往的討論往往一上來就講集體經濟組織，殊不知集體經濟組織只是集體經濟的一個載體，而集體經濟只屬于成員集體這樣一個新型主體的經濟功能。若不厘清成員集體這個主體，怎么明晰它的功能和載體？所以，先論集體，再論集體經濟，最后是集體經濟組織，這個順序是不能變的。
新型農村集體
我們今天談到農村集體，有個重要的前置詞——“成員”。鄉村集體無論怎么分層，都是“成員集體”，這就點出了新型集體的本質特點：它是全體成員的財產和利益共同體，離開了成員這個個體性主體，成員集體這個整體性主體就沒有了意義。
新型的成員集體和人民公社時期三級所有的小隊、大隊集體相比，盡管那時的集體也由農民組成，誰屬于哪個小隊、大隊也劃分得很清楚，但在當時計劃體制下，生產力又很落后，集體和成員都沒有什么權利。改革開放首先是從解放農民、解放農村生產力開始的。所有的集體成員，有了國家法律賦予的四項基本權利：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和基層治理的參與權。
每個集體成員所擁有的這四項基本權利，來自于農村的四項基本制度：土地集體所有制度；依托集體土地建立的農村集體和集體經濟組織制度；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實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經營制度；村民自治的社會治理制度。這四項制度保障了農民的四項基本權利，而這四項制度的執行主體是村集體。沒有村集體，農民個體的所有權利就無法得到保障。
只有將村集體明確為既獨立于政府又獨立于市場的社區社會主體，憲法賦予的維護其成員共有集體資源和資產權益的這種整體性權利，才能具有真正實施的空間。也只有讓村集體能在足夠的空間和時間條件下不斷地反復實踐，以獨立意識找到本土環境下維護集體和成員權益的具體路徑和方法，并有信心帶領成員為村莊的今天和明天奮斗，這個集體才能成為實質性主體。
實質性主體是一個建構的過程，村集體在建構中保持主體性，也就是對于走自己的發展之路具有獨立意識，有精神上的自覺；同時能發揮自主性，在決策和執行過程中不受外部利益的影響，不出現“被綁架”“被俘獲”的問題。當遇到難題，既要符合客觀實際，又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地克服困難。保持獨立意識、發揮自主性和能動性正是主體性的三大要義。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百年積累、沿襲至今、百戰不殆的獨特優勢。將其用于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的村級集體，可以通過構建主體性，走出發展壯大集體的中國式農民共富的路子。
新型集體經濟
新型集體經濟是成員集體經濟，不是損害或拋棄成員個體權益、只顧空頭名譽和干部權益的假集體經濟。在新型集體經濟中，成員個體和集體相互依存，各以對方為自身存在的前提，形成既統合又分立的綜合共同體。
這種共同體經濟既不同于人民公社的公有經濟，也不同于個體為王、團體只為個人提供少量功能性服務的私人經濟。現在一些經濟組織，無論是合作社、企業還是外部組織，提供生產、供銷、消費等經濟性功能服務的各種形式，已經引起大家的重視。但是作為村集體獨特的社會經濟的、文化的、治理的功能，譬如通過壯大集體經濟，發揮能動性使村內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村內就業、助老扶幼解決得好，村民自主建立的各類團隊、協會活動頻繁，各類群體關系、各類矛盾解決得好——等等這些，都需要集體經濟的支持。村集體就是一個公私合作、公私兼顧、具有很強的社會包容性的利益共同體。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得好，就體現在村集體這個綜合性利益共同體建設得好，得到全體村民的衷心擁護和支持。現在，這一點還較少被認識和提到。
新型集體經濟不僅是成員集體的共同體經濟，還是使得集體內外的多主體、多要素都能發揮作用，多種經濟形態并存的經濟。這可以稱作新型集體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方面的實踐現在已經有一些了，需要進一步提煉總結，進行理論論證。如何將這種代表中國農村未來發展方向的實踐上升到理論，增強我們對走中國式農業農村發展道路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今后的一個重要命題。
新型集體經濟組織
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有幾個特征。
第一個特征是組織特征，三合一的村級集體領導核心為決策管理的核心。盡管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縱向分層級，類似當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做法，村小組、行政村、鄉鎮都可以建立以所在范圍的成員為集體的集體經濟組織，但是在行政村的這個集體經濟組織更為重要。這是因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執行范圍是行政村的成員集體，根據該法能夠把行政村范圍內的經濟、社會、文化整合起來進行綜合治理。而綜合治理需要一定的地域規模和人口規模為基礎條件，在這一點上，行政村比村小組在綜合治理上更有利。60多年前，毛澤東同志在肯定以生產隊作為生產和核算的基本單位時就指出，今后會根據發展的條件，將基本核算單位上升到生產大隊，即今天的行政村。30多年前，國家在制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時也考慮過這個層級問題，最后確定在行政村，也是希望農民的自治組織有一個較能發揮綜合功能的空間。現在有些人一講集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組織就明確指向村小組即過去的生產隊，認為行政村只能做村民自治，做不了集體經濟。實際上，目前做得好的村集體經濟大都是行政村，他們逐漸突破本村邊界，向周邊村發展，以村為核心帶動了跨村跨鄉的集體經濟聯合社。
這種具有地域性、經營性、綜合性、公益性特點，呈現片區形態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有注冊為聯合社或聯合會的，也有與社會資本或專業合作社聯合，以合股方式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公司。無論哪種形式，都體現了集體的外聯需求，屬于橫向擴張。
第二個特征是經營特征。這表現在對于集體經濟的權能分立和選聘分開上。理事會是由集體成員選舉產生的理事們組成的，總干事是由理事會聘任的。按照國家提倡的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級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的方式，由村黨組織書記擔任理事長。理事會擁有決策權和經營的管理權，總干事或總經理擁有具體實操的經營權。
第三個特征是激勵機制。集體經濟組織的激勵機制，是一種社區“私利”公益化的機制，也就是說，每個成員在為自己和家庭奮斗的同時，自覺地為集體添磚加瓦。不僅大河有水小河不干，小河有水也能匯集到大河，讓大河更豐盈。
農村集體現存的主要問題及簡要分析
村莊層面：自主創業的動力和能力匱乏
現在新型集體經濟更多的只是個提法，而沒能真正落到實際。大多數地區無論在內涵上還是做法上，都按照過去辦集體企業的辦法搞租賃承包。土地資源也基本停留在集體流轉土地、發包收租金上。所以集體經濟基本上被稱為“吃租經濟”。由于村集體的經營資產十分匱乏，只好依靠上級給項目、撥資金，成了“輸血經濟”。由于上級要求項目不得虧損，每年要有固定回報，年底上報計量，村集體只好把項目資金入股企業，結果更加強化了“吃租經濟”。現在，大部分村集體的經濟所得，只能依賴政府和社會資本投資的產業項目，從中分得一杯羹，沒有自己的自主經濟。村莊建設也依靠政府投資，但是政府投資建成的公共設施，卻缺乏村里人投入的公共服務日常運行。
政府和外部力量越是全力扶持弱小的村集體，越是強化了村集體的依賴性，自主創業的動力和能力就越匱乏，漸漸失去對自己村莊未來發展的向往和希望。村莊規劃、組織、經營都被政府和外來組織“包干”了。
社會環境層面：對村集體的認識存在誤區
社會輿論將農村集體視為“大鍋飯、低效率”的別稱，一說農村集體就想當然地認為是要“恢復人民公社，要走回頭路”。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農村改革就是要效率優先，打破大鍋飯，也等于打破集體主義，簡言之就是反對集體化。所謂新型集體經濟就是換湯不換藥，就是要恢復人民公社，但農村還是得走私營經濟、能人經濟、家庭農場的路。
還有很多人認為，村集體不是政府權力機構，只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約束的農民自治組織。面對村莊人心渙散和所謂的“干部經濟”，只有軟約束，沒有硬約束，好事做不來，壞事難避免。村干部即便不貪污，也僅僅是執行上級的項目經濟。上級給多少錢辦多少事，錢花完事到頭，項目結項了，產業也就散了。
政策層面：
村集體對集體資源的規劃權存在制度缺失
村集體沒有對集體資源的規劃權，也喪失了資源的部分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
村財鄉管、鄉財縣管原本是2006年稅費改革后采取的臨時性政策，但延續至今十多年了，并沒有隨著農村改革形勢的變化進行應有的調整。這導致村莊財務管理上弱村和強村之間產生嚴重的兩極分化。強村要發展就要避開這套政策，采用自己成立的公司或自己辦的合作社做財務賬目的方式進行體外循環。
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困難重重。雖然2016年中央文件大力倡導，但是5年過去了，發展現狀與期望值仍有很大距離。登記流于形式，有相當數量的村沒有進行清產核資，登記時就寫個約數上報。土地資源并沒有理清，集體的經營性資產大量在私人手里實際運營，往往表現為負債。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地方的組織部門就以中央財政特別補助的方式投入資產，還有的政府撬動社會資本來投入集體資產。這方面五年來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這些經營性資產只是賬上的集體資產，并不是這個村集體可以實際掌握、可以按自己意愿去經營的資產。經營性的集體資產還沒有辦法獲得抵押貸款。雖然集體經濟合作社有個銀行賬戶，但是這種賬戶只作為資金進出使用，并不用于經營，所以村集體只敢出租，而不敢做實際經營。因為只要實際經營就一定有虧有盈。一些采取內外多元合作與聯合方式的村集體，不怕有的項目有虧損，因為還有盈利的項目，而且盈利總額大于虧損，能做到損益平衡。實際經營要按照市場規律辦，不能按行政規律辦，同時又要保住村集體的財產，怎么樣才能解決這當中的兩難問題？非常重要的是做好政策和制度安排。
制度缺失是大問題。盡管全國49萬個行政村的集體經濟合作社都已經登記賦碼，都開了賬戶，但是大部分沒有發票，各類經營管理制度和監督制度尚未建立。其實這當中并非沒有做得好的村集體。他們的集體經濟組織也并非2017年以后按照國家政策新登記的組織，而是經歷了很多年市場歷練，有著與多主體合作與聯合的豐富經驗，而且有著自主掌握村莊發展前途的獨立意識和精神自覺。2021年，農禾之家舉辦“鄉村振興探路者論壇”就總結提煉了他們的經驗，并出版了《探路鄉村振興的基層實踐》一書。這些優秀典型的做法值得總結上升為制度化的經驗。
治理層面：亟需制度創新和人才創新
雖然村書記通過程序擔任村委會主任和村集體經濟合作社理事長的制度規定已經有文件，但在經濟事務上到底怎么實現統一決策和分工負責仍然不清晰。所謂政社、政經不分的說法還在困擾著基層。權能分立，即集體經濟的決策管理權和各具體項目或企業的經營操作職能的分立，在一些先進村早就解決了，但是大多數村要么被困于政治不正確的觀念，要么被困于個別領導的大權獨攬。破圈而出需要制度創新和人才創新。
再就是村莊治理中的官僚化、形式化、口號化傾向非常嚴重。太多的掛牌、會議、表格、檢查、評比，讓村干部整天陷于文山會海，無暇開展實際有效的工作。盡管最近中央有精神、民政部下文作嚴肅的糾正，但在實際中收效甚微。很多地方數字造假成風，重表面不重效果，造成黨員干部越來越脫離群眾。這個問題不能再從形式上做檢查，是要追究我們的指導思想。
人才難題。本土人才匱乏，大家都知道。各級黨組織這些年從更換村支書入手，培養本土帶頭人。但是帶頭人要帶起頭來，就必須倚仗本土人才團隊的支持，否則事倍功半。現在的政策，是第一書記、掛職干部、鄉鎮社工站下村，統統是外來人才支持村莊，卻沒有重視培養“不走的工作隊”，把本土人才的培育放在重要位置。現在的培訓形式很單一，幾乎沒有針對本土人才團隊的綜合培訓。對黨支書、理事長的培訓課程往往流于文件解釋，缺乏能力和實操培育，尤其缺乏結合地方實際的案例討論。
村集體的主體性建設
村集體目前的實際走向不是實質主體，而是日益行政化、形式化，即虛化了的虛空的主體。政府和外部力量并沒有把村集體當作主體，而是鄉村振興的對象和客體，他們自己才是主體。
對于村集體的地位和功能的政策認知有較大偏差。一直以來，政府把村集體當作村委會，認為村委會作為群眾自治組織只是做社會工作的，它的功能是穩定村莊、穩定村民，所以是一個社會工具。盡管2016年以來的中央文件試圖用壯大集體經濟來解決后稅費時代鄉村凋敝的傾向，但是并沒有確立村集體在社會市場中的主體地位，也并沒有賦予它綜合性主體的權力和功能。
忽視村集體的現實原因之一，是忽視小農戶在中國農業農村中的主體地位。農業政策過分偏重規模化的大農場，未認識到它們不僅不是黨在農村需要長期依靠的社會基石，而且即便在農業經營上，過大規模、雇工經營的經濟效率較之小農戶（家庭農場）也是低下的。
扶持村集體的基本政策，一是要真正明確村集體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獨立主體地位并予以政治賦權；二要改變影響其保持和弘揚主體性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例如應大力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政策，因為它可以繞過當下賦碼登記的集體經濟合作社無法經營的難題，在集體經濟成長的過渡階段探索適宜的權能分立的經營方式；梳理村鄉關系，改善村財鄉管政策；圍繞集體經濟組織與其他多元組織的合作與聯合，制定激勵集體經濟組織向著實質性主體方向建設自己，改變目前政府越俎代庖、包辦項目的政策傾向。三要針對村民最迫切的農產品銷售的需求，由政府出資為主興建公益性農產品批發市場，主要銷售村集體合作社及聯合機構統一組織的小農戶農產品，以加強農戶參與的集體行動。
村集體是農民組織化、集體化、合作化的核心。要想讓它成為擁有主體性的實質主體，而不是形式上的虛無主體，就要多方加強村集體的主體性建設，即加強其獨立意識、精神自覺，發揮其主動性和能動性。這應該是鄉村振興未來一兩代人的長期任務。最近五年特別需要突出這項建設，為鄉村振興走出中國式道路打下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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