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曾經在全國進行了“土地改革”。所謂的“土地改革”，老百姓通俗的說法是“平分土地”，農民因此實現了他們夢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
毋庸諱言，解放初期的“土改”，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的農民，也的確改變了貧窮面貌。甚至成為“新富農”。但是，不可否認，或許當初沒有預料到，或許已有預料，沒有預料到來的那么快，“土改”之后不久，農民中就出現了“兩極分化”的現象，討飯的現象在農村司空見慣。兩千多年的歷史和現實再一次證明，個體農民沒有出路。這是歷史和現實的結論，
不容置疑。聚集著國家“精英”的共產黨，不乏真知灼見與大智慧的人，難道連這個都看不清楚，都看不出來？那豈不是太小看了他們，高看了自己！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馬克思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水平還沒有那么差！
這種不同的認識，唯一的解釋是，他們之間不是“水平”而是“立場”不同。為什么現在一提“立場”，有的就像挖了祖墳一樣？原因也正在于此。
立場，就是站在誰一邊的問題。有人企圖以自己之所謂“客觀”、“公正”，代替“立場”上的傾向，不過是玩文字游戲，或者是辯解詞。是當年梁實秋之流在魯迅面前玩過的把戲。
為了防止和杜絕“兩極分化”，１９５４年在全國開始了集體化的進程。先是“初級社”。所謂“初級社”，農民以土地入股，可以參加“分紅”。這時，我已經上學，有了記憶。1956年，成立“高級社”。所謂“高級社”，即取消了“土地入股”。這些，在家鄉的農民中，甚至沒有引起像電影中那樣的“風波”，實現的是“平穩過度”。雖然是“高級社”，生產隊仍然是基礎，基本的核算單位。這種體制，一直到堅持到“人民公社”解體。
人民公社，也只是初創時期，曾經刮過“共產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發生在1958年的“大躍進”那年。這常常為某些“公知”所詬病。這，應該看做是前進中犯了“急躁病”，出現的一個“插曲”，用不著驚慌。用一個現在時髦的話說，是繳納的必要的“學費”。他們看不到，在毛主席的努力下，很快就得到糾正。有人只看“共產風”，不看它是怎么發生，怎么被糾正的，似有欠公允。
被糾正之后，“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體制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基本確立并寫入憲法。從中央到立法機關，沒有揭露出和聽說誰是反對派。從這個意義上說，小崗村這個“典型”，毋庸諱言，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違憲”的“典型”。連小崗村那些“按”紅手印的人，也心知肚明。
是憲法錯了，還是小崗村錯了？這雖然不是法律問題，顯然已經涉及、觸犯了法律。
最終，“集體化”被那些堅持“落后的生產力不適應先進的生產關系”的人們推翻，重新回到了舊的生產關系，即小崗村“示范”的“分田到戶”。為了適應小崗村“生產關系”的轉變，重新“修憲”勢在必行。于是，憲法被修改，人民公社體制被廢除，生產隊被解散。這個過程，經歷過的，都看到了。
隨著生產隊被解散，集體經濟組織及集體經濟頃刻間化為烏有，而代之以“分田到戶”，即所謂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人們仍然“固執”的認為是“分田到戶”。這與“三年困難時期”有的地方實行的“包產到戶”有很大的區別，不可同日而語。農村伴隨著人民公社解體，生產隊的強行解散，經濟重新走向“個體化”的歷史老路。
“分田到戶”，事實上是在農村進行“合作化”、“集體化”之后的又一次“土地改革”。這就是農村的所謂“改革”，是革“集體化”之命的“改革”。新中國的兩次農村改革，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圍繞著農村的“土地制度”進行。到底那一個才是“改革”？堪稱“改革”？對于經常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共產黨人和廣大群眾，回答這個問題不應該有難度。誰也不要自比諸葛亮，把別人當成阿斗。嘴，是堵不住的。
人民公社體制，在存在的二十多年間，它不僅結束了農民的“兩極分化”。這連否定集體化的“精英”也難以否認。用他們的話說，是“共同貧窮”。
如果承認“貧窮”與“富裕”是相對的，就是承認了即使還沒有達到“共同富裕”，也已經成功避免了“兩極分化”。這是一般知識。
集體化的近三十年，是廣大貧窮的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風雨同舟”、“同舟共濟”、“抱團取暖”，艱苦創業的三十年，也可以說是艱難探索的三十年。是他們，是那三十年，為中國農業的持續、穩定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是農村那三十年，農民為中國的工業化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不僅提供了所需的勞動力，也提供了所需的資金。
眼看“集體化”為農業的基礎條件做好了鋪墊，農業已經呈現全面發展的趨勢，農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來，隨著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大鍋飯”被１８戶農民一舉砸爛，奪農村“改革”之先聲，“集體化”走到了盡頭。
值得一提的是，據家鄉十來公里的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公社，即現在的周家莊鄉，沒有以小崗村為榜樣。由于當時的公社領導雷金河的堅持，頂著不改，在省長李爾重的支持，被保留了下來。只是把“公社”的招牌換成了“鄉”。
已知，周家莊是全國唯一一個頂住“承包制”，完整保留下了集體經濟組織的人民公社，他們遲早會載入史冊。為了保留“人民公社”，萬名社員也按了“紅手印”。只是，此“紅手印”，非彼“紅手印”。
周家莊的事，不被社會主流媒體所看重，只是近幾年才通過“自媒體”而逐漸透露出來。
又一個三十年過去。周家莊“鄉”，靠自己的力量，靠全“鄉”社員的力量，不但得到了全面發展，而且吸納了全部剩余勞動力，社員實現了“安居樂業”、“共同富裕”。
更難以計量的是，全“公社”沒有外出打工的，為減輕鐵路“春運”的壓力做了貢獻。沒有犯罪，節約了多少司法資源？政治、經濟、社會效益都十分明顯，這節省了多少社會成本！這，能計算出來么？這是怎樣的貢獻？
大寨，同樣堪稱典型：集體化——個體化——集體化，走了一個“Ｏ”形的典型：猛回頭，回頭是岸。在鐵姑娘的帶領下，他們果斷上岸，走向了康莊大道。
當初，為了排除學小崗，推行“承包制”的阻力，對大寨，包括學習大寨的先進典型如河北省正定縣，大批特批。隨著陳大叔的所謂“辭職”，鐵姑娘頭上的一切頭銜被褫奪，甚至撤換、調離了她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之職，可謂一樓到底，以消除她在大寨的影響力。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初，大寨的帶頭人換了，新的領導不能說不年輕，不能說學歷不高，也不能說沒有工作能力，更不能說沒有上層的支持。他們完全符合新時期干部的任用標準。
新制、新領導，卻沒有帶領大寨奔“小康”。事實是，新領導、新思想、新制度，硬是把一個好端端的大寨弄的稀里嘩啦，每況愈下。這，怎么說？該由誰說？
換人易，占位子易，辦好大寨的事難。他們缺什么？可以判斷的是，缺少的是陳大叔、鐵姑娘這兩代人創造的“大寨精神”。
不是“大寨精神”的創造者，不是“大寨精神”的傳人。另辟蹊徑，自然走不出陳大叔、鐵姑娘的路。
這樣說也許并不確切，因為個體農民根本就不學、也學不了“大寨精神”，他們中也產生不出“大寨精神”。或許可以產生出“個人奮斗精神”、“個人英雄主義精神”。那樣的“典型”在大寨是不是產生出來了，不知道。那種“精神”，即使有，也只能個人單獨“冒進”、發大財，也難以帶動大寨這個集體。
雖然有恨大寨旗幟不倒的頭頭，畢竟還有為大寨的命運擔憂的領導。大寨，畢竟是毛主席、周總理為全國農民樹立的典型，在全國的影響太大了。大寨的跨掉，不僅僅是大寨這個小山村的事。對于任何一級領導，決不是什么光彩和值得驕傲的事。為了大寨的前途，大寨人們的福祉，不得不于1991年調鐵姑娘重回故里，執掌大寨。大寨不但恢復了往日的生機，而且更上一層樓。
在號稱“改革先鋒”的小崗村掛職的黨委書記沈浩，于2008年4月1日到大寨訪問、考察時對郭鳳蓮說：“你們大寨是干出來的，而我們小崗村卻是‘按’出來的”。這話，主流媒體當然不敢報道。可，紙包不住火，還是讓全國人民都知道了。
是的，小崗村一“按”驚天下。輕輕一按，不費吹灰之力，名利雙收。這等“天上掉餡餅”的事，天方夜譚中的事，偏偏讓小崗村人一覺醒來，看到了，撿到了。這是多么大的幸運！簡直是萬年一遇！不，是歷史上可遇不可求的難得的唯一一遇。
小崗村的領導“屈尊”到大寨訪問、考察，已經說明問題。沈浩的一番話更是意味深長。只要不是聾子，都聽的出他的弦外之音。必須承認，沈浩，是一個實事求是，敢說實話的好領導。
大寨人的確是靠自力更生干出來的。老朽曾于1975年底去大寨參觀。1963年的特大洪水，把好不容易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修建起來的梯田沖的七零八落。以陳大叔為代表共產黨人提出“先治坡，后治窩”的口號，硬是當年修好“海綿田”，做到當年糧食不減產，公糧不少交。這就是大寨人的家國情懷，集體農民的情懷！這種情懷，個體農民很難被激發。
就是這“先治坡，后治窩”，在當年批判大寨中，卻被主流媒體當“利箭”，被一些貌似懂得“政治經濟學”的學者批判為是“先生產，后生活”，是“不關心群眾生活”，“不顧人民死活”，云云。對大寨落井下石。
須知，那時的大寨只是一個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大災之年，從山西到河北，到處是災、是大災。誰顧得上去關注他們大寨！沒有人向他們伸出援手，支援他們。他們只能靠“自救”。既要“治坡”，那是他們立命之本。又要“治窩”，那是他們安身棲息之所。總要分輕重緩急。二者兼顧。事實上，他們既治了坡，也治了窩。既顧了生產，沒有耽誤農時，只不過在當時的狀況下，生活苦了一些。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們的付出，也得到了回報。值！
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下，他們卻做到了“兼得”。那些道貌岸然的批判者，可都是有“學問”的人啊！想想他們就惡心。
失去了回大寨養老自由的陳大叔，已失去話語權的大寨人，去哪里爭辯！其實，他們用得著爭辯么？事實勝于雄辯。人民心中那個沒有一桿秤？某些人的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顛倒是非，信口雌黃，改變不了事實。
看小崗村，一盤散沙，黨支部毫無戰斗力、凝聚力。對于這樣的一個黨支部，既不治“坡”，也不“治窩”。各自心中只有自己的“小九九”。這本來就是一種悲哀，與共產黨的宗旨背道而馳。
“散伙”，如了小崗村民的愿。從此，自顧自。他們的“積極性”再高，勁頭再大，能高到哪兒去，大到何處？“承包”后，盡管有人百般呵護，卻也不爭氣。事實擺在那里，“二十年沒有過富裕坎”。盡管如此，紅旗仍然不倒。大有“打腫臉充胖子”的嫌疑。期間，雖有不少帶著金錢去那里“蹭熱度”者，卻也沒能改變什么，錢，打了水漂。小崗村如同一個扶不起的阿斗。到頭來，省里不得不派一個“財神廟”里的“縣級”領導去小崗村任職支部書記。他，就是沈浩。
這，也算是一大新聞吧。這樣的事，在“人民公社”時期，聞所未聞。誰聽說過省里往陳永貴、李順達、史來賀、耿長鎖、王國藩、呂玉蘭等人的村里派過黨支部書記？
周家莊、大寨、小崗村的事實證明，集體化才是農民“共同富裕”，安居樂業，社會穩定之路。這道路或許不適合像小崗村那樣落后地區的落后村鎮。但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大潮中，小崗村的“個體化”，決不是農民的“共同富裕”之路，而是農民自生自滅的不歸路。
社會的發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常常在人們意想不到的時候，發生突變、轉折。“承包”的農民，甚至連原來的生活也失去了保障。說明它的發展沒有按照某些人的“設想”發展。
這樣說，或許是低估了他們。焉知，他們就是要通過這種手段，在毀掉農村集體經濟、毀掉農業、瓦解農民隊伍的同時，構建起全國的私有經濟？構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永遠富下去的經濟基礎？
“承包”后的農民，不出所料，很快就進入“市場經濟”時期，小農經濟的農產品并不具有競爭力。幸虧有袁隆平伯伯等育種專家，打的糧食還夠吃。有的吃，沒的花，是普遍現象。所謂“溫飽”，不過是黃粱一夢。
“承包”之后的農民很快發現，土地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聚寶盆。特別是那些貧瘠的土地，不會因為“承包”而在短時期內改變。集體經濟無力改變的生產條件，個體農民同樣無力改變。
谷賤傷農。“市場”不會格外眷顧農民。種大田的農民，滿打滿算，一畝地的收入不過千元。在農民人均土地一般不到2畝，南方更少，有的不過合幾分地的情況下，一般家庭無論怎么勤勞、節儉，都沒有富起來的可能性。這些，高高在上的老爺們是想象不到的。
個體農民的收入顯然難以應對不斷加大的生產與生活支出，逐漸陷入了困境，連簡單的養家糊口都成了問題。沒有集體的依托和組織，不得不自謀出路。盲目的或者靠鄉親、靠關系，甚至政府不得不投入人力組織農民進城務工。從權威的統計數據可以反映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和生存狀況。
據官方的統計資料，1982年全國人口1016654萬，其中城鎮人口21480萬。農村人口80174萬，占21%。
全國流動人口，主要是外出打工的農民，自1982年的660萬。1984年，生產隊解散，僅兩年后，1987年就達1810萬。2000年突破10230萬，2010年達到22140萬人。2015年之后，一直保持在2.45億上下。這，還不包括已經在城鎮落戶，改為市民的農民。
到2019年人口：14億，城鎮人口：84843萬，占總人口60.6%。鄉村人口：55162萬。占總人口的39.4%。流動人口2.36億，占農村長住人口的44.4%。農村常住人口只占總人口的22%。與改革開放之前差不多倒過來了。
數據的變化，既反映了農民在“市場化”經濟大潮中的分化程度，也反映了農村中農民的生存狀況。事實上，許多農民已經靠農業難以為繼，逐漸脫離農村、脫離農業。應該說，這是“市場”自由調節的結果。
已經轉為城鎮居民的農民，或許都已經“脫貧”。不脫貧，他們那里來的錢買城里價格昂貴的房子？他們的“脫貧”是因為出賣勞動力“打工”所得，而不是因為“承包制”！恰恰是因為“承包制”，在陷入貧困的情況下，才不得改變“熱土難離”的古老觀念，走出了世世代代居住的農村。
面對農民的“出走”，土地“撂荒”的現實，國家不得不出臺新政策，土地由不得“轉包”，到允許“承包”土地“流轉”，流轉到“種糧大戶”的手里。由他們按照“資本”的運行規律耕種。國家，只能通過“補貼”進行引導。所謂的“補貼”，“補貼”的應該是農業而不是農民。
農業發展向何處去，農民的出路在那里？
看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中出現過的“羊吃人”運動，就會知道，“羊”吃的是“個體農民”，分而吃之。在農民的流離失所中，把他們“剿”滅了。迫使他們進城，充當“產業后備軍”，為“市場”提供廉價的勞動力。
現在的農村，據說70%的土地仍然由個體農民耕種。其實，許多個體農民，由于種種原因，并不參與生產的全過程。如，耕地、播種、收割等勞動強度大、時間要求緊的農田作業，一般請機耕、播種、收割“專業隊”操作。
農業的社會化生產，應該是農業發展方向。個體“承包”土地的農民，顯然不符合農業的這種發展趨勢。
個體農民與集體農民的出路肯定不一樣。由于集體化戛然而止已無從判斷，也不必推測。據說，現在有些農村，開始組織“合作社”。包括小崗村，聽說也在開始“股份制”，開始“分紅”。
事實能夠告訴人們的是，堅持集體化的村，通過辦企業吸納了剩余勞動力。甚至還帶動了周邊的村。
現在的大環境是“市場經濟”，作為勞動力的農民，人身是自由的，他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無論怎么選擇，都逃脫不了“市場經濟”的選擇，也可以叫做“自然選擇”。選擇的最終結果，就是個體小生產者的農民隊伍萎縮，分流到各行各業。這種趨勢已經表現的很明顯，只是步伐的快慢而已。
農民，作為一個“階級”，是農耕時代的產物，小生產時代生產的主體。在現代化的生產社會化、“市場化”過程中被逐漸淘汰是“歷史的必然性”。有的在“自然選擇”中已經被自然淘汰，自生自滅。戶籍政策在事實上已經向農民敞開了大門，已經有數以億計的農民已經完成了角色的轉化。對于在貧窮落后農村苦苦掙扎農民，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那，畢竟是一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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