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旗村在歷屆黨支部領導下，通過集中土地和村企產業的經營權、確股不確地等項改革，村集體和村民互動互補，形成了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局面，共同創富、共享未來，較之當今大部分村莊行政附屬型的基層組織有明顯的優勢。它揭示了地處非經濟發展中心地帶、資源資產一般化的村莊可持續發展的一種趨向，帶給我們認識鄉村振興的一種新的想象。
戰旗村是距離成都市區40多公里的農業村。經過前些年的行政村調整，現有人口4400多人，耕地5440畝，建設用地1374畝。2020年，村集體資產達8120萬元，集體經濟收入653萬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2萬元。社會資本在地投資超過5億元。村內農商工文旅多業綜合發展，新老村民和諧共處，洋溢著生機勃勃而又和諧安寧的氣氛，呈現出現代村鎮田園社區景象。
一個處于城鄉結合部邊緣的窮村，歷經半個多甲子，實現了由窮到富、從農業到多業的可持續發展。這在中國村莊發展中非常罕見。
我們將戰旗村的變革稱為“村莊主體再造”。這種再造不是指外部形狀的視覺改變，而是外部的改變是其主體性豐富內涵的映像，體現出村莊主體性或主體精神的回歸與再造，它不變的是始終以村集體所有制為底線，它變化的是跟上時代發展的制度創新，既非“大鍋飯”式平均主義，又杜絕集體資產耗損與流失，讓村民與集體共同創富、共享未來。
有權、有能、有為、有位“四有合一”的村莊，是戰旗村從實踐中探索出來的特性。“有權”是村莊作為一個主體，對村莊的所有資源包括自然資源、經濟資源、人文資源、社會資源擁有發展主權；“有能”是對這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決定發展什么、怎么發展、如何分配的能力；“有為”是讓這種能力落地實際，解決問題、產生實效；“有位”是指村莊基層組織是被憲法賦予管理“三農”事務的最底層的地域性單元，必須確認它在國家體系中獨立存在的法定位置，這是有權有能有為的根基。
村莊是有生命的、興衰起伏的主體。每個村莊都有其生命基因和生存密碼。戰旗村自我認知、自主把握了自己村莊的生命基因和生存密碼，走上了屬于自己的可持續發展之路。自主、自立、自強就是戰旗村人在村莊發展變遷過程中展示出來的精神風貌。
村莊主體性的塑成
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家關于農業農村的體制和政策在不斷演變。戰旗村自1965年獨立建村到現在已有56個年頭，歷經農業學大寨、社隊企業、包產到戶、農業機械化、二次產業、綠色革命、城鄉融合、鄉村振興等不同時期。當很多村莊被卷入市場經濟大潮失去了自我，既失去了傳統又跟不上現代甚至每況愈下時，戰旗村卻因自覺把握村莊發展權，不斷提升內生動力和發展能力的村莊主體性，越戰越勇。
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鄉村歷史變遷的每一個重大事件，戰旗村都經受了這些大事件的洗禮，逐漸塑造成為在承繼傳統的同時擁抱現代和未來的個性。
在國家一窮二白、實行計劃經濟的年代，戰旗村充分發揮人的勞動能力，將全村勞動力包括婦女都按照民兵的準軍事化體制組織起來學大寨，大力改田改土，興修水利，在短短幾年內糧食單產達到較高的產量，給戰旗村帶來了全國鄉村民兵工作模范村的聲譽。
當時國家號召發展養豬業。戰旗大隊黨支部通過組合式政策提高社員家庭養豬積極性，切實做到“公私并舉，私養為主”，集體支持社員共同致富。此舉讓戰旗大隊4年后成為西部農村副業興旺的一面旗幟。
從集體化時期走來的戰旗村，對于唯有守護好集體才可能守護好小農戶利益，有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和始終如一的作為。這是村民對村黨支部有深厚信任的基礎。
改革開放初期，戰旗村工農并舉，抓住機會大辦磚廠、豆瓣廠等集體企業，大隊統一核算，企業工分劃到生產隊，提升了村民工分價值，實行了有差異的分配。這些措施讓全村較早解決了吃飯問題。全國推行包產到戶時，戰旗全村500戶中只有3戶同意，經向上級申請，戰旗村比周圍村莊延遲了一年才得執行。
上世紀90年代，戰旗村集體企業經股份制改造后，因沒有按照公司法運營，集體的流動資產大量流失。“絕不能讓幾十年的努力毀于一旦”，2003年，在村黨支部書記李世立帶領下，戰旗村出資買回個人持有的集體企業股份，重新掌握了集體企業資產經營管理權，之后通過流動資產拍賣收回了400多萬資金，不僅穩住了人心，更為土地整治、建立股份合作社等村莊自主改革積蓄了信任資本和啟動資金。
在村企轉制的同時，村黨支部的目光投向了棄耕撂荒的農業。工業能集中，農業怎么辦？李世立和村委會主任高德敏先是外出考察學習，回來后開村民大會討論，告知大家，發展好的村莊都是土地集中、統一規劃經營的，我們要發展，也要走這條路。
集中土地的這條路走了近10年。他們先是為交回土地的村民代繳農業稅，集中了100畝，繼而籌劃成立了承接土地流轉租賃的合作社，對拿出土地承包權的農戶給予“保底租金+50%利潤分紅”，又集中了500畝。直到村民集中居住后，結合宅基地、農用地的土地權屬改變，最終完成了全村范圍內所有土地的集中管理。
土地逐步集中期間，全村進行了土地統一規劃，推行農田改造、整理宅基地，搭上國家土地綜合整治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建設新小區，引進農業項目、招標出租廠房資產，開展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土地作價入股、村莊自建村民直營本土商市等一系列創新舉措，實現了全村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進步，造就了今日的新戰旗村。
回望歷史，李世立說：“關鍵在集體對經營權的統一管理。經營權不可再分，不能照搬股份制。所有權體現在經營權上。經營權才是最實在的權，經營不好就什么都沒有了。”2003年是戰旗村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幾乎同步開始的產業集中和土地集中，讓村集體收回了集體資產和資源的經營權，坐實了所有權，重塑了村集體組織和集體經濟，重整了鄉村社會的生產關系，開啟了村莊再造和農民再組織化的重大轉型。
土地是農村最大的資源。戰旗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動能，就來自土地的集中利用。戰旗村土地集中的方式，不是僅僅將承包地的經營權收歸集體，而是徹底地重定各類土地權屬、厘清成員資格，將全村的農用地、宅基地按人面積均分，作為每個成員平均持有的土地使用權股份。不久前，他們根據戰旗村合村后的新情況，對集體成員股份權的確定方式做了新的調整。成員股份權“生增死減，五年穩定，動態調整”。
這種確股不確地且均分股權的方式，是否與中國歷史上“田面權”的含義不謀而合呢？它是否創造出一種虛擬產權，用以平衡農戶個體的土地承包權與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之間既分立又統合的矛盾呢？在戰旗村的實踐中，兼顧了集體和個體利益，各方滿意，并為村莊的全面整治帶來了創新動力和新的契機。
現在的戰旗村，集體經濟組織有多種實現形式，而經營管理兵分兩處。土地資源對村民的部分，由村集體合作社和聯合總社統一經營和管理；對外部企業的部分，集體出租、出讓土地和作價入股等各類關聯企業，以及集體自建自營的企業，均由村集體資產管理公司統一管理。
高德敏將這種集體經濟組織方式概括為“產權主體（村民委員會代表）+實施主體（村集體資產管理公司、集體合作社）”，將集體經濟的運營模式概括為“村黨支部領導，村民大會或者村民代表大會決策，村集體經濟組織具體執行，村務監督委員會全程監督”的四駕馬車并駕齊驅。
戰旗村全面規劃全村的資產資源，進行著眼長期的優化配置。全村資產資源的集中經營和管理，提升了村集體在市場上的談判地位，增強了與外部主體博弈的能力，降低了市場交易成本，提高了項目落地效率，促進了村莊集體資產和集體收益的增長，維護了所有村民的共同權益。
村民主體性的塑成
戰旗村是全體村民的有機集合體。村莊整體的主體性與每個村民個體的主體性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村民的主體性不僅體現在集體對村民的權益和意愿的尊重上，也反映在個體創造性的充分發揮上。
1.大事共商，民主決策。戰旗村有一個長期形成的慣例：重大決策方案先在村兩委和村民組負責人的骨干群里征求意見，修訂后再經村民代表會議以及村民大會討論通過。凡直接涉及村民利益的議題，特別是土地集中事項，經過農戶、小隊、村委之間連續3年來回往復的醞釀討論才逐步推行，而全村承包地“確股不確地”的規則經村民全體大會多次討論，直到95%以上村民意見統一才通過執行。這種不同層級、不同群體、正式與非正式方式并存的民主化討論，形成了村莊內部的公共空間，集體與個體在這個空間里進行利益協調、責任回應，解決問題、達成平衡。盡管有時議而不決，時間拖得較長，但是一旦決定，執行就很順暢。
2.村民評議，制度監督。很多村莊有村委會沒有監事會，議事也形同虛設，而戰旗村則建立了“決策機構、監事機構、議事機構”三角平衡的治理結構。決策機構是村黨支部領導下的村委會。監事機構和議事機構都是村的常設機構，由農民代表投票選舉產生，和村委會換屆同步。監事機構負責保障村民行使民主監督權。議事機構要對村莊發展的各類制度規則的制定提出建議和意見。這兩個機構每季度至少開一次會，凡遇重大事項須及時開會討論。
工作程序制度化。戰旗村的“宣傳動員、征求意見、形成議案、議決公示、組織實施、社會評價”六步工作法，將決策、實施與監督融為一體，培養了村民的民主習慣。村民們對干部說，“我們越是信服你們，就越要提意見”。民主評議的制度已經演變為村民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新倫理。而村干部也將村民的民主評議，視為對自己工作的公平性檢驗、信任度檢驗；將換屆選舉的得票情況，視為村民對自己工作滿意度的檢驗。
3.開放學習，情感融合。到戰旗村的眾多參觀者反映，戰旗人愿意學習新事物，村民對外來人侃侃而談，還敢于提不同意見。村集體就是孵化、培養新型農民的學校。
戰旗人的這種特質是在開放學習的集體行為中塑成的。2006年，郫縣縣委宣傳部組織“高校+支部+農戶”大學生進農家活動，尋找可以接納成都數百名大學生的村莊。很多村都嫌麻煩不愿接納，戰旗村卻認為這是吸收外來信息、激發活力、向社會學習的好機會，將前來的大學生分到村中幾百個農戶家同吃同住。這一結對活動，讓各大高校的優秀學子與戰旗村村民結下了深厚情誼。15年來這種結對互動還在繼續，它讓村民看到了外部的世界，放大了村民對未來生活的想象力，也潛在地影響了村民公共意識的逐漸形成。
4.公私兼顧，利益連接。村領導班子認為，每個村民正當的個人利益都值得尊重，并非事事都要集體優先；實現個體利益的同時不違背集體利益，是平衡集體與個人利益的原則。如建設小吃一條街的壹里老街項目中，街上的20多戶村民在選擇自建自營還是交給集體翻修、市場租賃的選擇上，與村集體多次商討，最終大家在滿足個人愿望與兼顧美化環境、格調統一的要求上達到了統一。集體與個體互融的整體性意識外化為連續的自覺行動，并不斷獲得正向激勵。這種激勵來自戰旗村以集體的經營管理權保護全體村民的所有權權益，讓每個村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中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村黨支部是引領村莊發展的當家人
戰旗村的集體和個體的自恰和互融并非自然生長，而是一任接著一任的村黨組織、村委會一班人從每件具體事情做起，長期磨合、逐漸養成的。
要讓全體村民信服，愿意跟著村集體走，關鍵在于干部能不能維護全體村民賴以生存土地上的根本利益。好干部并非形式主義地貫徹政策，而是既能發揮政策中正確的部分，又能修正其不切實際的部分，還能填補其空缺的部分。他們對主體性集體的建設和保護，也表明了“有位”才能更好地“有為”。高德敏說：“什么是村集體經濟？就是要用經營去實現所有者的權益。”這個所有者，是全體村民。所有者權益，是村莊整體的權益。村莊作為一個整體不僅要涵蓋現有的村民和村內所有資源，還要涵蓋未來。所以，“土地經營要著眼長遠，要給未來持續發展留夠空間”。而且“土地經營是方式、是工具。要營利但不能追求營利最大化，共富戰旗、和諧戰旗才是目標”。
要讓村集體成為全體村民意志和需求的整體代表，村干部就要妥善處理內外關系。在村黨支部領導下，戰旗村對內講求民主、團結和共識；對外求同存異，在選擇中接納，在改變中結合。對于外部資本要進入戰旗村發展的意圖，戰旗村黨支部從來是慎重的。當不具備條件和外部政策環境不利時，他們不冒進，可以釋放善意，但不能被資本牽著鼻子走。同時通過提升經營土地資源的能力，提高土地的增值。
戰旗村始終將適應與變通放在第一位，從來不是等待上級指令或大局確定之后再行動，而是主動思考，謀定而動，以既不違反國家政策、又能符合本村實際的改革，包容各方訴求，平復各種擔憂，讓戰旗村持續前行。
今天看，戰旗村自主決策的每一步在歷史上都是站得住的。這說明，在村莊走向繁榮和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中，村黨組織是真實存在、絕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
我們的意見
持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需要拿出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路線圖。戰旗村貢獻了一個歷經56年，持之以恒地以村莊為主體謀生存圖發展的實踐樣本。
戰旗村的歷史貫穿了集體化時代和改革開放的雙層經營時代，今日之戰旗村能夠形成“發展主心骨”、“能力集合束”、“干群同心圓”的新型村莊主體結構，與“集體興、村民興、家庭興”的成員意識、全村老少對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充分利用外部發展條件和對政策的深刻理解息息相關。這種意識和能力是集體化時代傳承的，是在戰旗村當家人、歷屆黨組織帶頭人身上特別呈現的，他們對土地的堅守、對集體的守護、對獨立自主性的保有確實罕見。他們在幾十年歷史考驗中既不脫離大形勢，又能夠從本村實際出發，判斷形勢，找準機會，選定突破口，化不利為有利。他們再造村莊主體性的智慧，來自為全體村民謀權益的動力，來自與時俱進、不斷成長的學習能力、協商議事能力和對村莊資源整體謀劃、整體利用的意識。
在近幾十年的農村改革實踐中，有很多村莊對集體時代體制全盤否定，村莊的自信心和集體的組織力被貶低，忽略了本應傳承下來的好的傳統。這是如今大部分村莊失去自主性，變成渙散虛弱的依附性主體的原因之一。
理解戰旗村的經驗，就要實事求是地理解中國農村集體化的歷史，以及之后的改革開放年代農村發展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將村莊再造視為新時期對村莊集體的一種主體性和機制性再造。戰旗村實踐的參考意義在于，中國的新農村建設既不能靠固守傳統，也不能一味地追趕所謂的現代，而要將歷史傳承與現代文明有機地融合，大力弘揚和發展村莊的整體性和主體性意識，提升決策能力和行動能力的素質。具有這種素質的村莊基層組織，不僅能夠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和改善村莊治理為成員帶來廣泛的福祉提升，還將為村民的自主經營和素質提高開辟廣闊的公共空間。
1.有主體性的村莊擁有適應新生產力發展的優勢。鄉村新生產力的主體，不只是單個勞動者，也不只是各類農業公司，還有村莊基層組織。這類村莊的基層組織進行生產資料、生產力的組織協調，它集中體現了適應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
今日鄉村的生產關系，是在土地集體所有的基本制度下，主要由經營權的多種配置所決定的交換和分配關系。單個小農戶為單位的生產和交換在改革之初曾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當今已難于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進行新的變革。戰旗村并不處于經濟發展中心地帶，資源資產條件很一般。而且它的發展目標并非是大發土地財或GDP翻番，而是不停頓地推進村民和集體共融共富，提升人的素質，積累人的能力。它的生產關系既有傳統的一面，又有新時代的一面，新的成分帶有現代的民主-集中和集體-個體聯合共同體的因素。它能夠給人以某種安全與希望之感。它的這種獨特價值所揭示的村莊發展內在機制，給鄉村振興的認識提供一種新的想象。
2.再造村莊基層組織，讓村莊發展可持續。戰旗村與一般村莊最大的區別在于，他們的村莊基層組織自主自立自強，受到全體成員的衷心擁護。它的成員是能自由選擇職業、崗位、收益（但不可自由選擇成員資格）的自主性個體。集體與個體之間有豐富的、多層次的、主動的、充滿生動張力的連接，兩者交相輝映。
戰旗村的實踐證明，在仍要以土地為生存依托的農村，村莊基層就應該是不可再進一步分割的載體。這樣的組織載體可以連接村中的集體與個體，形成穩中有進的村莊主體性。尤其當村莊主體有能力持續進行在地的基礎建設（包括軟環境設施），這樣的優勢就會越發顯得突出。戰旗村通過土地承包權的調整，實現村莊對資產資源的統一經營，從而搭建共同創富的規模化平臺。它不僅筑牢了集體對成員的財產分配和收益分配的底線，同時也讓成員個體將其創富的努力更多置于村莊之內，進而壯大了村莊整體的發展價值。戰旗村的社會結構正是在這種自身發展演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戰旗村的實踐還說明：村莊建設與村莊治理不可能相互孤立存在。村莊治理的思想、形態、方式，總是在村莊經濟、社會、文化的具體事物中反映出來。由村莊基層組織統合鄉村建設與治理，加速鄉村發展，不僅是村莊治理的需要，更是國家振興的大局。這樣的組織不同于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也不同于農村改革以來缺乏自主權的大部分村委會。中國的鄉村要振興，需要千千萬萬戰旗村這樣的村莊主體，擔當起村莊全面建設與全面治理的重任。
村莊是國家的基底，是國家實現穩定和安全、實現獨立自主的微觀基礎。鄉村的歷史傳統、社會結構、資源稟賦有別于城市社區，要求村莊具有不可分割的整體性。村莊整體性也是其主體性的物質基礎。只有將尊重村莊主體性地位與尊重農民個體主體性地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發揮村莊主體的活力，才能在新的歷史階段，為加快中國農村發展，改變失衡的城鄉發展格局做出貢獻。
3.給予黨的基層組織在鄉村振興中的創新權利和足夠空間。如何讓村莊基層黨組織成為領導全體村民共富共融的核心力量？戰旗村的啟示，就是要強化基層組織黨建，讓村黨組織成為帶領群眾前進的戰斗堡壘。戰旗村有一個踐行黨的根本宗旨、實事求是地為廣大村民謀利益求發展的基層黨組織。56年來，每一屆書記通過傳幫帶，將村集體牢牢把握土地資源權益作為村莊的傳統一直繼承下去。
正是黨的領導體制、土地集體所有制，以及不同地域相異的地理條件和鄉土文化，面臨環境與機遇的千差萬別，決定了農村基層組織的可選擇區間，比城市的企業、事業單位要大得多。這也決定了農村基層黨組織應有更大作為。我們需要發自內心地尊重鄉村的多樣性，在恪守黨的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更加強調給予農村基層黨組織在領導鄉村建設與治理中的創新權利和足夠空間，而不過分強調運作規制標準化，讓他們有權有能，發揮好領導作用。還可考慮，結合對基層黨組織工作條例的修訂，要求縣鄉黨委對村莊的基層黨組織進行分類指導并與政府激勵政策聯動，以先進帶后進的方式，切實提升村莊基層黨組織戰斗力。
4.村莊主體性和鄉村振興戰略。在多年實踐中，戰旗村形成了一整套村莊整體發展制度的基本框架，這是承載戰旗村主體性特質的軟件基礎設施。面對鄉村振興戰略所帶來的村莊外部環境的巨變，借重戰旗村這個案例，推動探索改革以來鄉村行政體制、土地產權、村莊治理發生的變化，哪些經驗教訓是需要總結的？今日振興鄉村最大的難點焦點到底在哪里？
對從復雜艱苦的實踐中創造出來的戰旗村經驗，要給予更加認真的、實事求是的理解與尊重，并深入總結戰旗村及其他富有生命力的改革創新的基層智慧。政策理論界與學術界應該為拓展致力于保護基層的發展空間而多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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