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茂：農村改革應該改什么和不能改什么

　　農村改革應該改什么和不能改什么

　　張文茂

　　我在群里提出一個理論問題，就是大家要研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有什么不同，需要改革什么？需要保留什么？也就是不能改什么？這個理論問題說不清楚，在實踐中會造成混亂。

　　有群友讓我解釋一下，我就先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供大家討論。

　　首先，我一直堅持把我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劃分為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即計劃經濟體制下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市場機制下的以多種經營和社隊（鄉鎮）企業為標志的農村產業革命階段和城鄉統籌下的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

　　那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與市場經濟體制時期有什么不同呢？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有一些什么特征呢？大體有以下幾點：

　　1、農村集體經濟的產業結構單一，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結構趨同。計劃時期由于農業生產力水平和土地、水利等物質技術條件的限制，加之國家工業化剛剛起步，因此，農村經濟的發展必須堅持以糧為綱，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首先解決全國人民溫飽問題。當時大規模的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發展的條件并不成熟。所以，計劃經濟體制時期農村集體經濟的產業結構是很單一的，基本上絕大多數都是以糧食生產為主。

　　2、農村集體經濟還處于按國家計劃生產的產品經濟為主的階段。在生產領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按國家指令性生產的產品多，面向市場交換的產品性產品少，國家計劃調撥的多，市場交換的商品少。所以，這一時期農村集體經濟還處于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積累和保障的階段，集體和農民增收緩慢。

　　3、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主體地位不健全。計劃經濟時期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就像企業的生產車間，按計劃安排農業生產，自主性少，缺乏獨立市場主體的經營自主權。這既與我國工業化起步階段的生產力水平有關，也與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有關。

　　以上三個方面都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初期階段的特征，而不是農村集體經濟必須長期保持的本質屬性。但是，必須承認，這些階段性的特征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起步階段具有客觀的歷史必然性。而且，正是因為當時采取了這些措施，才保證了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任務的完成，才保證了糧食即吃飯問題基本解決，才保證了國家工業化進程的順利起步和相對獨立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并且成為后來改革開放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如果說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什么不同，那么，上述三個方面的特征就應該顛倒過來了。

　　1、產業結構由簡單的一元化發展到多元化、復雜化，多種經營、農工商綜合經營等。

　　2、生產方式由簡單勞動協作到復雜的分工協作，分工分業發達起來。

　　3、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由被動的農業生產單位變為更加自主的、獨立的市場經營主體。

　　這是前后不同又前后相繼的兩個發展階段。問題在于，前一階段的這些特征為什么要改變？為什么必須改變？因為后一階段發展的主題改變了，目標提高了，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了。而這個新階段到來的前提條件至少要有兩個：一個是在農村，農業基本建設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農業的糧食總產已經達到最低安全保障標準；一個是在國家層面，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已經基本建成，靠農業提供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壓力已經大大緩解。這時，農村集體經濟不可遏制的沖動力在于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即大力發展商品性生產，由以糧為綱的單一產業結構向農工商綜合經營的復合型產業結構轉變。我曾將這一現象稱之為我國農村現代的一場產業革命進程，其實就是毛主席講的“偉大的光輝燦爛的希望”的公社工業化進程。而農村原來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體制在這種工業化大潮的沖擊下就必然要改革，要調整自己的組織形態和經營方式和體制。從社會生產方式的角度看，這一進程就是由簡單勞動協作（以糧為綱時期）向分工分業基礎上的復雜的勞動協作（公社工業化時期）轉變的過程。

　　這一轉變進程的典型模式是：

　　最初，是生產隊的農業簡單勞動協作。隊長每天派工，大家集體勞動。雖有簡單分工，但一般情況下社員在生產中并不固定在特定的崗位上，而是隨時可以輪換的。

　　后來，是社隊范圍內分工協作的發展。糧食生產以外的農業多種經營發展起來，各種不同的種植業、養殖業和林、牧、副、漁業之間有了分工，專業隊（組）多了，五行八作發展起來了。集體經濟內部的分工發展了，開始向復雜的分工協作轉變。

　　再后來，是勞動組織形式的變化。社、隊開始興辦各類企業，工廠的組織形式、甚至公司的組織形式也出現了，體制和組織形式變革的條件具備了。隨著社隊企業的異軍突起，原來都集中在生產隊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開始向大隊企業、社辦企業不斷轉移，生產隊的功能逐漸弱化，甚至可以被專業承包組或專業農戶取代。隨著集體經濟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以公司制為代表的現代企業制度也發展起來，使集體經濟可以借助現代公司企業制度做大做強。目前仍在堅持集體經濟的農村，基本上都是這一發展路徑和模式。

　　這一模式的動力源是產業結構的變革，是毛主席講的公社工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一模式的基本生產方式變革是由簡單勞動協作到復雜的分工協作的轉變。這一模式的基本組織形態是集體經濟組織+公司企業組織，是兩種組織形態的結合，是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辦公司企業，而不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自身變為公司企業。

　　在這一過程中，原來三級體制中的生產隊慢慢變成農業專業隊（此時的農業生產也可以承包給農戶），而在大隊和公社兩級，則形成了大隊+企業和公社+企業的兩級體制和組織形態。在經濟實力較強的農村集體經濟中，隨著產業的拓展和企業的公司化，進而出現了總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等多層經營的局面，最終使農村集體經濟演變成：以社區集體母體+公司企業的基本組織形態，并形成兩級所有、多層經營的復合型經營體制。

　　從這里可以看出，農村集體經濟改革改什么？主要是兩點：一是改革原來單一的組織形式；二是改革原來的三級體制，包括政社的分設等。

　　不能改的是什么呢？有兩個關鍵環節不能改：

　　一個是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不能改，不能土地權益股權化、金融化，然后再自由流轉；

　　一個是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自身不能合作化、公司化，不能把集體經濟組織公有的基本屬性改成按份共有的合作屬性或股份制的公司屬性。

　　但是，在目前我國三農問題的學術理論界，卻有一股很強大的私有化勢力，他們認為農村改革開始就不是承包制，而是還地權于民。現在應該加快農地股權化、證券化或金融化，讓股權可以自由流轉兼并。而在對待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問題上，他們主張通過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把集體經濟組織改成合作制，再進一步股份化、公司化，由公有制變為按份共有制，最終使股權能夠順暢流轉、成員能自由進出的公司企業組織。

　　陳錫文在2018年7月25日接受《瞭望》周刊采訪談到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時說：“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必須首先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基本性質，依據法律的規定，集體經濟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集體成員集體所有。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兩大基本特征：一是集體的資產不可分割到個人；二是集體組織的成員享有平等的權力。”

　　“ 從這兩個基本特征不難看出，首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不是共有制經濟組織。因為法律規定，共有資產可以分割到人，也可以轉讓共有人持有的資產份額，因此共有制經濟的實質是私有經濟。有些同志說，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資產從‘共同共有’變成了‘按份共有’。這不正確，因為無論‘共同共有‘還是’按份共有‘，都屬于共有制經濟，而不是我國農村的集體經濟。”

　　“ 其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不是公司、企業性質的經濟組織。法律關于公司、企業的發起、設立的規定完全不同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現實生活中，公司、企業的破產、兼并、重組等情形不可避免，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顯然不可能發生此類情形。因此，有條件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依法設立公司、企業，并依法從事經營活動和承擔市場風險。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本身不能改制為公司企業。”

　　“在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時中，由于提倡實行‘股份合作制‘，于是就頻頻使用’股份‘這個概念。但黨和國家從來沒有講過要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制為股份制經濟組織。因此，關于’股‘的概念就要討論清楚。”

　　“一般意義上的‘股‘，代表的是資產，持有者有權依法對自己持有的’股‘進行處置。但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出現的所謂’股’，其實只是指每個成員在集體資產收益中的具體分配數額，因為集體的資產是不可分割給個人的。對于‘股’，農村基層作為約定俗成的口頭表達，問題不大。但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時應當對此有清晰、規范的表述，否則容易混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性質。”（見《瞭望》周刊2018年地30期）

　　我本人也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和一個內參稿中闡述過相同的觀點。如：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是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組織”。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鄉村社區性公有制經濟組織，不是按份共有基礎上的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

　　“這些特性決定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既不同于一般的公司企業組織，也不同于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合作經濟組織或股份合作組織，而是一種特殊法人。所以，不能用按份額占有的共有制替代社區集體的公有制。因此，相關立法要明確上述這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基本屬性。”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承擔著多項經濟和社會功能，比如生產經營功能、管理服務功能、社區社會保障功能和維護社會生態環境功能等。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同于一般公司辦企業和合作制組織，不像企業那樣完全以利潤為追求目標。”

　　“上述這些功能說明，我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相關立法，既不能套用公司企業發的思路，也不能套用國際上合作經濟組織制度的一般思路，更不能刻意強調村社分離，必須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吸收合作化和集體化時期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最新實踐成果，在村社合一、分工不分家的基礎上加以改革和完善。”

　　在論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其它經濟組織的關系時，我也曾經提出：

　　“第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能把自身股份合作化。”

　　“第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出資辦企業、辦公司，但不能把自身公司化、企業化。”“這是集體辦企業，不是集體變企業，是兩種不同性質組織形式的有機結合。”

　　我在2017年10月的《農地三權分置也可以首先完善集體所有權——兼論塘約村的農地三權分置》一文中針對農地承包權股權化問題提出：

　　“因為這種承包權最初時按人分地承包的，所以，它實際上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一個認定和享有土地權益的體現。又因為農地的集體所有權不僅僅是一般的財產權或物權，它還承載著本社區集體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所以，這種流轉費用還兼有基本保障的功能。只有當集體經濟的發展使分配水平大大提高，集體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也大大提高以后，這種代表成員資格的最低分配權才會失去意義。所以，在一定時期或一定條件下保留這種承包權并通過分配來實現是完全必要的、恰當的。但這種權益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股權，一些人在宣傳上將其刻意股權化也是別有用心的。”

　　“初級社雖然還保留土地分紅，但是已經開始弱化農地私有產權觀念，土地分紅的權利只是一個類似于分配股的分配標準，而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股權。如果在初級社階段還要不斷強化農戶私人土地股權，那么就永遠不會有后來的高級社，永遠不會有什么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了。而現在的所謂產權制度改革，搞承包權股權化，實際上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在集體所有制內部重新恢復私有產權，先退到初級社，再退到土地產權私有。”

　　所以，關注我國目前的農村改革，主要集中在兩個核心問題上，一個是農村土地承包權是否必須股權化、金融化和順暢流轉；另一個是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是否必須改成私人產權基礎上的共有制，而且成員自由進出，股權自由流轉。這兩個問題又是互相依賴的，一個是基本的土地制度問題，另一個是基本的組織形態問題。其中有一個被攻破，另一個也必然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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