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脫貧攻堅目標實現，接續推進鄉村振興成為擺在全黨面前的一個重大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的要求。煙臺市從2017年開始探索“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全面加強黨的領導，把群眾組織起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實現鄉村振興”的道路，是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的生動實踐。
▲2018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對鄉村振興戰略作出了重要指示
圖片來源：央廣網
一、為什么要搞“黨支部領辦合作社？”
2016年起，我們經過對300多個村的調研，感到農村有五大突出問題：集體窮、支部弱、群眾散、產業衰、合作社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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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集體窮，村集體經濟發展程度不高。2018年，煙臺全市6441個村當中集體經濟收入5萬元以下的村占22.7%，有些村得過且過，有的村集體經濟靠資源吃飯，簡單發包租賃，增收渠道單一。對于是不是還要發展集體經濟，很多同志有不同認識。但是我們堅定地認為，村級集體經濟“空殼”、服務空白，政治就會“空殼”，黨在農村的執政就會“空殼”。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引領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事關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時，就寫過一篇文章：《扶貧要注意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他說：“有的同志說，只要農民脫貧了，集體窮一些沒有關系。我們說，不對！不是沒有關系，而是關系重大！” 黨的十八大以來，他又多次強調“要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基層黨組織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對總書記這些要求，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堅定不移、全力以赴去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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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支部弱，基層黨組織的影響力降低。在集體經濟薄弱的村，農業生產經營權在一家一戶，基層黨組織容易失去影響力和權威性。一些群眾不知道黨支部有什么用，村黨組織不會做群眾工作，說話沒人聽，干活沒人跟，宗教甚至邪教等其他勢力和我們爭奪群眾。國民黨統治時期，黨組織未能深入到農村，呈現“城市有黨，農村無黨；上層有黨，下層無黨；沿海有黨，內地無黨”，才使我們農村包圍城市成為可能。國民黨失敗在基層薄弱、脫離群眾，這一點很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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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群眾散，集體意識淡化。農民一家一戶單打獨斗，弱化了對集體的依賴，淡化了集體意識。一些群眾想問題辦事情只關注自家的“一畝三分地”，對公共事務不聞不問，“干部干、群眾看”“靠著墻根曬太陽，等著上級送小康”。組織群眾本來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和特長，但是相當長一段時間被淡忘和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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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產業衰，農村發展活力不足。青壯年外出務工、大量土地撂荒，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農業邊緣化。煙臺蘋果享譽全國，但已經到了樹齡老化、產量下降、品質降低的時間節點，靠一家一戶進行產業升級，成本高，機械化程度低，勞動效率低下，難以實現產業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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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合作社亂，當前合作社在發展中暴露出不少問題。一些合作社偏離了造福群眾、服務群眾的方向。有的合作社被不良資本利用，作為圈地牟利的工具；有的僅由幾個發起人組成，上級的優惠扶持政策被少數人獨享。2018年《半月談》報道，80%以上合作社淪為空殼。2019年9月，中央11個部門聯合部署，對“空殼社”實行專項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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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破解這些問題，我們從實際出發，探索了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辦法，一攬子、系統性加以解決。
這個辦法就是，將黨支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同合作社的經濟優勢以及群眾的能動性相結合，由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或者由村黨支部成員（原則上由黨支部書記）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村集體和群眾以集體土地、資金、勞動力等入股，重新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構建村集體與農民群眾新的經濟聯結紐帶，重新把碎片化的資源要素整合起來，抱團發展、規模經營，走共同富裕之路。
二、如何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
2017年春天，王宏甲同志寫的《塘約道路》出版，貴州的貧困村塘約村把群眾組織起來，兩年時間從一貧如洗建成了小康村。我們感到這是統一思想的突破口。
（一）統一思想，讓大家愿意干
思想上不破冰，行動上就不能突圍。我是組織部長，從基層組織建設入手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是順理成章的必然選擇。2017年4月，煙臺市委組織部下發文件，要求全市黨組織把學習借鑒《塘約道路》，作為“兩學一做”的內容。但是，在學習和后來的工作推進中，遇到了一些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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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干部思想解放難。有的同志認為發展集體經濟是走“回頭路”；有的認為煙臺農民富了，有沒有集體經濟無關緊要；有的認為很多村集體的山地都承包到戶了，發展集體經濟已經“山窮水盡”；有的認為發展集體經濟容易背上沉重債務、導致小官巨貪、損害群眾利益等；還有的講，塘約有個左文學，我們沒有那樣的人，出不來那樣的村，等等。
二是部門資源統籌難。除了組織部門之外，推動農村集體經濟、實現“五大振興”，涉及許多部門，要實現政策統籌、資金統一使用，需要統籌各部門資源。市委組織部用了半年時間同各部門協調會商，修改31稿，共同出臺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百村示范”文件。
三是基層群眾發動難。由于長期集體經濟薄弱，過去一些由個人領辦的合作社運營不規范，出現經營風險，群眾對發展集體經濟有顧慮。棲霞市東院頭村動員群眾辦集體經濟比塘約村還早，但開始時村民都不認可。村黨支部一個月內開了12次會，邀請高校教授講課，反反復復做工作，最后才形成了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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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有困難，盡管很多人不理解，但我們堅信，只要方向正確就不怕路遠，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一錘接一錘地敲，就一定能成功。我們逢會必講合作社，工作會宣講、講黨課宣講，一個縣（區市）一個縣（區市）去跟縣（區市）委書記剖析，層層做思想工作。凡是到基層調研，必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現場，必聽工作進展。慢慢地，一些縣、鄉、村書記開始了領辦合作社的探索和嘗試。思想發動是貫穿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始終的一個重要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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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好“頭雁”，讓支部書記領著干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要經營發展好，關鍵要有一個好班子，特別是要選出一個好書記。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后半年，正趕上村“兩委”換屆，我們把這次換屆當成了重大機遇，把政治標準作為選好村“兩委”干部的第一關，提出了“好人+能人，才是當家人”的選人標準，堅決防止“強人治村”。創造性推行自薦參選，設置了“兩委”成員候選人正面清單和“十五個不得”“十五個不宜”的負面清單，在掃黑除惡之前就提前取消了770名有黑惡霸痞等不良記錄的自薦人資格，第一次實現了所有村黨組織、村委會全部換屆以及所有村都配備黨組織書記“三個100%”的歷史性突破，儲備了一批有情懷有擔當、能干事不出事的黨支部書記。我們高度重視基層干部的教育培訓，2019年成立了煙臺市鄉村振興學院，還設立了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增量獎，讓實干者得實惠。
（三）壓實責任，讓黨委政府推著干
2019年4月底，根據調研發現的共性問題，進一步統一思想、凝聚共識、明確思路、加壓推進，龍口、棲霞召開了千人大會，把會議開到了村一級……通過層層思想發動，各縣市區把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當成抓實農村基層黨建的“牛鼻子”，奮勇向前。
（四）由點及面，讓典型引路帶著干
從推行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一開始，我們就堅持試點先行、典型引路，堅決不追求數量，堅決不搞“一刀切”“大呼隆”“攤大餅”。2016年底－2017年初，選擇集體經濟基礎好的11個村先行試點，2018年6月選擇100個村開展示范，2019年把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作為全市農村基層黨建的重點，2020年鞏固提高、全域推進，始終穩扎穩打往前推，一些地方已經出現群眾要求黨支部成立合作社的情況。
三、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核心本質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類型、經營模式可以多種多樣，但核心本質是一樣的，那就是，牽頭主導者必須是黨支部，參與主體必須是組織起來的農民，生產經營必須保證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
第一，堅持黨的領導，鞏固執政基礎是首要原則。
黨的領導貫穿領辦合作社全鏈條、全過程。在理事長人選上，村黨支部書記擔任合作社理事長，并明確這是組織行為，而不是個人行為。不再擔任村黨支部書記時，要主動辭去合作社理事長職務。在經營分配上，要充分體現黨支部決策權，盡管村集體占股可能低于企業或群眾占股，但集體占股類似于金股，確保集體股權持有人在特定事項中能夠行使決策權和否決權。因為黨支部代表群眾利益，在發展方向、合作經營、利潤分配上，必須要充分保障其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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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同志會有疑問：黨支部有沒有責任領辦合作社？答案是肯定的。首先，這是加強農村基層黨建的必然要求。黨支部具有其他組織無法比擬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可以轉化為強村富民的發展優勢，保證合作社發展方向不偏。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黨建的影響力潤物無聲地滲透給群眾、凝聚了群眾，黨支部的組織力和戰斗堡壘作用也就體現出來了。這才是農村基層黨建的真正內涵，也才能解決黨建與發展“兩張皮”的問題。在煙臺，黨員群眾參與黨員會、村民代表會的積極性很高，因為大家都知道，村里的事、合作社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和自己息息相關，所以熱情很高。第二，這是促進集體意識回歸的必然要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能夠通過股份合作，重建黨支部與群眾的經濟聯結紐帶，把集體和群眾緊緊連在一起，群眾也就增強了對集體的依賴感，這樣就改變一盤散沙的局面，可以鞏固黨在基層的執政基礎。第三，這是黨內法規明確規定的。2019年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鄉村振興促進法》、《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都明確提出村黨支部要帶領群眾發展集體經濟。村黨支部不努力做好這項工作，就是失職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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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志會質疑，黨支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有沒有資格領辦合作社？答案也是肯定的。我們講的是領辦，而不是創辦。村黨支部本身不是法人，確實不能直接成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但是根據《民法典》，集體經濟組織是特別法人，可以做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然后組織群眾和外來資本入股，就類似于混改了的國企。國企即使混改了，是不是也是黨委會決策前置呢？是不是也是由黨委書記兼董事長呢？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同樣是這樣，支部書記兼理事長，“兩委”成員與合作社理事會、監事會成員雙向進入、交叉任職，全部參與合作社事務，各領其責、各司其職，從法理上完全講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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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些同志可能會覺得，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不是就是前些年很多地方講的“黨支部+合作社”呢？答案是否定的。
“黨支部+合作社”其實是“黨支部建在合作社上”，是先有群眾自發的合作社，再“把支部建在合作社里，建組織擴覆蓋”，至于合作社的盈虧，和村集體沒有關系。但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與前者不同，是讓黨支部走上經濟發展前臺，通過經濟手段和利益聯結，重建集體與群眾的經濟利益共同體。黨支部統領合作社的一切工作，既管黨建又管發展，黨建全面融入到產業發展、集體增收和農民共富之中，黨支部靠經濟紐帶把群眾緊緊凝聚在一起。所以，同黨支部+合作社相比，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更能體現黨管一切的原則，可以更有效地加強基層黨建，把群眾組織起來，實現強村與富民的雙贏。
綜上所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符合總書記的要求，符合農村實際，符合法律規定，一定是中國農村發展的方向。我們有這樣的自信，所以下決心不遺余力地去推動。
第二，重新組織群眾，實現共同富裕是關鍵。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是由村書記帶頭注冊一個合作社就行了，必須把群眾組織起來，讓群眾成為主體。這個集體化不僅僅是資產資源“物”的集體化，更重要的是“人”的集體化。為了保障群眾利益，我們在股權設置上明確規定，村集體持股比例不低于10%，單個成員持股比例不超過20%。同時，通過土地置換、集體贈股、設置公益崗等方式，把老弱病殘、貧困戶吸收到合作社，改變貧困戶“等人送小康”的脫貧心態，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致富，實現“長久脫貧”。比如牟平區的埠西頭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為每戶貧困戶贈送1股，每年從公益金中提取部分資金定向扶貧。同時，設立扶貧工作崗，男工120元/天，女工100元/天的標準發放工資，貧困戶每年務工收入人均1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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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志會質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群眾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這是不是回歸公社化、走回頭路呢？實際上，這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認為，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農村經歷了兩次重大變革：第一次是50年代開始的合作化運動，這是對延續幾千年的小農經濟進行的一場偉大變革，對此不能否定。第二次是80年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人民公社后期，統得過死的問題日益顯現，實行“分”得改革后，短時間內激發了農村的活力。這兩次變革都是基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作出的必然選擇，都在當時發揮過巨大的作用。
站在新時代回頭看，集體化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包產到戶可以激發個人的潛能。今天深化改革，應該綜合歷史經驗開創一條新路，結合兩種生產方式的優點，既通過組織起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又通過股份合作調動入社群眾的積極性，還通過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黨支部牽頭把各方力量整合在一起，這正是我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優勢所在。而且，我們現在辦的合作社既是按勞分配的，也是股權清晰的。它是過去人民公社的“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簡單的回歸，更不是走回頭路。
鄧小平同志早就提出過“二次飛躍”理論，認為長遠來看農村還是要走集體化道路。這次黨史學習教育，中央編印了《中國共產黨簡史》，第295頁寫到，1995年3月，江澤民同志在江西考察農業農村工作時，進一步闡述了“二次飛躍”理論，指出要“逐步走上集約化、集體化道路。”這段表述之前并未見于公開發表的文件講話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而鮮明的信號。在第233頁中還寫到，農村改革在推進過程中，有些集體經濟基礎比較扎實的地方，繼續實行集體統一經營，改革原來的平均主義分配辦法，逐漸向高水平的集體化前進，他們的做法也是符合中央“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精神的。這也是過去的黨史里面沒有寫過的，也是一個明確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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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會覺得，其他主體領辦合作社也能促進產業發展，為什么非得黨支部來領辦呢？我們說，各類市場主體和社會資本下鄉、參與鄉村振興，我們熱烈歡迎。在疫情防控期間（2020年3月），我們就舉辦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線上招商推介會，當場就簽約了15億的投資。但是我們有一個基本態度就是，鄉村振興的主體是村集體和農民，在發展過程中，農民不能成為配角。從以往的實踐來看，在一些社會資本領辦的合作社中，農民只能獲得土地流轉基本金，好一點的有些務工收入，但不能參與項目發展“分紅”，不能得到最大實惠，村集體收入也難以得到有效保障。習總書記強調“關鍵是完善利益聯結機制，不能富了老板、丟了老鄉，……要讓農民合理分享全產業鏈增值收益。”這個要求，黨支部領辦才能實現，也只有黨支部才能落實好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貫徹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發展思維、把總書記“農民的地農民種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取向”這一要求落到實處。再者，集體經濟是有公有私、公私兼顧的經濟，不以贏利為首要和唯一目的。集體經濟又是范圍經濟，就是為本地有明確邊界范圍內的成員謀利益。這利益不僅經濟利益，還有社會、文化和政治利益，這些是社會資本無法做到的。有些地方鄉村振興的發力點全部用在農業產業化上，盡管短期內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群眾沒有組織起來，政治效益沒有體現，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力沒有得到提升，說到底這種“物本主義”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是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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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防止土地私有化是底線。
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這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和根本特征，是實現最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一旦動搖和顛覆了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這一制度，農村改革必將失魂落魄，必將犯下顛覆性的錯誤。
我們反復講，在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中，具體方法可能各種各樣，但對這幾條根本的原則不能突破，不管什么類型的合作社都要拿這三個標準衡量，符合這幾個標準才可以創新。
四、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取得了哪些成效？
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黨支部的政治功能、合作社的平臺功能、群眾的能動性等要素有機融合在一起，可以說一招破題、全盤皆活。
一是強化了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村黨支部從經濟發展的“后臺”走向“前臺”，由推著群眾干到領著群眾干，開展工作有了抓手、服務群眾有了實力，群眾對黨支部有了信賴，實現了“百呼不應”到“一呼百應”的轉變。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一項系統工程，抓住了它，就抓住了農村黨建的“牛鼻子”。比如脫貧攻堅，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抓住了扶貧的根本，不是給錢給物一時脫貧，而是靠發展產業、靠股份合作，把這些老弱病殘聯結起來。招遠市大戶陳家流轉周邊13個村12000畝土地，輻射帶動周邊1000多名村民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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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錘煉了一批“獅子型”村干部。我經常講一個變化，就是城市社區的書記一般都會講，去調研時他會拉著你看這看那，而農村書記一般都不太會講，問一句說一句，甚至經常是鄉鎮書記替他回答。現在我們領辦合作社的書記個個勁頭十足，自信滿滿，再到村里去也是拉著你不讓你走，看了這個項目，還得拉你去看別的項目。這種局面在兩年之前是沒有的。很多過去默默無聞的村支書，在上級引導指導下，找到了強村富民之路；在帶領黨員群眾戰天斗地、干事創業的過程中，他們得到了歷練，得到了群眾的認可。就像戰爭年代很多目不識丁的普通農民加入了革命隊伍，最終成長為師長軍長一樣，任何一個好的帶頭人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靠黨組織發現、培養、教育、鍛煉造就的，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斗爭中學會斗爭的。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不是有了一個好書記才能辦起一個合作社，而是在辦合作社的過程中，可以錘煉出一批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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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趟出了一條強村富民的共贏之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將村莊過去閑散的資源活起來、分散的資金聚起來，重新優化組合，統一經營支配，既喚醒了沉睡的資源，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也改變了過去拼資源拼消耗的傳統種植方式，運用物聯應用、大數據等先進技術，實現了農業的新舊動能轉化。從產業發展看，我們將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與蘋果產業高質量發展相結合，農產品有了規模優勢、品質保證，提高了市場競爭力和話語權。從集體收益看，通過領辦合作社流轉土地33萬畝，連片平整后新增集體用地3.2萬畝，即使村集體沒有資金和固定資產的投入，這些新增土地作為集體股份入股到合作社，也能為集體帶來不菲的收入。福山區南莊村，整合過去閑散的土地近500畝，建設了22個生態農業大棚，發展大櫻桃種植，2019年集體增收200萬元。對群眾而言，加入合作社既有土地流轉的保底收入，也有入社之后規模經營帶來的支出相應減少，既有入股分紅增加收入，也有入社務工增加收入等等，有效解決了農民以地養老的問題。
四是帶出了一支感黨恩跟黨走的群眾隊伍。在合作社，一家一戶的收益和集體收益綁在一起，黨支部掌握著分紅主動權，群眾對集體也有了依賴。棲霞市北洛湯村在領辦合作社后，建了銘恩大食堂，老人高興地講“村里的小年輕干得好！說到底還是共產黨好啊！”萊陽市西石河頭村，以前干旱時群眾澆地都是搶水，現在建起了集體示范園，群眾在抱團發展中增強了集體觀念，都發揚風格先讓澆集體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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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鄉村治理更加有序。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培養了一批懂政策、善經營、會管理的農村干部，吸引了大批外出務工人才返鄉創業，促進人才振興。村集體有了收入，建廣場、辦晚會、改善基礎設施、推進美麗鄉村建設，村容村貌和群眾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在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同時，我們還同步推進了創建黨建引領鄉村振興融合發展區。合作社是村內的小聯合，融合發展區是村與村的大聯合。根據地域相鄰、產業相近、治理相融、人員相親的原則，按照輻射2-3公里的半徑和1000到3000戶居民設立融合發展區，大村帶小村、強村帶弱村，整合各種資源，實現基層黨建、公共服務、集體經濟、社會治理同頻共振，聯動發展。今年融合發展區將覆蓋40%左右的村。鄉鎮干部和90多項公共服務項目下沉到發展區，統一建衛生室、幼兒園、銀行網點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城鎮化不一定都要連成片，可以跨出去，搞串聯式、衛星城式的發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和黨建融合發展區，讓農民在世代居住的鄉村完成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權利權益等的城鎮化、現代化的轉型，不僅沒有占用高產農田，而且還通過一定區域的成方連片，整合溝溝坎坎，增加了集體土地。
應該說，煙臺是全國第一個在整個地市范圍內重新組織起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地方，這是具有開創意義的。三年來，我們的步子穩扎穩打、成效實實在在。尤其是疫情之后，總書記兩次講到“要走好農業合作化道路”，說明我們這個事情做對了。很多人評價說，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新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其對鄉村振興的意義不亞于小崗村對改革開放的意義。我多次應邀到中組部組干學院和高校介紹情況。《人民日報》等各大媒體都給予了關注。目前全國各地已有21個省份500余批次來煙考察學習，吉林正在全省推廣，貴州畢節2019年也開始推廣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煙臺探索漸漸走向了全國，正由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勢。
五、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未來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已經取得了明顯成效，但這僅是開始。下一步，我們還要擴大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內涵。
（一）在橫向，主要是打造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的綜合合作社
所謂“供銷合作”，是指農業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購買和農產品的流通、銷售，把流通銷售環節的利潤盡最大可能留給農村農民，讓他們盡可能多地分享涉農全產業鏈增值收益。
所謂“信用合作”，是指資金互助、保險互助、融資擔保等金融的支撐。鄉村發展一大瓶頸就是資金，農村發展需要錢。單個農戶規模小、風險大，且不說銀行不愿意貸款給農業和農戶，就算愿意，也需要支付大量的利息。于是就形成了這樣的循環：農民在銀行存錢，銀行給農民少量利息；銀行給農民放貸，農民給銀行支付高額的利息。大量農民的存款事實上進入了城市和企業，并沒有留給農村自己用。如果建立了農民金融互助組織，農民的錢直接用于集體生產，省去中間環節，不僅能大大緩解資金的困難，這一塊金融利潤也就留在了農民手里。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具體體現。
中央黨校徐祥臨教授曾經調查過幾百個中等偏下的縣，這類縣市的鄉鎮，存貸比超過20%的都很少。一個3萬到4萬人口的鄉鎮，金融機構（主要是信用社和郵政儲蓄銀行）的存款余額達到5億元很正常，但貸款余額通常不超過1億元。國內外大量的經驗數據表明，在以農業為主的農村，存貸比達到50%左右即可全面覆蓋農戶的生產生活資金需求。所以，農村并不缺資金，問題在于資金沒有在農村內部形成流動，缺少的是把大量閑置資金用于支持農村發展的體制機制。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依托合作社搞資金互助。合作社是最了解每戶農民的，是有手段控制風險的。只有把農村的產業體系特別是供應鏈體系建立起來，資金互助在供應鏈體系上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也便于運用大數據等一系列的手段防范風險。這樣的合作社，就可以建構起“種養加銷全產業鏈”，真正實現農民合作社全要素的合作，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不僅可以為農民帶來生產性收入、經營性收入，還可以帶來財產性收入，能夠大大拓寬農民的增收渠道。
金融合作是發展集體經濟的必要手段。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提到，建立農會組織的合作經濟；毛主席在延安時期寫得《組織起來》一文，也提到辦信用合作社，而且是習仲勛同志親自抓、親自辦，辦得很成功。“三位一體”合作社更是習近平總書記“三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2006年1月8日，習近平同志在浙江省農村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提出要積極探索建立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 “三位一體”的農村新型合作體系。應該說，一個2千人的村，如果在黨支部領導下辦起綜合性農民合作社，開展金融等為農戶服務的項目，那么一年賺到幾十萬元集體收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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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縱向，就是提高合作的層次、擴大合作的規模
在鄉鎮和融合發展區一級，要大力推行建聯合社，解決村級合作社辦不了、辦不好的事。可以把產品相近的合作社聯合在一起，統一產品標準，統一對接市場。也可以由政府搭建公益性平臺，吸收各村合作社加入，抱團對接資本。這在煙臺已經起步了，但是還可以做得更大，甚至縣一級、市一級都可以建聯合社。把帶領群眾進入市場的責任全部都交給村書記，他們漸漸會比較吃力，難以承受。只有在更大范圍內聯合起來，形成航母，才更穩固。
縣域要統籌規劃布局、產業發展、政策資金、土地利用，尤其是公共服務，建設很多小的經濟中心、生活中心，讓農民就地成為職工，通過“在地工業化”“在地服務業化”，實現“在地城鎮化”，進而實現城市與農村同步發展，而不是盲目鼓勵農民進城、讓他們被迫擠進城市謀生。
1960年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提出：“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城鎮化要發展，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也要發展，同步發展才能相得益彰” “目前，我國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密度總體偏高。長期來看，全國城市都要根據實際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標準”。毛主席和總書記這些思想很有前瞻性，必須認真貫徹。
當我們感到在城市招商引資、批地建房越來越難的時候，不妨把眼光投向農村。農村有巨大的自然資源、廣闊的綠水青山、大量的潛在人口，如果我們能夠構建“三位一體”的農業綜合合作體系，就能把這些資源充分整合起來，吸引城市過剩的資金、產能、人口下鄉，再造一個和城市一樣繁榮美麗的新農村。
農民收入提高了，資產升值了，城市的二產三產就有更廣闊的市場，這就實現了“國內大循環為主”。相反，如果再不把鄉村組織起來，不僅是影響共同富裕，而且城市的產能過剩風險、企業經營風險、失業風險、穩定風險都會增大。這一正一反說明，鄉村振興不能僅僅當成一個“補短板”的問題，也是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
六、幾點感受
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已經蓬勃發展。回首一路走過的艱辛，百感交集。最深切地體會有以下三點：
（一）只有理論清醒，才有道路堅定。
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我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讀了從《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到總書記的《擺脫貧困》等幾十本書，總書記一再強調，農村要走組織化的市場化道路。我們堅信，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條道路雖然艱難，但符合總書記的思想。一件事只有在理論上想清楚，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跟風跑，才能在實踐中增強前瞻性和堅定性，才能保持正確的方向。我們遇到任何問題，都是先在總書記著作中尋找答案的，做任何一點探索創新，也都是在總書記思想的指引下開展的，所以才能方向正確，推動有效。
▲圖片來源：清華大學雨課堂
（二）只有實事求是，才能穩步推進。
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在一個村好辦，打造一個點好辦，但是如何在一個區域內復制推廣，確實要講究方式方法。我們的體會是：
第一，堅持小切口入手，解決大問題。從組織部門抓農村基層黨建的職責入手，從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角度入手，以小的切口事實上推動了農村體制機制的變革，又避免了大的震動和不必要的爭論。
▲圖片來源：清華大學雨課堂
第二，堅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具體的組建方法、入股方式和經營模式，各有各的探索，各有各的長處，只要是堅持黨支部領辦，只要是堅持合作社性質，我們就尊重基層的首創精神，鼓勵基層立足本地實際、積極探索，保障這項工作快速地推進。
第三，堅持示范帶動，不搞“大呼隆”。堅持質量優先，不定指標，不搞突擊，成熟一個，發展一個，不做夾生飯。主要精力放在解開思想疙瘩，培育典型上，讓事實說話，讓更多的群眾看到好處、嘗到甜頭，然后他就會主動學習，自主發展。
第四，堅持群眾自愿，不搞強迫命令。入不入社必須是群眾自己說了算，在具體工作中，我們采取多種多樣的方式，幫群眾算對比賬、長遠賬，但是絕不設定百分比等數量指標，讓每一個入社群眾都是自覺自愿的。
第五，堅持從嚴管理，不搞“蘿卜快了不洗泥”。對成立的合作社逐個審核把關，起步時就從章程、民主管理、股金管理、財務管理、收益分配等方面進行規范，指導村黨支部依章辦社、依章辦事，確保村黨支部干成事、不出事。
第六，堅持全面統籌，不搞單兵突進。最大限度地整合資源、凝聚資源，保障這項工作后勁充足。比如加強資金扶持保障，組建專家顧問團，推動人才上山下鄉，編寫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強村富民30問、50例》，在媒體開設專欄，樹立趕超樣板。
（三）只有不怕犧牲，才能勇于擔當。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新生事物，很多觀點分歧很大。甚至在很多人心里，是不是還要集體經濟都是打了問號的。放眼全國，自上而下全市推進搞合作社，其他地方沒有先例，沒有成功經驗可資借鑒。面對這些顧慮，我們全力以赴、義無反顧、向前推進。在這個過程中，煙臺市委組織部和全市組織系統干部團結一心，體現了很強的執行力。很多省領導來煙調研并給予批示認可，省委組織部聯合十幾個部門在全省推廣，很多著名學者到煙臺調研指導，把煙臺作為一種現象來研究。最讓我感動的是基層的黨支部書記和普通群眾，給了我毫無保留的擁護和鼓勵，他們的笑臉和熱情讓我覺得一切壓力和委屈都是值得的。這些村書記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這兩年干事激情四射，豪情無以表達，一個個都成了詩人，朋友圈里經常看到他們從心里迸發出來的一首首詩。正如萊州市田家村楊春華寫的：“有一條路人煙稀少、孤獨難行，卻是不得不堅持前行，因為在它的盡頭種著的是期待和夢想。”
這條路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路，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路。雖然現在這條路還有阻礙、有困難，但是煙臺實踐已經初步證明，這是一條正確的路。魯迅先生說，這世上本沒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幸運的是，我們的同路人現在越來越多，相信總有一天，中國廣大農村一定能一起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的康莊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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