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攻堅看畢節，鄉村振興學煙臺
智廣俊
“塘約道路”核心經驗是：在黨支部堅強領導下，把村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塘約村點燃的星星之火撒向全國農村大地，在貴州省畢節市和山東省煙臺市兩地形成燎原之勢。畢節是全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扶貧攻堅創造了輝煌戰績，2020年，全市7個貧困縣，1981個貧困村，115萬貧困人口如期脫貧，在2021年召開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畢節有19人、15個集體受到表彰，成為全國受表彰數量最多的地級市。煙臺市是全國蘋果櫻桃主產區，經營好的果園一畝純利潤可以達到萬元以上。煙臺是全國農業比較發達、農民比較富裕的地方。一貧一富兩個地區依靠黨支部的領導，把村民組織起來走向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向我們展示了實現的鄉村振興的方向和路徑。
畢節地處烏蒙山區，沒有平原，境內屬于喀山地貌，地里留不住水、留不住土，莊稼長不好。這里是46個民族聚集的地方。包產到戶后，雖然這里的村民擺脫了大集體組織的束縛，很多人走出了大山，走上了打工創業致富路。留在村里的人生產積極性也很高，但家庭小生產自顧自的惡果也顯現出來了，很多村寨山林里的樹被砍光了，亂開荒造成水土流失，原有的水利設施也遭到廢棄破壞，黨的基層組織無所作為，村民集體觀念蕩然無存，世風日下，甚至一個村的人見了面也不說話，人口生育失控，村民越窮越多生育，生態、生產和人口陷于惡性循環，畢節山區成為了不宜人類生存的地方了。
周建琨原是安順市委書記，是他親自扶持培養了塘約村這個典型。他調到畢節市任市委書記后，面臨著更為艱巨的脫貧攻堅任務。周建琨與市委一班人市委提出了“大黨建統領大扶貧、大安全、大發展”的總體戰略。抓黨建，抓組織群眾，成為了畢節市兩項基礎性的工作。
窮地方有些能耐的人都到外地干事謀生去了，脫貧攻堅戰的干部從哪里來?畢節市委采取了超常規的措施，全市半數機關干部下沉到農村扶貧第一線，每個黨政機關單位和大型企業都包扶一個貧困村，簽訂包扶脫貧責任狀。每個下派機關選派一個得力干部任職駐村第一書記，每個貧困村常年住有包扶干部，同時培養引進青年人才進黨支部班子里，加強每個村黨支部的建設。每個行政村都建有黨支部領辦的村集體合作社，吸引村民自愿參加。村里沒有集體經濟，村黨支部就沒有組織動員村民的資源，沒有財力開展為村民服務的能力。黨支部依靠組織起來的群眾力量，開發新的產業，走向社會大市場，讓農民在新產業中受益。下面列舉兩個成功的案例。
一個是畢節市大方縣貓場鎮箐口村，該村海拔1500米，全是山旱地，山地日照時間只有4個多小時，種植玉米等莊稼長不好，村民過著苦日子。該村出了一個大學生叫張凌，在城里辦企業掙了錢，他忘不掉家鄉父老對自己進城念書給與的幫助，想幫家鄉父老脫貧致富。張凌認為“什么是窮村，一是人沒有組織起來，二是產業沒有標準，三是精神沒有煥發。”他選準一個獼猴桃種植項目，回村成立了“新夢想種植合作社”，吸收了32戶村民種植了300多畝獼猴桃。3年后，獼猴桃掛果了，當年產量4.2萬斤，4天全賣光了，每戶分到5600元。獼猴桃適應短日照陰濕環境下生長，壽命長達80多年，初期每棵樹掛果10斤，幾年后進入豐產期，可掛果100多斤，村民憑獼猴桃新產業，走向了集體組織起來的致富路。張凌也獲得了黨組織和村民的信任，他加入了黨組織，成為一名共產黨員，被選為村主任。帶領村民將箐口村辦成了一個塘約式的村莊。
大方縣政府推廣箐口村種植獼猴桃的經驗，全縣發展種植了10萬畝獼猴桃。大方縣獼猴桃種植，不是村民單家獨戶干，而是將村民組織起來一起干，村有合作社，鄉鎮有合作聯社，10個鄉鎮成立了獼猴桃產業聯合體，聯合體還成立了縣獼猴桃產業總公司，張凌出任總公司經理。大方縣縣管總，鄉管片，村管干。把支部建在產業鏈上，讓村民在新的產業鏈條上受益致富。
另一個是威寧縣，該縣是貴州省海拔最高的縣，也是貧困人口最多的縣，建檔立卡貧困戶73001戶345577人。該縣創新一個叫作“十戶一體”的村民自治組織。十戶一體是根據山區從山底到山頂，在不同地理地帶居住的村民來組織的，十戶只是一個約數，戶數有多有少。十戶一體，抱團發展。黨帶群，強帶弱，富帶貧。小事在十戶一體內清零，急事在自管委內化解，難事在村委會解決。黨委領導下的三級自治。威寧縣組建了2.41萬個十戶一體。威寧縣依靠組織起來的力量，發展了40萬畝山地露天蔬菜，蔬菜品質比大棚蔬菜高出了許多，冷涼綠色蔬菜享譽全國。威寧現在是中國西南最大的蔬菜產業基地，每天發運各種蔬菜八九千噸，銷往全國，遠銷國外阿聯酋、法國、德國、加拿大。同時發展起來跑山雞，快樂母雞下的綠皮蛋在市場上也十分暢銷。
扶貧中吸引利用外地資金、技術和市場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一條是自身要有內生動力，有黨支部領導下合作社集體經濟組織做依靠。那種鼓吹讓農民把土地全流轉到資本手中，靠吃每畝土地幾十塊上百塊土地流轉費就像想解決貧困問題，是根本不靠譜的，農民失去了生產資料的控制，就失去發展的希望。實踐證明只有共產黨是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黨，貧困地區的農民只有依靠黨的領導才能擺脫貧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煙臺市雖然是農業生產比較發達的地區，但依然面臨著發展的問題。蘋果樹壽命一般來說也就是三十多年，煙臺蘋果樹多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栽下來的，已經到了大規模更新換代階段，而新栽一畝高標準的果園，成本費高達3萬多元，而且現代化果園都是規模經營，每家三五畝地根本無法建成高標準果園。新栽蘋果4年后才掛果，前期只有投入，沒有收益，農戶普遍難以更新果園。煙臺市是革命老區，基層干部和農民素質較高。但是依然存在“集體窮、支部弱、群眾散、產業衰、合作社亂”等突出問題。由于村集體普遍處于經濟空殼狀態，黨的領導和基層治理也近于“空殼”，果業更新換代難以推進。煙臺市委組織部主動作為，以抓農村黨建為切入點，把黨員和群眾組織起來，把黨的領導全面融入農村發展，打出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旗號，走出了通過組織振興帶動鄉村全面振興的道路。
煙臺市委組織部于濤部長認為：中國共產黨最大的優勢、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動員群眾、組織群眾，鄉村振興千頭萬緒，但“牛鼻子”是組織振興。村級集體經濟“空殼”，政治就會“空殼”，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加強黨的領導，實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一攬子、系統性地解決農村各種問題的總抓手。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決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實現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因此，煙臺市鄉村振興工作是以加強建設村黨支部為突破口，創新提出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一模式，充分發揮了黨組織動員組織團結農民群眾的功能，各級組織部門起到了主力軍作用。
煙臺農民合作社與其他地區合作社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村黨支部書記代表村集體和入社村民利益出任合作社理事長職務，體現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是因為，在合作社里，最主要的財產是土地，土地的所有權在村集體，而國家現行政策，不允許農村土地自由買賣，村黨支部代表村集體行使土地所有權管理權合情合理。同時，村民承包地入股合作社后通過重新整理土地，去掉地埂后一般可以增加10%以上的面積，增加的面積就以集體財產入股了合作社，村里沒有分掉的荒山、道路、水源等資源也折算成股份加入了合作社，上級政府投資農村農業的一些項目資金也進入村集體賬戶，因此，合作社里村集體本身就是大股東，煙臺村黨支部書記與村主任實行的一肩挑，大股東出任理事長也符合現代企業管理規范。在具體經營模式上，各地村民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因地制宜，創造了多種多樣的形式，有的是行政村獨立經營，有的是村企聯營，有的是建立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的聯合社經營。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像合資公司經營一樣，將農村集體組織對土地的所有權和村民承包權結合在一起，將兩權落實到實處，成為了類似于股東角色，合作社或者村企聯營公司類似于企業經理經營團隊，各司其職，各司其責。
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2017年搞了11個試點，2018年在百村示范，2019年在千村覆蓋，截止2020年8月，煙臺建成了2779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占全市村莊的42%，開創性實現了在一個地市級范圍普遍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為新時代農業合作化道路做了探索。
下面舉一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例子。
蓬萊市大辛店鎮槐樹莊行政村位于丘陵山區，地勢偏遠、交通閉塞，資源貧瘠。全村共有村民452戶，1001口人，行政村黨支部村委會成員4人，黨員36名，耕地2000畝，村民主要收入是種雜糧栽果樹。村集體沒有一點收入，屬于煙臺市級建檔貧困村。
該村的改變是從兩個年富力強的書記上任開始的。2018年，李軍上任村黨支部書記，蓬萊市住建局下派第一書記鄒劍也來到槐樹莊，兩個書記并肩奮戰在脫貧致富最前線。他們一上任就成立了槐念農民專業合作社。集資入股資金48萬元，其中村民股39萬元，村集體150畝撂荒地折價4萬元，加上住建局贊助股金5萬元，集體股共9萬元。
該村合作社最讓人感動佩服的是在黨支部的帶領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開山建果園。合作社在山溝上游建了兩座水庫，有了水就能建果園。槐樹莊的人用兩年時間將一座荒山開辟出來，建成了花果園。四年后果樹掛果，這座果園就能創造上千萬元的收入。
開山建果園，合作社籌集的那點資金遠遠是不夠的，但是村黨支部通過建立合作社，全村土地實現了規模化種植，有了條件爭取到政府的支助農業的項目資金，2018年，他們爭取回建設高標準農田項目，到手項目資金86萬元。2019年，爭取回矮化蘋果示范園建設項目，種上了11000棵優質蘋果苗，市政府財政補了44萬元。兩項建設項目都高標準地完成了任務，通過了合格驗收。
近十幾年來，政府投資“三農資金巨大，按照“三農”問題研究專家李昌平的說法，中央財政近年用于三農的轉移支付，每年高達2萬億。網上查到一個數據，2019年3月11日， 財政部長劉昆在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宣布，今年準備安排1261億元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同比增長18.9%。安排老少邊窮地區轉移支付2489億元，同比增長14.7%，支持老少邊窮地區加快發展。政府投資往往以項目形式來投放的。由于個體農戶對接不了政府項目資金，這些扶持“三農”的資金往往落到城鄉資本手中，或者落到了農村富裕村民強強聯手成立的合作社手中，這種扶強不扶弱的投資做法，造成了農村中富者越富，“集體窮、支部弱、群眾散、產業衰、合作社亂”等突出問題貧者越貧現象。而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吸收全體村民參加，重點照顧貧困戶，對接到的政府投資農業項目，就實現了人人利益均沾，共同受惠的效果，利于全村人共同致富。
習近平在《干部的基本功》一文講：“貧困地區的發展靠什么?千條萬條，最根本的只有兩條，一是黨的領導，二是，人民群眾的力量。”1990年，習近平同志在寧德任職時就明確指出： “一些農村沒有把壯大集體經濟放在應有的位置，摒棄了‘統’的思想，造成從原有的‘大一統’變成了‘分光吃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多次強調：“要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基層黨組織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
憑借發揮黨支部的作用，把農民群眾組織起來這兩條基本經驗，畢節市這個最貧困的地區通過脫貧攻堅，解決了貧困村民生存溫飽和今后發展問題。煙臺市這個農業比較發達的地區，解決了向現代化農業方向發展的問題。這兩個典型很好地貫徹實踐了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思想，走出了一條值得全國農村各地借鑒學習。
備注：本文講述的案例，來自王宏甲著《走向鄉村振興》和智廣俊著《煙臺經驗——鄉村振興之路》兩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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