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20年第6期。】
【內容提要】新時代中國農村呼喚新變革，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發出“走農業合作化道路”的號召。2017年4月，煙臺市在全國率先提出并開始施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做實黨組織對農村經濟的全面領導，成為全國首個在全市范圍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地方。“煙臺經驗”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打造了一個可復制、可推廣的樣板，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三個基本特征，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堅持共同富裕。同時，煙臺經驗也從更大范圍回答了如何堅持黨的領導，黨的政治領導和經濟發展是什么關系等關系全局的問題，證明了加強黨的建設有利于修復經濟增長帶來的矛盾，形成新的生產力，讓經濟發展回歸到滿足人民群眾的真實需要;展示了黨的紅色基因以及思想理論建設、選賢任能、群眾工作等優良傳統，在當前仍然是卓有成效的領導方法。
【關鍵詞】煙臺經驗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 農業合作化 黨的領導 黨建
2017年4月，山東省煙臺市在全國率先提出并開始施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在煙臺市委特別是市委組織部推動下，煙臺市做實了黨組織對農村經濟的全面領導，把農民重新動員和組織起來，成為全國首個在全市范圍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地方。
中國共產黨建黨近一百年來，農村問題始終是革命和建設的中心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這三大歷史階段，分別以土地革命、農業合作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源頭，充分證明了農村問題在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的突出地位。2012年以來，中國進入新時代，農村作為增長潛力最大而發展不平衡、矛盾積累最多的地方，也醞釀著新的飛躍。
“煙臺經驗”是新時代具有標志意義的改革突破，不僅完整地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是什么，同時也以小見大，回答了如何處理好黨的領導和發動群眾、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抓黨建”和“抓發展”之間的關系，如何發揚黨的傳統優勢打贏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等涉及新時代全局的問題，是具有普遍啟示意義的新時代改革經驗。
一、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是什么
改革開放以來，在新中國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上，農村實現了溫飽。但從總體上看，農村為城市化和工業化輸出資源、城鄉差距大的狀況并沒有根本扭轉。中國已經在城市創造了經濟奇跡，但還必須完成鄉村振興和縮小城鄉差距、消滅城鄉差別的任務。這是一切發展中大國都尚未完成的課題，也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和展示社會主義優越性必須交出的答卷。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鄉村振興，多次在關鍵時刻校正了農村工作的方向。2013年7月，針對流行一時的加快城鎮化的思路，習近平在湖北考察時指出 “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城鎮化要發展，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也要發展，同步發展才能相得益彰”。同年12月，他在中央城鎮化和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明確制止了違背規律人為加速城鎮化的做法。2013年3月，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從農村破題，‘大包干’是改革開放的先聲。當時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統分結合的家庭承包責任制，但實踐的結果是，‘分’的積極性充分體現了，但‘統’怎么適應市場經濟、規模經濟，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2016年4月，在安徽省小崗村他又明確指出：“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這是對一度流行的依靠提高農村土地商品化程度甚至實行土地私有化、瓦解集體經濟主張的明確否定，為農村改革劃出了底線。2020年7月，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取得戰略性成果的關鍵時刻，習近平在吉林進一步指出：“走好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我們要總結經驗，在全國不同的地區實施不同的農業合作化道路。”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在寧德工作起，習近平關于鄉村振興道路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要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恢復和重建農村集體經濟而實現鄉村振興的努力，在全國各地不斷出現，但主要是以個別“明星村”的形式出現的，還沒有一個地方以黨委和政府的名義全面推動農村走合作化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發展實現鄧小平提出的“第二個飛躍”，走合作化、組織化的道路，條件逐步成熟，煙臺經驗的出現順應了這個趨勢。2017年以來，煙臺市委組織部在落實黨中央和山東省委關于加強農村基層黨建的決策部署的過程意識到“村級集體經濟‘空殼’，政治就會‘空殼’，黨在農村的執政就會‘空殼’。所以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并明確提出：“抓集體經濟是組織部門的主業，村黨支部不帶領群眾發展集體經濟就是失職缺位。”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煙臺的創造，其含義不同于簡單的“黨支部書記領辦合作社”，也不同于先有合作社，再把黨支部設在合作社上，而是通過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把黨組織的領導全面融入農村經濟發展和治理，將黨支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同合作社的經濟優勢以及群眾的能動性相結合，由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或者由村黨支部成員(原則上由黨支部書記)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村集體和群眾以集體土地、資金、勞動力等入股，重新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構建村集體與農民群眾新的經濟聯結紐帶，把碎片化的資源要素整合起來，抱團發展、規模經營，走共同富裕之路。
同其他模式相比，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顯著特點包括：一是黨支部主導，先有支部，后有合作社，而不是先有合作社，再建黨支部;二是黨組織和合作社高度融合，政治、經濟和社會功能高度融合;三是普遍參與，村民無論貧富都鼓勵參加，促進共同富裕。從2017年11個村開始試點到2020年8月，全市有2779個村實現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占全市村莊總數的42%，入社群眾超過35萬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鞏固了黨在農村的執政地位，全面帶動了產業發展、基層治理和環境整治，鄉村面貌煥然一新。
煙臺經驗的第一層普遍意義在于，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打造了一個可復制、可推廣的樣板。新時代的農業合作化，既要突破大集體時期“一大二公”的缺陷，也要避免改革開放以來一度形成的重“分”不重“統”的弊端。同改革開放前“大集體”的模式相比，同其他合作化模式和主張相比，煙臺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三個最鮮明的特色，這三個特色也對應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三個特點。
（一）堅持黨的領導，黨組織全面融入鄉村發展和治理
農業合作化的本質是把農民組織起來，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和實施鄉村治理，維護農民利益。農業合作化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是農業經濟對抗資本主義的沖擊、維護農村發展和穩定的途徑。唯有無產階級政黨才有能力、有動力承擔起領導農民組織起來的責任。煙臺市提出了一個公式：黨的有組織>資本的有組織>小農的無組織。黨組織必須承擔組織農民的責任，才能充分動員群眾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確保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真正為最廣大農民利益服務。
首先，黨組織是合作化的發起者和“凝結核”。2017年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不少試點村，都經歷了這樣的認識過程。例如，衣家村黨支部書記衣元良在擔任支部書記后就發現，大部分合作社是三五個“種糧大戶”辦的，“這三五個人往往是村里最有本事的人，當干部的、做生意的，這些人掌握了資源，其他人怎么辦?這是少數人富裕，不是共同富裕。”東院頭村黨支部書記林賢也認為：“哪一家農民是通過流轉土地致富的呢?單干是我們貧困的土壤，老弱病殘是我們產生貧困的種子。要想富裕，還得把老百姓組織起來搞規模化經營、走集體化道路。”煙臺市委組織部在試點的基礎上，要求由村黨支部書記擔任合作社理事長，如果村黨支部書記在村“兩委”換屆選舉中落選，那么就要主動辭去合作社理事長的職務。支部書記代表的是集體，而不是個人行為，這作為一條鐵律，真正把“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落實好。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能夠通過股份合作，重建黨支部與群眾的經濟聯結紐帶，把集體和群眾緊緊連在一起，群眾也就增強了對集體的依賴感，這樣就改變一盤散沙的局面，可以鞏固黨在基層的執政基礎。
其次，唯有黨的政治定位才能確保農民成為農村發展的主體。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段時間以來的發展模式，都是把農村作為城市的附屬，主要職能定位于為城市發展提供原料、資金、人才等生產要素，對農村來說，這是一種依附式的發展，沒有讓農村和農民成為發展的主體。如果不把農民組織起來，就不可能很好地結合城市和工商部門的各種要素;而如果由資本來組織農民，雖然有利于生產要素下鄉，但是并沒有改變分散的農民作為生產要素的弱勢地位。因此，唯有黨組織領辦合作社，才能真正確保農民成為發展的主體，合理分享發展的收益。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提倡，資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寶貴的是廣大人民群眾聯合起來，共同通過勞動解放生產力，共同分享發展的成果。因此，同其他類型的合作社相比，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更加強調以勞動聯合為主、資本聯合為輔，最大限度吸收群眾以勞動力入股。同時，集體占股類似于金股，以確保集體股權持有人在特定事項中能夠行使否決權和決策權。棲霞市衣家村2017年以前是集體收入為零的省定貧困村，自然條件惡劣，缺水、缺路、缺人，正是通過給入社群眾發放“工票”，讓群眾以勞動力入股的方式，把全村50余戶群眾組織起來戰天斗地，僅7個月就在大山深處開辟了上山路，建起了蓄水池，改善了基礎設施，引入了種養殖等產業，2019年村集體收入25萬元，戶均增收6000元。
再次，黨的組織和制度是合作社規范運行的保證。新中國歷史上農業合作化走過不少彎路，而當前專業合作社也存在一些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管理粗放、運行不規范，容易產生經營風險，甚至化公為私。合作社規范運行要靠制度保障，這個制度就來自黨支部的領導，來自黨的制度建設延伸到合作社。黨的十八大以來，對過去一度盛行的“黨政分開”思路進行了糾正，重新強調“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這一思路在農村的落實。煙臺市委組織部牽頭出臺文件，在合作社注冊、經營、分紅等各環節形成科學規范、閉環監管的內部治理體系，把黨的制度建設延伸到合作社，確保規范運行。鎮街黨委對合作社逐個審核把關，對項目逐個科學論證，合作社所有重大事項最后都由黨員和村民代表會議表決通過。同時，借鑒黨政領導干部的選拔、培養、管理辦法，加強對村黨支部書記隊伍建設。這些都大大提升了合作社的管理能力。
同時，煙臺市還通過加強領導，營造了有利于合作社發展的政策環境。1923年列寧在《論合作社》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在政策上要這樣對待合作社，就是不僅使它能一般地、經常地享受一定的優待……貸給合作社的國家資金，應該比貸給私人企業的多些。在經濟、財政、銀行方面給合作社以種種優惠，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對組織居民的新原則應該給予的支持。”這一思想非常深刻。合作社的本意，就是通過無產階級政黨領導農民組織起來，抵御自發的市場和資本運動對小農的沖擊，因此政府在經濟、財政、銀行等政策方面支持合作社，是題中應有之義。過去一段時間，我國之所以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從產業發展中獲益不夠多，同當時政府支持農業的政策主要集中于面向龍頭企業、種田大戶而忽視了對合作社的支持是有關系的。煙臺市委和組織部門協調各部門，創造了有利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政策環境，對合作社發展進行思想動員、督查督導，幫助合作社進行合理規劃布局，選擇適宜的產業項目，整合涉農資金支持合作社發展，建立了章程統一審核、項目統一論證、分配統一規范、財務統一管理、社務統一公開、文檔統一保管等“六統一”機制，幫助合作社防控風險。
煙臺經驗表明，新時代農業合作化道路必須突出黨的領導這個核心。只有堅持黨的思想領導，才能充分動員群眾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有堅持黨的政治領導，才能確保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真正為最廣大農民利益服務。只有堅持黨的組織領導，才能賦予農民和農村強有力的組織、規范的制度，確保合作社發展行穩致遠。
（二）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解決“統”“分”不平衡的問題，實現產業升級
農村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是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的，也是維護農村穩定和有效治理的需要所決定的。農業合作化不僅僅是資產資源“物”的合作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合作化，物的聯合是手段，人的聯合是本質和目的。在解決了黨的領導的問題之后，才有條件實現人的聯合。按照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原則，煙臺在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過程中，針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這一關鍵問題，沒有把確權登記當成改革的終點，而是把明晰產權作為合作化的起點，充分發揮黨支部“統”的作用。通過領辦合作社，既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也通過明確的股權設置激發了群眾的內生動力，既能把老百姓組織、凝聚起來，又能調動老百姓最大的積極性和參與性。這符合鄧小平“兩個飛躍”理論，符合習近平“必須使分散的農民聯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要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的思想，與人民公社相比，這是一種螺旋式上升，而不是簡單的回歸，更不是走回頭路。
第一，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才能體現規模效應，實現產業升級。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現了生產關系的變革：鞏固和加強了集體所有制，有利于在更大范圍優化配置資源，有利于加強土地集約，改善水利、土壤、灌溉、交通等基礎條件，延長農村產業鏈、推進多種經營，這些都有利于從總體上提高集體和群眾收入。黨支部把群眾組織起來后，在群眾推動下主動找項目、上項目，撬動了農村大量沉睡的資源，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流動性。例如，煙臺蘋果主要是三十多年前引種的第一茬果樹，已到更新換代的瓶頸期，但一家一戶資金有限，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后，可以在較大范圍內使土地休耕輪作，分批更新。目前煙臺市已改造老劣果園47.2萬畝，3年內將梯次改造120萬畝。首批領辦合作社的棲霞市東院頭村2019年畝均分紅5050元，村集體收入92萬元，社員長期務工年均收入4萬元，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才能實現農村內部細化分工，實現多種經營。農村要富裕，必須突破單一農業經濟，實現一二三產業共同繁榮。而當前城市產業和資本過剩，農村生態資產升值空間大，國際環境要求我國實現內循環為主等因素，都為農村一二三產業升級提供了很大空間，但當前“統”的問題沒解決好，導致交易成本過高，壓抑了生產力。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打破了以往村集體簡單發包租賃、群眾單打獨斗的低層次、低水平增收模式，通過喚醒沉睡的資源、整合分散的資金，由黨支部重新優化配置，既讓群眾參與合作社全產業鏈增值收益，也使集體經濟發展有了源頭活水。長期堅持發展集體經濟的大戶陳家村，很早就開始了三產融合的步伐，有種植、化工、旅游等多個產業，可見農村擺脫單一農業產業的束縛向第二、第三產業延伸產業鏈，實現多種經營，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做到的。農村組織起來實現產業升級，就可以在農村內部實行“工業反哺農業”。
第三，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才能兼顧“資本下鄉”和保護農民的利益。如何對待資本，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回答的問題，更是農村必須回答的問題。資本的運動推動了生產力發展，但是也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矛盾。農業是弱勢產業，如果放任資本呼風喚雨，就一定會把分散的小農沖擊得七零八落。這就是今天印度到巴西、菲律賓到印度尼西亞等實行土地私有制帶來的后果，也是從清朝末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官僚資本、工商資本和國際壟斷資本進入中國之后，中國農村周而復始地被盤剝、破產的根源。新中國成立之后，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歷史證明，只有把農村組織起來，才能改變舊中國農業朝不保夕的境地。進入市場經濟階段之后，小農在資本面前的弱勢地位又凸顯出來。但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資本沖擊小農的危險并沒有足夠重視，相反仍然存在“資本下鄉”“土地私有化”的主張。中國同西方不同，西歐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農村人口已經充分轉移到城市，而中國即使到2030年城鎮化率達到70%以上，也還會有4—5億人生活在農村。如果放任資本下鄉圈地，在人多地少的前提下，必然會導致大量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然而，如果為了維護農村穩定，一概限制資本下鄉，則又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怎樣才能做到既利用資本，又限制和約束資本?煙臺的實踐就是在黨組織領導下把農村組織起來。煙臺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所以要黨支部領辦，就是因為只有在黨組織帶領下，才能改變農民無組織的狀態，容納資本進入農村，同時又利用黨的組織優勢，充分保護農民的利益。2017年北洛湯村開始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當時，村里的果樹已經進入老化期，要改造果樹，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每畝地需要投入2—3萬元的改造資金，一家一戶難以拿出這樣多的流動資金。經過多輪談判，合作社與企業確定了合作的方式：前期投入由企業負責，頭3年按每畝1000元標準向流轉土地的農戶發放生活保障金，第4年掛果產生收益后，按企業65%、集體5%、農戶30%的比例分成。待企業收回成本，企業的分成比例下調至55%，集體、農戶分成比例都提高5%。進入豐產期后，每畝地年純收益在1萬元以上，村集體每年可以收入近10萬元，年增加群眾收入60萬元以上。假如沒有黨支部領導，無論如何單個農戶和企業無法談成這樣的條件。
（三）堅持共同富裕，在分配和再分配中縮小收入差距，改善農村民生
農村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世界難題。從全世界范圍來看，歐美國家幾乎不存在“三農”問題，因為他們有豐富的資源和較少的農村人口。而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還沒有一個成功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三農”問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共同富裕必須跨過的關口。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從入社資格、股權設置、收益分配等方面，充分體現了共同富裕的導向。同其他模式相比，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能牢牢掌握分配的主動權，真正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把未來土地和產業增值的空間留在集體和村民手里，避免了土地和產業收益被資本一次性買斷，農民只能獲得少量租賃費用和打工收入，收入低、沒后勁、沒保障。合作社流轉農民土地后，農民既可以享受基礎股金，又可以享受二次分紅乃至三產融合中的多次返利，還可以到合作社務工，按勞計酬，實現多門路增收。煙臺市設計了一系列機制，保障群眾利益。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土地流轉費用普遍高于市場上的土地租賃價格。東院頭村甚至達到4000元/畝，這是當時每畝地最高的純收入。為了不讓社員吃虧，合作社提出科學建立利益分配機制。例如，棲霞市規定：農民二次分紅比例不低于40%，村集體持股以10%～20%為宜，單個社員出資不宜超過20%。這都是為了在分配上確保最大限度向群眾傾斜。
共同富裕還體現在合作社為農村社區提供公共服務上。過去，人們比較重視合作社在產業發展方面的功能，認為農村專業合作社主要是經濟組織。而我國歷史傳統和新中國的經驗都表明，農村基層組織應當同時具有產業、金融、供銷、民生、基層治理等多方面功能。當前農村存在的問題，一定意義上就是因為這些功能被割裂了。對于農村，“組織起來”能夠大大降低社會治理、養老、養小的成本。群眾把土地流轉到合作社后，無需勞作就可獲得穩定收益，特別是對喪失勞動能力的群眾、老年人和貧困戶來說，這是解決老齡化問題、脫貧攻堅最見效、最長久、最根本的途徑。北洛湯村依托集體經濟建設了銘恩食堂，村里70歲以上的老人可以來食堂就餐，用餐標準為每人每天15元，其中10元由村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承擔，剩余5元由個人承擔，這一做法受到村民高度贊揚。
二、回答了在新時代“抓黨建”和“抓發展”是什么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的政治建設。抓黨建和抓發展是什么關系?政治和經濟是什么關系?人們對此一度有不少模糊認識，甚至認為“抓政治”耽誤“抓發展”。
煙臺經驗用實際行動證明：在政治和經濟中，經濟是起基礎作用的，政治是起引領作用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只有抓好政治，才能抓好經濟。煙臺市委組織部提出“抓黨建就是抓發展”“黨建要統領一切、覆蓋一切、凝聚一切”，實現了講政治和抓發展的高度統一，避免了“兩張皮”。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這一思路在農村的具體體現。過去的“三會一課”缺乏吸引力，容易讓黨員覺得和自己沒關系，甚至開黨員會、村民會還要發誤工補貼。而有了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社員村民參會的積極性非常高，因為都知道，支部的事、村里的事就是自己的事。通過抓實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也就牽住了基層黨建的“牛鼻子”，黨建與發展“兩張皮”的問題迎刃而解。這是黨建和發展相結合的最好平臺，黨支部被推到鄉村振興的第一線，在教育群眾、服務群眾、組織群眾中，黨建做實了，黨的執政基礎也做實了。
（一）“抓黨建”有利于緩解和修復經濟增長帶來的矛盾，讓經濟發展回歸到滿足人民群眾的真實需要，啟動農村這個最大的增長潛力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也積累了不少矛盾。發展的政績并不必然會轉化為政治認同。當前我國發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歸根到底是因為以資本為主導的發展方式使得發展偏離了滿足人民群眾真實需要的軌道。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同資本主義最大的不同就是，生產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真實需要。當前，在城鄉資源流動中，呈現“城市強、農村弱”的局面，優質人才、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總體呈現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局面，弱化了農村的內生發展能力。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產能過剩現象已經比較突出，我國城市人口密度偏大、過于集中，不利于經濟均衡發展和人們的健康生活。這都決定了，有可能大規模把城市優質資源引向農村，啟動這個最大的經濟增長潛力空間。啟動鄉村振興，不能走其他發展中國家搞土地私有化、跑馬圈地、竭澤而漁的老路，必須在黨的領導下走新型集體化道路，讓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為農村各種資源和資產的經營主體，讓廣大農民充分占有農業農村資產收益。
（二）“抓黨建”有利于變革生產關系，從而促進生產力發展
當前在經濟工作中，客觀上存在重視生產力、忽視生產關系的問題，抓黨建就是抓生產關系。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地位及相互關系，由以上兩個關系形成的分配、交換、消費關系是生產關系的三個要素。如果把鄉村振興的發力點全部用在發展產業上，也可能短期取得一定效益，但群眾沒有組織起來，經濟發展也不可能有長期動力，這種“物本主義”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是不符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本質就是通過黨的領導優化生產關系，形成新的生產力。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尤其是取消了“三提五統”之后，農業生產經營權、勞動產品支配權回到一家一戶，村黨支部和村干部失去生產指揮權和收益分配權，相應地降低了影響力和權威性。黨群干群關系越來越疏遠，甚至出現對立。這割斷了群眾與集體的經濟聯結紐帶，弱化了群眾對集體的依賴，淡化了群眾的集體意識，人心比較散。其他組織滲透農村，與黨組織“爭影響、爭群眾”。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為黨組織和群眾切身利益之間建立了聯系，讓黨組織找到了群眾，讓群眾找到了黨組織。把黨支部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同合作社的經濟優勢、群眾的能動性相結合，走出一條既強村又富民，以組織力提升促鄉村振興的共同富裕道路。
（三）“抓黨建”降低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集中力量突破發展瓶頸，形成新發展動力
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從根源上說來自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思想、嚴密組織和高度組織紀律性，這是世界上任何組織難以比擬的。過去，農村經營過于分散，極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一些群眾想問題、辦事情，只關注自家的“一畝三分地”，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對集體建設、公家事務不聞不問，甚至只要權益不要義務，不愿為集體發展獻計出力。有些農村，很多人沒事干，很多事沒人干。因為缺乏集體組織，那些本來能干得成、有空間發展的事，最后也辦不成。在黨支部的領導下，群眾抱團發展從“多條心”變成“一條心”，有事共商、有難共擔、有利共享，矛盾和摩擦不斷減少。萊州市田家村，過去曾為修一條水渠花了7年時間動員4戶村民拆掉自己的違建房，但就是拆不動。成立合作社之后，村里群眾看到了黨支部帶領大家干事的決心，三天就拆除了違建。衣家村發明了“創業股 + 原始股”的辦法。所謂創業股，也就是勞動力入股，老百姓可以到合作社打工，滿2000元折合成一股，將來可以享受分紅。同時，還可以用于購買合作社提供的苗木、管道、水費、化肥等。“工票”入股，本質上就是依靠黨支部的信譽，為勞動入股提供擔保，從而實現過去一家一戶難以形成的合作，這就是通過生產關系變革產生新的生產力。
三、回答了在新時代怎樣激活黨的優良傳統、加強黨的領導
煙臺市是全國第一個在全域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城市。從一開始少數村莊的自發探索，變成全市各級黨組織、廣大農村干部群眾的自覺行動;從少數先進分子的認識，變成越來越多干部群眾的共識;從一開始幾乎沒人了解、沒人認同，到現在煙臺市、縣、鄉、村各級干部和許多群眾拉著你說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如數家珍、滔滔不絕，煙臺的實踐證明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并不是個別“明星村”才能做到的事情，而是可復制、可推廣的，是大部分普通村莊都能做到的。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是黨中央提出的要求，為什么這個要求是在煙臺率先實現的?答案是，煙臺在短短時間里，在全市范圍內統一思想和凝聚共識，讓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成為廣大基層干部和群眾的共同行動，這得益于他們充分激活了黨的優良傳統，用好紅色基因，在廣大黨員干部中形成了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而解決了“橋”和“船”的問題。
近年來，黨中央校正了黨和國家前進方向，旗幟鮮明加強政治紀律、反對腐敗，人民群眾拍手稱快，但是也出現了一種議論，認為紀律太嚴會導致基層干部缺乏積極性。煙臺的經驗則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在近百年歷史中形成的指導思想、紅色基因、工作方法、革命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是最珍貴的財富，是中國共產黨戰勝一切困難的有力工具。煙臺之所以能夠闖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條新路，其訣竅不僅在于埋頭抓農業，更在于在全市范圍內加強黨的建設、挖掘紅色傳統，從而為破解類似難題創造了優良的政治環境。這對于新時代如何加強黨的領導是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的。
（一）紅色基因：用革命傳統為今天的斗爭照亮道路
煙臺是烈士鮮血澆灌的土地，是富有紅色基因的城市。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考察時特別強調，“山東要用重要歷史文化和革命文化資源來加強干部隊伍建設”。2016年以來煙臺市委組織部做了極大的努力，挖掘、保存、整理膠東歷史文化和紅色文化資源。四年來，煙臺建成黨性教育基地十幾處，系統展示了“古代興盛—近代屈辱—革命建設—走向復興”的完整脈絡，以此教育黨員群眾和青少年，我們從哪里來，要到何處去，確保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煙臺農村集體經濟的壯大，和一大批干部深受革命歷史教育，堅定不忘初心有密切關系。一位村支書曾對筆者說：“習總書記上任之后，黨風和以前不一樣了。以前集體經濟改制，問題很大。改來改去，改到私人口袋里了。要是好好經營，怎么會垮呢?1997年，我也有機會把村里的企業改制，可是我在山上躺了一天，思考了一天，覺得還是要搞集體經濟，現在不是搞好了?煙臺堅持集體經濟的那些大隊都很富，咱現在看，走這條路是對的。”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決不能丟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決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向決不能動搖。這是黨和人民在當今世界安身立命、風雨前行的資格。煙臺施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也就是要喚起初心，是對革命傳統的繼承。
（二）思想領導：做一項工作，首先從理論上講清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是高度重視理論建設和理論指導的黨。從歷史上看，黨的思想領導有著同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推動工作之前先統一思想，而不是靠行政權力和命令，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制度優勢。2017年煙臺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設想，全市上下的認識很不一致。煙臺市委組織部以《塘約道路》這本書為切入點，縣鄉村三級書記人手一本，進行思想動員，點燃了大家頭腦中的火種。全市上下開始大宣講，上級給下級講，分管領導給部門講，支書給村民講，擺事實、講道理，逢會必講，不斷發動。為了回應一些基層干部甚至領導干部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思想中的質疑，2018年召開了一次全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現場觀摩會，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發展場景和煥然一新的干部群眾面貌，打消了大家的顧慮。為了進一步凝聚鄉鎮黨委書記的共識，2019年初又舉辦了全市鄉鎮街道黨(工)委書記專題培訓班。
經過思想建設，煙臺各級黨委干部從理論上想清楚了，今天走新型集體化道路，跟過去“一大二公”的集體化是有根本區別的：新型集體化是建立在“確權”基礎上的，產權是清晰的，而過去的集體化是強制把農民手里的田集中起來，新型集體化是一種螺旋式上升，不是回頭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加強農村集體經濟的必由之路。要解決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農業邊緣化、作物品種老化的問題，都要靠集體經濟。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是引領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也事關黨在農村的執政地位，所以這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黨領導和組織群眾的平臺和抓手，是把基層群眾組織起來、落實黨的群眾路線的需要。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同于“黨支部 + 合作社”，也不同于資本大戶辦的合作社。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姓“公”不姓“私”，能夠真正把分紅主動權牢牢抓在手中，讓農民群眾成為最大受益者，讓老弱病殘都有保障，可以更有效地推動脫貧攻堅，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從理論上想清楚了這些問題，所以煙臺涌現出一大批主動作為、創造性落實政策，而不是被動地依靠上級的指令、督查干工作的干部。
（三）組織建設：發揮黨選賢任能優勢，打造一大批“梁生寶”
關于農村集體經濟，一個重要的爭議是，能不能找到一大批合格的集體經濟帶頭人?煙臺的經驗表明，只要發揮黨選賢任能的優勢，充分發動群眾，重視在實踐中培養，就能涌現出一大批“梁生寶”(小說《創業史》的主要人物)一樣的優秀鄉村干部。
在中國封建社會，鄉紳與惡霸共治，是鄉村的常態。國民黨政府曾于1928年頒布《縣組織法》，正式啟動“縣自治”。幾年實踐后，陳立夫在1933年3月的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上總結說：“吾國連年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空談自治，是無異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結果自治之組織愈大，豪強之把持愈加，自治之耗費愈多，人民之負擔愈重，名為自治，實乃自亂。”而中國共產黨的成功，首先在于把農村組織起來。村支書要是好人、能人，不能選強人、惡人，這樣才能帶領群眾共同致富。
為了實現“好人里面選能人”，煙臺市委組織部提前介入村黨支部換屆，設置了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兩委”候選人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負面清單包括村黨支部委員“十五個不得”，村委會委員“十五個不宜”：政治素質差，思想覺悟低的;正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刑滿釋放不滿三年的;不贍養父母、不撫養子女的;參與和組織封建迷信活動，信奉、宣揚邪教的;擔任上一屆村黨支部成員期間，無正當理由累計六個月以上不履行職責的、民主評議被評為不稱職的、辭職或被免職的;因嫖娼、吸毒、擾亂公共秩序等受到行政拘留不滿3年的……通過“三級聯審”(村選委會初審、鄉鎮審查、區縣聯審)，取消了770個有黑惡背景的自薦人的資格，讓符合條件的參選人站到前臺去，公開競選、依規承諾，然后讓黨員和群眾來進行比選，把有私心、有污點的人擋在門外。
經過嚴格考察的村支書候選人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認可。這次換屆非常成功，在煙臺歷史上首次實現了“所有的村黨組織、村委會全部成功換屆，所有村都配上黨支部書記”這三個百分之百的歷史性突破。村黨支部書記、村民委員會主任“一肩挑”的比例達到了76.1%，信訪量比上一次換屆少了46%。
煙臺每年都會組織100個村黨支部書記到浙江大學進行專題培訓，讓他們把合作社運行的每個環節都弄清楚、學明白，然后一個帶10個，慢慢地就帶出了一大批懂政策、善經營、會管理的農村干部。有的村支書在培訓體會里寫道：“學成歸來，信心滿滿，干勁十足，人家能干成的我們也能干成。”
此外，嚴格加強村干部和合作社監管，煙臺出臺《從嚴管理村干部三十條措施》，指導基層制定合作社規范管理措施，村級重大事項和合作社新上項目、簽訂合同、大額資金支出等，需經黨員和村民代表會議表決通過;強化風險管控，推動依章辦社，確保村干部干成事不出事、村集體資產保值增值。
通過領辦合作社，黨支部有事可為，村干部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不少村支書反映，自從領辦了合作社，有真正找到了“當家人”“領頭羊”的感覺，這是他們多年以來沒有體驗到的一種榮譽感和成就感，在群眾中也有了威信和話語權。筆者接觸的幾十位村黨支部書記和第一書記給我一個共同的感覺：煙臺“好人里頭選能人”的導向，為他們脫穎而出創造了環境。事實證明，不是有了一個好書記才能辦起一個合作社，而是有了黨組織的教育培養，有了火熱的實踐，完全可以鍛造出好的帶頭人。
（四）群眾路線：站在群眾中做工作，充分說服和教育群眾，而不是強迫命令群眾
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國家執政黨的一個重要的不同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不僅依靠自上而下的強制力，而且依靠正確的政治路線，依靠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動員群眾，讓群眾認識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后自覺地團結到黨的周圍，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不是全國的執政黨，那時候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靠的肯定不是行政權力，而是黨的正確路線，是黨深入發動群眾為自己的利益奮斗，是八路軍帶領農民進行土改保衛勞動果實，是解放軍進村先幫老鄉挑水……前些年，一種關于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理論非常流行，但黨中央從來沒有使用過這樣的表述。黨的十八大之后又強調“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同時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黨”。
這種黨與人民的辯證關系，在毛澤東的《愚公移山》一文中有著最深切明晰的表述：“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愿和我們一起奮斗，去爭取勝利。”煙臺能夠成功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在于遵循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沒有搞“一刀切”和強迫命令，而是像《愚公移山》里說的那樣，“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也會感動上帝的。”歷史表明，能否充分發動群眾入社，并參與合作社的運營和管理，關系到合作社的成敗。許多大戶領辦合作社是“強強聯合”，并沒有把廣大群眾組織起來。只有黨支部才有號召力和公信力，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
2017年以來，面對上上下下的不同看法，煙臺各級組織部門通過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充分說清楚為什么要發展集體經濟，發展集體經濟不是走回頭路，先在干部中統一思想，然后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則，充分宣傳群眾、動員群眾，強力推進而不強迫推進，堅決不設置100%入社的數量指標，堅決不搞“一刀切”“大呼隆”。通過黨支部成員示范帶動以及外出觀摩、集中培訓、入戶動員等方式，幫助群眾算清入社前后的對比賬，講清一家一戶單打獨斗的瓶頸、弊端，以看得見的利益提高群眾入社率。其中有許多感人的故事，有的黨支部書記為了吸引群眾入社，無償貢獻了自己的資產，有的為了一家入社，三顧茅廬做工作。從2017年試點到2020年全域推進，做到每一名入社的群眾都是自覺自愿的。萊陽市西石河頭村90%的群眾都加入了合作社，以前干旱時村民還搶水澆地、大打出手，而現在他們都發揚集體主義風格，先澆集體的地，再澆自家的地。有其他投資者給出更高的報價想流轉群眾的土地，也沒有群眾動搖，因為他們從黨支部的行動中看到了組織為民干事的決心，從而堅定了跟黨走的信心。在管理上，合作社的設立、章程的制定、分配方法的選擇，都由入社群眾討論決定，這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農村的體現，也是私人領辦的合作社做不到的。煙臺推動工作的過程說明了一個道理：基層干部群眾中蘊含著組織起來的巨大潛力，只有讓農民切身認識到合作的好處，合作社才能有穩固的基礎和長遠的發展。
煙臺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探索和經驗之所以令人振奮，不僅在于其找到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個模式，而且還在于找到了把群眾組織起來的工作方法，回答了在當前的條件下，如何真正把“頂層設計”和“摸石頭過河”結合起來，共產黨還該不該組織和發動群眾、如何組織和發動群眾的問題。這不僅對于農村工作，而且對于全黨的各項工作，都是有普遍意義的。
江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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