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農村人，冬天要修水利，要把地翻一遍好過冬，沒事就在田邊轉。總的來說，是種地投入不計成本，叫“小農的自我剝削”。可如今，他們中有很多寧愿在牌館呆著，也懶得去伺候莊稼。
呂德文是華中科技大學副教授，他的妻子李元珍是華中農業大學講師。
夫妻倆從事三農研究。最近兩年回鄉過年，兩人都會寫寫見聞。故事都發生在李元珍的老家，湘北某縣一個5萬人口的鄉鎮里。
觀察多了，發現規律了，夫妻倆也會討論，事情為什么是這樣?
鄉村麻將館為何興起
茶館(牌館)是分等級的。最差一等基本上是老年茶館，主要是打2元一局，打一天的輸贏最多在百元之間。中間一等是打5-10元的茶館，輸贏最多在千元左右，這一類的茶館也是最為普遍的。最高檔的茶館是常打10-20-30元或者20-40-60元的麻將，后者的輸贏可達萬元左右。
(李元珍《原子化地區的面子及其支撐系統》)鄉里喜歡打牌的人實在是多。大年三十上午有人還在茶館打牌，完了還有人問開茶館的小姨晚上開不開門。小姨覺得自己得回家吃年夜飯，還是不開為好。可年夜飯后，親戚朋友提議去她茶館打麻將。小姨覺得是個做生意的機會，立馬打電話通知那些老顧客，晚上茶館照常營業!不多時，還真有一桌人拋開家人來茶館打麻將。(呂德文《鄉里“面子”二三事》)
夫妻倆都在農村長大，對打牌不陌生，這是鄉里最常見的娛樂。
一二十年前，鎮上有打牌攤子，但遠沒有今天這么多、服務這么齊全。那時候，鄉人們打牌，也遠沒今天這么全身心投入。打牌打到一日三餐在牌館，小孩交給牌館老板帶，這種事以前完全沒聽說過。
他們還發現，牌桌上的主力，是50歲左右的中年人。
為何會有這種變化?
隨便拉個鄉人，答案都是：現在農村人有錢了，更有閑了。
“閑”是好理解的。之前的鄉人種地，一年種兩季，恨不得種三季，如今，一季就夠了。機械普及，種田輕松了，十畝地，一年投入兩個月工時就夠了。在以前，這起碼得耗掉半年的工時。
50歲的中年人當牌桌主力，這也好理解。用李元珍一個親戚的話來說，到了這個年紀，孩子結婚了，房子蓋好了，沒事干，不打牌做什么?
說到這，答案似乎已經很完美了，但呂德文還在繼續琢磨。
“以前的農村人可不是這樣，冬天要修水利，要把地翻一遍好過冬，沒事就在田邊轉。總的來說，是種地投入不計成本，學者給個總結，叫‘小農的自我剝削’。可如今，他們中有很多寧愿在牌館呆著，也懶得去伺候莊稼。”他一度困惑，“這種心理上的變化，又是為什么?”
一次聊天中，有個農村的親戚隨口說，“花那么大力氣去種那么點田，那我還不如出去打工呢。”
呂德文恍然大悟。
他意識到，這些見過世面的第一代農民工，已經學會了準確計算投入產出。
“他們對工價異常敏感，但家鄉又找不到符合他們心理價位的工作，那就干脆閑著。”呂德文說，“他們結束打工生涯回鄉，從某個角度看，是主動選擇了一種安度晚年的維持性生活。”
農村文化生活貧瘠。在呂德文看來，那些為“閑”而閑的鄉人，于是乎紛紛投身打牌這項傳統娛樂。
麻將館還提供哪些服務
茶館為了招攬顧客，想盡辦法提供各種優質服務：請專門的廚師做可口飯菜，保證有四個缽子菜(當地飯菜豐盛的標志)。據說，有些茶館生意一落千丈就是因為飯菜不好吃。甚至于，家里只要有一人在茶館打牌，茶館可以為其家庭成員提供免費飯菜，家庭主婦可以不用回家做飯。
另外，茶館還提供專車服務，村里人想來街上茶館打牌，可以由摩托車免費接送。茶館還免費帶小孩。大人打牌，茶館可以盡心盡力照看好小孩。
大年初一，開茶館的小姨回娘家，順便帶了一個2歲多的小男孩。親戚一問，原來是常在她茶館打牌的一個老顧客的小孩。令人驚奇的是，這個小孩大年初一晚上竟然就睡在了外公家，第二天早上小姨又把他帶回茶館，一切照舊。
(呂德文《鄉里“面子”二三事》)
留在農村的人，除了老年人，大多是50歲上下的中年人。雖然清閑，但也有家務要操持，做飯、帶小孩。
呂德文發現，“保姆式”茶館的出現，把那些好牌之人從家務事中解放出來，有了更多的空閑時間。換句話說，他們有了更多的時間精力投身牌桌。
問題是，牌桌上的錢，并非在幾個牌友的口袋里不斷流通那么簡單。
它的一部分被茶館老板賺走了。
另一部分，則化為超標準的日常消費，所謂“打牌贏的錢，花起來也輕松”。
李元珍是這么描述的：
對于打牌的人而言，進出哪個茶館，打多大的牌也幾乎成了一種身份的象征。尤其是那些打20—40—60元麻將的人，因為每天的輸贏都是驚人的數目，所以常常成為眾人關注、談論的對象。無一例外，這些人也都是講排場之人，他們抽煙的檔次至少是30元以上的芙蓉王，還能經常上縣城唱歌、吃宵夜。正因為有著高檔消費的連鎖反應，打大牌之人常常面臨巨大的經濟虧空。
錢花光了，牌打不下去了，牌館也就沒生意了。怎么辦?茶館老板們的辦法是，提供免息借貸。
為何有些地方并不盛行
顯然，選擇借錢給誰也是一門技術。首當其沖的，當然得看準這個人有沒有能力還錢，判斷其能力的重要指標是家庭狀況，以及從事的職業。其次，還得把握好借款額度，幾百上千塊錢當然不是什么問題，但到了幾千元就要慎之又慎，想盡辦法把款追回來。還有一個重要指標是，借錢要借給那些愛面子的人，比如，那些怕小孩知道自己在外打牌欠錢的人，大可不必擔心收不回債。
可實際上，這種具有賭博性質的茶館，對絕大多數人(無論是老板，還是打牌的人)而言，根本就不能長期維系。于是，這些茶館基本上是開張一段時間，歇業一段時間，把債務收得差不多了再繼續開張。
(呂德文《鄉里“面子”二三事》)
當然，這些老板催債的時候也是刻薄至極，從2007年至今，我們鄉已經發生三起因為還不起賭債而自殺的案例。
2013年的一起，死者是一位48歲的女性，常年在茶館打牌，輸掉了20多萬，當年新欠了茶館1萬多元，借錢無門被迫喝藥自殺。
后來，死者的家屬要把尸體抬到鄉政府理論，為了避免事端，鄉政府給予了幾千元的安葬費，并且給其丈夫一個低保名額。茶館也因此被禁了一個星期，有好事之人說這是“為死者默哀一周”。 (李元珍《原子化地區的面子及其支撐系統》)
“這些發生在湘北一個普通鄉鎮里的故事，也是整個洞庭湖平原甚至范圍更大的中國農村里的一個側影。”這些年，在各地駐村調研，呂德文有此感悟。
當然，中國地區差異明顯，問題在各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呂德文的老家在福建龍巖市，在那兒，問題遠沒有湘北這么嚴重。
“以我家的那個村子為例，在福建算窮的地方了。但畢竟靠近東部沿海，不是人口凈輸出地，村里還有年輕人，有企業，農民們有賺錢的渠道，也就不會那么沉湎牌桌。”他說。
他所觀察的湘北村莊，則是人口凈輸出地，生產功能弱，只適合過一種閑暇的、維持性的生活。那么，我們的社會能不能提供一種合適的生活方式?
“比如，社會保障，文化公共服務。”在呂德文看來，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編后
時間臨近元宵節。這意味著，絕大多數人的春節早已過完。
今年春節流行一個詞叫“異地團圓”。不管在外拼搏的人們回不回鄉，他們總會時刻關注故鄉的種種變化。
由此應運而生的“衣食父母”系列報道，到今天也告一段落。我們用五篇文章，分別關注了一名遭遇困惑的新型農民、一個拋荒嚴重的小村莊、一些逐漸消失的農產品、一位懷念年味的老人，以及一對獨立觀察的學者夫婦。他們眼中的當代農村，正是眼下中國鄉村的縮影。它就這么存在著，生長著，改變著，不管你是不是喜歡。
土地上的故鄉，或許再難回去。但心中的故鄉，它永遠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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