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界多年來一直議論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國家也一直在調研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意在補貼機制等方面完善最低收購價政策，綜合運用價格和補貼等手段，建立起既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又能保障農民利益、促進糧食生產穩定發展的糧食價格支持政策體系。
自2004年年以來，國家連續實行保護糧食生產和增加農民受益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足以看出糧食安全的極端重要性，以及糧價的的特殊重要性。此項政策措施對托舉糧食市場，保護種糧農民利益，合理引導糧價良性有序上漲，功勛卓著。
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和價格形成機制，健全農業補貼等支持保護制度，增加農民生產經營收入，一直是三農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各方都關注市場形成價格，反復醞釀糧食目標價格，似乎市場是萬能的。
可以說拿出大豆、棉花搞目標價格補貼試點尚可，三大主糧完全采用，不符合實際，難以操作，僅種糧農民直補范圍都無法界定，土地流轉使然，很多土地已不再種植糧食，而現在仍然拿著糧食補貼。
糧食目標價格與糧食托市價格完全一樣，只是換換名堂而已，異曲同工，而且市場價格和目標價格差價更不好把握，因為糧食市場價格是動態變數。關鍵是怎么補到農民身上，補貼的方式可以改為賣糧補貼，農民賣給國家一斤糧，補貼一斤糧。市場糧價幾年來一直向上走，但是農民受益寥寥，中間環節利潤空間太大。
最低收購價托市收購政策，是黨和國家支農惠農強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多年來的運作實踐看，無論是糧食宏觀調控政策的預見性和準確性，還是運行成本、國家和農民經濟收益等方面的收效顯著，利國利農利企業。可以說歷次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以來探索的最為有效的宏觀調控和市場手段完美結合的范例。
不能一概而論，說糧食托市、臨儲扭曲了市場價格，問題關鍵是收購主體單一，只是考慮央企諸如中儲糧、中糧的利益和控制力，沒有調動地方政府重農抓糧保安全的積極性，把地方糧食購銷企業的豐厚的收購資源丟擲一邊。
造成中儲糧四處買地建倉、收購網點，形成了重復建設和資源的再度浪費，也造成中儲糧等和地方糧食購銷企業明爭暗斗，爭搶糧源，干擾糧價，委托和被委托的關系演繹成利益糾結制衡的關系，產生了內耗。
這樣一來，不利于糧食市場和價格的穩定，也無助于農民真正增收。由于現行中儲糧和地方糧食部門兩種體制，兩種收購和利益主體，造成地方糧食行政管理部門對糧食托市收購和競銷拍賣的行政執法不力，失之于軟，失之于寬的現象時有發生。
鑒于當前市場糧價市場形成過程的復雜性，國際國內、現貨期貨兩個市場的共同作用，國家在制定最低收購價時，要慎之又慎，綜合考慮，通盤測算，力求科學合理，探索最低收購價形成機制，把農業生產成本、歷年糧食市場及收購價格、近年來的最低收購價水平、國際市場糧價等諸多因素，作為形成價格的參照依據。
不能把物價指數的上漲全部歸罪與糧價。出臺既能有效提升糧價，增加農民收入，又能有效穩控糧價，小步快跑，提高糧價上漲的容忍度，實現順價銷售，兼顧國家利益(最低收購價競價拍賣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是一舉兩得的好政策)，保護低收入人群利益的最低收購價。
本文最后說兩句，中國糧食安全、糧食價格不會短時期由市場決定，以我為主，舍我其誰，立足國內，自力更生，確保產能，保住底線，適度進口，利用資源，科技支撐，提高產能。
(孫曉明)
作者單位：山東省泰安市糧食局直屬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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