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農民數量極其龐大，經營規模又極小的情況下，缺乏組織的農民不僅難以與市場對接，而且無法從市場中獲取最低限度保護，農民因而成為中國最為弱勢的社會群體。將分散小農組織起來無疑是正確的，但如何將農民組織起來卻大有講究。
一種主流的意見是學習日、韓、臺經驗，以農民協會或綜合農協的形式來組織農民。具體地，在最基層成立農民協會，之上成立農協聯會，全國成立農協總會，這樣，農協總會就可以有效凝聚農民意見，協調農民行動，維護農民利益。
將龐大而分散的小農組織起來的難度極大，唯有采用自上而下帶強制性的縱向組織模式，否則農民還是分散的，還是無法與市場談判從而無法獲取正常的市場利潤。
通過農民協會來組織小農比較難，但若將小農改造為由資本經營的大農，由大農來組織農民協會，其組織成本就會大大降低，組織起來的可能性就大為增加。縱向的自上而下的農業資本組織起來，就可能具有極強的市場談判能力，并因此可以為農業爭取合理甚至超額的市場利潤。
資本化的大農經營，正是當前中國學界及政策部門普遍認可的理想。2010年12月到廣東參加會議，廣東省發改委一位處長在會上發言說他們制定農業政策的落腳點是三句話：“人要出來，錢要進去，貨要上架”。這三句話很到位，因為只有農民出來了，耕地才能集中，規模經營才有可能;只有錢進去了，資本化經營才有可能;只有農產品標準化和上檔次從而可以上架，資本化經營才有利可圖。
資本化經營的大農經營農業必須有利潤，自上而下縱向組織起來的農民協會則有協調農民行動維護農民利益的能力。越是大農越能有效組織起來，從而越是能夠有效維護自己的利益。農民對市場談判能力大大地提高了，農產品價格可以保持在一個相對不錯的位置，農民因此獲益。這是一個看起來不錯的格局。
不過，問題在于，從農業和農村中出來的農民進城了，他們不再是農業人口，不可以再從農業中獲取收益，他們也無法自給自足，而必須從市場上購買農產品。此時的農產品價格，要遠高于之前缺少組織并無法與市場談判的小農生產的農產品價格。不只是從農村出來的進城農民今后須購買高價農產品，而且是所有要從市場上購買農產品的人都得購買高價農產品。
這正是日本的情況。日本、韓國強有力的綜合農協，可以相當有力地控制農產品市場，農產品可以賣出好價。也有人會質疑中國農產品的質量不如日本生產的，但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講，也包括日韓普通人士來講，首先是要有吃的，然后才是高質量的吃好。當經濟收入很高的“高等人”在講究吃的質量與品味時，經濟收入一般的人們則首先要有得吃。
最近幾十年，中國農產品市場豐富，價廉物美，幾乎所有中國人民都可以消費得起豐富的農產品。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最近幾十年的小農經濟是相當有效的。至少比日本、韓國強得多。
尤其糟糕的是，本來我們期望通過將農民組織起來以提高農民在市場中的談判能力，從而增加農民收入，但組織起來的結果卻可能是農業資本家組織起來從農業中獲得超額利潤，而之前可以隨意消費也消費得起農產品的農民都進城去了，他們與全國大多數人一樣不再有消費農產品的能力，他們的生活質量也因此下降。
因此，農民組織起來的一種可能是只對農業資本家有利，而對全國農產品消費者不利，對轉移進城的農民尤其不利，對中國現代化不利。
我們因此不能抽象盲目地看待農民組織起來，而要看是誰在組織、怎樣組織起來。有一種可能是，讓農民組織起來，其實質卻可能只是讓農業資本家組織起來，而農民和中國大多數人都成了被農業資本家剝削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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