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晚上不休息跑來參加這個研討會，我原來以為沒有這么多人，我原來以為在小一點的會議室，有一個圓桌，大家可以稍微說的透一點，這么多人讓我怎么說?這么著吧!還是實話實說，其實我大會上已經點到為止的提到了一些觀點。
第一個觀點是我們這個國家自1949年土地革命以來，我們其實建立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它客觀構成了中國的超穩態結構，也就是說我們國家沒有真正意義的持平。它這個社會是一個金字塔，底座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農民都有地，有宅院，有房子，所以他就構成了中國小有產者或者叫小資產階級最大的社會底座。因此他也造成了中國現在私人住宅擁有力全世界最高。在座有幾個外國朋友?你們不妨問問他們，在他們國家，私人住宅的擁有率有多少?我們國家達到接近90%，89%點幾，你說他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他是小資。
我們現在在小資底座上又長出來一龐大的中資，咱們叫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其實在歐美社會挺普遍，綠黨運動就是資產階級的產物，但是綠黨的前身是六七十年代的左翼運動，中產階級不太認同弱肉強食，認同綠色，認同生態安全。而現在我們的國家恰恰把生態文明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階段的目標和理念，指導思想、乃至于國家戰略調整，把它提出來，所以我老說老天爺保佑中國，我們說老天爺保有中國，保有著中國我其實也提一個觀點，到現在為止半個世紀以來，仍然在吃土地革命紅利。這就聯系的稍微廣泛一點了，為啥農民打工者進城以后能占50%左右的不要五險，那是龐大的開支，但是中國兩億五千萬農民進城打工大部分都不要，說那東西對城里工人階級是必須奮斗才能得到的福利，而已經得到小資地位的農民來說家里的地、家里的房子，以及本屆政府給農民普遍建立的醫保、社保、低保全覆蓋，使得農民得到基本保障的成本比城里人低，大家不明白為什么比城里人低?對不起，農民的醫保和低保根本不要自己交錢，名義說農民交20塊，政府補80塊，第一年建立醫保，頭一年沒有花錢，沒有看病，20塊錢還給你，80塊錢政府交了給你留，第二年政府還交80元，你交20。更何況大多數農民出去打工了，村里面替你交，到年底我又拿回來了，這樣所有農民又得醫保了。在這些事情上，我跟你們各位說，我走了40多個國家沒看見。
還有一個說法說如果他要了，他真變成你們想讓他變成的產業工人了，那就意味著他的階級地位從資產階級變成工人了。過去計劃經濟年代，中國工人階級是中產階級，你讓那些一無所有的農民變成城里工人他愿意嗎?現在城里工人真是工人階級了，農民還是小資產階級，你給他分了地了，這個地位變了，使得社會最大的底座農民這個小資產階級成分基本不能改變。不能改變，我們認識到這一些，其實大家庭聽也就聽聽，因為這個事跟在座各位專業不一樣，你們未必感興趣，我把這個事簡單一說，各位簡單一聽就可以了。
近些年來我們干一些什么?我說了叫在小資產階級里游泳，小資產階級善終不善和，就不往一塊兒合。當年如果不是毛主席權威大，人家揮揮手農民搞合作社，今天換上誰，你再揮，揮一百下也不合。你說你怎么弄?我們在村里折騰這么多年，我是從大包干年代就在搞農村政策，我干了三十年的農村政策，我們下了多少鄉，知識分子在書齋里面、在辦公室里拍腦殼，我發一個文件，我如何惠農，那是拍腦殼。真到落實農民那兒，你說不讓他組織起來，再好的政策，分散下去結果是什么呢?我們把它叫做精英俘獲，這是洋詞，我們叫精英俘獲，為啥呢?精英是最能夠對接上級的資源的，于是乎，你想給大家都弄好事，結果就少數人的好事。
這些年我們干嘛，我們想盡辦法在村里搞合作社，面對一盤散沙小農，好不容易搞合作社，這個合作社得對應現在食品安全，農村保證農業安全，對城里保證食品安全，這兩個安全一結合，農業效益就上去了。怎么弄呢?很難。你們問問這些年輕人，他們都是說老實話，活兒都是他們干的，大家老愛說找我，其實我什么活兒也沒干，都是他們干的。我干嘛了呢?我就幫他們到時候撐撐場子，該撐一把的時候撐一把，該扶一把就扶一把，我就是幫幫忙，我就是年輕志愿者的幫忙的，我算是老志愿者，幫他們干這些事。在農村里面組織一些農民搞農業安全、搞有機生產合作社的時候，農民算是被我們忽悠起來了，他也干起來了，但是你發現他那個產品只能賣給二道販子。我們現在農村有幾千萬中介，就是私商小販幾千萬，私商小販現在是農村的經營主體，因為商業成本奇低，24小時開門，還能賒帳，比所有規范商業的農村都干不過夫妻老婆店。
我們國家想著說，我們到村里給農民開超市，你的成本極高，且不說24小時，你得派幫保安，24 小時財務、會計都得在場，就這一條干不過幾千萬家夫妻老婆店。他24小時開門，你敲窗戶就開門了。你說家里臨時來個客人手頭沒錢拿瓶酒走，拿走，拿走，先喝著。你沒錢了，啥時候下兩個雞蛋送過來行了。所有這些事情，在農村商業環境，是方便了農民，但是話說回來，這種商業環境你想讓它規范，你們想搞什么回溯系統，有一回美國農業團過來搞回溯，我請問你在世界上小農國家哪一個國家能實行得了?沒有，我說對了，中國是小農國家。城里有一個條，說可以追訴，兩億四千萬小農戶，你是可以追訴，你怎么追訴?我是使化肥了，我用化肥了怎么著?我們動員農民說搞有機生產，農民說你這有機生產聽著還不錯，我告訴你，假如我自己不想干，你讓我干，你一天到晚派警察看著都看不住我。說的真對，是看不住。這就是剛才我說的什么精英俘獲的道理是一樣的。跟農民這里面叫什么呢?叫交易成本極高。我們有些小朋友們，也是想當志愿者，也一心追求理念，他一跟實踐結合就開始冒泡?，F在還有很多人在網上冒泡，我特理解，我也憤青過，倒退五十年我也跟他們差不多，誰讓我現在六十呢?我聽什么都覺得有道理，但是請你直接去操作一回。我的操作經驗或者叫教訓，就是告訴你們，面對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小農群體，你在這個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里游泳，你的胳膊腿真是伸展不開的。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下鄉，再有本事，再有名氣，你真不如人家張艷斌，河南蘭考來的村書記，人家比我們要強不知道多少倍。人家知道怎么弄?今天不知道鄭兵來沒來?我們有一個女農民，我特佩服她，她比我能耐要大的多，我也特佩服像張艷斌這樣的，也有不少小朋友或者大朋友拿他說事。挺得住就挺過來了，我們說我們最大的毛病是面對著面廣量大的小資成分的農民，交易費用過高，這也是洋詞，交易費用太高。組織合作社，你說想交易也不行，為什么?你面對幾千萬個中介，二道販子，你面對他們一樣交易費用奇高。所以城里人老想吃點安全食品，你們指望兩億多二道販子的中介你是吃不到安全食品的，這就是最大矛盾。所以當時我們搞起合作社以后，我說了一個當時的事，2004年開始辦，2005年我們開了一個會，今天綠盟就是2005年那次會議的產物，那次會議上我們就說得幫助農民行政合作社聯盟。那時候合作社還沒有出臺，2007年國家裁頒布合作社發，2008年才組織實施。我們是2004年就把合作社組織起來了，2005年已經聯盟了，按今天來說是違法，但是我們在你這個法之前，所以我們這個就成立了。幫助農民的有機合作社形成聯合，這就是綠盟的由來。
接著我們說不行，得進城，得幫助農民合作社有機產物得進城。我們開始想在城里辦綠色店，結果辦了半天成本太高，人家也撤了，沒開成。南馬莊種出綠色大米被人騙了，到北京找我們說，你們讓我們弄的，得幫我們賣。最后是感動了幾家商場免費開放讓我們這些農民的大米進去。他曾經在宣武區過去是北京貧民窟那種地方，現在好多了，到那種地方租攤位賣米，干了很多這些事，想幫農民一把，想解決流通渠道的問題都失敗了。我們的志愿者們到北京三環路、四環路之間個社區，四環路外一個社區，發動社區人民群眾組成消費合作社，也失敗了。因為什么呢?你在一般社區你見到的是城市小資，小資也是一盤散沙，而且小資的矯情勁比農民一點不差。所以農民這頭挺苦，消費者那頭也挺苦，這兩者之間缺乏橋梁。
所以我們就說，對不起，我們得把另外一個概念公平貿易這個概念得引進來，這是2005年我們說我們得往前走一步，那個年代大家還不像現在滿大街都是快遞了，當年配送成本奇高，大家算帳說這個事干不得，我說不管多大的代價我們得往前走一步，當年就說我們走出一小步，中國走出一大步，就要把城鄉的橋梁架起來。當時我們借助很多人，我們在大學搞農民和市民的兩頭見面會，我們當中間人，大家價格聽證，完全民間，農民報成本，市民說我接受多少價格，大家談，搞過很多這種活動。最后今天你們聽這個海淀區劉區長他講那個道理，他說五年前，跟我們談了一把，就是因為認識到海淀區不能沒有農民，郊區農業怎么搞?他說溫老師你們來幫我們試試看，于是乎這個實驗就開始了。就有了開始嘗試在城市的郊區搞所謂的市民農業。這個也得益于其他一些國際組織的幫助，比如美國的ITP，農業政策與貿易研究所，人家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在座的周立去過，何慧麗去過，我去過，石嫣去待了半年，放到一個生態農場，去實際操作怎么搞CSA，這套東西怎么搞?回來一我說這個事挺有意思，一是有一幫人在這兒干，我們在原來的河北農村辦的鄉間學院已經搞了四年的有機農業生產，循環經濟以及生態建筑這套體系是立體、循環、有機的、生態的，這套體系我們已經建了四年了，最終挪到北京以后，結合了石嫣他們去實際操作美國的CSA，拿回來你們知道中國人現在有一種毛病?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再加上我們石嫣她有點氣質，什么氣質?不溫不火，笑咪咪，不管你們怎么說，她都會很平和的給你們做解釋，所以出了很好的故事，我們這兒不斷出故事。先是女博士洋插隊的故事，很符合中國人寫新聞標題的偏好，于是乎就帶來了很大無形資產。
再加上你們也看見她對象了，又是在你說倆博士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形成了愛情，這邊農場叫小毛驢，他先生到常州搞另外一個實驗基地建的農場叫大水牛，這倆都跟家畜干上了。這些故事就慢慢變成了一個媒體能夠幫助他做產品宣傳的這么一個客觀過程。于是乎就上百家海內外媒體跟著報道。尤其知道西方媒體說中國的事說好的不多，但是幾乎所有西方媒體說到我們這件事的時候，沒有一個說壞的，這就很奇怪。大家都覺得這個事挺有意思的。國內媒體讓他說好的也不多，除了官方的。我們這兒還是官方媒體報到不多，大部分是民間媒體，民間媒體也基本是好，就變成了都說好的事，于是乎市民就認識到了，于是市民網絡建起來了，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上千戶的市民網絡。這樣從我們開第一次CSA大會，我們把它叫社會農業大會，我們就希望大家聯合，但是我們深深地知道，我們在農民中是小資汪洋大海，我們在市民中盡管它現在可能是中產階級了，但它只是一碎土塊，他并不是自覺的階級。農民是一盤散沙，市民是一盤碎土塊，前幾屆大會每次我講話都是希望大家聯合起來，我們甚至說能不能先動員勞動份額成員，你們都在干活，你們先形成勞動份額的合作社，大家多多少少分享一點收獲，這塊種的蘿卜到了，他下一回種的白菜多了，大家分一分不好嗎?這個一直沒搞起來。還是2005年我們的說法，如果等著永遠走不出去，就像2005年大家說困難再大我們走不出去，我們沒走，沒有我剛才說何慧麗那么多的刺激，那么多的尷尬，那么多的失敗，沒有以前的失敗，就沒有今天相對而言還多少有點動靜，還算走出去了。所以這一次跟各位說，我也醞釀了至少一兩年了，我們怎么能夠在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搭建一個比較平和的或者比較和諧的橋梁，真正的城鄉一體化。在與農民和市民之間的有機結合，我們不僅是搞有機生產和有機消費，還要讓這兩大群體，不是通過市場去制造對立關系。
這個說的話稍微帶點不微笑了，嚴肅了一點，但是它真是這樣，因為什么呢?因為信息不對稱，我們剛才講了，交易成本搞就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因為兩億小商戶你肯定會信息不對稱。所以消費者和生產者有對立關系這個是常識，我們現在媒體都掩蓋了基本上?把本來一個工具化的市場關系，上升到太高度，變成市場主義。而且在農業根本不顧兩億四千萬的小商戶的客觀情況，非得說農民就是主體。這個話說的欠考慮，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有小農戶這種現象多少年了?是改革才有的嗎?幾千年了。我們有五千年的農業文明，都是農戶經濟，你要說農戶就是市場經濟主體，不太客觀。
這一次2005年我們提出了要進城，進城七年之后要搭建一個生態互助網絡，不是今天，不是中央十八大提出要生態文明，我們已經醞釀很久了，我們成立了一個網絡但是運作不起來，現在再成立一個生態農業互助網絡我們再看看能不能運作起來，這一次換個方式。上一回我們是拉了一批名人，發現名人都太忙，請誰誰也請不來，現在我們把實際上參與了生態農業從事鄉村建設的這一些大學和科研機構，把這些作為發起人，他們應該是公益性的，他們應該沒有私立，我們先把這些作為發起單位，我在這些人里面大概歲數在數得著數一數二，我算是最老的，我60好幾了，我現在當召集人，我們先把這個網絡搭建起來。這個網絡的目的，一方面當然毫無疑問，我們是以實際行動貫徹生態文明，這個國家戰略。
另外一方面，我想我們的實質性的內容是要讓現在已經形成的，已經全國幾百家CSA了，已經形成的體系不要大起大落，在這個過程中已經發生了一些爭論，發生了一些矛盾，也發生了一些各種各樣的現象，每當有事情發生的時候，你與其臨時抱佛腳處理，不如先形成一批網絡，有一批機構大家來承擔一點責任，承擔一點什么呢?社會公益責任。我們希望所有愿意從事這種CSA模式的有機農場作為會員，大家愿意自愿加入，當然主要是我們希望大家自愿加入，自愿退出，將來等這個網絡逐漸成熟，它的體系規范了，我們將會設定退出機制。這個退出機制將會很不客氣，就是說假如你有違反現成所謂規范的問題，它將會經有關的發起構一決，進行除名處理，并予以通告。用這種方式來約束某些不合適的做法，任何一個事故都是充滿著復雜的、艱苦的過程，這件事情總體來說應該說是個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它也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簡單的一說成立它立刻就能發揮作用。我們只是在不斷的實驗。
最后說一句算是結尾的話，不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才開始實驗的，我們的前輩們早在民國年間就已經開始推進了鄉村建設實驗了，那個時候有一千多個鄉村建設試驗點，中國人在激烈對抗的矛盾環境中，還是有相當多的人試圖走出一點另類的道路。不是一個主流的，我們現在這套做法無外乎中國一百年來非主流的民間嘗試的一種繼續，它其實并沒有對任何利益集團構成傷害，也不對現行的政策構成負面影響，因此希望在座的朋友中間，萬一要是有哪位有什么樣的利益背景，或者有什么其他的背景，請你們高抬貴手，放我們一馬，別太跟我們較真，因為這畢竟是一個符合生態文明這個大戰略的一個小小的活動。大家大可不必太計較，這個話說的可能聽得懂就聽懂了，聽不懂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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