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素質”的農民工
農民工素質低——無論是在資本家和社會精英的眼中，還是在政府眼里，這恐怕都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命題，難道不是嗎?
在資本家眼中，大部分的農民工低學歷、無技能，從事的又是最沒有技術含量當然也是最沒價值的的流水線重復勞動，難道不是低素質的嗎?
在社會精英眼中，農民工生活無品味、居住地擁擠骯臟、有各種不良習慣、犯罪率高、坑蒙拐騙偷無所不為，幾成社會問題的主要滋生者，說低素質已經算客氣了。
而在當地政府眼中，農民工更多的不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或城市發展的貢獻者，而是一種負擔，影響整個城市的文明水平和犯罪率，其爭取公平權益的行為還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面對這群低素質的人，真是欲逐之而后快——如果不是考慮到GDP的話。
客氣的說法，農民工的素質需要提高;不客氣的說法，農民工就是社會問題的根源。雖然有人會說上面的這種說法未免太極端了，我就不這么看;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主流話語中，上面的描述相當有市場。
接下來我們要反問的是：素質，究竟是什么意思?
素質是神馬
當我們說一個人或一群人“素質高”或“素質低”的時候，這里的“素質”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在現實中，我們會想當然地把一些人視為高素質人群：受過名牌大學高等教育的人、高收入居住于高檔小區的人、在高大上的寫字樓里西裝革履的人、逛得起高級商場一擲千金的人、執掌權柄能夠做出重要決定的人、舉止高雅談吐有風度的人等，這些人通常會被歸結為三個字：素質高，或者至少肯定不屬于低素質的那群人。
那么相應的，低素質的人群不外乎：只接受過中等以下水平的教育，收入低，只買得起地攤貨，居住狹窄的出租屋，喜歡購買山寨貨，云云。
等等，好像有些不太對勁?
沒錯!如果我們這樣來定義素質，恐怕很多人都會表示不同意。不同意是對的，因為上面只是一些基于現象的描述，是關于身份群體的劃分，而不是給“素質”下的定義。
在百度百科里，“素質”被定義為“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思想與行為的具體體現”。比如一個人亂丟垃圾，我們會說這人沒素質。在概念的界定上，我們更傾向于把其納入到道德品質的范疇，一個人有社會公德心，與人為善，就是素質的體現。
可是為什么我們經常會把身份區分與素質高低混為一談呢?
其實不難理解，因為我們并不是活在理性化定義的概念中，而是更多地活在主觀感受的好惡中。我們之所以想當然會把一些人界定為高素質或低素質，無非是為了簡化思考判斷思維、獲得一種相對的優越感、表達我們對某個人或者某一群體的反感，等等。換句話說，我們會傾向于把經濟、教育、地位等方面低于我們的人視為低素質，相應的，把這些方面較高的人視為高素質，這樣就會同時獲得了一種心理上的道德優越感!
農民工就是最好的例子。因為我們不喜歡工業區內骯臟的環境，不喜歡地攤上的山寨名牌貨，不喜歡滿嘴臟話吃著麻辣燙，不喜歡學歷低表達差沒有共同語言，所以這些人理所當然地被貼上了“低素質”的標簽，如此我們便心安理得了：那些人素質低嘛!
別有用心的素質論
但事情可能并沒有那么簡單。
將“低素質”標簽化的多半是社會精英，這些人自詡最具理性思考能力，概念與判斷的誤差，豈會不知?
知道而故意為之，那一定是有更深層次的目的。拋開上述基于個體心理的分析，階級分化的維持與掩蓋是根本的目的。
如果身份意味著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消費方式、職業地位的話，那么就意味著這其實是一個階級概念(矯情的非階級論者會將其定義為階層)，掌握了大量社會資源、處于上層階級的精英，之所以要將農民工定義為低素質人群，實際上無非是要固化自己的階級地位——你們這些人不僅在經濟上是窮人，而且素質上也低人一等;而我們不僅是社會的經濟和權力精英，也是素質和道德精英!
精英們拋出素質論的精巧之處還不在于此，而在于讓處于劣勢地位的人感到自慚形穢：不是社會結構的不公導致了我的貧窮，而是因為我素質低才沒錢。在前一方面，素質低是地位低下的結果，在后一方面，素質低是地位低下的原因。
通過這樣的因果游戲，精英們不僅成功鞏固了自己的階級優勢地位，同時使處于劣勢的農民工將遭遇不公的原因的歸結為自身，從而失去反抗的想法和斗志!
如此精妙的安排，真可謂十分用心!
突圍“素質論”的階級化
富士康發言人劉坤在接受崔永元《東方眼》節目訪談時的一席話頗具代表性，作為站在資方立場的發言人，劉坤將富士康的低工資歸結為工人的低素質：只接受過中等以下教育、能力一般，所以給這點兒錢就應該知足了。劉發言人的言外之意，別怪富士康給你的工資低，你要是名牌大學畢業，自然不會只有這點兒工資。
這樣的論調自然能博得相當一部分人的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劉將工資低無法體面生活的責任推向了工人自身，而富士康則是一副對工人已經仁至義盡、工人反應該感恩戴德的姿態。
事情的真相是：富士康壓根不需要大量的所謂“高素質”大學畢業生，四肢健全沒想法、踏踏實實任勞怨的勞動力才是富士康所需要的。在上一篇系列文章中，不少工人就用自己的親身體驗告訴世人：不是我沒有想法，而是富士康大量需要的就是機器人——沒有想法、機械重復。這樣的需要造就了這樣的文化，這樣的文化恰恰阻礙了工人創造性的發揮，變成了暮氣沉沉、毫無生機的“年輕老人”。
這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處于全球產業鏈底端的中國工人不僅受到富士康資本的壓榨，更受到來自跨國資本巨頭如蘋果的殘酷剝削，不僅極大程度地壓低了農民工的工資，而且還給后者扣上了“低素質”的帽子。
一個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從不是以精英的生活狀態為衡量標準，而是要看這個社會絕大部分成員尤其是普通勞動者是否能夠過上體面尊嚴的生活。但現實卻恰恰相反，馬云們在富豪榜單上的位置渲染著普通民眾虛無的民族自豪感，并被當做中國崛起的標志;而2.6億真正支撐富豪財富和國家崛起的農民工，則在被榨干血汗之后又遭遇了一番道德上的貶低：誰讓你們素質低!
其實素質高低是一個偽命題，是精英們玩的游戲。作為工人，何須在意?誠如劉發言人所言：工人不斷提高要求、維權意識的提升，說明了工人素質在不斷提高。“素質論”者試圖在精神上打倒普通勞動者，而越是這樣的時刻，工人越是需要在精神上站立起來，任何一個勞動者相較于食利者都是光榮的，而團結意識的建立則是勞動價值得以實現的根本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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