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我們稱中國為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首先是二元經濟結構，其次是二元社會結構，再次是二元利益結構。造成二元結構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趕超型重化工業戰略，其主要制度形式是戶籍制度。戶籍制度將中國人口區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戶籍制度不僅僅是人口管理制度，而且意味著城市人和農村人的兩種不同身份。在戶籍背后附著大量體制性的利益，比如就業、福利、商品糧供應等，城市戶籍具有遠高于農村戶籍的利益含量。
改革開放以后，城鄉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多，附著在戶籍背后的體制利益越來越少，戶籍越來越成為一種人口管理制度，附著在戶籍上的身份限制大為減少。在體制限制減少的同時，城鄉之間仍然存在差異。這一差異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異。農民只要有穩定的就業和收入，他們完全可以在城市過上體面生活，但從目前情況來看，全國絕大多數進城農民都只是進城務工經商，而難以在城市安家立業，原因不是體制性身份限制而是經濟收入不穩定。
當前依然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對農民來講，沒有什么不好，因為這意味著他們進城務工經商失敗，至少還可以返回村莊延續過去的生活。一方面，農民可以自由進城務工經商(這在之前的戶籍管理制度下是不允許的)，他們務工經商成功了，就完全可以在城市買房安居;另一方面，他們若不能在城市獲得體面生活下去的就業和收入條件，還可以返回農村，維持“溫飽有余”且往往是熟人社會的生活。
當前中國農村，一般農民家計模式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即年老父母在家務農，獲取務農收入;年輕子女外出務工，獲取務工收入。一個家庭可以同時獲取務工和務農的兩筆收入，則這個家庭就可以維持相對體面的生活條件。從農民個體來講，他們年輕時可以進城，年老時可以返鄉。返鄉是農民可能的選擇，選擇即權利，當農民還可以選擇返鄉時，這個制度其實是增加了農民的權利而不是剝奪了農民的權利。這個意義上講，當前仍然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并非是對農民歧視的結構，而可能是對農民有利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我們應該清理城市對農民歧視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我們應當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保留農民可以自由返鄉的制度安排。
農民可以自由返鄉，既為進城失敗農民提供了出路，又為國家應對危機提供了調控的余地。經濟形勢高漲時，更多農民進城。經濟形勢不好，進城農民可以返鄉。這樣一來，農村就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也有更強應對危機的能力。
城鄉二元結構，我們一般是指城市和鄉村兩個經濟上差異很大的部分，這種差異既表現為產業結構上(二三產業和農業)，又表現在所有制上(國有企事業單位和集體個體農業)，還表現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現代工業和傳統農業)，當然也還表現在體制安排上。1970年代中期開始，自蘇南開始發展出集體所有制的現代工業特征明顯的鄉鎮企業，并很快在1980年代三分天下有其一，鄉鎮企業這一不同于傳統城鄉二元中任何一元的經濟，就成為了中國經濟結構中的第三元。所以在1990年代出現了“中國三元經濟結構”的提法，與之相匹配的還有中國三元社會。進入1990年代以來，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改制不復存在，且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含義也發生巨大變化，中國三元經濟結構因此不復存在，之前含義上的中國三元社會結構亦不復存在。
到目前，我們仍然可以清晰區分出來的是戶籍差異，比如當前中國十三點四億人口中，農村戶籍人口為九點五億，農村戶籍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竟然仍高達百分之七十。不過，戶籍制度在當前更多是一項人口管理制度，農村戶籍進城，只要有穩定工作，完全可以比城市人生活得更好，考上大學的農村戶籍學生因此并不一定要轉戶籍到城市。從經濟發展水平上講，沿海農村經濟已經高度工業化，從所有制上講，隨著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的改制，在城鄉之間很難再找到因所有制差異而可以區分出的結構。
因此，在戶籍以外，還有一個區分城鄉結構的辦法是產業區分，即從事二三產業者和從事農業者。當前中國城市化率，即以居住地來統計，從而將大約兩點四億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統計為城市人口，這樣就得出中國城市化率已過百分之五十，這個城市化率竟比按戶籍統計的城市化率高出將近二十個百分點。
這樣一來，在當前中國城鄉幾乎不再存在制度性區分，城鄉人口、經濟高度流動的背景下，作城鄉結構劃分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只能從容易著手的地方開始分析。當前關于城鄉結構的討論中，最容易發生誤會的是對農民的理解。什么是農民，農民這個群體有沒有差異，他們的利益訴求是相同的還是矛盾的，這些都很值得進一步深入討論。
從與土地有聯系的農民來看，至少可以區分出兩種極為不同的與土地相聯系的農民，一種是土地主要用于農業生產的廣大中西部農村地區的農民，一種是土地已經或可能用于工商業用途的沿海發達地區和城郊農村的農民。土地主要用于農業生產的農民要占中國農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因為中國土地絕大多數必須用于農業生產，以保證糧食安全，只有少數可以用于工商業建設。當前國家每年年度用地計劃約為六百萬畝，其中耕地三百萬畝，三百萬畝耕地就只占中國現有十八億兩千六百萬畝耕地的百分之零點一七。按這樣的征收農地的速度，再過三十年，也只有百分之五的耕地被征收轉用為建設用地。百分之五的可以被征收為建設用地的農村耕地及具有這部分耕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相對百分之九十五的在未來三十年都不可能被征收為建設用地的農村耕地及具有這部分耕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當然只是極少數。
問題恰是，當前具有這個可能被征收耕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因為土地正在或即將被征收，引發了因征地而起的激烈利益博弈。
之所以發生激烈的利益博弈，是因為其中有巨大的利益空間。農地一旦被征收為建設用地，就可能產生巨額的增值收益，地方政府正是以此增值收益(所謂賣地收入)形成了龐大的土地財政，失地農民期待有更多的失地補償，因此展開了激烈的圍繞土地利益的博弈。
當前土地征收制度中，給失地農民的補償大致有兩個標準，一是按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獲收益給予補償，按《土地管理法》，一般按土地年產值的六至十倍給予村集體土地補償，按土地年產值的四至六倍給予農民勞力安置補助費，另外支付青苗和附作物補償費。加起來，地方政府給農民每畝的補償在數萬元不等。
從農民角度來看，國家征收土地，讓土地利益變現，從而可以在短時間內拿到過去不敢想象的現金，這無疑是對農民有吸引力的事情，因此，農民盼征地盼拆遷，這是一個常識。另一方面，當農民拿到巨額現金后，消費欲望幾乎是一定會很快提升，到手的土地補償款很快即消費一空，而失地后轉變生產方式是要付出心理代價和經濟成本的，因此全國普遍出現了農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
因此，當前在補償失地農民的政策上提出讓失地農民生活水平不下降，主要不是補農民現金而是為農民買社會保障和提供就業。還有一些地區在探索所謂“留地安置”，即將征收的部分土地返還失地農民，讓失地農民可以以此搞經營，等等。
無論用何種方式補償失地農民，以及無論是否應該提高給失地農民的征地補償，當前所有具體探索都是在現行土地制度安排尤其是在當前中國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內進行的，即給農民的土地補償是按土地農業用途所給予而非按農地征收為建設用地的市場價值給予補償。簡單地說，中國當前征地是在現行憲法秩序內進行的。
因為存在巨大利益空間，及當前全國在如何補償失地農民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異，而導致農民為了爭取更多土地利益補償而抗爭：鬧事、上訪，甚至出現劇烈對抗事件。失地農民為爭取更多土地利益而激烈博弈的征地現象引發大量的社會關注。只占極少數量的失地農民卻占據了整個農民上訪總量的一半以上，且引起巨大社會關注。這些社會關注又反過來極大地影響了國家政策的制定和輿論的態度。
在輿論態度中，最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已經剝奪農民幾十年，正是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民那里拿走幾千億元利益，而為中國工業化提供了原始資本積累。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又進一步拿走農民的土地利益。甚至有人計算，改革開放三十年，國家通過征收農民土地，從農民那里拿走了二十萬億元的土地利益。農民之所以貧窮，就是因為自建國以來，國家持續地獲取土地利益。現在已經到了還賬的時候，應該讓農民自己去經營土地，讓農民從經營土地中獲取他們的利益，也是因此，國家今后應該大幅度減少征地數量，實行征轉分離，允許集體性質土地直接進入二級土地市場從而實現其建設用地的價值。
總之一句話，當前中國主要輿論(無論左右)似乎都認為，目前中國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不盡合理，中國土地制度必須徹底改變，其方向就是應該取消土地用途管制，讓農民土地自由實現其市場價值。在符合規劃的情況下，農民可以自由決定自己土地的用途和有自由買賣土地的權利。從而，農民因為有了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而很快富裕起來。
以上不分左右的主要輿論顯然存在一個巨大的論證縫隙，即當前可以自由進入建設用地市場從而可以獲取巨額土地利益的土地承包經營者，只是中國農民中的極少數。按以上計算，未來三十年，中國十八億畝耕地中，只有大約百分之五的耕地及其承包經營農戶有機會將農地變為建設用地，從而獲取巨額土地增值收益，而全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農民卻無法分享到農地征收為建設用地所形成的巨額增值收益。如果土地征收中的巨額利益不是在全體農民中平均分配，而只是分配給恰好在特定位置承包經營土地的城郊農民，則這部分城郊農民將因為可以獲得的巨額土地利益，而足以形成一個龐大的土地利益集團。這部分城郊農民的確是很富裕了，但全國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民卻因此更加難以獲得國家的財政轉移支付。
有人說，可以對城郊征地暴富的農民征稅，然后以此稅收來補貼全國農民。問題是，將所有農地征收為建設用地的增值收益都給到失地農民，則失地農民可以獲得的土地補償款可以達到千萬元，即使征百分之五十的累進稅，失地農民的土地補償也是數百萬元，而拿征稅的部分去補償全國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民，補到每個農民的就只可能是小數。
因此，按當前主要輿論讓農民自主開發土地的意見，并不是提高農民的收入，增加農民的機會，而只是讓少數城郊農村的農民有了一夜暴富的機會，但全國絕大多數農民卻更難得到公共財政陽光普照的機會。因為失去土地財政，公共財政能力就一定會極大地降低。
當前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三元利益結構，核心是，在城市以外的農村又分為有征地機會的城郊農民和無征地機會的廣大中西部農村的農民。前者只是農民中的極少數，后者才是農民中的大多數。在城市和農村，市民和農民的二元劃分視野下面，我們期待通過改變土地制度建立更有利于資源輸入農村反哺農村的制度來補償農村補貼農民，卻可能只是補償了本來就機會更多生活條件更好的強勢的城郊農民，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民卻因此更加失去了獲得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的機會。
在中國三元利益結構的視野下面，我們可以更加理性地認識城郊失地農民的抗爭、上訪等等利益博弈行為，更加理性地認識到中國現在土地制度的合理性，從而可以更加理性地在目前中國土地憲法秩序框架下調整完善土地征收、土地補償和其他各項具體土地制度安排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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