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土地制度改革與國家前途

　　三農問題、土地制度改革與國家前途[1]

　　牧 川

　　一、改革漸成共識，怎么改卻莫衷一是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物質建設成就。不過與此同時，各種各樣的問題也開始表現出來。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人民的日常生活等等各個方面都出現許多問題。

　　在這樣的局面下，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社會開始了關于改革問題的大討論。今天，改革已經成為中國各個階層的共識。中國必須改革，現有的發展模式無法持續下去。但是關于怎么改革、如何改革，卻是爭論不休、莫衷一是。

　　中國農村的改革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1980年代改革之初，建設四個現代化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但是今天，四個現代化已經很少提及，農業現代化更是遙遙無期。三農問題卻已經成為國內的共識。

　　二、三農問題是結構性危機

　　1980年代中國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改革，農民獲得了一些實惠。進入1990年代，中國開始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農村地區被邊緣化，三農問題愈來愈嚴重。

　　2000年，37歲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總理寫了封信。直陳“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自此之后，中央開始重視三農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2003年免除了農業稅。2005年10月，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方針非常好，“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僅僅二十字，涉及了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管理。但是卻難以搞下去，效果不明顯。因為缺乏主體。由誰來搞?怎么搞?方法是什么?

　　集體經濟解散之后，農村地區已經淪為一盤散沙。一戶一戶的農民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早已經成為一片片飄零的樹葉。原子化的小農戶，根本無力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而地方政府在GDP主義的邏輯下，寧愿賣土地，搞房地產，卻不愿意對農村長期投資。農村是燒錢的地方，見效慢，產出少。

　　因此我們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在提到社會主義新農村“生產發展”時，都會講“要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千方百計，千方百計，一次次強調千方百計，恰好表明我們其實沒有什么特別好的方式提高農民的收入，無計可施。

　　時間進入2012，農村的面貌究竟如何呢?國家對農業的補貼增加了，農民的稅負減少了。但是三農問題并沒有走向根本改善的發展跡象。城鄉差距正在擴大，而不是在縮小。農業問題變得愈來愈嚴重。雖然糧食產量出現8年連增，但是糧食問題、糧食危機卻越來越被提高到重要地位，因為農村和農業都已經出現結構性失衡危機。

　　1、當農民看不到前途，當工人也看不到前途

　　當農民沒有前途，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但是當工人也還是沒有前途，新一代農村青年的命運正變得越來越尷尬。中國的發展模式，低技術、高污染、高能耗、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以對外貿易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可以進入城市打工，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企業無法提供給工人以高工資，而只能滿足他們的基本生存。3億農民在沿海地區、東部發達地區、大中城市打工，但是卻無法在城市安家，同時他們又不能回到農村，因為農村實在是沒有任何前途。在那一畝三分地上再怎么折騰，也無法實現共同富裕。

　　2、農業后繼無人，80后90后基本不會種地

　　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嚴重，勞動力素質不斷下降，種糧收益更是愈來愈低，農業后繼無人。著名三農學者李昌平曾指出，1990年代，中國人種地是3899部隊，是婦女和老人。進入21世紀，種地的則是99部隊，是老人。最新資料顯示，全國農村有5800萬留守兒童，4000萬留守老人，留在農村的全成了老弱病殘。農業勞動力從1991年3.91億人，下降到2009年1.5億人。

　　根據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教授的調研，農村常駐人口老齡化程度超過了30%，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平均年齡達到57歲。農村勞動力中50歲以上者占到大部分。

　　筆者調查發現，“70后”農村青年種地的已經很少，“80后”農村青年基本不會種地，“90后”就更不用提了。化肥、農藥、柴油等生產資料漲價，人工成本漲價，農業效益下降，種糧收益更低。農民不愿意種地，拋荒、撂荒現象比較嚴重。多地已經出現農民積極賣地的現象。

　　如此一來，一個巨大的問題便出現了。等到平均年齡57歲的農業勞動力干不動了，退休了，誰來種地?

　　3、糧食產量8年連增，糧食危機依舊嚴峻

　　雖然中國糧食產量8年連增，但是糧食危機依舊嚴峻。雖然大米、小麥、玉米的自給率都在99%以上，但是油料作物的自給率卻非常低。2010年中國進口大豆5480萬噸、食用油670萬噸。2011年進口5240萬噸大豆、627萬噸植物油、50多萬噸豬肉在內的200多萬噸豬肉產品。

　　2010年糧食總產量54641萬噸，2011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為創紀錄的57121萬噸，達到2020年規劃水平。糧食產量看起來很高，但是如果計入大豆和食用油、肉類的進口，從重量來看，中國的糧食自給率僅僅還不到90%。如果再考慮大豆為高蛋白高熱量低產量的谷物(大豆不僅榨油，而且豆粨也是動物飼料，是人的間接食用口糧)，那么中國的糧食和油料自給率估算還不到80%。

　　另外，中國西部地區很多人的肉蛋奶消耗都比較低，如果這些人的肉蛋奶消耗增加，那么中國糧食需求的缺口還會增加。

　　中國現在未出現大規模的糧食問題，這是因為國際環境未出現大規模動蕩。一旦國際環境發生巨變，糧食問題就會成為天字第一號大問題!

　　4、農業的客觀環境、硬件環境變得越來越差

　　農業的客觀環境、硬件環境變得越來越差。化肥農藥濫用導致土地質量嚴重下降，過度依賴化肥、農藥增產的路子已經走到盡頭，水資源短缺矛盾愈來愈凸顯，農業抗災能力不足。因為農民的勞動力素質低，種田意愿低，因為家庭聯產承包的小農戶土地太少、資源太少，因為各種主觀、客觀因素，農業新技術難以推廣應用，生態農業難以發展。

　　中國人種地球7%的地，卻消耗全球35%的氮肥和30%以上磷肥、鉀肥。單位面積化肥用量從1978年的58.9kg/公頃增加到2009年的466.67kg/公頃，糧食產量從1978年的2527.4kg/公頃增加到4872kg/公頃。2009年單位面積施肥是1978年的792%，但是糧食單產卻僅為193%。

　　盡管我國是磷礦儲備大國，但按照目前的消耗量，品位在30%以上富礦僅夠開采20年，中低品位的磷礦破壞情況比較嚴重。鉀肥的情況更嚴重，鉀肥自給率不足40%。中國每年消費鉀肥實物量達1000萬噸左右，是全球最大的鉀肥消費國之一，但鉀鹽資源探明儲量只占全球的1%，現有儲量只夠開采20多年。一旦國際局勢變化，進口化肥受阻，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怎么解決?

　　農藥污染也是公眾關注的一大問題。每年遭受殘留農藥污染的作物面積達12億畝，相當于耕地面積的67%。2010年2月發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農業污染源已經超過工業，成為全國水污染的最主要因素。

　　水資源短缺矛盾愈來愈凸顯，全國多地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1978年之前長期進行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提高了農業的抗災減災能力。不過最近幾十年，農田水利建設卻很滯后。

　　近些年的自然災害，西南地區特大干旱、冬麥區冬春連旱等，更顯示出農業抗災能力嚴重不足。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亟需推進。

　　5、跨國公司大規模滲透，國有資本卻對農業漠不關心

　　國際跨國巨頭正在中國大規模滲透，試圖控制中國農業。大豆是第一個失敗的大型案例，如今來自美國孟山都的大豆占據著中國80%的市場，國際巨頭控制著中國80%的榨油企業。

　　從2010年初開始的轉基因和糧食問題大討論，更是暴露了我國種業安全、糧食安全、農業安全、環境安全、生物安全、經濟安全、科研體制安全、國家安全等諸方面的問題。

　　當國際糧商在中國大規模收購糧食的時候，中央企業卻得到指令，被禁止收購糧食，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時有發生。

　　當國際跨國公司正在對中國脆弱的農業進行布局時，中國國有資本卻對農村、農業、農民漠然視之，似乎農業不是中國的命脈產業。國資委所管理的“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似乎并不包含農業[2]。當中糧集團開始投資房地產，當國家資本開始遺忘農業時，中國農村、農業、農民將會走向何處?

　　三、三農問題關鍵所在

　　中國人口眾多、耕地資源少、水資源緊缺，自然條件復雜、生態環境脆弱、農村貧困，這決定了中國不能走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超大規模的農場經營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韓國等國家的高補貼，從而維持小農戶高收入、高價格的做法。中國必須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農業發展之路。這一點已經是體制內外許多人的共識。

　　1、土地的集中是必然趨勢，怎么集中?

　　隨著中國城鎮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將會脫離土地和農業，這是大勢所趨。新一代的80后、90后、00后農村青年大部分已經不會種地，不愿意搞農業，他們大部分都會離開土地。不過雖然他們會離開土地，但相當一部分人還是不會進入城市。中國的人口規模和資源緊張狀況，決定了中國無法像美國那樣將98.2%的人口留在城市。仍有相當大一部分人會留在農村。不過不管怎么說，土地的進一步集中是必然趨勢。未來10年，等到平均年齡57歲的農業勞動力退役之后，土地的經營制度將大變。不是主動的變，就是被動的變。

　　土地的集中，有可能是在現有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的基礎上承包給種田大戶;也可能是在現有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的基礎上組建起農民合作社;也可能是廢除現有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實行土地的集體經營使用，類似建國初的人民公社，然后按照各個集體中農民的人數來分配收益。這幾種生產方式都是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在土地集中的基礎上，由農村合作社、集體公社、或者種田大戶采取先進的節水、節肥、高產、生態、環保的科學技術來經營土地和農業，這也是一大趨勢。

　　不過，也可能出現另外一個趨勢，那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土地通過買賣集中到少數人或者外資手中，目前很多媒體、學者、官員都在鼓勵這種方式。雖然土地私有化為我國憲法所不容，但是當土地非法流轉、非法買賣達到一定規模，制造出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的時候，要用法律手段去解決此問題就不那么容易了。甚至于他們將會有足夠的體制內外、國內外資源，逼迫政府和公眾，修改憲法、法律。

　　2、科學種田和農業基本設施建設

　　在土地集中的基礎上，由農村合作社、集體公社、或者種田大戶采取先進的節水、節肥、高產、生態、環保的科學技術來經營土地和農業，這也是一大趨勢。當然，從農民的收益角度來講，在確保技術支撐的條件下，農村合作社、集體公社的組織方式更符合農民的利益，私營資本為主導的種田大戶還是會與農民爭利。

　　中國要解決糧食和農業問題，農業基本設施建設和新技術的作用將愈來愈顯著。將沙漠改為綠洲，將貧瘠的土地改造成為高產田，將高產田改成超高產田或者高質量的有機農業田，重點用于種植糧食、油料作物。中國的糧油自給率僅有80%，糧油作物種多了可以出口，可以儲存，可以用于糧食外交。蔬菜瓜果作物的種植，則不能太多，過剩了，菜賤傷農。

　　當前社會，農民沒有資金、沒有技術，難以獲得先進的技術，難以進行農田基本設施建設。但是在土地集中之后，農民可以與一些科研機構進行合作，國家也可以給予政策扶持，在稅收、貸款、補貼等方面給予扶持。

　　最近這些年，由于農村組織的渙散，一些地區的農田基本建設已經荒廢。在農田基本設施建設方面，國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組織村集體參與建設，繞開包工頭，避免大多數利益為包工頭所得。農民親自給自己干活，不僅重視質量，也便于以后的維護。

　　另外，國內的科研機構和院所也應該予以整合。2010年至今的轉基因大討論，暴露了我國科研機構、科研體制存在的諸多問題。國內農業的科研機構、院所太過分散、實力太小，重復低水平的研究。科研機構和中國農業、農民一樣，也是一盤散沙，很容易就被跨國公司所分化瓦解，成為跨國公司的工具。

　　我們應該將科研機構和院所的資源有效整合起來，做于國于民有利的研究。避免低水平的重復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空泛的研究，科學研究應能理論指導實踐，研究中國亟需解決的問題。讓科研院所真正根據中國國情、各個區域的自然條件情況來進行研究，并將其研究成果有效應用于實踐。

　　3、農民的出路在哪里?

　　在土地問題之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那些離開土地和農業的農民，他們的命運和生活出路如何安排?國家如何轉變發展模式，在城市創建更多的就業崗位，吸引農民就業?還是在農村創辦集體經濟，吸引農民就業?還是像一些人所主張的“資本下鄉”，將城鎮工商業積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吸引到農村去?或者農民賣地，獲得短期收益，但是卻沒有穩定工作和長期收入?亦或其它正在現實中運作的方式?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超過農業問題和糧食問題。相比9億多農村人口(戶籍人口)的工作、生活問題，農業問題和糧食問題還是比較好解決的。如何穩定農村，如何避免繼續擴大的兩極分化，如何建立起農民增收的長效戰略，如何提高農民的地位、增強農民的話語權，如何讓農民分享改革的好處，這才是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

　　四、解決三農問題的六條路

　　1、土地私有化，美其名曰“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造就大地主和無地農民

　　第一種道路，土地私有化，這是目前很多主流媒體非常推崇的一種思路。破除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土地私有化，讓農民自由賣地，美其名曰“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投資者接手農村土地。許多自由派經濟學家、房地產老總、私營企業主，甚至政府里的一些官員都在宣傳這種思想。

　　比如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必須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先從政策上、然后再從法律上，明確農民對承包地和宅基地擁有長久的使用權。……如果給了農民長久的土地使用權，就應該允許其流轉……所謂的長久使用權，我的理解是，除了重大的自然災害和不可預測、不可抗拒的變化，就是擁有永久的使用權。這樣的使用權，可以通過自愿、平等、有償轉讓，使其他投資者可以比較放心地進行投入。”

　　還有房地產老總任志強觀點：“土地不私有化是不行的，集體所有制是一個沒有明確產權概念的東西。”他的意思是鄉鎮干部在賣集體土地時，嚴重腐敗，干部拿大頭，農民拿小頭。他說，“如果土地私有化了，他們就鉆不了這個空子。”

　　許多自由派經濟學家也是這個觀點，張維迎：“土地應該私有化，土地的交易應該完全按照市場的邏輯去做，這樣才可以真正保證農民的利益。現在的土地交易當中，充滿了強盜的邏輯。”

　　這種觀點也得到了許多國外力量的支持，比如美國自由派經濟學家陳志武文章，《農村土地私有化后結果不會比現在糟》。

　　2012年2月27日，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也是這個意思。報告一方面提出中國應對現有的國有金融機構進行全面的商業化，國有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管理應該更像私人金融機構(也就是為美國人民所痛恨的華爾街的金融機構)，另一方面中國應大幅縮減龐大的國企規模，潛在含義就是國企私有化，由外資和國內私人資本接盤國家經濟命脈。世行報告還特別對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度提出改革意見，要求農民享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權，也就是土地私有化。

　　看起來這些國內外大牌都都很關心農民的利益，其實他們更關心自己的利益。土地私有化對他們最有利。若是土地私有化了，農民有權利自由買賣土地，房地產商、資本家就可以自由買賣土地。他們可以從農民手中以極其低廉的價格拿地，比從現在的政府手中拿地要便宜很多很多，常常只有政府手中土地價格的幾十分之一。這對他們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

　　現在的征地過程中存在的腐敗行為、強盜邏輯，只是行政問題、執法問題，應該采用嚴刑峻法去整治，應該改變補償方式讓農民得到更多的土地地租價格上漲的利益。但是很多人卻因此試圖去改變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本末倒置。

　　資本和一些腐敗官員結合在一起，暴力征地、拆遷，農民無法享受到土地地租價格上漲的收益，這其中的關鍵因素是農民沒有監督、制衡官員的權利，農民是一盤散沙，太弱勢。在農民是弱勢群體的大背景下，即使土地私有化了，農民一樣無法得到土地地租價格上漲的收益。不僅無法得到合理的收益，而且丟失土地的速度會更快。

　　禁止土地私有化，禁止自由買賣土地，資本便常常需要借助權利系統，采用腐敗、黑惡勢利等手段，或者暴利拆遷、或者欺騙農民，圈占土地。這樣的做法是違反憲法的，忌憚到法律的威嚴，他們圈占土地的速度并不快。另外即使他們得到了土地，也只是得到土地的幾十年的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但是當土地私有化之后，國內外的大資本就會像狼一樣同時撲向農民。權利系統內的腐敗官員也會直接轉化為資本，撲向農民。他們將采用合法、非法的各種方式，欺騙農民、欺壓農民，將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全部搞到手，他們圈占土地的速度將大大加快。[3]

　　土地是一個國家最大的財富，資本時時刻刻都在渴望著這筆財富。資本將自由的操縱土地市場，采取黑惡手段，對農民進行分化瓦解，巧取豪奪，強買強賣。資本將形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地方政府將和資本徹底勾結在一起，憲法將在這個利益集團的攻擊下土崩瓦解。

　　所以問題的解決之道不是土地私有化，而是加強村民的權利和力量。成立村民代表大會、農民協會，讓組織起來的農民去和政府、資本去談判，只有這樣農民才能保護自己的利益。

　　如果真的開始土地私有化，那么舊中國的局面將再次出現，中國將出現大地主和大量無地農民。農民雖然獲得了短期的賣地收益，但是他們自己和子孫都將失去土地。他們只能在城市找份工作。但是今天中國的低端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注定了大量的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大量的農民工只能找到一份不穩定的工作。只要發生大范圍的經濟危機，農民必定失去工作崗位和唯一的生活來源。此時既不能回到農村，又不能在城市生活。如此一來他們很可能成為流民，這將成為社會穩定的巨大隱患。

　　這樣的局面在今天的很多國家都存在，印度、孟加拉、泰國、菲律賓、墨西哥、巴西等國都是鮮明的代表。溫鐵軍教授曾指出，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土地也是私有制度。土地私有和市場化結合在一起，便造成城鄉二元對立，貧富兩極反化，區域發展不均衡，大量無地農民，農村出現游擊隊，城市出現巨大的一個又一個百萬人計數的貧民窟，黑惡勢力橫行，黑惡勢力甚至與警察、軍隊槍戰搶占地盤。這樣的國家難以實現工業的現代化，也難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溫鐵軍走過世界上很多國家，他發現在世界上人口超過1億的發展中國家，只有中國沒有巨大的城市貧民窟，其它國家無一例外都存在巨大的城市貧民窟。其原因就在于中國的土地制度沒有私有化。

　　舊中國的農民起義，基本都是因為土地問題。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付出了無數鮮血和犧牲，才解決了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但是今天，一些人又要中國退回到解放前。這樣的做法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根本對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一切使用土地的組織和個人必須合理地利用土地。”

　　但是在現實中，土地私有化的理論不僅得到私人資本的支持，也得到了政府內一些力量的支持。這其中有深刻的原因。

　　這表明我們國內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為了利益，他們和國內外、體制內外的力量聯合起來，要把中國私有化。他們不僅要把土地私有化，他們還要把關系國家命運、民族命運的命脈產業和國企私有化。但是這么大的命脈產業，中國的私人資本和民企是無法接盤的。盤子太大了，而民企又太小。所以外資或者外資所控制的民企就會站在前臺，接下這個大盤。

　　大規模的私有化，必然造就大規模的腐敗;必然造就私人壟斷資本家，操縱市場，危害社會公眾的利益;必然導致大量的國有資產外流，國家經濟、安全命脈被外資控制，從而導致經濟主權、政治主權旁落。私有化與國有化之爭，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國進民退”、“國退民進”，不是國內事務，而是國際事務，是本國政府、人民和外國資本之間爭奪本國經濟主權、政治主權的斗爭。

　　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要改變國家的根本制度，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制度改為私有制度，把國家的經濟命脈抓到自己手中。他們要將社會主義中國改為徹底的資本主義國家，改為美國的附庸國、殖民地。

　　2、缺乏引導，無序的、非法的土地流轉，最終將導致土地私有化

　　第二種道路，就是目前很多地方正在進行的無序的、非法的土地流轉行為。

　　中央三令五申強調，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必須堅持依法、自愿、平等協商、有償的原則，要嚴守18億畝耕地紅線不動搖。

　　土地流轉，是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將土地經營權(使用權)轉讓給其他農戶或經濟組織，即保留承包權，轉讓使用權。土地流轉是土地使用權的轉讓，不是承包權的轉讓，也不是所有權的流轉。土地流轉必須建立在農民自愿、平等協商、有償的的基礎上，土地流轉的收益歸農戶所有，不能用外力去強迫或阻礙農戶流轉土地。

　　但是在現實中，除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暴力拆遷征地行為之外，還有大量無序的、非法的將土地流轉給私人資本的行為。

　　一些地方官員、鄉鎮官員，貪污腐化，運用黑惡勢利等手段，將集體土地以高價轉讓給私人資本。他們違反18億畝耕地紅線原則，將土地圈起來，將耕地改為其它用途，房地產、旅游、工業，或者靜待土地價格的暴漲，從中謀取暴力。這種現象已經是普遍現象，而且缺乏有效制衡的手段。不僅在一、二、三、四線城市的郊區開始流行，也開始在一些離開城市較遠的鄉鎮出現。

　　中國制訂了嚴格的土地管理法規，在各個地方、各個媒體強調土地流轉必須堅持依法、自愿、平等協商、有償的原則。中國制訂了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嚴守18億畝耕地紅線不動搖。中國將腐敗問題提高到亡黨亡國的高度。中央政府的各級法規都很嚴格，中央政府保護農民的意愿也非常強烈，但是天高皇帝遠，地方上的很多事情中央政府常常是鞭長莫及。這已經是今日中國一個非常嚴重的現象，中央政府缺乏制衡、管理各級地方政府的手段。中央政府不可能事事都抓、人人都管。

　　此時問題便出現了。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有效管制地方政府，那么這種無序的、非法的土地流轉將發展到何種程度?

　　既然農民在最開始的時候不能阻攔地方官員和資本，不能掌握自家土地的流轉，那么當地方官員和資本開始在這片土地上牟取暴力，農民就更沒有力量把土地的使用權收回到自己手中。

　　當這樣的行為發展到一定程度，資本就會和地方政府的官員結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的規模將超過現在的房地產利益集團。房地產利益集團和這個利益集團的利益趨向是相同的，房地產利益集團屬于這個利益集團。現有的房地產利益集團已經可以操縱著國家的經濟，影響國家決策，如果出現一個更大的利益集團，將會是怎樣的局面?

　　到那時候，即使中央政府出臺新的法律，將原有的農村土地重新集體化，這項法律也不會得到推行。土地屬于國家所有的憲法將名存實亡。而到一定階段，這個利益集團就必定會要求修改法律，完成土地的私有化。

　　這樣的趨勢如何改變?如何有效阻止類似事件的蔓延?回答還是一樣的。一方面應該采用嚴刑峻法去整治，從上而下去治理。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讓農民協會去和政府、資本去談判。

　　這樣做也是群眾路線的一個體現。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工作路線，也是根本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一切為了群眾、一切相信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密切聯系群眾的群眾路線。要實現反腐倡廉，要改變目前的非法圈占土地現象，必須要群眾路線。

　　當前社會，經常會出現農民組織聯合起來抗議地方和資本的現象。中央政府若是在類似的事件出現時，及時表態，支持農民自發組織起來維護自己利益的行為，支持更多的農民組織起來，這將會收到很好的效果。

　　這是變壞事為好事，不僅維護了法律的威嚴，維護了中央政府的信譽，也為下一階段的農業合作化鋪平了道路。當農民組織起來維護了自己的利益，農民與農民之間建立起互信(當前，農業合作化中的一個重要障礙便是互信問題)，嘗到了聯合起來的甜頭之后，下一階段就會組織起來，建立起新的農業合作經濟。

　　3、農民變市民，提高城鎮化率，變相解決三農問題，提高政績

　　第三種道路，農民變市民，這樣的事情正在許多地方進行。

　　在現階段，加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提高統籌城鄉發展水平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策。但是政策執行過程中，很多地方卻存在問題。

　　地方政府拆遷征地，并因此得到巨額的土地財政收入。地方政府給予農民一定補貼，鼓勵當地農民自愿放棄承包地和宅基地，變農民為市民。這已經成為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種推動農民進城的方式。但是，這樣的城鄉統籌并沒有真正統籌起來。

　　首先，這表明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出現了巨大問題。2010年，賣地的土地收入占據全國財收比重33.75%，占地方政府的比重為74.14%。地方政府因為沒有經濟增長點，沒有好的企業、項目，因此就沒有足夠的財政收入，沒有辦法進行新的投資和建設，沒有辦法改變城市和鄉村面貌，由此惡性循環又采取土地財政的方式。

　　其次，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國家經濟發展模式不健康的背景下，農民即使進了城，也不會有穩定的工作。城市的生活成本遠高于農村，農民進城之后，沒有穩定的工作，很可能會失去生活來源。大規模開展這樣的進城方式，很可能在未來造成嚴重社會問題。當然，在此之外，還有令國人非常頭痛的高房價等問題，這些不再細說。

　　在土地財政，變農民為市民的方式之外，地方政府還有其它許多政策和辦法。

　　比如一些地方，農民繳納一定的社保費用，到退休年齡之后，領取城市社會保障退休金，變農民為市民。

　　還有一些地方，出現整村整村的農業人口，變為城鎮戶口。雖然是城鎮戶口，但是卻不享受城鎮待遇，在醫保、社保、子女入學等方面并未享受優惠。

　　這樣的現象正在中國許多地方出現。很明顯，這樣的方法無法解決三農問題。這只是地方政府官員提高政績的一個手段，提高城鎮化率，改變統計數字，變相解決三農問題。這樣的政策只是把問題往后推，使得矛盾越來越嚴重。

　　4、政府扶持，在中西部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創建新的工業區，吸引農民就業

　　第四種道路，在中西部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創建出一大批的企業和工廠。創建穩定的工作崗位，讓農民能夠在城市穩定工作和生活，逐步把農民從農村引入城市，進城農民的土地依法轉讓給種糧大戶或者合作社。農民依舊享有土地的承包權，只是將土地的使用權轉讓出去，土地依舊歸農村集體和國家所有。

　　在創建新的工業區時，需要特別注意一點，今天中國的許多產能已經生產過剩，新的投資建設應避免低附加值、低端技術、高耗能、高污染、生產過剩的產業。

　　新的工業區的建立，意味著國家發展模式的巨大轉變，從目前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轉向內需導向型發展模式。提高工人、農民的收入，將國內市場搞活，以國內市場來消費目前中國的產品，而不是主要依靠國際市場來消費中國的產品。逐步將對外貿易依存度降下來。2010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為約49%，出口占GDP比重約25.4%(以1美元兌換6.3人民幣計算)，遠遠超過日本、美國等外貿型經濟國家。日本、美國這樣的外向型經濟，外貿依存度常年維持在10%—20%左右。這使得我國經濟極易受世界市場影響。當歐美出現經濟危機時，中國老百姓就跟著倒霉。

　　單純依賴東部沿海9個省份解決中國青年和農民的就業問題，是靠不住的。把所有產業都放在東部沿海地區，將失去國防縱深，這對國家安全是極大威脅。另外，一個經濟結構失衡的國家很難持久。人才、勞動力大量東移，西部地區人口進一步虧空，貧富兩極分化將進一步加劇，民族矛盾進一步惡化。所以我們必須主動在中西部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創建出一大批的產業和企業。

　　但是，這個任務是不可能靠市場自動完成的，必須由政府大力扶持。市場從本質上來說，就是逐利的。市場從來都是加劇貧富分化，而不是像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學者鼓吹的，“可以使得資源配置最大化”。老百姓早就看的很清楚了，“有錢人越來越有錢，沒錢人越來越沒錢”。

　　社會主義不是兩極分化，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為人民服務，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必須主動調整經濟結構，均衡社會發展，削肥補瘦。這是天經地義之事，無需管那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胡說八道。

　　目前的西部大開發政策，進度緩慢，和三農問題的緊迫性、社會矛盾的激化形成鮮明對比。因此西部大開發的范圍和進度應該擴展起來，主動在中西部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創建出一大批的產業和企業。

　　另外，也可以考慮建立類似汶川大地震的應對機制。汶川大地震之后，全國其它省市援建對應的受災城市，可以參照這個模式，讓一些東部沿海地區援建西部省份，發揮發達地區的資金、人才優勢，發揮不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兩個地區進行優勢互補，可以考慮將此將此計入官員的考評機制。

　　5、政府扶持引導，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

　　第五種道路，就是讓農民呆在農村，把一盤散沙的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在農村創建合作經濟、集體經濟。同時發展出一整套的農資產品、農副產品供銷流通體系，通過該流通體系，將化肥、農藥、機械等農資企業與農業合作社對接，將農村高質量的食品與城市居民直接對接，將中間商環節擠出去，把利潤留給農民。[4]

　　通過該流通體系，可以將高毒、低效的農藥化肥產品排除在外，將假貨、殘次品排除在外，將食品分出等級來。這既能鼓勵農民采取安全的、健康的、生態的農業生產技術，也可以提高農民的農業收入，還可以將目前的食品安全等問題都解決掉。

　　該體系的建立，將把中國農村、農業、農民組織起來，把城鄉統籌組織起來。這將有效避免外資超市、物流體系對中國的威脅。

　　另外，應在農村興修水利、基礎設施，改善農村地區的環境，建立“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可以將這一類事情，交給當地的農民集體組織來做，提高農民收入，避免大部分收入都落入承包商手中。

　　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的建設，可以借鑒中國第一村華西村。

　　2004年，華西村人均工資收入12.26萬元。同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華西人的收入是全國農民的41.76倍、城鎮居民的13.01倍。2006年全村實現銷售超300億，2010年超500億元，每戶村民的存款最低600萬元萬元。

　　華西村已經基本實現了“農村城鎮化，農業工業化，農民知識化”。華西村能夠實現這一切的基礎有兩個，一個是以吳仁寶為代表的好干部，一個就是集體化經濟。1970年代末，我國在農村很多地區強制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華西村頂著很大的壓力還是實行大隊核算，堅持集體經濟。

　　電視劇《永遠的忠誠》算是華西村的一個注腳。小崗村是改革開放的發源地，但是經過30年改革開放，小崗村卻還是貧困不堪。后來安徽省財政廳去了個好干部沈浩，幫助小崗拉錢、拉資源、拉企業，小崗才有了起色。但是沈浩在參觀華西村之后，卻還是感嘆，華西村和小崗村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沈浩是個好干部，這樣的好干部若是放在一個集體化的村子，一定會大有作為。但是在憋屈的小崗村，沈浩最終卻累死了、憋屈死了，把命都搭進去了。

　　在上世紀80年代，小崗有其積極意義。但是在今天，小崗卻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方向。

　　1958年毛澤東主席說，“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

　　毛澤東是將城市的工業化和農村的工業化并提的，中國的工業化是兩條腿走路。農村的現代化要建立在集體公社的基礎上的。

　　鄧小平也有類似觀點。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初期，他在1980年5月31日的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上指出，“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鄧小平已經預見到，包產到戶只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過渡階段，集體化、合作化仍然是中國農村的必由之路。

　　在集體經濟時期的農村，國家花很少的錢就可以辦大事，前三十年，我們修起86258座水庫，農田灌溉面積從1949年的2.4億畝增加到1978年的7.3億畝，最近30年我們修建了827座水庫，農田灌溉面積從從7.3億畝增加到8.67億畝。前三十年，中央政府幾乎沒有投入錢，地方政府花費了很少的錢，我們卻修起舉世聞名的紅旗渠，但是現在我們花了很多錢維修紅旗渠，卻維修出了豆腐渣工程。農民在為自己做事時，可以不計成本，而且非常注重工程質量，但是承包商卻不會這么做。

　　對于集體經濟，國家政策應大力扶持。靠農民的自發行為，集體經濟是難以建立起來的。1950年代的農村集體化不是農民自發產生的，而是政府推動的。新時期的農村集體化更不會自發產生，必須有政府的扶持引導。政府在經濟上要給予稅收、貸款等優惠;在政治上要大力提倡合作社，破除近些年的只能搞私營經濟、不能搞合作化和集體化的思想禁區，破除“搞集體經濟就是倒退”的思想。在各個地區主動樹立起一批典型，以穩健的方式推動農民積極主動搞集體經濟。

　　6、資本下鄉能帶給農村什么?

　　第六種道路，資本下鄉，這也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種思路。許多人認為，資本下鄉，可以將城鎮工商業積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吸引到農村，從而帶動農村的發展。這是一種籠統的說法，欠缺細致的分析。

　　資本什么時候愿意下鄉?資本下鄉可以做什么?在農業領域可以做什么?在非農業領域可以做什么?如何避免資本下鄉侵害農民的利益?如何讓農民和資本共利?

　　首先，我們應該劃出一條原則，現實中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違法圈占農民土地、將耕地改為非農用地的資本下鄉行為必須被禁止。目前大多數鼓吹資本下鄉的人，只是想著農民的土地。這樣的資本下鄉是禍國殃民，必須被禁止。

　　其次，在農業領域，資本下鄉可以做什么?

　　如果資本下鄉只是承包了農民的耕地，大規模的機械化作業，種植糧食等大宗作物，這樣的資本下鄉其實沒有太大價值。在沒有節水、節肥、高產技術的條件下，糧食作物產出相對固定。此時，引進一個外來公司與農民分享土地的收益，農民的收益反而減少了。農民完全可以組織起一個合作社，將土地交給少數幾個農民耕種，再分享收益。這樣的收益反而比資本下鄉高。

　　沒有新技術的資本下鄉，要想獲得較高土地收益，只有種植蔬菜、瓜果、中草藥等經濟作物。但是經濟作物的產出卻不穩定。著名三農學者賀雪峰指出，農業資本進入農業越多，經濟作物種植規模越大，供大于求，價格就很可能下跌，就可能虧本。近年來的某些蔬菜價格的暴漲暴跌，可以證明這一點。這樣的資本下鄉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辦一些，將一些特色產業做大，但是普通的蔬菜、瓜果卻難以據此模式大規模推廣。

　　如果資本下鄉可以帶來新的技術和資金，倒是不錯的選擇。比如以色列的滴灌技術，出世30年來，在農業用水基本穩定的條件下，農業產出翻了5倍，在沙漠上建起了農業綠洲。在當前社會，農民沒有資金、沒有技術，難以獲得如此先進的技術。如果資本可以帶來技術，將沙漠改為綠洲，將貧瘠的土地改造成為高產田，將高產田改成超高產田或者高質量的有機農業田，大規模種植糧食、油料作物，那倒是不錯的選擇。

　　中國不用太擔心糧食過剩的問題。前文已經講過，如果把進口大豆、食用油計算在內，中國的糧食自給率估計還不到80%。即使糧食真的過剩了，國家也可以采取一些政策，高價收購糧食，儲存起來，以備災年之用。或者還可以把糧食作為對外援助的一種方式。糧食援助，很多時候要比美元援助的效果要好很多。花錢少，效果卻很好。美國常常就在打這張牌。

　　目前中國的農業技術，主要集中在一些農業科研機構、院校，另外也有一些國家扶持的公司。國家可以出臺一些政策和資金出資，促成這些單位與農民的合作。

　　另外，還需要補充一點，在開展這樣的合作之前，農民還是應該組成合作社或者農業協會。企業要運行，要有收益，必須是規模經營，必須將土地連成片。企業很難與單個的農民打交道，所以農民還是應該組成一個合作社，以農民協會的方式和企業談判，既保護了自己的利益，也方便了合作。

　　然后，我們再來討論資本下鄉在非農領域可以做什么?

　　目前的農村，基礎設施比較落后，道路、水利、電力、通信等都比城市落后很多。這些領域，資本其實都很難做什么。資本都是逐利的，而且大多數都是短期利益，資本不愿意在這些投入大、產出少、見效慢的領域折騰。基礎設施的改善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

　　依筆者之見。資本下鄉不能帶來農村面貌的普遍改觀，而只能給極少數地區帶來富有地方特色的產業，比如資源工業、旅游業、特色農產品加工業等等。而在沒有什么特色的地區，資本是不會下鄉的。農村基礎設施落后，難以吸引資本投入。在中西部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都難以吸引外來投資的大背景下，期望農村地區吸引外來資本，實現工業化，改變兩極分化的趨勢，只能是異想天開。

　　工業、農業發展不起來，商業、服務業就難以發展。所以單純依靠資本下鄉，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

　　要平衡中西部城市的發展，必須以國家政策之手去干預。要平衡城鄉發展，也只能以國家政策之手去干預。外來私人資本在合法經營時，也只是提供某種程度的緩解，改善少數幾個地區，卻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單純依靠資本下鄉的手段，只會導致國家發展愈來愈不均衡，城鄉差距更大。

　　不過，國家資本也可以和私人資本實現合作。宋鴻兵先生在《貨幣戰爭4》中曾提出國家可以發行“農業特種公債”，吸引私人資本購買這種長期投資債券。筆者認為這個方法經認真測算后可以考慮實行。

　　宋鴻兵認為，“農業特種公債”的發行，一方面將為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工商業投資提供充足的資金;另外一方面還可以回收目前社會上嚴重超發的貨幣，緩解通貨膨脹，減少流動性泛濫所帶來的資產泡沫化和投機盛行的嚴重沖擊;還可以增加銀行間交易市場的深度和品種，完善金融體系建設，讓股市和債市更加均衡，目前的股市投機實在是太嚴重。

　　短期內，國債與GDP的比例可能增加，但是這沒有什么害怕的。這樣的生產型負債與歐美透支消費型負債有著本質不同。農業負債是良性負債，農業投資將改善農村地區基礎設施，提高農業產出和非農業產出，進而提高農民收入，擴大國內市場，逐步消化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產能過剩，從而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外需型向內需型的轉變，進而增加財政收入，增加的財政收入可以用來支付農業公債的利息。

　　五、多管齊下，統籌城鄉發展

　　三農問題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發揮全國各個方面的力量，主動調整經濟結構。

　　雖然各個地方的自然條件、經濟條件有所不同，具體的針對性的措施有所不同，但是我們也可以梳理出一個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

　　第一，首先是發展壯大國企，國企是社會主義的基石，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堅力量。國企的發展壯大，將改變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以土地財政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窘境。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才有能力投資到中西部地區、三線四線城市，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村地區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水平。

　　第二，主動調整經濟區域布局，在中西部地區、三線四線城市創建新的工業區。吸引人才、技術、資本、資源從東部地區回流中西部，吸引農民進城打工。新的投資建設應避免低端的、高耗能、高污染、生產過剩的產業。

　　第三，主動調整經濟結構，發展高新科技產業，提高中國制造的附加值，進而提高中國工人的工資。工人工資提高了，內需就擴大了，就可以將目前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逐步轉變到內需導向。由國內市場來消費中國巨大的生產能力。這樣的經濟模式將更均衡、更健康。

　　第四，在國有企業大發展同時，以國企的產業鏈、技術鏈體系帶動私營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信貸優惠，促使國進民進。國有企業若是不能大發展，中國民營企業只有被外資吞并整合的命運。

　　第五，統籌全局，在某些區域引進外資和技術，建立新的產業集群基地。引進外資產業時，需要注意保護國內產業，盡量避免低端的、低技術、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

　　第六、在自身實力強大的基礎上，國企可以與民企聯合走出國門，整合國外的資源。投資農業、礦產資源等領域，收購國際領先的技術。這些項目既需要戰略眼光，也需要大量資本。民企可能沒有這樣的戰略和資本，所以最好是國企帶動民企去做，這樣也可以給過剩的民間資本、熱錢找到出路。

　　第七，在城鎮經濟大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吸引農民進城。在農民進城過程中，不要斷然收回農民的土地、宅基地，應給農民留以后路，避免出現貧民窟。如果出現經濟危機，農民還可以回農村休息。重慶的戶籍制度做的比較好。農民不脫農村的三件衣服(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教育、住房、還有同等的就業待遇)，給農民一個3年的適應期。在適應期內，農民可以根據自愿的原則，退出農村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政府給予補償。如果農民不適應城市，3年后還可以回去農村。

　　第八，通過各方面政策扶持，積極引導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建立起農民協會、合作社。在合作社里面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擴大農民的話語權，使得合作社能夠真正代表農民利益。有條件的地方，鼓勵其建立起類似華西村的集體經濟，在農村地區創立起工業區。

　　第九，以國有資本為主，民間資本為輔，發展出一整套的農資產品、農副產品供銷流通體系。通過該流通體系，將化肥、農藥、機械等農資企業與農業合作社對接，將農村高質量的食品與城市居民直接對接，將中間商環節擠出去，把利潤留給農民。一旦這樣的供銷流通體系建成，中國的農業、農民就再不是一盤散沙。控制了這個渠道，就可以有效抵擋跨國公司對農村的進攻。同時還可以將一些便于地區的特色產品推入城市，帶動偏遠地區農民收入。

　　第十，在農村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新修水利、道路、電力等設施，改善農村投資環境和居住環境。可以考慮讓農民合作社直接參與工程施工建設，避免包工頭與民爭利。

　　第十一，完善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均等化，提高城鄉社會保障的標準。對農民孤寡老人和留守兒童給予特別優待。特別要重視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投入。在城市建設大面積的公租房、廉租房，為農民工、大中專畢業生、城鎮住房困難戶提供住房保障。

　　第十二，根據形勢的發展，重新平整土地，對于一些特別偏遠地區，可以因地制宜，考慮將一些人數特別少的村莊合并起來，建立農民新村，增加耕地面積，節約基礎設施建設費用。平整土地過程中，可以考慮采取重慶的地票交易模式，使得偏遠地區農民能夠獲益。目前的重慶地票交易，偏遠地區農民每畝宅基地平整復耕后大約可以獲益10萬元。

　　第十三，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打擊黑惡勢力和違法犯罪。不打擊黑惡勢力，打掉一些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新的政策無法順利實施。

　　第十四，整合目前的科研機構、院校資源，避免低水平的重復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空泛的研究，科學研究應能理論指導實踐，解決中國亟需解決的問題。讓科研院所能夠真正根據中國國情、各個區域的自然條件情況來進行研究。

　　第十五，積極扶持一些農業科技企業和農業科研機構、院校，使得節水、節肥、高產的農業技術下鄉，改善耕地質量，提高農業產出。

　　[1] 本文參考了溫鐵軍、李昌平、賀雪峰、余云輝等人觀點。并對文章《改革中國農業土地制度刻不容緩》進行了一定的辨析。

　　[2] 參考了余云輝先生的觀點。《如何處理好新時期的中美關系——兼談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思路》

　　[3] 溫鐵軍教授有類似觀點：“在目前條件下，在禁止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的條件下，資本必須借助權力的配合，才能達到“圈地”的目的。如果實現私有化和市場化，那么，終結的不是“圈地”，因為權力可以直接轉化為資本，繼續不受制約地以市場的名義進行的“圈地”，這種做法對農民的損害將更徹底更嚴重。”《溫鐵軍：新農村建設的重點與土地私有化的理論邏輯——緩解三農問題的道路之辨》。

　　[4] 參考了余云輝先生的觀點。《如何處理好新時期的中美關系——兼談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思路》，并參考溫鐵軍、賀雪峰、李昌平等人觀點。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